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普在他的朝阳小房间里鉴定一种植物；眼下，天文学家规定的夏季开始了，日子变得越来越短，这种植物便在许多地方茂盛地生长开来。它名叫耧斗草，属毛茛科，丛生高茎，花有蓝色、紫色以及红褐色数种，叶宽似草状。这种植物到处都有，可长得最茂密的地方却要数差不多一年前他第一次发现它们的那个幽静所在——那道与世隔绝的溪水潺潺的林间幽谷，那儿有小路，有长凳。自那次他过早地散步去到那儿引起身体不适以来，他又不止一次去造访过。
去那地方原本不太远，要是他不像当初似的性急乱闯的话。从“村”里雪橇跑道的终点出发，往山脊方向走不多会儿，就上了风景如画的林间小路，再跨过几座与“阿尔卑斯之宝”通下来的雪橇滑道互相交叉的木桥，不绕弯子，二十分钟后就到了曾让卡斯托普仿佛听见美妙的歌声和精疲力竭地休息的地方。最近，只要约阿希姆不得不留在家里“执行勤务”，即去体检、透视、验血、注射和称体重等等，汉斯·卡斯托普就会趁着好天气，再进去第二次。有时甚至才进完第一次早餐，他就一个人漫步前往。还有喝下午茶和进晚餐之间的几个钟头，他同样常利用去踏访那个心爱的所在，到它的长凳上去坐一坐。在这儿，他曾突然很厉害地流起鼻血来，曾歪着脑袋，倾听潺潺的溪水絮语，曾细细观赏周围这个美丽的小天地，观赏眼下又怒放在幽谷中的一片片一丛丛的蓝色花儿。
他仅仅为此而来吗？不，他坐在那儿，为了独自呆一会儿，为了回忆，为了重温整理这么多个月来的印象和冒险经历，为了好好地考虑一切。印象和经历又多又杂，整理起来很不容易，加之它们还相互纠缠和渗透，几乎没法把实在可捉摸的与仅仅想到的、梦见的和想象中的加以区别。只不过一切全带着冒险的性质，而且程度相当严重，一想起它们来，卡斯托普从上山第一天就激动难平的心要么不跳了，要么跳得怦怦响。或者只需要冷静理智地想一下，在这个他曾于恍惚迷蒙状态下活生生地见到了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地方，并非蓝色的耧斗草花常开不败，而是重新又开放啦，也就是说再过“三个星期”，他已经上山整整一年了，这不也足以使他激动得怦然心悸吗？
他坐在溪水旁的老位子上，不过，没再流鼻血。一开始约阿希姆就断言他适应气候有困难，困难也确实出现了。不过，他还是取得了进步，过了十一个月已完全适应，也看不出将来还会有什么问题。他胃里的化学反应已经协调和适应，玛利亚·曼齐尼又抽出滋味来，他干枯的黏膜神经早已重新敏感地品出了这种价廉物美的产品的芬芳。跟往常一样，当雪茄所剩无多，他就每每带着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写信到不来梅去订购新货，尽管在国际疗养地的商店橱窗中，也有很富诱惑力的牌子陈列着。玛利亚不是代表着他与平原之间，一个游子与故乡之间的某种联系吗？举例说，比起他时不时地寄给自己舅父们的那些明信片来，它不是将这样的联系维持和保护得更有效吗？在他接受此地的时间概念，学会更加大度地掌握运用时间以后，他写明信片的次数渐渐的少了。为了更讨人喜欢，明信片上多半印着山谷中美丽的雪景或者夏天的景致，留着写字的空白仅仅够报告医生的最新诊断，报告一月一次的或者总的体检结果而已，诸如什么从听诊和透视两方面都有了明显好转，但身上的病毒尚未完全清除，他还有些发低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还有一些小病灶存在，不过它们会彻底消失，只要他耐心疗养，就绝对不需要再回医院来，等等。他有把握，人家也不要求和指望他在信里写更多的内容；他与之通信的不是一个富于文学修养的家庭；他所收到的回信同样也是干巴巴的。在收到信的同时往往也收到家里汇来的生活费，那是他父亲留下的遗产的利息，与本地货币兑换起来非常合算；他从来都是旧的还未花光，新的已经寄来。信本身只是打的几行字，由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签名，并附带转达着舅公以及有时也包括常在海上航行的彼得舅舅的问候和祝愿。
汉斯·卡斯托普最近向家里报告，贝伦斯顾问停止了给他打针。注射对这位年轻病人没有效，反而引起他头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和周身乏力，使他的体温升高了下不来。他的脸颊一直烧得红彤彤的，像是提醒人们，这棵从平原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出来的苗儿，他想服山上的水土气候就必须慢慢习惯，而目前尚未习惯——连贝伦斯顾问本人不是都还没有习惯，都一张脸老是发青嘛。“有些人永远习惯不了。”约阿希姆早就说过，而汉斯·卡斯托普看来正是这种人。还有那脖子打颤的毛病，他一上山就犯了，再也没有好过。不论走路也好，谈话也好，甚至眼下他在这遍地开满蓝色小花的地方沉思默想，回顾着几个月来的冒险经历，都免不了突然发作起来，以致他差不多像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一样，也养成了戴讲究的硬衬领的习惯——每当使用它，卡斯托普总不免想起祖父的那些名叫“弑父者”的花边硬领圈，想起那个泛着金光的圆形洗礼钵，想起那一大串神圣的“曾……曾……曾……”以及类似的神秘血统关系，并且进而想到自己近一年来的生存状态。
普希毕斯拉夫·希培不再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他眼前，像十二个月以前那样。他已适应环境，不再产生幻觉，不再身子木无感觉地躺在长凳上，自我却滞留在遥远的过去——再没有那样的偶然遇合了。即便希培的模样还清晰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也不会越出正常和健康的规范。在这之后，他多半会从胸前的口袋里拽出那块珍藏在钱包里并且用一个软信封裹着的信物来：一块薄薄的玻璃片，你要将它与地面平行地拿着，便黑黝黝的不透明；可是举起来对着阳光，它就会变得明亮起来，让你看见一个人影。那是一张人体透视片：肋骨、心脏、弧形的横膈膜和肺泡，还有肩胛骨和上臂骨，全裹在白色烟雾似的肉中；汉斯·卡斯托普曾经品过这肉的滋味，在那个失去理智的狂欢之夜。他端详着这件信物，然后把身子倚在那简单粗糙的长凳的扶手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头垂在肩上，耳里响着潺潺的溪水声，眼前盛开着蓝花一片，回味思想着过去的“一切”。这当儿，他敏感的心像突然停止跳动，突然向下沉落，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他眼前，浮现着有机生命的最高创造——人的形体，就像那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他在钻研深奥的学问后一个样。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与人体的内部观察相联系，还存在一些个问题和差异；好心的约阿希姆可以认为自己没必要管它们，他作为一个平民却感到有责任搞清楚。即使他在平原上从来不曾碰见过它们，将来也不会再碰见，但是在这儿都碰见了，不得不加以正视。因为在这海拔五千英尺的与世隔绝的山上，他可以俯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沉思默想——还有浸润性的病毒使他的生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脸上的燥热发烧正是这亢奋的表现。这么思索着，他想起了塞特姆布里尼，想起了这位像街头摇风琴的穷艺人似的教育家。他的父亲出生在希腊，他把对人类之爱解释为政治、造反和争论，在人性的圣坛上为市民祭祀戈矛。他还想起了克洛可夫斯基“病友”，想起了近来博士在那暗室里为他做的事，思考着精神分析的两重性，想弄清它是更加靠近真理有助于科学进步呢，还是与坟墓及其发臭的解剖学更加亲密。他把祖父和外祖父的形象从记忆里召唤出来，将他们摆在一起进行对比：他们一个富于反叛精神，一个忠于皇帝，出于不同的原因，两人都穿着黑衣服；汉斯·卡斯托普掂量着他们各自的尊严。接着，他又开始思索那些涵盖广泛的概念群，诸如形式与自由，精神与肉体，荣誉与耻辱，时间与永恒——然而，当想到耧斗草又已经开花，一年快过去了，他突然感觉头晕得很厉害，虽然持续时间不长。
汉斯·卡斯托普想出一个很特别的词儿，来称呼他在这风景优雅的隐退之所进行的严肃的思维活动：他管它叫“执政”——这个男孩子们在游戏时使用的词儿，他用来称呼他所喜欢的一种消遣，虽然在进行这样的消遣时，总有恐惧、晕眩以及种种内心的骚动随之产生，而且使他面孔更加火烧火燎。由此还造成了他必须戴硬衬领的后果，他同样不以为然，相反倒觉得这挺适合他“执政”的身份；“执政”这个词儿使他面对生命的最高创造，在内心深处生出了荣誉感。
丑陋的纳夫塔在驳斥英国的经济社会学时，称生命的最高创造为“主的人”。有什么奇怪呢，汉斯·卡斯托普拖着约阿希姆去拜访这位小个子，并认为这样做是在履行自己平民的职责，符合他“执政”的利益？塞特姆布里尼不乐意见到这个情况——汉斯·卡斯托普够机灵敏锐的，能清楚地感觉出来。第一次见面已令作家不舒服，他明明白白地力图阻止；出于教育的考虑，他不想让年轻人，具体地讲特别是他卡斯托普——狡猾的“问题儿童”自忖——与纳夫塔结识，尽管他自己却和此人打交道、谈问题。那些教育者正是如此。他们允许自己接触有趣的事物，自称已具备承受能力，对年轻人却禁之唯恐不严，并要求他们自己感到没有承受能力。幸运的是，摇风琴的街头艺人并不当真拥有禁止年轻的卡斯托普干什么的权力，也不曾试图这样做。“问题儿童”只需将自己的机敏掩饰起来，佯装天真无邪，就不会有任何障碍阻挡他友好地接受矮小的纳夫塔的邀请——事实上，第一次见面后不几天，他就好歹拖着约阿希姆一道这么做了，那是在一个礼拜日的下午，于主要的静卧结束以后。
顺着大路从“山庄”疗养院往下走，没几分钟就到了那幢篱门上缠绕着野葡萄藤的小屋前。他们走进院子，避开右边通小商店的入口，爬上一道窄窄的褐色楼梯，来到楼上的一扇门前，在门铃旁边只钉着女装裁缝卢卡切克的名牌。来替他们开门的是一个穿着挺像号衣的半大男孩；他的上衣带着条饰，脚上打着绑腿，头发剪得短短的，红扑扑的面孔，一个标准的小听差。他们问纳夫塔教授先生可在府上，并再三告诉小听差他们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名片——让他去向纳夫塔先生——他自己不爱用头衔——通报。与楼门正对着的房门敞开着，可以看见裁缝作坊的里边。只见卢卡切克盘腿坐在一张台子上，礼拜天还在那儿赶活儿。他面色苍白，头顶光秃，长着一个特大的塌鼻子，黑色的八字胡一直拖到两边的嘴角底下，给人一个有苦难言的印象。
“您好！”汉斯·卡斯托普招呼道。
“好咧。”裁缝带着瑞士当地口音回答，虽然这跟他的名字和外表都不相称，听起来只觉得做作和怪异。
“这么勤快！”汉斯·卡斯托普边点头，边往下说……“今儿个可是星期天呀！”
“一件急活儿。”卢卡切克没多余话，手仍不停地飞针走线。
“准是什么高贵行头吧，”汉斯·卡斯托普推测，“舞会上急等着穿还是怎么的？”
裁缝半天没回答，用嘴咬断线头，穿上新的线，然后才点了点脑袋。
“准会很漂亮？”汉斯·卡斯托普仍不住口，“您在上衣袖吗？”
“是的，上衣袖，替一位老夫人赶的，”卢卡切克说，带着浓重的波希米亚口音。这时候，小听差回来打断了门里门外的对话，说纳夫塔先生有请，并为年轻的先生推开右边两三步之外的另一道房门，同时托起了垂在他们面前的门帘。一进去，他们就看见纳夫塔穿着拖鞋，站在苔藓绿的地毯上迎候客人。
表兄弟对这间两扇窗户的工作室的豪华装修和陈设深感意外，或者说大吃一惊；整幢房子及其楼梯、过道是如此简陋、寒碜，让人万万估计不到里边会是这种景象。强烈的反差使纳夫塔室内的华丽装修带上一些原本不具有的童话色彩，在表兄弟俩眼中同样如此。总之，他的房间很讲究，甚至辉煌耀眼，只不过里边尽管有办公桌和不少书橱，却缺少男人的工作室的气质。房里绸子太多，桃红的，紫红的，比比皆是：用来替破门遮丑的门帘是绸子的，窗帷和整套软家具的罩子也是绸子的；这些家具分散在房内较窄的一头，正对着第二扇门，在一块几乎占据整堵墙壁的挂毯前面。它们是一些巴罗克式的靠背椅，旁边的扶手上也装了小小的软衬；椅子围着一张镶嵌了金属饰件的圆桌摆成一圈；桌子背后还有一张同样款式的沙发，沙发上配了丝绒靠枕。书柜占据了两扇门旁边的墙面。它们和办公桌，或者确切地讲和那个摆在两扇窗户之间、装着拱形滑动顶盖的老式写字台，都是用硬质桃花心木精制而成的；柜门镶着玻璃，玻璃里边绷着绿绸子。可是在沙发左边的屋角里，在一个蒙着红绸的基座上，可以看见一件艺术品，一件彩绘木雕——一座震撼人心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造型单纯、强烈以致于夸张：圣母披着盖头巾，紧皱双眉，嘴悲苦地微微张着，嘴角下斜，怀中抱着受难者，一个在比例掌握上原始蹩脚、在解剖学方面则显出无知牵强的男人形象，他那低垂的头上戴着刺冠，脸和身上血迹斑斑，在肋骨的伤口和手脚被钉子洞穿的地方，鲜血更像葡萄般大颗大颗地挂着。这件可怖的装饰，自然给纳夫塔裹在绸子里的房间平添了一份特殊情调。还有挂在书柜顶头靠窗那面墙上的壁毯，也显然是客户的功劳：它的纵向的条纹也是绿的，跟铺在红漆木头地板上的柔软的地毯完全一样。只有那低矮的天花板他毫无办法，光秃秃的，已开了一道道裂口，不过仍垂下来一盏威尼斯枝形吊灯。窗户被落地的淡黄色纱幔虚掩着。
“我们这就来赴约会啦。”汉斯·卡斯托普高声说，一双眼睛却紧紧盯住屋角里可怕的雕像，而不是望着这间出人意料的屋子的主人。纳夫塔称赞哥儿俩说话算话，客气地伸出小小的右手来，意思是请他们在罩着绸套子的靠椅上就座。可汉斯·卡斯托普却着了迷似的一径朝那木头雕像走去，双手叉腰，歪着脑袋，站在像前。
“瞧，您这是什么！”他低声嘀咕着，“太棒啦！从来没见过更生动的苦难！一件老古董，自然啦！”
“十四世纪，”纳夫塔回答，“显然产生于莱茵河地区。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深啦，”汉斯·卡斯托普说，“这样的作品不会不给观看的人留下印象。我从未想到，有什么东西能像这样既如此丑——请原谅——又如此美。”
“一个心灵与表象的世界的作品，”纳夫塔说，“总是在美的面前显得丑，在丑的面前显得美，规律如此。它表现的是精神美，而非肉体美；肉体美是绝对愚蠢的。而且它也抽象，”纳夫塔补充道，“肉体之美是抽象的。只有内在的美，虔诚的表现之美，才是实际存在。”
“您的区分与归类非常正确，谢谢。”汉斯·卡斯托普说，“十四世纪？”他希望证实一下……“一三××年？不错，照书本里讲那还是中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这座雕像也印证了我最近取得的对中世纪的认识。我本来对此全然无知，从本质上讲，我是个搞技术的人。但到了山上，中世纪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我脑子里变得形象了，不再遥远了。那时候还没有经济社会学，很显然。他叫什么来着，那位雕刻家？”
纳夫塔耸了耸肩。
“这有什么要紧？”他反问，“我们用不着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当初在它产生的时候，人家也不曾问过。回答只能是作者系某位先生，如此而已，于是就成了佚名的和大家共同的作品。此外可以断定是中世纪后期的风格，哥特式，富于苦行主义的特征。您再不会发现有丝毫的掩饰和美化，而罗马时代在表现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时，还相信必须那样；没有王冠，没有对于尘世和殉道之死的庄严肃穆的胜利。只剩下苦难和肉体软弱的强烈表现。只有哥特式的趣味，才是地道的悲观和苦行主义的。您大概不知道伊诺曾三世那篇叫做《人生的苦难》的文章吧——一篇极其富于睿智的杰作，产生于十二世纪末叶，但直到出现这样的艺术作品，才算获得了形象的阐发。”
“纳夫塔先生，”卡斯托普舒了一口气说，“您刚才强调的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兴趣。‘富于苦行主义的特征’，您说？我一定将它牢牢记住。先前您还讲什么‘佚名的和大家共同的’，看来也值得好好考虑。您猜得对，很遗憾，我确实不知道那位教皇的著作——我猜想，伊诺曾三世是位教皇。他那作品是苦行主义和充满睿智的，我理解得对吗？我必须承认，我从来不曾想象，这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一旦认真审视，我马上豁然开朗，当然了，一篇探讨人间苦难的论文，它已为表现睿智提供了机会，以牺牲肉体为代价。这篇文章还找得着吗？我将我的拉丁文拼拼凑凑，没准儿也还啃得动。”
“这本书我有，”纳夫塔回答，同时脑袋冲书柜那边歪了歪，“您想读就拿去。不过，让咱们坐下来好不好？从沙发上您一样看得见雕像。再说咱们的茶点也正好送来了……”
送茶点的是那个小听差。他端着个包银的漂亮筐儿，里边盛着切成一片一片的蛋糕。可跟在身后穿过敞开的门敏捷地闪进来的是谁啊？那么文雅地微笑着，那么连声地高叫着：“天哪！”“天哪！”原来是住在楼上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是准备来陪陪客人的。他说他从小窗户看见表兄弟俩来了，便赶紧写完正在写的那一页百科全书的稿子，以便也下来坐一坐。他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与表兄弟俩在“山庄”的老交情使他有权这样做，再加上他与纳夫塔的过从和交流显然也挺来劲儿，虽说他们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纳夫塔呢也漫不经心地招呼他，毫不感到意外的样子，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与会者。可尽管如此，他的到来仍清清楚楚地使卡斯托普产生了两个印象。第一，他感觉，塞特姆布里尼插进来是为了不让他和约阿希姆，或者干脆讲是为了不让他跟那个小丑八怪单独呆在一块儿，是为了以其自身的存在来达到某种教育作用的平衡；第二，显而易见，他也完全不反对，而是十分乐意利用这个机会离开自己的小阁楼，到纳夫塔用绸子包裹着的雅室中来呆一呆，并且共进那精美的茶点。这时他搓了搓自己那双皮色发黄、手背靠小指一侧长着黑毛的手掌，然后便取过一片蛋糕吃起来。在这切得窄窄的卷曲的蛋糕片上，布满了网络状的巧克力馅；塞特姆布里尼赞不绝口，显然十分受用。
谈话继续以那个雕像为内容，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一直望着它，不断提起它，而且是冲着塞特姆布里尼，显然想让他也参加关于这件艺术品的讨论。塞特姆布里尼却背冲那个屋角坐着，在转过身去看木雕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鄙夷之情再清楚不过。出于礼貌，他不便把想法和盘托出，只限于指出作品在人物造型和比例方面的缺点，指出其违反自然真实因而也就根本不能感动他的种种失当之处；须知它们并非产生于早期艺术的能力低下，而是产生于一种恶意的与艺术为敌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纳夫塔狡黠地表示支持他的意见。纳夫塔说，可以肯定，远远谈不上什么技巧低下的问题。倒是精神自觉地摆脱自然的束缚，以拒绝对自然的任何屈就遵从，将其蔑视之情虔诚地表现了出来。可塞特姆布里尼却宣称蔑视自然和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是错误的，并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起中世纪及追随其后的时代所沉溺的否定形式的谬见来，同时还抬出希腊罗马的艺术遗产、古典主义、美、形式、理性和唯一能促进人类事业的崇尚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与之对抗。这当口，汉斯·卡斯托普抢过话头，质问他柏拉图蔑视自己身体的说法有根有据，伏尔泰以理性的名义对里斯本丑恶的地震表示愤怒抗议，这些情况又作何解释？荒谬吗？也可以说荒谬，但将一切仔细考虑考虑，依他的看法也完全可以将荒谬的称之为精神卓越的，因此，哥特艺术反自然的荒谬，到头来也和柏拉图、伏尔泰的行为一样，也是卓越的，也表现了精神的解放，表现了人不向愚顽的强力、不向自然俯首称臣的自尊……
纳夫塔大笑起来，笑得让人以为是在敲打盘子，临了儿又让咳嗽取而代之。塞特姆布里尼正色道：
“您害苦了咱们的主人家，您的话太可笑啦；您这样子真对不起那美味的蛋糕。难道您全然不知感激吗？我设想，感激应表现在对馈赠之物的好好享用上……”
汉斯·卡斯托普面露羞愧之色，意大利人又殷勤地往下讲：
“我知道您是个机灵鬼，工程师。您友善地嘲弄善良的方式，一点也不使我怀疑您对善良的爱。您不用问也知道，只有那种珍视人的尊严和美的精神对自然的反抗，才称得上卓越；反之，那种虽不以贬低和侮辱人类为目的，但却必然引出这种后果的精神对自然的抗拒，却不是如此。您还知道，产生我背后这个东西的时代，它曾经造成何等样的消灭人类尊严的恐怖和嗜杀成性的仇恨吧。我只需请您想想那些可怕的异教徒审判官，想想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马尔堡的康拉德，想想他对一切敢于与超自然力量的统治相抗衡者所怀抱的祭师式的怨毒和仇恨吧。您远不至于承认剑和火刑堆是维护人类之爱的工具吧……”
“但修士团用来清除世界上的害群之马的机构，”纳夫塔说，“却服务于人类之爱啊。教会的一切惩罚，包括火刑堆，也包括逐出教门，它们的施行都是为了拯救灵魂免遭永劫；而对于雅各宾党人的酷好斩尽杀绝，能够这样讲吗？请容我指出，一切并非源于对彼岸世界信仰的酷刑和血腥司法，都是兽性的胡来。至于说到贬低人类的尊严，它的历史恰恰与资产阶级的精神思想史同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用尽了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教人用一切只要有点用处的手段，来贬低人类的尊严；从现代天文学开始，它就把宇宙的中心，把上帝与魔鬼这争夺的双方都渴望占有的生物的庄严格斗场，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星球，从而也就暂时结束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而古代的星象学却是以人的这种地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暂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心怀叵测地诘问，表情与一个等待着被审判者露出破绽、自投法网的异教徒审判官和宗教裁判所的所长不无相似。
“可以这么讲。几百年吧。”纳夫塔冷冷地作了肯定，“只要并非一切都是假象，经院哲学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扬光大，势所必然，势在必行。哥白尼将被托勒密[17]打倒。日心说将终于遭到精神的抗拒，后者的事业无疑将获得成功。科学将在哲学的逼迫下恢复教义曾经想要维护的地球的所有荣誉。”
“什么？什么？精神的抗拒？在哲学的逼迫下，获得成功？好个唯意志论！研究能不要前提？认识能够纯粹是精神？真理，真理与自由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说先生，您企图把它们的殉道者打成地球的侮辱者，可事实上他们不恰恰成了我们这个星球永远的光荣吗？”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问的样子挺吓人的。他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对矮小的纳夫塔大有居高临下之势，结尾时更猛地拔高调门儿，让人听出来他是蛮有把握的，相信对手必然无言以对，只好羞愧地闭起嘴巴了事。说话时，他把在两个指头之间的蛋糕放回到盘子上，因为他在提问以后不便马上就吃。
纳夫塔却回答得异常平静：
“我说朋友，没有纯粹的知识。宗教学说的合理性就包含在圣·奥古斯丁的‘我信即我知’这句名言中，是完全驳不倒的。信是知的器官，知解力乃第二性的。您的没有前提的科学是一个神话。信仰、世界观、观念，简言之，意志系正常的存在，理性当以讨论它、证明它为己任。无论何时，在任何情况下，结论都只会是‘被表示的东西’。从心理学上看，证明的含义本身已包含着很强的唯意志论因素。十二三世纪的伟大经院学者一致坚信，在神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哲学中不可能是真理。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把神学放到一边。可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要是不承认在哲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可能正确，就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最高主教会议批驳伽利略的论据就着眼于他的观点在哲学上实属荒谬。比这更有力的论据，根本不会有了。”
“得，得，咱们那既可怜又伟大的伽利略的论点却更站得住脚！行啦，让咱们认认真真地来谈一谈吧，教授先生！请您当着这两位洗耳恭听的年轻人的面，回答我这个问题：您相信一种真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寻它，乃是一切道德的最高准则；它对权威的一次次胜利将构成人类精神的光荣历史！”
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都把头从塞特姆布里尼转向纳夫塔，只是表弟比表兄转得快一些。纳夫塔回答：
“这样的胜利不可能，因为权威就是人本身，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在权威和真理之间不可能存在不和。它们将合而为一。”
“这么讲，真理不就……”
“真理就是对人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集中着自然，在一切自然中都只创造了人，一切自然只为人而创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幸福即真理的标准。要是缺少与为人谋幸福的思想的实际联系，理论认识只会索然寡味，以致失去任何一点真理价值，活该被取缔。基督的世纪在轻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的价值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曾被君士坦丁大帝选作他儿子太傅的拉克坦提乌斯直截了当地问过，就算他知道尼罗河发源于何处，知道物理学家们关于天空胡诌些什么，他又会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请您来回答回答他这个问题吧！如果说我们重视柏拉图哲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那就因为它不以认识自然，而以认识上帝为务。我向您担保，人类正准备回归这种观点，正在认清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并不在于追求那些无益的知识，而在于根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或者在思想上无意义的东西，并且一句话，显示出直觉、分寸和选择力来。认为教会维护黑暗、反对光明的看法是幼稚的。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过，那种对于认识的‘缺少前提的’追求，也就是不顾及精神、不顾及争取幸福的目标的追求，应该受到惩罚；而真正将人类引向了黑暗，并将越来越深地引向黑暗的，恰恰是那‘缺少前提的’、直接违反哲学真理的自然科学。”
“您这是在宣传实用主义。”塞特姆布里尼反驳道，“您只需将它运用到政治中去，就可以看出它的全部危害性。只要有益于国家，就好，就正确，就合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权力，就是道德的准绳。太美啦！这一来，对任何罪行都大开了方便之门；至于人间的真理，还有正义、民主——它们只好自找存身之处……”
“请容我为咱们的讨论增添一点逻辑性吧。”纳夫塔道，“一种可能是：托勒密和经院学者们所言不虚，世界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穷尽。这样，神便是超验的，上帝与世界的矛盾将永远保持，而人也同样是二元的存在。他的灵魂的问题在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矛盾，一切社会性的问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沦为第二等的了。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您那些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不存在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二元论；彼岸被此岸所容纳，上帝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也不再是两种敌对原则的战场，而将和谐与统一；于是乎人间的矛盾只会产生于个人或大众的利害冲突，国家的目的，按纯粹的异教观点，就会成为道德的准则。要么是这种可能，要么是那种可能。”
“我抗议！”塞特姆布里尼大声疾呼，同时胳膊一伸，把他的茶杯塞到了纳夫塔面前。“我抗议您肆意诋毁现代国家，把它说成是对个人的奴役！我还要抗议，抗议您企图置我们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普鲁士主义与哥特式反动思想之间作出选择！民主除去以个人主义修正国家专制主义之外，别无其他含义。真理和正义是个人德性的王冠宝石；在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看上去变成与国家敌对的力量，实际上呢，它们注意的却是国家更高的、让我们说是超现世的福祉。说什么文艺复兴是神化国家之源！好一个放屁逻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功绩——我要强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功——绩——那就是个性，人权，自由！”
两位旁听者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据理力争时都屏住呼吸，这时才舒了一口气。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忍不住在桌子边上击了一掌，虽然相当节制。“太棒啦！”他透过牙齿缝轻声叫起来；连约阿希姆也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尽管塞特姆布里尼顺带抨击了普鲁士主义。可随后两人又都把脸转向刚刚被打退的玄学大师，汉斯·卡斯托普更显得急不可耐，竟像狂欢节晚上看人家玩瞎子画猪那样，用胳膊肘撑着桌面，用拳头托着下巴，眼睛盯着纳夫塔先生的脸，神情异常紧张。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他说：
“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的‘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作最后的挣扎，将最后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自由的原则早在十五世纪已经实现和过时。今天，一种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的落后于时代则是明眼人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归根到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实际上，青年内心深处渴望着服从。”
约阿希姆听得挺直了身板。汉斯·卡斯托普面孔绯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得直捻他那漂亮的八字胡。
“不！”纳夫塔接着说，“时代的秘密和要求并非自我的解放和张扬。时代需要的、要求的和即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最后这个词儿，他说得比先前的所有词儿都轻，身子也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三位听者全都打了个寒噤，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我得请教请教，”他问，“有谁或者什么——您瞧瞧，我疑问太多，简直不晓得如何问起啦——您想让谁或者什么——我很不乐意说出您这个词儿——来支撑您的恐怖呢？”
“鄙人乐意效劳。我想我不会错吧，如果我假定咱们俩都一致认为，人类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一个不存在国家和强权、人人都直接做上帝的孩子的状态；那儿不存在统治者和服役者，不存在法律和刑罚，没有不义，没有肉欲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劳动，没有财产，只有平等、友爱和道德的完美。”
“太好啦。我完全赞成，”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我完全同意只除去‘肉欲的结合’那一点；它显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因为人是最发达的脊椎动物，不可能与其他生物有什么两样，也……”
“说得对。不过，我这儿是想肯定咱们对那个原始乐园，对那种不存在司法和直接受上帝控制的状态的原则一致的意见；这种状态因为出现原罪才消失了。我相信咱们俩还能肩并肩地再往前走一段，因为咱们俩都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为了防止罪孽、反对不义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且视它为暴力统治的根源。”
“太好了，”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社会契约……这是启蒙思想，这是卢梭。没想到……”
“请别急。咱们在这儿也就要分道扬镳了。统治权和强权原本在民众手中，民众把立法权和整个强权委托给了国家，给了君主，从这个事实，您的学派得出的结论首先是民众有对君权革命的权利。而我们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普紧张地思索起来……“谁是‘我们’？待会儿我一定得找塞特姆布里尼问清楚，他这‘我们’是指谁。”
“我们这方面也许革命性并不比您差，”纳夫塔说，“我们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给教会比世俗国家优先的地位。即使国家的反上帝性质不曾明摆着写在它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
“国家，我的先生……”
“我清楚，您对民族的想法是什么。‘祖国之爱和无限地追求荣誉高于一切。’维吉尔说过。您只不过用一点自由个人主义来修正他，这就叫民主；可您对国家的根本态度完全没变。它的灵魂——金钱，您显然不愿触动。或者您想否认，是吗？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也笃信国家权力。基督的中世纪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俗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金钱将成为帝王。’——这是十一世纪的一则预言。您能否认它字字应验了，生活也随之彻底遭到了败坏吗？”
“朋友，请说下去。我等着您告诉我什么是那人所不知的伟力，是那恐怖的实施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大胆好奇。若要问，就问问那已将世界置于绝境的自由的实施者，是不是这个阶级吧。出于无奈，我只能拒绝对你作出回答，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我不熟悉。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帝国，是民族国家原则的自行提高，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帝国的帝王呢？我们知道他是谁。你们的空想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一点上咱们之间又达到了某种一致。因为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某些超验的性质，真的，世界国家确实是世俗国家的超越，而咱们俩在相信与人类完美的初期状态相对应，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终结状态这点上，又一致起来了。自从上帝之国的创建者格利高里大帝[18]时代起，教会就以使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领导下为己任。教皇并非为他自己要求得到统治权；他所代行的专制，只是达到拯救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是从世俗国家到天堂之国的过渡形式。您对这里的两位好学青年讲过教会的血腥暴行，讲过它残忍无情的刑罚——真是太愚蠢，须知上帝的激情自然不会是和平温婉的，格利高里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在血面前收回宝剑的人，应该遭到诅咒！’权力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可一旦天国到来，善与恶、彼岸与此岸、精神与权力的二元论，就必然暂时化解为一个将苦行与统治统一起来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然性。”
“实施者呢？实施者呢？”
“您一定要问吗？从您那自由贸易主义中，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社会学说，它意味着人类克服了经济主义，它的原则和宗旨跟基督的上帝之国的原则和宗旨恰好吻合呢？教会的长老们早已称‘我的’和‘你的’为堕落的词语，称财产私有为篡夺和盗窃。他们谴责土地占有，因为根据上帝的天赋人权，地球属于全人类共有，生产的果实也就应该为所有人共同享用。他们教人懂得，只有贪欲这个原罪之果代表着占有权，制造出了特殊的财产所有制。他们富于人道，坚决反对贸易主义，干脆称经济活动是对灵魂得救的威胁，是对人性的威胁。他们仇恨金钱和敛财的活动，称资本主义的财富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他们打整个心眼儿里鄙视经济主义那个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根本法则，谴责利用繁荣时期是乘人之危的疯狂剥削行径。在他们看来，还有一种剥削更加罪孽深重：剥削时间！让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付给自己钱财也就是利息，这样，就把时间这上帝的创造滥用来使这个人得益，使另一个人受害。”
“好极啦！”汉斯·卡斯托普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而且用的是塞特姆布里尼惯用的词儿。“时间……上帝的创造……这太重要啦……！”
“确实如此，”纳夫塔继续说，“人类的这些智者，他们对让金钱自行增值的思想深感厌恶，把一切取息和投机的营生统称为盘剥，并且宣布，每一个富人都要么自己是贼，要么是贼的后代。他们还不罢休。跟托马斯·封·阿奎那[19]一样，他们视整个商业，视不对产品加工、完善而纯粹靠买和卖牟利为一种该诅咒的行业。他们对劳动本身也不倾向于作很高的评价，因为劳动只是一种伦理行为，而非信仰行为，只服务于生存，不服务于上帝。要是只讨论生存，只讨论经济，他们便要求以生产性劳动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前提，作为衡量可敬可鄙的标尺。他们敬重的是农夫，是工匠，而非商贾和工厂主。因为他们希望生产适应需要，讨厌大规模地成批制造。说到底——所有这些经济原则和标尺，在经受了几个世纪的埋没之后，今天又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了。两者完全一致，就连国际劳动阶级向国际商业投机阶级夺取统治权这一点也毫无差别。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提出人道和上帝之国的准则来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相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是拯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专政本身并非目的也不会永恒，而只是为了在十字架的引领下暂时地消除精神与权力的矛盾，为了以统治世界为手段来战胜世界，为了过渡，为了超越，为了重建天国。无产阶级继承了格利高里的事业，他对上帝的热诚已附于无产者体内；和他一样，他们也绝不容许一见着血就缩回手去。他们的任务是以恐怖医治世界，争取获得拯救，重创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完美境界。”
纳夫塔的一席话就是如此尖锐。小小的聚会沉默下来。年轻人都望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管怎样，他总该表个态才对。终于，他说了：
“惊人之谈。是的，我承认我感到震惊，连做梦也想不到。众所周知的罗马。真叫说得——说得太绝啦！他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翻了三个富于宗教精神的大筋斗——如果在前边的形容词中包含着矛盾，那么，他也将它‘暂时化解’啦，嗯，是不是！我重申一下：惊人之谈。您认为还可能提出异议吗，教授——仅仅从前后一贯的角度提出的异议？您先是煞费苦心，帮助我们理解一种建立在上帝与世界二元论基础上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并对我们证明，它是优越于一切为政治所决定的伦理观的。可几分钟之后，您又逼着社会主义去实行专政和恐怖统治。这怎么对得起头呢？”
“矛盾，”纳夫塔回答，“会得到协调。不协调的只是半拉子货而已。我想我已斗胆指出过，您的个人主义就是半拉子货，就是勉强妥协。为了弥补其国家伦理观的不足，它采用了一些基督精神，一些个‘个人权利’，一些所谓自由，全部就这么多。反之，那种以承认个体在宇宙和星象学中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那种非社会意义而是宗教意义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而是从自我与上帝、肉体与灵魂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这样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它与最富约束力的集体也会是十分谐调的……”
“它是无名的和属于大众的。”汉斯·卡斯托普说。
塞特姆布里尼睁大眼睛瞪着他。
“您别搭腔，工程师！”他口气严厉地喝道。由此可见，他已非常神经质，已非常紧张。“您只管了解情况，可别发明创造！——那是一个回答。”他又把脸转向纳夫塔说，“它不令我信服，可仍算一个回答。让咱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所有的结论吧……您那基督教共产主义在否定工业的同时，就否定了科学技术，否定了机器，否定了进步；在否定您所谓的商业的同时，在否定金钱和远比古时候农业、手工业受重视的金融业的同时，就否定了自由。因为很明显，明显到了触目惊心：那样一来，正如在中世纪所有公私关系都依附于土地一样，包括人格在内——这话我很难出口——人格也曾依附于土地。只有土地能养活你，因此也唯有它可以赋予你自由。工匠和农民，不管他们如何受尊重，反正不占有土地，便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农奴。事实上，直到中世纪后期，甚至连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仍然由农奴组成。在辩解的过程中您是说过这样那样标榜人类尊严的话，可与此同时，您却维护一种必将使个人丧失自由和尊严的经济道德。”
“尊严和失去尊严的问题是可以谈清楚的，”纳夫塔应道，“可暂时我会感到满足，要是在这个地方您能够不把自由当作一种非常美好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的话。您刚才断言，基督教的经济道德美固然美，人道固然人道，却造就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我相反却要指出，自由问题，更确切地说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极富于伦理性质，从历史发展看则是与经济道德的非人化蜕变，与现代商业和投机业的种种恶行，与金钱的魔鬼统治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我必须始终坚持一点，就是请您别老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我请您清楚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下您对那个最黑暗反动的学说的态度！”
“走向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应该是克服在‘反动’这个词面前感到的胆战心惊的恐惧。”
“得，这就够了。”塞特姆布里尼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宣布，同时把本来已经空了的杯盘从面前推开，从套着绸罩子的沙发中站起身。“今天就算够了，对于一天来说我看够了。谢谢您美味可口的款待，教授，谢谢您富于启迪的谈话。我这两位‘山庄’的朋友该回去接受治疗啦。我希望，在他们走之前能再领他们上去看看寒舍。请吧，先生们！再见，神父！”
现在他甚至管纳夫塔叫“神父”！汉斯·卡斯托普眉毛一扬，注意到了这个插曲。塞特姆布里尼提出散会，想拉走表兄弟俩，根本不问一问纳夫塔是否也乐意跟着大伙儿上楼去——对这一切谁都未提出异议。年轻人同样向纳夫塔告别和表示感谢，接受了再来的邀请，随后便跟着意大利人走去；但在此之前，汉斯·卡斯托普还得到了那本他准备借回去看的书，已有些朽烂的硬面精装的《人生的苦难》。长着两撇给人一种酸楚印象的八字胡的卢卡切克仍然坐在工作台前，为那位老太太赶制带袖的裙子。塞特姆布里尼一行经过他敞开的门前，攀着简易的梯子向顶楼爬去。仔细一瞧，这哪儿算什么楼，简直就是个屋顶架；房盖内侧的下边，立着光秃秃的撑子，弥漫着夏天库房中的气息和木料晒热后发出的味儿。不过面积倒容得下两间小斗室，咱们共和主义的资本家便住在这里。小斗室一间作为《苦难社会学》撰稿者从事精神活动的场所，一间供他栖息。他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着它们，称这个套房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为的是把恰当的词汇送到来客嘴边，以免他们在称赞起来时词不达意——两位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这么做了。真不错哩，哥儿俩赞叹道，自成格局，清静舒适，完全跟他讲的一样。他们先去瞅了瞅卧室，只见在阁楼角上摆着一张又窄又短的小床，床前铺着块拼镶小地毯；随后他们回到工作室，那儿的陈设同样寒碜，但却像接受检阅似的整整齐齐，甚至使人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笨重的老古董式样的椅子，数一下一共四把，坐垫是用草织的，对称整齐地摆在门的两边；还有一张长沙发也紧贴着墙，使得铺着绿台布的小圆桌独自占据房间中央的位置，显得孤零零的；桌上放着一个在颈口处点缀着玻璃卷花的水瓶，要么当作装饰，要么提供饮水，反正挺实际的。一些书籍，精装的和简装的，倾斜地彼此倚着靠着，在一个小小的挂在墙上的书架里。临着小窗，耸着一个台面可折叠的写字几，几腿又细又长；几前铺着一块小而厚的地毯，刚好够一个人站上去。汉斯·卡斯托普真站在上面试了试——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办公桌，就是他从研究人类苦难的角度撰写和润饰他的百科全书的地方——还将胳膊肘支在倾斜的几面上，得出结论说，站在这儿还真是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他相信，当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父亲在帕图亚可能就这么站在他的写字几前工作过，鼻子也如此长，如此美——他得到回答，这确实是已故老学者的遗物，他确实在那面前站过。是的，还有那草垫、那圆桌连同桌上的水瓶，全都属于他的财产，而且还不止于此：那些带草垫的椅子甚至曾经为他的祖父卡尔波纳洛所拥有，曾经装饰过他在米兰的律师事务所的墙壁哩。真太了不起啦！在两位年轻客人的眼里，那些椅子的造型开始显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意味来；本来还漫不经心地架着腿坐在上面的约阿希姆赶紧站起身，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坐过的那把椅子，再没有坐上去。而汉斯·卡斯托普则仍留在老塞特姆布里尼的写字几前，考虑着如今他的儿子怎样继续在那上面写作，怎样将乃祖的政治和乃父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变成优美动人的文学。后来，三人一起离开了阁楼。作家主动提出送表兄弟俩回去。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不过沉默的原因却在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可以等待：肯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定会谈他那位邻居，是的，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送他们的。卡斯托普想得不错。在像助跑似的长长吁了一口气之后，意大利人开腔了：
“先生们——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
说完，他有意停住了，于是汉斯·卡斯托普自然地故作惊讶，问：“警告我们提防什么？”他原本可以问：“提防谁？”可他下意识地忍住了，以便表现得单纯无知，事实上连约阿希姆都心中有数。
“提防刚才我们拜访的那个人。”塞特姆布里尼回答，“我本来没打算也不希望介绍你们和他认识的。你们知道，事出偶然，我没有办法；可我仍觉得有责任，责任很重。我不能不向你们青年人指出与这个人接近所冒的精神风险，并且请你们把与他的交往控制在明智的范围内。他貌似一位逻辑专家，骨子里却要使人头脑混乱。”
嗯，不过嘛，汉斯·卡斯托普认为，这个纳夫塔未必真就这么危险，他讲的话某些时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古怪，仿佛他真的相信太阳围着地球旋转似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哥儿俩又怎么想得到与他的、即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位朋友交往，会有不妥呢？他自己说了，他们是通过他认识纳夫塔的；他们曾碰见他与他在一起，他跟他一块儿散步，他无所拘束地到他房里去喝茶。这些不都证明……
“不错，工程师，不错。”塞特姆布里尼的语气温和、克制，但嗓音却微微有点颤抖。“可以这么反问我，因此您也反问了。好的，我乐意作出解释。我与这位先生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碰头难以避免，说了一句话就有第二句话，于是认识了。纳夫塔先生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不多。他生来好争论问题——我也一样。随人家怎么批评我吧，我反正利用与一位水平相当的对手交锋的机会，磨砺自己的思维之剑。在这附近一带，我找不到其他人……总之，是真的，我常去找他，他也常来找我，我们还一块儿散步。我们争论，争论得你死我活，几乎天天如此；可我承认，他思想的不一致和敌意，对我有着更多的魅力，使我去找他。我需要摩擦激励。思想观念没有机会战斗，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我——思想观念已经坚定。你们又怎么能这样讲呢——您，少尉，还有您，工程师？对于惑人心智的玩意儿，你们缺少武装，你们有受到他那既狂热又险恶的诡辩影响的危险，在精神和心灵方面招致损害。”
是啊，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可能真是这样，他的表兄和他，他们生来就可能比较容易受坏影响。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呗，他懂。不过，在这儿倒可以恰到好处地引用彼特拉克的那句名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肯定清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纳夫塔所讲的话也值得一听。必须公正地说，他关于共产主义时代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时代过去后就又会人人平等——是很精辟的。再者，那些除了从纳夫塔口中恐怕永远也听不见的对于教育的看法，也令他卡斯托普很感兴趣……
塞特姆布里尼紧闭双唇。汉斯·卡斯托普赶紧补充道，他本人当然是超脱于任何党派和立场的；他只不过认为，纳夫塔讲的有关青年的喜好的一席话，确实有些意思。“请您先给我解释一个问题，好吧！”他继续说，“刚才这位纳夫塔先生——我称他‘这位先生’，就为了暗示，我并非绝对无条件地同情他的观点，而是相反，内心深处对他怀着极大的保留……”
“您这样做很对！”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语气带着感激。
“……刚才他讲了一大堆反对金钱的话，称金钱是现代国家的灵魂；他反对私有制，视它为盗窃；总之，他反对资本主义的财富，说它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我想我没记错，他差不多就是这么说的，并且对中世纪禁止放贷取息大唱赞歌。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请原谅，他自己必定……当你跨进他的房间，简直惊讶极了。什么都是绸子……”
“嗨，可不，”塞特姆布里尼微微笑一笑，“那是一种特殊爱好啊。”
“……那些精美的老古董家具，”汉斯·卡斯托普继续回忆着，“那尊十四世纪的木雕像……那挂威尼斯枝形吊灯……那个穿漂亮号衣的小听差……还有巧克力蛋糕，要多少有多少……他本人想必……”
“纳夫塔先生本人并非资本家，”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跟我一样。”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问……“在您的话里包含着一个‘可是’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噢，那帮家伙才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人饿着呐。”
“谁，‘那帮家伙’？”
“那些神父。”
“神父？神父？！”
“不过我指的是那些耶稣会教士，工程师！”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表兄弟俩看上去十分惊愕。汉斯·卡斯托普大呼：
“什么，老天，十字架，见他的鬼——这家伙是个耶稣会教士？！”
“您猜着了。”塞特姆布里尼文质彬彬地说。
“不，我一辈子也不会……谁能想得到呢！怪不得您刚才管他叫神父？”
“那只是一点点过分的礼貌，”塞特姆布里尼回答，“纳夫塔先生还没当上神父。他的病暂时挡住了他的前程。但他已完成了试修阶段，已许过头几个愿。疾病迫使他中断了神学的学习。后来，他在他那所教会学校里还当过几年级长，也就是当年幼的学生的监督、辅导员和见习教师。这很符合他对教育的爱好。眼下在山上，他到腓特烈文科中学教授拉丁文，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五年前，他来到了山上。他失去了信心，不知什么时候或者压根儿还能不能再离开这个地方。不过，他肯定是耶稣会的会员；尽管他与教团本身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却到哪儿也不会改变观念。我告诉过你们，他本人是贫穷的，我是说，没有财产。当然了，规定就得这样。但是，耶稣会却拥有数不清的财富，会关心它会中的人，这你们看见了。”
“真叫见鬼，”汉斯·卡斯托普嘟囔着，“真的压根儿不知道，也想不到，天底下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事！耶稣会分子。可不是吗！……可有一点请您告诉我：既然那帮神父如此关心他、照顾他，他干吗发了疯似的还住在……我自然不想对府上说这道那；您在卢卡切克那儿是住得挺美的，那么自成格局，外加清静舒适。我只是讲：纳夫塔他既然那么肥——用我习惯的说法——干吗他不另外找个住处，舒服一点儿的，楼梯像样子的，房间更大，房子外观更雅致？他让那么个小窝里到处是绸子，真有些神秘蹊跷的味道……”
塞特姆布里尼耸了耸肩。
“他之所以这样，”意大利人说，“想必自有分寸和口味方面的原因。我猜想，他企图安抚一下自己那因反资本主义而负疚的良心吧，方法是住进一个穷人才会住的房间，但又为了不亏待自己，便采取那样的居住方式。也有掩人耳目的考虑。一个人在暗中得到魔鬼多大的好处，不会拿到人前去吹嘘。所以他给人看的门面很不起眼，背后却兴致勃勃，追求他那酷爱绸子的教士趣味……”
“太奇怪啦！”汉斯·卡斯托普说，“对我真是绝对新鲜，甚至激动人心，我得承认。不，我们真的该感谢您才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感谢您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人。您乐意相信吗，我们还会不时地去拜访他？这已说定了。与这样一个人交往将在意想不到的程度上扩大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窥见一个做梦也不相信其存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士！我说‘真正的’，只是因为脑子里刚好闪过这个词儿，我必须说明。我脑子里问：他可是真的吗？我清楚，你认为一个暗中受魔鬼支持的人，绝无什么真正可言。不过，我提出问题的意向是：他作为一名耶稣会教士，可谓真正吗？——这问题老在我心里打转。他说了一些话——您知道我指哪些——谈到了现代共产主义和虔信上帝的无产阶级，说这个阶级面对鲜血不会将自己的手缩回去——总之，说了一些我不愿再重复哪怕一点点的话，而您那位手执资产者戈矛的先祖父，与之相比只不过是只纯善的小羊羔而已——原谅我打这个比方。他这样对吗？他的上司会同意他如此讲吗？这与罗马的说教协调一致吗？据我所知，全世界的教会都应宣传罗马的主张才是。这叫不叫——怎么讲来着——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呢？对纳夫塔的言论我这么考虑，并且很乐于听听您的想法。”
塞特姆布里尼莞尔一笑。
“很简单。纳夫塔首先肯定是耶稣会士，地地道道，百分之百。其次，他可也是个聪明人——否则我就不会和他打交道——而作为聪明人，他总力求有新的联想，适应新的形势，提出新的问题，做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换说法。你们看见我自己也常对他的理论感到意外。在此以前，他还没向我这么彻底地亮过自己的观点。你们在场显然使他很兴奋，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挑逗他，让他把话兜底儿倒出来。听起来够古怪的，够吓人的……”
“可不，正是，但他干吗没当上神父？他年龄不是挺合适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疾病暂时妨碍了他。”
“对。可您是否认为，如果第一他是个耶稣会士，第二他是位富于想象力的聪明人——那么这第二点，这加上的一点，是否跟疾病有关系呢？”
“您这话什么意思？”
“不，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想说：他有一个浸润性病灶，这妨碍他当上神父。但他那些联想力恐怕同样也妨碍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联想力和病灶原本就有些关系。他差不多同样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特殊类型的，一个（肺上）有小浸润点的病弱的耶稣会士。”
他们已经走到疗养院。在大楼前的平台上，他们在分手之前还站在一块儿聊了一会儿；几个在大门口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的疗养客都好奇地望着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
“我再次警告你们，我年轻的朋友。我阻止不了你们与这个刚结识的人交往，要是好奇心驱使着你们非去不可的话！不过要心存戒备，任何时候也不可不加分析批判就听信他的话。这个人我要用一句话给你们讲清楚：他是个放荡家伙。”
表兄弟俩的脸变了样子。过了一会儿，卡斯托普问：
“一个……怎么会？对不起，他不是个教士吗？当教士必须起誓，据我所知，再加上他又那么皮包骨头，身体虚弱……”
“您说傻话，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他，“这跟是否体弱多病完全没有关系；至于说到起誓嘛，那也有保留。不过，我是在更广和更高的意义上那样讲，相信您具有必需的理解力。还记得起来吧，有一天我上您房间看您——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您刚照过片子，在房里静卧……”
“当然记得！您在黄昏时分走进我的房里来，拧开了灯，我记得清楚得像今天……”
“好。当时我们聊到一些较高深的话题，感谢上帝，我们经常如此。我甚至相信，我们谈到死与生，谈到作为生的条件和附属的死的尊严，谈到死会变得丑恶，如果精神厌弃它，将它作为原则孤立起来了的话。我的先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同时朝两个年轻人跟前逼近一步，并将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伸直成叉子状对准他们，像是想以此钳制住他们俩的注意力，还举起右手的食指发出告诫：“请牢牢记住，精神是独立的，有着自由的意志，道德世界由它来决定。如果它将死孤立起来，分裂开去，死就会通过精神的自由意志变成为实在，事实上——你们懂我的意思，就会变成一股与生抗衡的自在力量，变成一个敌对原则，变成巨大的诱惑，而它的王国就是淫欲之国。你们问我：为什么正好是淫欲？我回答你们：因为淫欲能使人获得解脱，因为它也是一种拯救，只不过不是将人从恶中解脱拯救出来，而是一种恶的解脱。它瓦解道德和伦理，使人摆脱礼仪与自持，变得放荡而无拘束。我现在警告你们提防我本不愿意介绍你们认识的这个人，要求你们在与他交往和谈话时心存戒备，戒备再戒备，就是因为他所有的想法都有淫荡的性质，都受着死的庇护——死是一种极为放荡的力量，我当时对您讲过，工程师——我还清楚记得我用过的这个词儿；那些我有机会发表的中肯而精辟的意见，我始终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对抗道德、进步、工作和生的力量；保护年轻的心灵不受这种力量毒害侵蚀，是一个教育者最崇高的责任。”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得再好不过了，再清楚、再周到不过了。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齐姆逊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然后向他道别，走进了“山庄”的大门。他呢，又回到纳夫塔那绸子小窝顶上的阁楼中，站在写字几前做他的作家去了。
这儿记录了表兄弟俩第一次造访纳夫塔的经过。接下来他们又去过两三次，有一次甚至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在场。这几次访问同样引起年轻的卡斯托普许多思考。当他独自坐在那开满蓝色小花的隐退之所“执政”时，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叫做“Homo Dei”的崇高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