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许多对深刻理解这部伟大的传记不可缺少的琐事。
据这部伟大传记的译者说，他在翻译熙德·阿梅德·贝纳赫利写的这部原著时，译到蒙德西诺斯洞奇遇这一章，发现书页的一边有作者亲笔写的这样一段话：
“我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英勇的堂吉诃德确实遇到了前一章说到的种种险事。他以前遇到的各种奇事都有可能，也像是真的，但这次洞内发生的事实在太离奇了，没有任何真实的影子。可我也不能认为堂吉诃德这个最正派的正人君子，最高尚的骑士会撒谎。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拿箭射死他，也不会说假话的。再说，他还说到了种种细节，我想他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编出这么一大套谎话来。因此，这段故事如有失实之处，我不负责任。我对它的真实性既不予肯定，也不否定，我只是有闻必录。读者自有眼力，请自行做出判断，我已无能为力，也不想介入。不过，确实有人说，堂吉诃德在临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承认这是他编出来的，因为这段经历和他读过的书上讲到的完全一致。”
接着，作者继续讲故事。
那个表弟见桑丘·潘沙胆敢这样与主人顶撞，堂吉诃德的脾气又这么好，感到非常惊奇。他想，这一定是由于杜尔西内娅·德尔·托波索小姐尽管着了魔，堂吉诃德还是见到了她，心里一高兴，态度就好了。要不是这样，桑丘说了那几句话，准得挨一顿痛打，因为他认为桑丘对自己的主人实在太放肆了。那表弟对堂吉诃德说：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先生，我觉得今天这一天跟您在一起，过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得到了四个方面的收获。首先，我认识了您，觉得非常荣幸。其次，我知道了蒙德西诺斯洞内的秘密以及瓜蒂亚纳河和鲁伊德拉湖的变化过程，这对我这本《西班牙的奥维德》来说，都是很有用的资料。第三，我获悉古代就有人玩纸牌。您刚才说，杜兰达尔德听蒙德西诺斯说了那一大通话后，醒来说：‘得耐心点，洗牌吧。’可见至少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已经有人玩纸牌了。因为他这句话不可能是着了魔后学来的，一定在法兰西查理曼大帝时期他还未着魔时就会说了。这一点对我目前正在编写的另一本题为《维吉尔·波利多罗之〈古代事物渊源考〉拾遗》的书很有意义。波利多罗在自己的书里没有讲到纸牌的渊源，我正好加以补充，这点非常重要。再说像杜兰达尔德这样严肃认真的人，说的话一定很可靠。第四，我弄清楚了瓜蒂亚纳河的起源。关于这一点，到今天为止，人们还一无所知呢。”
“您说得很有道理，”堂吉诃德说，“不过，您这几本书能不能准许出版，还成问题呢。如果上帝保佑，能够出版，您准备将这些书献给谁？”
“西班牙能接受我献书的王公贵族多得很呢。”表弟说。
“不太多吧，”堂吉诃德说，“这倒不是他们不配，是他们不愿意。他们认为作者对自己表示的敬意应给以酬谢，他们不想承担这方面的义务。可是，我认识一位贵人［1］。他与那些人不一样，他大力承担这项义务，对我慷慨相助。我如将他如何待人的方方面面说出来，就连最豪爽的人都会自叹不如的。不过，这方面的事以后慢慢谈吧，眼下我们得物色个地方过夜。”
“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个隐士，”表弟说，“据说他当过兵。大家认为他是个好基督徒，为人颇有识见，也乐善好施。他居室旁边还有一间小屋，是他自己盖的。房子虽不大，却能让几个人过夜。”
“这位隐士养母鸡吗？”桑丘问道。
“不养母鸡的隐士不多，”堂吉诃德回答说，“现在的隐士可不同于当年隐居在埃及沙漠里的那些隐士了。埃及的隐士穿的是棕榈树叶，吃的是草根。我说当年的隐士好，并不是说现在的不好。我是说现在的隐士没有像过去的那样苦行苦修。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认为现在的都不行，至少我认为他们还是好的。即使现在的都不行，我还是认为，假装好人的伪君子总比公开作恶的坏人要好一些。”
这时，他们见到有个人徒步朝他们走来。他用棍子赶着一头驮着长矛长戟的骡子急急地赶着路。他来到他们跟前，与他们打了个招呼，就擦身而过。堂吉诃德对他说：
“老兄，歇一会儿吧。你走得太急了，只怕这牲口会吃不消。”
“我不能歇啊，先生，”来人说，“因为我带的这些兵器明天就要用的，所以，不能休息。再见吧。如果您想知道这些兵器作什么用的，今晚我打算在隐士住地再往前的那家客店过夜。你们如果也走这条道，我们就可以在那客店里会面了。到时我就给您讲些有趣的事情。再见。”
说完，他就赶着骡子急急地走了。堂吉诃德没有来得及问他有什么有趣的事讲给他们听。他好奇心重，有什么新鲜事总想尽快知道。他决定立即动身，并打算在前面那家客店投宿，表弟说的那隐士的居处他就不去了。
说干就干，三人上了坐骑，径直朝客店走去，傍晚才赶到了目的地。半道上表弟对堂吉诃德说，他们可上隐士住处要口酒喝。桑丘听了，立即调转驴头朝那儿跑去。堂吉诃德和表弟也各自掉转马头，上那儿去了。可是，桑丘运气不佳，隐士不在家，这是跟隐士一起修道的一个女人说的。他们想跟这个女人要点上好的葡萄酒喝。她说，她主人没有这种酒，他们如果要水喝，她乐意供给。
“我如果想喝水，”桑丘说，“一路上水井有的是，完全可以喝个够。卡马乔那顿喜酒啊，还有堂迭戈家那丰盛的酒饭啊，总叫我念念不忘！”
他们离开隐士家，催赶坐骑朝客店奔去。走不多远，见前面有一个小伙子，不急不慢地走着路。他们很快就赶上他了。
这年轻人肩上扛着一把剑，上面挑着一捆衣服，看样子都是些裤子、披风、内衣等日常穿的服装。他身上只穿一件天鹅绒短袄，这衣服上面镶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软缎，短袄下面露出衬衣。他脚上穿着丝袜和京城流行的方头鞋。年轻人年龄大约十八九岁，脸露喜色，身体矫健灵活。他一面走，一面唱着民歌小调解闷。堂吉诃德一行赶上他时，他正好唱完一曲。那表弟记得他是这么唱的：
都是因为穷，
只好去从军；
家中如有钱，
决不上前线。
堂吉诃德首先和这小伙子说话。他说：
“先生真潇洒呀，您这么轻装走路，请问上哪儿去呀？能告诉我们吗？”
年轻人回答说：
“这都是因为天太热，家里也太穷。我是去从军的。”
“您说天热，这可以理解，”堂吉诃德问道，“您说家穷，这怎么个解释？”
“先生，”年轻人回答说，“我这捆衣服里有一条天鹅绒裤，和身上这件小袄正好配套。如在路上弄脏了，进城就没有衣服穿了，我又没钱买一套新的。我是为这缘故，同时，也为了图凉快，我才这么轻装赶路的，等赶到了陆军驻地再穿上。我准备上那儿投军，到目的地还有十二西班牙里地。从那儿上船反正有牲口；听说在卡塔赫纳上船。我不喜欢在京城侍候那些穷光蛋，我宁可为国王效力，参军上前线去。”
“您得到过什么奖赏吗？”表弟问道。
“我要是替西班牙的哪一位要人或王公贵族出力，”小伙子回答说，“准能得到奖赏。这就看你投奔什么人了。如果主人是个达官贵人，当差的就可以捞个旗手当当，甚至还能晋升上尉什么的，那就捧上好饭碗了。可我总是不走运，老是侍候那些在京城里混日子、碰运气的光棍儿，工钱少得可怜，浆洗一件衬衣就花去工钱的一半。像我这样东家干了上西家的用人能交什么好运呢。”
“朋友，请您说句真心话，”堂吉诃德说，“您干了这么几年，难道连一套号衣［2］也没有捞到吗？”
“号衣他们给过我两套，”小伙子说，“但那是专门用来装门面的。他们上京城去办事，就让我穿上，办完事就收回去了。就像那些还没有正式加入教会的新修士那样，出修道院就得交还修士服，穿上原来的衣衫。”
“这真像意大利人说的‘够精明吝啬的’了，”堂吉诃德说，“不过，您胸怀壮志，离开了京城，还是值得庆贺的。因为世上最光荣最有益的事情首先是为上帝效劳，其次就是为国王出力，特别是在军队里服役。我已多次阐明，从武虽不如习文赚钱，但至少能赢得更大的荣誉。尽管靠笔杆子发家的人比拿枪杆子的多，但我总觉得拿枪杆子的要比拿笔杆子的了不起，比他们光彩，比他们强得多。我现在有句话要告诉您，请您牢记在心，这对您有好处，遇到困难，会觉得轻松些。我的意思是希望您将不顺心的事全都撇在一边。最不顺心的事无非就是死吧，如果死得好，死是最好的事。有人问罗马英勇的皇帝胡里奥·凯撒，怎样死最好。他回答说，最好是意想不到的、突然的、没有准备的。尽管这话出自不知有真正上帝的异教徒之口，但他说得还是很对，因为这样免去了精神上的折磨。假如一个人在战场上阵亡，管他是炮弹打死，还是地雷炸死呢，反正总是一死，事情就完结了。泰伦提乌斯说，作为一个士兵，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逃命［3］。一个好的士兵，对指挥官越服从就越光荣。孩子，您要明白，战士身上带着火药味，胜于带着麝香味。假如您到了老年，还是在干这一行，那么，尽管您浑身是伤，断了胳膊拐了腿，您至少还是个体体面面的老人，即使一贫如洗，您那份荣誉是去不掉的。再说，国家正在颁布命令，要优待老弱、残废军人呢。现在有些人家眼看那些黑奴年岁大了，不中用了，就将他们赶出家门，美其名曰‘解放奴隶’，其实是要他们冻死饿死。千万不能用这个办法去对待年老的士兵。眼下我不想对您多说，快请您骑在我的鞍后，我们一起去客店吧。上那儿后，我请您吃晚饭，明早您再赶路。但愿上帝保佑您，交上好运，免得辜负您的大志。”
那小伙子没有接受堂吉诃德的邀请，坐在马的臀部上，但他同意去客店吃晚餐。这时，桑丘暗暗想道：
“愿上帝保佑我主人吧！像他这样刚才能说这么一大通大道理的人，怎么又说自己见到了蒙德西诺斯洞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真是莫名其妙。”
他们到客店时，夜幕已经拉开。桑丘见主人没有像往常那样将客店当城堡，心里感到高兴。他们一进门，堂吉诃德就向店主打听那个运送长矛长戟的人。店主说此人正在马厩里安顿他的骡子。桑丘和那个表弟也上那儿去安顿自己的牲口，他们让罗西纳特占用最好的牲口槽和最好的地方。
注 释
［1］ 指莱莫斯伯爵，《堂吉诃德》第二部就是献给他的。
［2］ 王公贵族家用人穿的制服。
［3］ 泰伦提乌斯（公元前一九○—公元前一五九），古罗马喜剧作家。这句话其实不是他说的。塞万提斯在本书的《序言》中也引用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