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了妻子、母亲和宋尼雅迁居童山。
三年里，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余下的债务。一个表姐去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把欠皮埃尔的债也还清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〇年，尼古拉理好财，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又在谈判买回父亲在奥特拉德诺的住宅，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起初，他管理家务是出于需要，但不久就迷上这种事，把它当作唯一的爱好。尼古拉是个普通地主，不喜欢新办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嘲笑经济理论著作，不喜欢办工厂，不喜欢贵重产品，不喜欢种贵重作物，不搞单一农业。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庄园，而不是其中某一部门。在庄园里，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尤其注重农民。他认为农民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和法官。他先是观察农民，竭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对好坏的看法，表面上他在发号施令，其实是在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和对是非的判断。直到他了解农民的爱好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懂得他们话里潜在的意思，感到自己同他们打成了一片，直到这时他才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这样，尼古拉的农业也就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凭他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指定合适的村长和工长（如果让农民自己选举，他们也会选这两个人的），而且再也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钻研借方和贷方（他爱说这种俏皮话），而是弄清农民牲口的数目，千方百计使牲口增加。他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一概不姑息，竭力把他们从集体里驱逐出去。
在播种、收割干草和作物上，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一视同仁。像尼古拉这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又这么好的地主很少。
他不喜欢管理家奴，称他们为吃白食的。大家却说他姑息他们，把他们惯坏了。每当需要对某个家奴作决定，特别是作出处分的时候，他总是犹豫不决，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有在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的时候，他才毫不犹豫派家奴去。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最多只有一两个人不赞成。
他不会随便为难或处罚人，也不会凭个人好恶宽恕人和奖赏人。他说不出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但两者的标准在他心里是明确不变的。
遇到挫折或混乱，他常常生气地说：“我们的俄国老乡真没办法。”他总觉得他对农民无法忍受。
但他又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俄国老乡，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和采用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式。
玛丽雅伯爵夫人妒忌丈夫对事业的热爱，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她也不能理解他在他的小天地里感受到的快乐和烦恼。她不能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野或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同她一起喝茶时，怎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得意扬扬。他眉飞色舞地谈到精明的富裕农户马特维同家里人通宵搬运庄稼，人家还没有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了。她不能理解他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兴致勃勃。当温暖的细雨落在干旱的燕麦苗上，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抿着留小胡子的嘴笑。她不能理解他怎么会这样高兴。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风吹散满天乌云，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汗水淋淋，身上满是苦艾和野菊的味儿。她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粮食和农民的粮食都可以进仓了。”
她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心地善良、事事顺她意的尼古拉，一听到她替农妇或农夫求情免除他们的劳役就大为生气，坚决拒绝她，并叫她不要过问不是她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心爱的特殊天地，但她不懂那里的规章制度。
她有时竭力想了解他，对他说他的功劳在于为农民做好事，他却又生气地回答：“根本不是，这一点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也没有为他们做过好事。什么为他人谋幸福，全都是说得好听，全都是娘们的胡言乱语。我不愿让我们的孩子上街去要饭；我活一天，就要理好我的家业，就是这样。为了这一点，我需要秩序，需要严格……就是这样！”他激动地握紧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添加说，“因为，如果农民缺衣少食，家里只有一匹瘦马，他既不能为自己干活，也不能为我干活。”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别人做事，做好事，所以他做的一切才富有成效，他的产业才迅速增加，附近的农奴才来求他把他们买去，他死后很久农奴们还念念不忘他的治理。“他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他也不姑息人。一句话，是个好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