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金诺战役，以及随后的莫斯科陷落和法军不战而逃，都是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事件。
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中，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
据史书记载，某某国王和皇帝同另一国国王或皇帝发生争执，他就召集军队同敌军厮杀，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敌人，征服了一个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和民族，最后获得胜利。这是一种怪事。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军队一旦战败，整个民族就不得不屈服。这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虽然如此，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打仗，其成败就成为民族力量消长的原因，至少也是这种消长的主要标志。军队一旦打了胜仗，战胜民族的权利顿时增加，而战败民族的权利就顿时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丧失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也就彻底被征服。
据史书记载，自古至今，历来如此。拿破仑历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规律。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则增加了自己的权利和力量，法国人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不过，一八一二年法军在莫斯科城下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打过仗，但结果灭亡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和拿破仑的法国。为了符合历史规律而编造历史，硬说鲍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军手里，莫斯科沦陷后又打过几仗，从而消灭了拿破仑军队，那是行不通的。
法国人在鲍罗金诺打了胜仗后，不仅没有打过一次大仗，连一次像样的小仗都没有打过，而法军就灭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当任何历史事件不合史学家尺度时，他们就采用这种编造的手法）。如果这只是少数军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以说这是例外事件。但这次事件是父辈们亲眼目睹的，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鲍罗金诺战役到法军被逐出俄国的整个战争证明，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不是征服的必然标志；同时证明，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其他因素。
法国史学家描述法军撤出莫斯科前的情形说，那支伟大的军队完整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其他牲口。这种灾难无法克服，因为郊区农民焚毁干草，不留给法国人。
会战胜利并未带来良好结果，因为像卡尔普、弗拉斯之流的庄稼汉在法军撤走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抢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行为。这样的庄稼汉不计其数，他们没有把干草运进莫斯科卖好价钱，而是把干草烧掉。
让我们想象，有两人按照击剑规则进行决斗，决斗持续了相当久；突然交手一方发觉自己负伤，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丢下长剑，顺手捡起一根大棒挥舞起来。可见这人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武器，同时他受骑士精神影响想掩盖事实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全部击剑规则取胜的。但我们看到，这样描写决斗是多么荒唐可笑！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丢下长剑、抡起大棒的是俄国人；竭力按照击剑规则来解释的是叙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展开了一场不符合传统作战方法的战争。焚毁城市和乡村，且战且退，鲍罗金诺的受挫和退却，莫斯科的失守和大火，搜捕打劫的法国兵，拦截运输车，打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方举起的不是长剑而是大棒，就一再责怪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不照规则作战，仿佛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责怪俄国人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怎的认为用大棒作战是可耻的，而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威风凛凛地举了起来，也不问合不合人家的口味和规则，动作粗鲁，目标明确，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举起来，打下去，打击法国人，直到侵略军全军覆没。
一个民族不像一八一三年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遵守击剑规则，调转剑柄，姿势优美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有福了。一个民族在危急关头不管别人在这种时刻按照什么规则行事，朴实而灵活地顺手拿起大棒向敌人进攻，直到发泄完胸中的屈辱和仇恨，以轻蔑和怜悯对待敌人，这个民族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