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第一部

[我们搬进了新居——附属于盖尔芒特府邸的一套房间。]

清晨小鸟的啾鸣,在弗朗索瓦兹听来乏味极了。那些女仆每说一句话,她都会吓一跳;她们的脚步声,她听着也不舒服,心里暗问那究竟是谁;这都是由于我们刚搬了新家的缘故。诚然,在旧宅的七楼上,仆人弄出的声响未见得就轻些;但她熟悉他们;听着他们来回走动,她感到亲切。而现在即便四周一片寂静,她也会觉得心惊肉跳。我们的旧居面朝一条热闹的林阴大道,而新居所在的街区却很幽静,所以路上行人的唱歌声(如同交响乐中的动机那般幽微,却远远的就能听得出)就会让流徙中的弗朗索瓦兹热泪盈眶。搬离一座她感到处处受人尊重的大楼,曾让她那么伤心,按照贡布雷的老规矩,她边哭边理箱子,声称任凭什么宅子,也不会有我们的旧宅好;当时那会儿,我虽然取笑她来着,但心里知道,我尽管不恋旧,却也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所以当我看见这个老女仆垂头丧气,由于看门人(他还不认识我们)没向她表示在她有如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的尊敬态度,而陷于一种近于萎蔫的状态时,我朝她走了过去。只有她能理解我;这当然是替她跑腿的年轻男仆做不到的。那个小伙子身上没有半点贡布雷传统,对他来说,搬个家,住进另一个街区,就好比度假,那股新鲜劲儿就像外出旅游一样舒心。他觉得自己置身在乡间;他得了感冒,而这居然就像窗没关上的车厢里的穿堂风,让他有了一种美妙的印象,仿佛他当真见到了沿途的景色。每打一个喷嚏,他就庆幸自己找到了个称心的差事——他一直盼望能遇上个爱旅游的东家。因此,我没把那个年轻男仆放在心上,径自走到弗朗索瓦兹面前。可我先前曾拿搬家的事儿打趣过她,笑她为了这么桩我觉得根本无所谓的事儿掉眼泪,所以这会儿她对我的伤感冷眼以对——这份伤感有她在分担着呢。神经质的人愈是敏感,就愈是自私。他们自己心里稍有点事,就会左思右想,却不许别人在他们面前表露不快的情绪。弗朗索瓦兹容不得自己受半点委屈,但见我难受,她却掉过头去不理我,让我甭想看到自己的痛苦受到同情,让我知道它压根儿就没人注意。我想开口跟她谈谈我们的新居,她却仍是这么着。不过,两天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我刚换了个地方,一时气还顺不过来,就像蟒蛇刚吞下一头牛,我被一张视觉难以消化的长长的餐边柜折腾得苦不堪言,不料就在这时,弗朗索瓦兹从旧居取几件落下的衣服回来,显出了女人善变的本色,说我们那条林阴大道吵得叫她受不了,说她转了老大一圈才转进屋子,又说她从没见过那么难走的楼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回去住在那儿,哪怕给她几百万——反正她是空口说白话,不说白不说——也不干,还说新居的每样东西(也就是说厨房和走廊里的那些东西)都比老宅里摆放得有味道。说到这儿,我得交代一下,这新居——我们搬到这儿来住,是因为我外婆健康情况不大好,需要有个空气洁净的环境,这个原因我们瞒着没告诉外婆——是附属于盖尔芒特府邸的一套房间。

[名字的诗意: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名字。]

当初有段时间,地名——我们给不可知的事物安上名字,这些名字就为我们提供了它们的形象——在向我指明一个实在的地方的同时,让我非得把地名和地方对上号,甚至非得到一座城市去寻觅所谓的城之魂不可,但其实一座城市本没有魂,只是我们安了个名儿,它就附在那上面,再也甩不掉了。名字,不仅像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具有个性,不仅让物质世界变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且对社会生活也有这般影响:这不,每座城堡,每个有名的府邸或宅第,都有它的女主人或者说仙女,犹如森林有林神,河泽有水仙一样。有时候,生活在我们的想象中的这位仙女,会隐藏在名字背后,按我们的想象变换形态;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如此,有好多年,她只是幻灯片和彩绘玻璃上的映像64而已,而当全然不同的遐想有如湍流溅起水花,打湿了它们,她的形象也就变得黯然失色了。

然而,一旦我们走近名字所对应的真实人物,仙女就消失了,因为,这时名字会照亮这个人,而他身上并没有那个仙女。要是我们离开这个人,仙女就又会重现;可要是我们一直留在他身边,那仙女肯定得完蛋,就像吕齐尼昂家族65在梅吕齐娜仙女消失之日注定得完蛋一样。在这种时候,名字沦为带照片的身份证,尽管经过修整润饰,追根溯源,我们仍能寻回它原初的主人的模样。而当年的一种感觉——有如那些既能记录不同艺术家演奏的声音,又能保存他们演奏风格的录音器械——却会唤醒我们的记忆,我们不仅听见了这个名字,而且听出了它当初传到耳畔时的特有音色,这个名字看上去没变,但那些相同的音节,在相继唤起我们对那些遐思的回忆时,仍然使我们感觉到了那一个个绮梦之间的时间间隔。有时,我们自以为回忆起了往昔的时日,就像蹩脚的画家那样,把往日的感受,按自主回忆惯用的、千篇一律的调子,一股脑儿涂抹在同一块画布上,但忽然间,曾在早先某个春天听到过的一阵鸟鸣,会让我们怦然心动地准确辨认出,有如从一支支色彩各异的颜料管中拣出,那些因时日久远而被遗忘的、神秘而鲜亮的色彩。往日的每个时刻,又都会在一种和谐的基调上标新立异,采用我们如今已不熟悉的色调使我感到惊喜,比如说,当盖尔芒特的名字在好多年后的某个时刻,碰巧又以当初佩斯皮耶小姐婚礼上我听到的那种语调,在我耳畔响起时,我顿时感到一阵狂喜,眼前浮现出年轻的公爵夫人,她那条淡紫色的、柔滑而蓬松的皱裥领巾又新又亮,她的眼睛发出雪青色的光,犹如一朵无法采撷的长春花。当年的盖尔芒特的名字,好比一只充了氢气或别的气体的小气球:一旦把它戳破,我就能从逸出的气体中闻到某年某日贡布雷的气息,其中夹杂着广场一角的风拂过山楂树丛飘散的香味,而那风正是下雨的预兆,乌云遮蔽了太阳,圣器室的红地毯蒙上天竺葵的色调,平添了一层粉红色柔和的光影,这种温柔的色调,俨然是瓦格纳风格的欢乐色调,其中充盈着节日的高贵气质。虽然在日常生活令人目眩的漩涡中,名字沦为实用的工具,色彩已经消失殆尽,正如飞快旋转的陀螺看不出颜色一般,但是即便不算上述那种难得的时刻,不算那种我们蓦然间会感受到本真的实体在业已消亡的音节中颤动着,重新展现它们的形态和质感的时刻,也仍然会有这样的时刻,当我们在冥想中苦苦思索,为了回到过去而一心想让自己置身其中的永恒的运行变得慢一些,甚至稍稍停顿一下,此时我们就会渐渐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同一个名字相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色彩,它们并列在那儿,却又全是迥然不同的。

[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内涵不断丰富。]

当年我的乳母——她想必也像今天的我一样,并不知道那是歌颂谁的——轻轻摇着我,给我哼唱那首古老的歌谣《光荣归于德·盖尔芒特侯爵夫人》,或者在若干年过后,年迈的德·盖尔芒特元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住脚步,令我奶妈大为自豪地夸我:“好个漂亮小子!”从衣袋里掏出银制糖匣,取出一颗巧克力给我的那会儿,盖尔芒特这个名字想必会以某种形态出现在我的眼前,但那是怎样的形态,我就说不上来了。童年时代的头几年,并不属我所有,它们跟我是不相干的,那时候的事情,我都得靠别人讲给我听才知道,这就正像出生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法知晓一样。但往后的日子里,这个停留在我脑海里的名字,却前后换了七八个模样;愈靠前,模样愈俊:渐渐地,我的绮思遐想抵不住现实的冲击,只得放弃已守不住的阵地,稍往后退,重新构筑工事固守,然后被迫再次退却。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同时变化的,还有她的住所;这些年来陆续听到的种种话语,不仅让我的遐想起了变化,也丰富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内涵,而由这个名字派生的住所,又把我的绮思遐想一一映在了变得有如云朵或湖面那般光可鉴人的石墙上。

[盖尔芒特家族古老的传奇:公爵夫人周围的光晕。]

先是一束橘黄色的光柱打在上面,显出一座没有厚度的城堡主塔,领主和夫人在塔顶上决定臣仆的生死;而后城堡让位于这片有湍流穿越的土地——这儿是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尽头,在好些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和大人曾顺着维沃纳河往前散步,——公爵夫人曾在这儿教我钓鳟鱼,告诉我邻近墙缘上那一丛丛紫色、粉红色的花儿的名称;然后,这片世袭的、充满诗意的领地上,高傲的盖尔芒特家族犹如一座橙黄色的、饰有花叶的高塔,穿越一个个时代,屹立在法兰西的大地上,那时巴黎圣母院和夏特勒圣母院还没建成,稍后才会在天空上看见它们的身影;那时,朗城66山顶的大教堂也还没建成,而如今,那高高耸立的中殿,犹如停在亚拉腊山上的诺亚方舟67,族长和他的妻儿焦虑地从窗口往下张望,想知道天主的震怒是否已经平息,他们随身带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准备种植在洪水退去后的土地上,而那些牲畜,仿佛要从钟楼四处逃散似的,只有牛儿在穹顶上悠闲地散步,从高处眺望着香槟平原;那时,游客在向晚时分离开博韦时,还看不到大教堂分叉的黑色侧翼在金色的天幕上展翅盘旋,一路尾随着他。盖尔芒特家族有如一部小说的背景,虚构的景色让人难以捉摸,但惟其如此,我就更想把它看个明白,它被真实的土地和道路围在中间,而这些土地、道路,就在一个火车站两里开外的地方,一下子充满了纹章图集的意味;我想起了邻近几个地方的名称,仿佛它们就在帕耳那索斯或赫利孔山68的山脚下似的,在我就像引发一种神秘现象的物质环境——就地形学的意义而言——那样可贵。我眼前又浮现出画在贡布雷教堂彩绘玻璃底座上的那些盾形纹徽,划成四格的盾面缀满各种各样的纹章图案;这个显赫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或靠联姻,或靠收购,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各地领主那儿巧取豪夺,兼并他们的领地:北方大片的土地,南方富庶的城市,都被合并进来,附属于盖尔芒特家族,领主权名存实亡,只是象征性地让那些绿色主塔或银色城堡的图案镌刻在了盖尔芒特家族蓝底的盾面上。我早就听说过盖尔芒特家族有名的挂毯,此刻我仿佛见到这些中世纪风格的、略有些粗糙的蓝色挂毯,以古树参天的山麓为背景映现在眼前,有如这紫红色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名字上方的云朵;而这片古树林,正是西尔德贝尔69当年常来狩猎的去处。我依稀觉得,这片神秘而深邃的土地,这些距今几个世纪的遥远的年代,我无须亲临亲历,只要在巴黎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一起待上一会儿,就都能洞悉它们的秘密,仿佛这位君临山川湖泽的女主人,仅凭她的脸庞和话语,就足以让我领略当地森林河流的魅力,以及家族档案室里古旧的习俗汇编的沧桑感。但后来我认识了圣卢;他告诉我,直到十七世纪这个家族拥有这座宅邸之后,它方始有了盖尔芒特府邸的名头。在此以前,这个家族居住在邻近的地区,家族的封号并非来自这个采邑。而后又建起了村镇,并按府邸的名称命名了村镇,为了不影响景观,援用了一部尚未失效的地役法规,对街道的走向和房屋的高度都作了限定。至于挂毯,那都是以布歇的画作为蓝本的,十九世纪时盖尔芒特家族一位热衷于绘画的成员买下这些油画,放在一间蒙着土耳其红棉布和长毛绒的极其难看的客厅里,跟他本人画的平庸的狩猎图并排挂在一起。圣卢这番话,向我揭示了这座府邸中与盖尔芒特的名字不相干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一味从这个名字响亮的音节中看到巍峨的古堡了。于是在这个名字的背景上,映在湖面上的城堡倒影淡去了,显现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周围的,一如在她的住所周围那样,是她在巴黎的宅邸,这座盖尔芒特府邸有如她的名字一样清澈,其中没有半点功利、浑浊的污渍,通体都那么晶莹剔透。正如教堂不仅意味着礼拜的场所,而且意味着虔诚的信徒,我们说的盖尔芒特府邸,其实包含着所有与公爵夫人一起分享她的生活的密友在内,但我从未谋面的这些密友,对我而言只是些显赫的、诗意的名字,而他们所认识的人物,在我也只是些名字,因此他们仅仅是对公爵夫人的秘密起了放大、保护的作用,在她的周围加了一圈硕大的光晕,而光晕愈大,色泽就愈黯淡。

[公爵夫人府邸的聚会。]

在公爵夫人府邸的聚会上,因为我没想到宾客们居然都有模有样,留着唇髭,穿着高帮皮鞋,说的尽管是些平常的话,有时却显得挺有人情味,甚至不乏理性的思考,所以这股名字的漩涡对我来说,并不会比这个人称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萨克森瓷偶举办的一次幽灵宴会或鬼魂舞会带给我更多的信息,这个漩涡始终使她的玻璃宅邸保持着一种橱窗般的透明性。后来,圣卢对我讲了这位姨妈家小教堂神甫和园丁的一些趣事,于是盖尔芒特府邸简直就成了——从前某个时期的卢浮宫70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座位处巴黎,四周却被家族世袭封地团团围住的城堡,尽管这种自古就有的权利今天看来挺奇怪的,但是公爵夫人至今仍在对这些领地行使种种封建特权。但当我们搬到这座府邸侧翼的一套房间,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为邻,紧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套间安顿下来的那会儿,城堡云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一座也许现在还能看到的那种旧宅子,这种宅子里主要的院子——不知那是民主浪潮留下的积淀,还是早年各式工匠围领主宅第聚居的传统的余绪——两旁都是些店铺后间、工场,甚至有鞋匠或裁缝的棚铺(那景象跟某些教堂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堪有一比,那些维修教堂的建筑师眼光不济,留下了这些有碍观瞻的铺子),另有一个兼作修鞋匠的看门人,捎带着在院子里养鸡种花——院子深处,正式的府邸里面,没准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当她乘坐那辆两匹马拉的旧马车出行时,只见帽子上插着些旱金莲,看上去像是在门房的小花园里采的(车夫身边有个跟班,他不时跳下车去往本地区的每个贵族宅邸投送名片),她对着门房的孩子和此刻正巧从屋子里出来的布尔乔亚房客们,一视同仁地颔首微笑,挥手致意,和蔼中透着轻蔑,平等里显出高傲。

[盖尔芒特府上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弗朗索瓦兹的眼皮底下。]

我们刚刚搬进去住的这座宅子里,院子深处的贵妇是位公爵夫人,举止优雅,年纪还轻。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多亏弗朗索瓦兹,我很快就对这座府邸的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这是因为,盖尔芒特府上(弗朗索瓦兹常常管它叫楼下或下面)的一举一动,从一大早起就处于弗朗索瓦兹的眼皮底下,她早晨给妈妈梳头时,尽管妈妈不喜欢她这样做,可她不时忍不住要偷偷看一眼院子,然后说,“瞧,两个嬷嬷;肯定是去楼下的”,或者“哦!厨房窗口那两只野鸡可真漂亮,不用问,准是公爵打猎打来的”,到了晚上,她给我准备睡衣的当口,要是听见有人弹钢琴或唱小调,她就该说,“下面又请客了,他们可真会找乐子”;她如今已是满头白发,但在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上,刹那间会绽出一个年轻时的谦恭而活泼的笑容,把脸上的每根线条调整到位,犹如就要跳四组舞时那般矜持而机灵。

而盖尔芒特府上最使弗朗索瓦兹感兴趣,给她带来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使她感到极其苦恼的时刻,正是府邸大门打开,公爵夫人乘坐她的敞篷马车外出的时刻。那通常是在仆人们用餐过后,这次名曰午餐的进食,对他们而言不啻是逾越节的庄严庆典,任何人不得打扰,在此期间,他们是不可触犯的,就连我父亲也不敢按铃唤人——况且他明白,就是按五回铃,也休想让他们过来——他不想白费力气、自讨没趣,但心里难免有点不自在。再说,弗朗索瓦兹(她步入老境后,更喜欢摆出一副望之俨然的尊容)整天都对他板着脸,那张红扑扑的、布满楔形细小皱纹的脸,仿佛在以一种使人费解的方式,诉说由来已久的积怨,表白自己的满腹牢骚大有道理。她自管自地说个没完,我们既不知道她是冲着谁在说,也听不清楚她究竟在说什么。她管这叫——她相信她这是在折磨我们,会使我们既难受,又难堪——全天候的小弥撒。

最终的仪式结束后,弗朗索瓦兹(她就像那些简陋的教堂里的神甫一样,既是主祭,又是信众的一员)给自己斟上最后一杯酒,拉下脖子上的餐巾,折叠起来擦了擦沾着兑水红酒和咖啡污渍的嘴唇,然后把它塞进餐巾环里,以忧伤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年轻跟班,以示感谢——那个年轻仆人正殷勤地对她说:“来,夫人,再吃点葡萄;味儿不错呢。”她随即走过去开窗,只说是这个该死的厨房里太热了。就在转动窗把手,推开窗子的当口,她不动声色地朝院子那头迅速地瞥了一眼,心里有了数,知道公爵夫人还没准备动身,她那既不屑又热切的目光,盯住套好辕马的马车瞧了一会儿,随后,专注的目光在地面的俗物上凝视已毕,往上转向天空,她早就感到空气挺爽,阳光挺暖,猜也猜得到天空一碧如洗;她瞧着屋顶上的一个角落,那是我屋里壁炉的上方,每年春天,都会有鸽子飞来这个地方来筑窝,当年在贡布雷那会儿,也有这种鸽子在她的厨房里咕咕叫个不停。

[弗朗索瓦兹对贡布雷的思念。]

“哦!贡布雷啊,贡布雷!”她大声说。(这种带有祈祷意味的感叹,用的是近乎唱歌的声调,配上弗朗索瓦兹那张正宗的阿尔勒人71脸容,不禁让人要疑心,莫非她是南方人,她所感叹的故乡莫非是她被人收养时居住的所谓第二故乡?但也许我们这是想错了,可不是,哪个省没有自己的“南方”呢,我们不是常会遇到有些萨瓦人或布列塔尼人72,说起话来也很可爱地把长元音读得挺短,把短元音读得挺长,就像南方人一样吗!)“哦!贡布雷,我可怜的家乡,啥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喔!啥时候我才能整天价待在你的山楂树丛中间,待在那些可怜的丁香树下面,听着燕雀唱歌,听着维沃纳河流过,就像有个人在轻轻地说着话儿,再也听不见小少爷那讨厌的铃声,他呀,等不上半个钟头,就要让我在该死的过道上跑一趟。可他还要嫌我跑得不够快,也不想想他按铃,我总得听到了才能跑啊,你要是到得晚了一分钟,他就当场开销,大发雷霆。唉!可怜的贡布雷啊!说不定我要到死才能跟你重见喽,到那时,他们会把我像块石头那样,扔进坟坑拉倒。那时候,你那些白得耀眼的美丽的山楂花,我可就闻不到它们的香味儿喽。可是即便躺在坟里,只怕我还会听见搅得我永世不得安生的那三下铃声呢。”

[弗朗索瓦兹和裁缝絮比安交好。]

这当口,院子里那个做背心的裁缝招呼她,打断了她的絮叨。当年我外婆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时,曾对这位裁缝青睐有加,现在弗朗索瓦兹对他也颇有好感。他刚才听到这边的开窗声,已经抬头望了一会儿,想等这位女邻居的目光转过去时,跟她打个招呼。弗朗索瓦兹少女时代娇媚的模样,想必在絮比安先生的脑海中是有过想象的,因此我们这位年迈的厨娘被岁月流逝、任性使气和灶火熏烤弄得粗粝板滞的脸,此刻在他看来仍有可爱之处。弗朗索瓦兹向裁缝亲切地打了个招呼,其中巧妙地兼有矜持、熟稔和害羞的意味,但她并没出声回答他,因为妈妈立过规矩,不许她朝院子里张望,这会儿她虽说坏了这个规矩,但毕竟还不敢公然隔着窗户跟外面说话,她知道那样会招来夫人的,按弗朗索瓦兹的说法,“一通训斥”。她朝絮比安先生指指套好辕马的敞篷四轮马车,意思是说:“套的马真俊,嗯!”但心里却在嘀咕:“什么破女人!”她知道他会回答她的,果然,他把手掩在嘴前,好让压低嗓门说的话,能让她听见:“你们想要,也能有,还能比这更好呢,可你们不稀罕这些东西。”

弗朗索瓦兹含糊地做了个既谦虚又兴奋的表情,意思大致是说:“各有所好呗;我们这儿可不爱张扬。”随后她怕妈妈会过来,就关上了窗子。絮比安说“你们”可以有比盖尔芒特家更多的辕马,本意是说我们,但是他说成“你们”,也不无道理,因为,如果不把某些纯粹的自我放纵(举例来说,在她咳个不停,全家都怕被她传染感冒的当口,惹人讨厌地冷笑说她可没得感冒)考虑在内的话,她和我们的关系,就好比有些植物跟某种与它们共生的动物那样密不可分,这种动物为这些植物捕捉、咬嚼、消化食物,然后把自己易于吸收的排泄物供给它们,同样,弗朗索瓦兹和我们之间也是这样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我们靠门第、财产、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来保证她那点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这点虚荣心已经成为她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享受的一部分——此外就是一些得到承认的特权,诸如按老规矩用餐时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用餐后开窗透透空气,有时上街逛一圈买买东西,星期天外出看望侄女,等等。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刚搬来的时候——那会儿,整幢房子里,上上下下没人知道我父亲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头衔——弗朗索瓦兹何以会那么蔫头耷脑,就像(按她自己的说法)得了忧郁症似的。这种忧郁,就是高乃依剧本中那种浓烈的情绪,也是那些最终自杀了此一生的老兵的症状,他们受不了结婚、居家过日子的生活,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忧郁得不想活下去。而弗朗索瓦兹的忧郁,正是絮比安很快就给治愈的,因为他马上就使她感到了一种高雅的大喜悦,就仿佛我们决定要买一辆新车似的。“好人哪,这些絮利安(弗朗索瓦兹爱用已经熟悉的名字,来称呼新近认识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他们都是些说话占理的好人。”的确,我们没有豪华马车,絮比安不仅理解那是因为我们不想有,而且能让别人也明白这道理。

[絮比安和他的侄女。]

弗朗索瓦兹的这位朋友,在某个部里谋了个雇员的位子,所以平时很少待在家里。这位专做背心的裁缝,原先身边有个女孩,当初我外婆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时,她还是个小不点儿(外婆以为她是他的女儿),但已经会熟练地拆开裙子重新缝缀了。后来她改做女装,成了专做裙子的女裁缝,这时絮比安再干老本行就没多大意思了。这女孩起先在一个女裁缝当家的铺子里打下手,缝个针脚,缲个边儿,钉个纽子或揿钮,用别针别住裙片试腰身,但她很快就当了老板娘的助手,随后就当了上手。她自己有了一批上流社会的女顾客,就自己在家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院里,开了个铺子,有一两个当初一起干活的小姐妹,经常过来帮她打下手。从此以后,絮比安在不在,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当然,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仍然常会接到背心的活儿。但有了小姐妹帮忙,她不再需要别的人手。所以絮比安——他是她的叔叔——就托人找了份差事。一开始没多少事,中午就能回家,后来,正式顶了缺,就要晚饭前才能到家了。絮比安的正式履职,幸好是在我们迁入新居几星期过后的事,所以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献殷勤,帮助弗朗索瓦兹渡过最初阶段的难关,不至于太痛苦。不过,尽管我知道他这种所谓的“过渡时期疗法”,对弗朗索瓦兹的确挺管用的,可我还是得承认,我一开始并不怎么喜欢絮比安。远远看去,他脸颊胖乎乎的,肤色挺红润;但走近一看则不然,只见他的目光中满是怜悯、忧愁、迷惘的神情,让人不禁要想,莫非他已经病得很重,或者刚受过亲人离去的重大刺激。然而只要他一开口说话——他其实很能说——你就会觉得他只是有些冷漠,有些爱嘲讽人罢了。他的目光和说话之间的这种不协调,显得很不自然,不仅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常使他自己感到挺尴尬,他那样子,仿佛一个随便穿了件上装的宾客,来到了一个人人都身穿礼服的宴会厅,又像一个人见到王室成员问他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窘迫之下,只能支吾几声就不开口了。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絮比安其实口才便给,挺能说的。也许正如他的眼神(跟他熟悉以后,你就不会注意这种眼神)抢了你的视线,让你一时难以注意他的整张脸一样,我很快发现他其实绝顶聪明,是我所见过的那种天生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也就是说,虽然可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凭着随手翻看过的那几本书,就无师自通地掌握(或者说吸收)了这门语言最微妙的表达方式。我所知道的那些天资卓异的人,都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我心想,絮比安的寿命也长不了。他善良,有同情心,感情充沛而细腻。他在弗朗索瓦兹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快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她学会了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

[裁缝絮比安和他的侄女在接下去的篇章中,身份地位会发生重大变化。第四卷《所多玛与蛾摩拉》开头部分,絮比安与夏尔吕意外相逢在盖尔芒特府邸的院子里,夏尔吕终于得其所爱。在第五卷《女囚》中,夏尔吕将絮比安的侄女收为养女,并给了她自己家族的封号,她就此成为了德·奥洛隆小姐。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结尾处,德·奥洛隆小姐嫁给了德·康布尔梅侯爵夫人的儿子。]

[弗朗索瓦兹如何看待美德和富有。]

即便只是某个供货商或仆人送来一盒东西,弗朗索瓦兹也会做出全然不把对方放在心里的样子,神情冷漠地指指一张椅子让他坐下,自己照旧干着活儿。就这样,她巧妙地利用了来人在厨房里坐等我妈妈回话的这段时间,让人在离去后脑子里深深地刻下这么一个印象,要是我们没有某样东西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不想有。不过,她执意要让人家知道我们“钱有来着”(她可不知道圣卢所说的部分冠词的用法,所以常说“钱有来着”、“水拿来着”73),知道我们很富有,并不意味着她觉得光是富有——光是富有而没有美德——就很好了,但是有美德而不富有,那在她看来也是不行的。对她而言,富有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美德就既无价值更无魅力可言。她几乎从不把两者分割开来,所以往往会把其中一方的长处,搬用到另一方身上,要求美德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要求富有包含启迪人心的智慧。

[弗朗索瓦兹在和贴身男仆聊天时,侃侃而谈。]

窗一关上,弗朗索瓦兹就相当迅捷地转过身来(要不然,在她想来,妈妈“什么样的话都骂得出口”),叹口气,开始收拾厨房的桌子。

“盖尔芒特家族哪,有些人还留在拉谢兹街呢,”贴身男仆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干事儿,给他们的车夫当副手。我还认识一个人,是这哥们的表弟,他和德·盖尔芒特男爵的马僮在一个团队里当过兵。‘不过管它呢,反正不是我的老爸!’74”男仆加上这么一句,是因为他习惯了要在说完一段话以后,就像唱歌唱叠句那样,加一两句新鲜的玩笑话。

弗朗索瓦兹上了年纪,眼力已然不济,再说她看什么东西都是从贡布雷的眼光出发,远远地看不真切,所以她没看出男仆是在玩笑,但她觉着,那应该是句玩笑话,因为它后面没有了下文,况且把话说得那么使劲的男仆,又是她知道爱开玩笑的主儿。于是她露出宽容、赞赏的神情笑了笑,仿佛是说:“瞧这维克多,总是这样儿!”而且,她心里也是乐滋滋的,因为她知道,跟听这种俏皮话遥相呼应的,是各阶层的人士忙于梳妆打扮,不惧严寒前往社交场合寻求的上档次的乐趣。说到底,她认准这男仆是个朋友,因为他经常用愤慨的语气告诉她,共和国当局又要对神职人员采用哪些卑鄙的手段。弗朗索瓦兹还不明白,我们的对手中间,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反驳我们并试图说服我们的对手,而是另一种对手,他们专门渲染或编造一些能让我们伤心的消息,而且唯恐我们觉着他们是在用这些东西为自己辩护——那样我们会减轻一些痛苦,甚至会对他们有意做给我们看的某种姿态,表示最起码的尊重,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把我们往死里整,非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敢情公爵夫人和他们都是儿女亲家呗,”弗朗索瓦兹重新拾起拉谢兹街盖尔芒特那家子人的话头,犹如在一首行板中重新奏出一个乐段,“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那家子人里,有人娶了公爵的一个侄女。这一来,他们就是一个圈圈里的人了。这些盖尔芒特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她满怀敬意地这么说,依据的是这个家族不仅有众多的成员,而且有显赫的声名,二者都了不起,就如帕斯卡依据理性和《圣经》的权威在论证宗教的价值。而既然这两桩事情她却只会用“了不起”一个词,在她看来它们就成了一件事儿,弗朗索瓦兹的语汇像某些宝石那样出现了瑕疵,暗昧之光投射到了她的思维深处。

“我在寻思,离贡布雷十里开外的盖尔芒特城堡,会不会就是她们的?那样的话,她们就跟盖尔芒特家在阿尔及尔的那位表妹也是亲戚喽。”妈妈和我想了好久都没明白,阿尔及尔的那位表妹是何许人,最后才弄清楚,原来弗朗索瓦兹说的阿尔及尔,其实是昂热75。有时候,我们会舍近取远,近的地方不知道,远的地方反而挺熟悉。弗朗索瓦兹因为我们在元旦那天收到过一袋样子难看的蜜枣,所以知道了阿尔及尔的地名,但她不知道有昂热那么个地方。她的语言(正如法语本身一样),尤其是与地名有关的语汇,充斥着舛误。“本来我想跟他们的膳食总管聊聊天——他们叫他什么来着?”她顿了顿,仿佛向自己问了个礼仪方面的问题;随后她自己作答:“噢,对了!他们叫他安托万,”仿佛安托万是个爵位或头衔似的,“本来他自己就可以告诉我,可他偏偏摆架子,像个书呆子那样不啃声,倒像舌头让人给割了,或是忘了怎么说话似的。人家跟他聊天,他却根本不答你。”弗朗索瓦兹也像塞维涅夫人一样,喜欢说“答”你76。“不过,”她有些言不由衷地接着说,“我只要自己锅里有东西炖着,也就不去管人家锅里怎么样了。反正,这人确实是不怎么样。再说他也不是个有股劲儿的爷们(从这个评价听得出来,弗朗索瓦兹在贡布雷那会儿对有股劲儿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当初她是把莽夫跟凶兽相提并论的。现在则不然。有股劲儿仅仅意味着干活勤奋)。人家还说他偷东西都上了瘾,不过这些流言蜚语可当不得真。那儿上上下下的仆人都做不长,为的就是门房爱嫉妒,老是在公爵夫人面前打小报告。不过有句话是我得说的,这个安托万实实在在是个懒虫,他那位安托万奈丝一准也好不到那儿去。”在弗朗索瓦兹想来,既然这位总管叫安托万,他老婆的名字当然是个阴性名词,那就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个“奈丝”,她这大想必是受“议事司铎”加“奈丝”后变成阴性名词的启发,无师自通地创造了一种新的语法77。她那么说也不能错到哪儿去。时至今日,在巴黎圣母院旁边还有一条街叫修女街,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那些法国人给它取的(因为街上住的都是些议事司铎),而弗朗索瓦兹正是他们的同龄人。再说,下面马上就有一个如此构成阴性名词的新例子了——只听得弗朗索瓦兹说道:“没得说,那城堡准是公爵夫人的。她在那儿就是个女镇长哦78。这可不简单哪。”

“我明白,这很不简单。”那跟班煞有介事地说,其中毫无调侃之意。

“很不简单,小伙子,你是这么想吧?可在像她们那样的人眼里,当个镇长什么的,根本就算不得一回事。喔!要是盖尔芒特家那座城堡是我的,你们就甭想在巴黎常见着我喽。我真不明白,像咱们家先生、夫人这么有钱的人,怎么会一心待在这憋气的城里,不想着得空就回贡布雷去,又没人拦住他们不让去嘛。他们还在等什么,干吗不早点退休赋闲呢,他们什么都不缺;难道一直要等到死的那一天吗?哦,我只要有面包吃,有冬天取暖的柴火,就宁愿回贡布雷我老弟的破屋去过日子。那儿好歹还有个过日子的样儿,眼前没有那么些房子挡着,入夜了就没什么声响,你听得见青蛙在两里开外的地方唱歌。”

“那可真是太美了,夫人。”年轻的跟班大声赞叹说,仿佛她说的这些事儿就是贡布雷的特色,犹如贡多拉是威尼斯的特色一样。

这个跟班进府时间不长,他和弗朗索瓦兹聊天,不拣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专挑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说。弗朗索瓦兹,平时人家要是把她当厨娘对待,她都会做鬼脸,而对口口声声称她“女管家”的这个跟班,她总是和颜悦色,就好比二等亲的王室成员听见热心的年轻人称他殿下时那般谦和。

“至少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令,自己该做什么了。不像在这儿,到了复活节还甭想见到哪怕一小朵毛茛花,倒像还是在圣诞节似的。我撑着这把老骨头爬起床的当口,连声早祷钟也听不见。在那儿,每小时都会敲钟,那钟是旧了点儿,可你会说:‘这会儿我兄弟该从田里回来了。’你瞧着日头沉了下去,听着教堂敲钟祈祷好收成,你不慌不忙,天黑点灯前你准能回到家里。哪像这儿,一会儿是白天,一会儿又是夜里了,你上床睡觉那会儿,就像不会说话的牲口那样,根本说不出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

“好像梅泽格利兹也挺漂亮是吗,夫人。”年轻跟班截住她的话头说,对他来说,刚才聊天的内容有点抽象,他突然想起听我们在饭桌上说起过梅泽格利兹。

“哦,梅泽格利兹!”弗朗索瓦兹裂开嘴笑着说,每当有人说起梅泽格利兹、贡布雷、当松镇,她的脸上总会有这样的笑容。这些地方已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旦在别处遇见它们,在谈话中听到它们的名字,她心里就会充满欣喜;当一个教授在讲课中影射某位当代的名人,让根本想不到这位名人的名字会从天而降,落到讲台上来的学生们大感意外之际,这位教授激起的正是这种欣喜之情。她之所以高兴,还因为她感觉到那片土地对她来说,自有一种别人无从感知的魅力,它们就像她当年一起嬉戏游玩的伙伴;它们让她发出会心的微笑,仿佛她看出了它们的情趣所在——她在它们的许多地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对,小伙子,你说得没错,梅泽格利兹相当漂亮,”她机灵地笑着说;“可你是从哪儿听说梅泽格利兹的呢?”

“我从哪儿听说梅泽格利兹?这地方可有名呐;是有人跟我说起过,说过不止一次呢。”他回答时闪烁其词的语气,很像有些案件中目击者模棱两可的证词,每当你想客观地判断一下,某件跟你有关的事情,对其他的事情影响到底有多大的时候,你总会被弄得一头雾水,全然没有方向。

“哦!要我说啊,坐在那儿的樱桃树下,可比待在这儿的炉灶旁边强多了。”

她甚至跟他们聊起欧拉莉来,而且完全把她说成一个好人。因为打从欧拉莉去世以后,弗朗索瓦兹就全然忘记了,欧拉莉生前可没让她有什么好感——她不喜欢这种在自己家里什么也没得吃,饿得发慌,全靠有钱人家发善心,才能跑来装模作样地蹭饭吃。当年欧拉莉每个星期变着法儿从我姑妈那儿讨赏钱的做派,已经不会再使弗朗索瓦兹感到苦恼了。至于我姑妈,弗朗索瓦兹更是对她极尽赞美之词。

“那会儿在贡布雷,您是在咱们夫人的一位小姑家吧?”年轻跟班问。

“没错,是在奥克塔夫夫人家,哦!她真是个圣人,孩子们,在她家里可是什么都有,全是好东西哟,你们信我的没错,她可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从不怜惜山鹑、野鸡,什么都不怜惜,你们尽管五个一群,六个一群地去吃饭,肉尽管吃,都是上等的,还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要啥有啥。”(弗朗索瓦兹说的“怜惜”,其实和布吕耶尔说的“吝惜”是一个意思。79)“所有的费用都由她承担,哪怕来了一大家子人,一个月一个月地住下去,要待到猴年马月才走。”(这个说法并不会开罪我们,因为在弗朗索瓦兹年轻那会儿,“费用由……承担”里的费用,指的并不一定是诉讼费,而就不过是普通的花费。80)“哦!听我的没错,从她府上出来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肚子吃得饱饱的。神甫先生有好几次这么说:要是你指望有个女人能坦然地走到仁慈的天主跟前,那没得说,就是她了。可怜的夫人哦,我至今也忘不了她细声细气对我说的话:‘弗朗索瓦兹,您是知道的,我不吃什么东西,可我希望您能把菜烧得可口,让大家都吃好,就像我也在吃一样。’当然,把菜烧得可口不是为了她。你们看到了就会明白,她只怕还没一袋樱桃重呢;再没比她更轻的人了。她不肯听我的话,从来不去看医生。哦!在那儿,你吃东西不用性急慌忙,夫人希望每个仆人都能吃饱吃好。瞧瞧这儿,今儿个我们根本就来不及吃早饭。做什么事都是慌慌张张的。”

最让她看不惯的,是父亲吃的面包居然都要在炉灶上烤过。她对自己说,那是摆派头,是消遣她。“可不是,”年轻跟班附和说,“我从没见过这种事儿!”他说这话的口气,仿佛他行遍天下,见多识广,各地风俗习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就是没见过要把面包片放在炉灶上烤的。“对,你没错,”老管家嘟嘟哝哝地说,“不过所有这些个事情,没准都要改变喽,听说加拿大的工人在闹罢工,前两天,有天晚上部长对咱们家先生说,他从中捞了二十万法郎好处呢。”老管家绝无指责之意,他并非不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而是觉得政客都是奸猾之徒,贪污受贿在他看来,就像小偷小摸一样稀松平常。他甚至也没好好想一想,部长说的那句非同小可的话,他有没有真的听到;一个受贿的官员亲口对我父亲说这话,而我父亲居然没把他赶出门去,这事到底有多蹊跷,这位管家也没细细掂量过。然而弗朗索瓦兹凭着她朴素的贡布雷哲学,并不认为加拿大工人的罢工,会对烤面包干的吃法有什么影响:“只要这世界还是这样儿,那您就瞧着吧,”她说,“总会有差遣得我们一路小跑的主人,也总会有投其所好的仆人。”但她这个有关仆人免不了要小跑的说法,看来并不灵验,这不,我母亲(在弗朗索瓦兹用餐时间以多长为宜这一点上,她和弗朗索瓦兹本人好像采用的不是同一个准则)这一刻钟来心里在纳闷:“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一顿饭吃了两个多钟头都不止了。”她怯生生地拉了三四下铃。弗朗索瓦兹,她的跟班,还有那管家,听着这铃声根本没当它是在唤人,全然没想着要过去,而是把它当作下半场音乐会开始前乐队的调弦声,它提醒观众,幕间休息只有最后几分钟了。因而当铃声再次响起,而且变得更为坚决之时,这几位下人开始上心,觉得所剩时间无多,眼看又得去干活了,于是,听着一下比先前略响的铃声,他们叹口气,死了心,年轻跟班下去到门前抽根烟,弗朗索瓦兹脑子里转过几个关于我们的念头,诸如“他们准是得了多动症”之后,上她的七楼去收拾东西,而那个管家,从我的房间里找了张信笺,匆匆写了封私信让人送走。

[盖尔芒特夫人拥有圣日耳曼区首屈一指的住所和沙龙。]

尽管盖尔芒特府上的管家终日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样,但弗朗索瓦兹还是不多几天就摸清了底细。她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住的府邸,并不是世袭的领地,而是不久前才租赁的宅邸,挨着我看不见的那个立面的小花园,也相当小,跟邻近住宅的花园并无二致;我最终还得知,那儿既没有领主私设的绞刑架、筑有防御工事的磨坊,也没有鱼塘、安柱子的鸽棚、带甬道的谷仓和小城堡,既没有石桥,也没有吊桥,连浮桥和征收过桥税的人全都没有,没有道岔,没有张贴在墙上的特许证书,也没有用作路标的高墩。可是情况就如埃尔斯蒂尔的画,当巴尔贝克的海滩在我眼里失却它的神秘,变成地球上浩瀚的海面中一个普普通通的、跟其他的水域没有什么两样的组成部分之时,埃尔斯蒂尔骤然间赋予了它一种个性,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惠斯勒在《蓝色和银色的和谐》中展现的那个乳白色的海湾,同样,当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有一天这么说起公爵夫人之时,由这个名字派生的最后一座宅邸,在弗朗索瓦兹的猛击下,终于毁于一旦:“她在圣日耳曼区名声显赫,她在圣日耳曼区的住所是首屈一指的。”唉!首屈一指的沙龙,圣日耳曼区首屈一指的住所,跟我曾在遐想中见过的一座又一座宅邸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这个住所(它想必是最后一个了)虽说并不起眼,却还是显示出了超越于砖瓦之上的某种神秘的不同之处。

[盖尔芒特夫人早上外出散步,看上去像个普通女人。]

在盖尔芒特夫人早上徒步外出或下午乘车出行时,我无法从她身上发现这个家族的名字的秘密,惟其如此,我就更须到她的沙龙中去探寻这个秘密。诚然,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曾经灵光一闪地出现在我面前,俨然是整个家族的化身,双颊自始至终红通通的,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色彩和维沃纳河畔午后的阳光,都没能影响她双颊的颜色,在我的遐想破灭之际,她犹如一位神祇或林中仙女化身的天鹅或柳树,毅然听命于大自然的法则,或从容划过水面,或随风摇曳飘舞。然而这些倒影刚从我眼前消失,就又在摇碎它们的船桨后面,重新聚成落日玫瑰和黛青色的倒影,盖尔芒特的名字,在我脑海的僻静处迅即唤醒了有关面容的记忆。但现在,我看见的这张脸往往是在窗前,在院子里,在街上;我虽然仍然没法把它和盖尔芒特的名字匹配在一起,没法让自己确信她就是盖尔芒特夫人,但我至少会知道,这得怪我自己的脑袋不好使,没能按我的要求把活儿干利落;而我的这位高贵的邻居,她似乎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犯了错还满不在乎,完全不像我那么忧心忡忡,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这不,盖尔芒特夫人对长裙的款式思来想去,唯恐它们不够时髦,倒像她以为自己就像别人一样,只是个普通女人,在憧憬穿着入时这一点上,跟那些女人只能说是彼此彼此,说不定还比不上人家呢;我在街上瞧见过她钦羡地望着一个穿着考究的女演员;而每天早上她出门散步之前,仿佛那些路人(在她亲切地晒出的令他们无法企及的生活的映衬下,他们越发显得庸俗粗鄙)的看法对她犹如法庭判词那般至关重要似的,我看见她在镜子跟前梳妆打扮,就像一个王后答应了在一出宫廷喜剧中出演侍女,带着不含半点虚饰和调侃的严肃劲儿,满怀热情,却又仿佛自尊心受挫那样窝着火,认真地扮演这个身份远比自己低得多的俏丫头;她令人不可思议地全然忘却了自己高贵的出身,只顾着短面纱有没有拉好,袖口有没有压平,外套有没有打理好,犹如天神变的天鹅做着种种禽类的动作,长喙两侧的深眼圈的眼睛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偶尔瞥一下纽扣或阳伞,用的是天鹅的眼神,完全忘了自己是天神。而我就像一个游客,对第一眼看见的城市颇为失望,心想自己也许得去参观一下博物馆、结识一下当地的居民,或者到图书馆去看看,才能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我暗自思忖,要是我能受邀去盖尔芒特府上做客,要是我能成为他们的朋友,要是我能就近观察他们是怎样生活的,那我就能知道,她的名字在闪亮的橘黄色的外表下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客观地了解它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印象——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所处的社交圈,在圣日耳曼区是与众不同的。

[我想象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圣日耳曼区的社交圈。]

我设想这个社交圈里的生活,是跟我所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在我想来,那种生活一定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简直无法想象,在公爵夫人的晚会上,怎么竟然会有那么些我平时经常遇到的、真真实实的人。这些人不可能突然间来个脱胎换骨,所以他们在晚会上说的话,仍是我先前听惯的那些话;谈话的对方,恐怕也只能放低身段,用凡夫俗子的谈吐来应答;在圣日耳曼区的第一沙龙里,竟然有那么多场景,是跟我曾经身处的场景一模一样的:这怎么可能呢!说实话,我的脑筋转动起来有些失灵,耶稣基督在圣体饼上显圣,也未必会比我在卧室能听到他们早晨拍打擦脚垫的声音的、坐落在右岸81的圣日耳曼区第一沙龙更使我觉得神秘而难以理解。但是把我和圣日耳曼区分开的那条界线,正因为是想象的,反而使我觉得更真实;我真切地感到,界线那一边盖尔芒特府邸的门毡所放之处,已然是圣日耳曼区——那天他们大门敞开,母亲和我都瞧见了那块门毡,母亲居然还说它很旧了。再说,他们挂着红色长毛绒壁毯的餐厅和幽暗的柱廊(我有时从厨房的窗口能望见它们),在我心目中怎么可能不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怎么可能不真正成为它的一部分,从地理位置上就属于那个街区呢?要知道,受邀前来这个餐厅用餐,就等于前去圣日耳曼区,感受那儿的氛围哦,这不,那些就餐前和盖尔芒特夫人并排坐在走廊的皮沙发上的宾客,不正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吗?当然,在这个街区以外的某些晚会上,我们有时也能看到某个这样的人物煞有介事地端坐在一群穿着时尚的俗人中间,这种人除了名字以外,什么也不是,我们回想他们的模样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是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场面,就是一片公有的森林。然而在这儿,在圣日耳曼区的第一沙龙里,在幽暗的走廊上,来客全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是以珍贵材料制成的支撑圣殿的柱子。82即便是平常的聚会,盖尔芒特夫人也必得在他们中间挑选来客,十二个人围坐在丰盛的餐桌旁,宛似圣礼拜堂中的十二使徒金像,圣餐台前那十二根具有象征意义的祝圣立柱。圣礼拜堂位于巴黎塞纳河的西岱岛上。教堂内有十二根支柱为镀金的使徒雕像,使徒手中执有祝圣十字架。83至于府邸后院,夹在高墙之间的那个小小的花园,到了夏天,盖尔芒特夫人会在晚餐过后让人在这儿准备好餐后酒和橘子水,试想一下,夜晚九点到十一点间,坐在花园里的铁椅上——它们亦如那张长沙发,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倘若说呼吸的不是圣日耳曼区拂过的清风,那岂非有如在菲吉格84的绿洲上小憩,却说自己并不在非洲一样匪夷所思吗?唯有想象和信念,才能使某些物、某些人有别于其他的物和人,从而营造一种氛围。唉!圣日耳曼那些引人入胜的景观、自然起伏的地貌、别有风情的珍玩、工艺精湛的制品,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在它们中间驻足流连了。但只要能远远地瞥见那个旧门毡,我会像茫茫大海上的旅人远远望见(并没指望有一天能抵达)前方清真寺的尖塔、岸上最先扑入眼帘的棕榈树、异域风情的厂房或植被,欣喜得浑身发抖。

[盖尔芒特公爵其人。]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邸始于它的前厅正门,但在公爵眼前,它的属地要延伸得很远很远,他把所有的房客都视作佃户、村夫、全民福利的受用者,这些人的意见,他从不放在心上;每天早上,他身穿长睡衣在窗口刮胡子,下到院子里时的穿着,视天气冷热而定,或光穿衬衫,或穿一袭睡袍,或穿一件颜色很罕见的长毛苏格兰格子呢上装,外罩比上装短一截的浅色短大衣,在院子里,他让马夫牵住一匹他刚买来的新马,在他面前碎步小跑兜圈子。新马不止一次撞到絮比安的店铺门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不由得大动肝火。“鉴于公爵夫人在府邸内外乃至整个教区处处行善,某人居然还要我们赔钱,真是太不要脸了。”可是絮比安坚持要赔,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什么善事。要说呢,她可是当真行善来着,只不过,行善没法给每个人都行,一个人记得你的好,感激不尽,另一个人却因此记恨在心,觉得你仿佛欠他似的。倘若不局限于行善,把话题再扯开一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带——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公爵眼里,无非是他的庭院的延伸,无非是他那些马加长了的跑道而已。看过一匹新马碎步小跑以后,他吩咐给马套上车辕,让它拉着去邻近街道走一趟,车夫手执缰绳跟车小跑,让马车一遍又一遍地从站定在旁道上的公爵面前经过,公爵立在那儿,高大,肥胖,穿浅色衣服,叼着雪茄昂着头,单片眼镜后目光充满好奇,看着看着,忍不住纵身跳上驭座,亲自驾着新套的马车,一路往香榭丽舍大街情妇家驶去。出院子时,盖尔芒特先生向两对夫妇打了招呼,他们好歹算是他的社交圈里的人:一对是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他们就像工人家的夫妇一样,从来不在家里照料孩子,因为妻子一早就要去圣乐学校85学对位和赋格,丈夫则要去工场用木头和压花皮革做雕塑制品;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他俩向来都穿黑衣服,妻子像出租椅子的女人,丈夫像殡仪馆的殓葬师,每天出门好几次去教堂。他俩是我们熟悉的那位前大使的侄子和侄媳妇,也就是当初我父亲在楼梯拱顶下碰到他那会儿,一时没明白他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位诺布瓦先生;那时我父亲心想,像他这样一位跟全欧洲的权贵显要时相过从的大人物,想必对贵族头衔的虚名是看不上眼的,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会来结交这些支持教权主义、胸襟狭窄的末流贵族。这对夫妇刚住进这座大宅不久;絮比安走到院子里来和做丈夫的说话(他正在和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因为不清楚他的头衔,只好称呼他“诺布瓦先生”。

“嘿!好一个诺布瓦先生!等着瞧吧,这个家伙马上就要叫您诺布瓦公民啦!”盖尔芒特先生转身朝男爵大声说。絮比安平日里叫他“先生”,而不叫他“公爵先生”,他早就憋着一肚子气,趁这机会终于可以发泄一下了。

[盖尔芒特公爵和我父亲熟识起来。]

有一天,盖尔芒特先生要来咨询某个跟我父亲职业有关的问题,特地上我家来,态度非常谦和。从此以后,公爵经常要找我父亲帮点小忙,刚看见他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正在考虑工作上的事,不想有人打扰他),就撂下辕马仆从,在院子迎住我父亲,给他理理大衣的领子,手法中透出祖先当御前贴身男仆时的那种娴熟劲儿,他拉住我父亲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轻轻地抚摸它,仿佛要以此表明——其厚颜无耻堪比高等妓女——他甘愿为他奉献宝贵的肌肤之亲,他执着父亲的手一直走到大门口,父亲心里很讨厌,却又没法挣脱。有一天他和妻子一起乘车外出,正好遇见我们,他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还把我介绍给妻子,可是,我怎么能指望她会就此记住我的名字、记住我的脸呢?况且我只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了!倘若我是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府上遇见公爵夫人并被介绍给她,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前不久正好托我外婆捎话,要我去看她;知道我有意从事文学写作,她还特地让外婆告诉我,在她那儿我会遇见一些作家。可是父亲觉得我还太小,去社交场合为时过早,再说我的健康情况一直使他担心,所以若不是非去不可的话,一般不赞成我外出。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

盖尔芒特夫人家有个跟班爱和弗朗索瓦兹聊天,我从他嘴里听到了几个她常去的沙龙的名字,不过我想象不出这些沙龙究竟是怎么个样子:既然它们是她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她的生活我只能通过她的名字去窥见,那么这些沙龙岂不是难以想象了吗?

“今儿晚上在帕尔马公主府上有个盛大的晚会,演皮影戏,”那个跟班说,“可我们去不了,因为我们夫人五点钟要乘火车去尚蒂利,到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夫人的贴身女仆和贴身男仆跟着一起去。我留在这儿。这下帕尔马公主一准会不高兴,她都给公爵夫人写过四次信了。”

“那么今年,你们不到盖尔芒特城堡去啦?”

“这是我们第一次不去那儿:考虑到公爵先生的风湿病,医生关照,那儿没安装好取暖设备,我们就不能去那儿,而以前我们每年都去,总要住到一月才回来。这回要是取暖设备没装好,我们夫人也许会去戛纳的吉斯公爵夫人家待上几天,不过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那么剧院呢,你们常去看演出吗?”

“我们有时去歌剧院,去看帕尔马公主预订座位的晚场演出;节目倍儿棒:有话剧,有歌剧,什么都有。公爵夫人不想费事去预订,我们有一回去了夫人一位女友的包厢,另一回去了另一位女友的包厢,不过大多是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这位亲王夫人的丈夫是我们公爵先生的堂兄,她自己的弟弟是巴伐利亚公爵。——哦,您这就要上楼了吧,”跟班说,他虽然觉着自己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但一般而言,他还是把主子看作一种政治资本的,所以他对弗朗索瓦兹颇为尊敬,仿佛她也在某位公爵夫人府上待过似的,“您看上去身体不错,夫人。”

“哦!要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喽!在平原上还行,”(平原,意思是她还愿意去走动走动的院子和街道,总之,就是平地,)“最讨厌的是楼梯。回见,先生,没准今晚咱俩还会见面。”

[贵族崇拜在弗朗索瓦兹身上的体现。]

她确实挺想跟这跟班多聊聊——这不,前不久她听他说了才知道,公爵的儿子通常都称亲王,父亲去世前他们一直可以保有这个头衔。世世代代在法兰西土地上沿袭而来的贵族崇拜(其中或多或少又掺杂着某种反抗精神)想必在法兰西民众中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倘若有人跟弗朗索瓦兹说起拿破仑的天才,或者说到无线电报,她会无动于衷,出清壁炉灰烬或摆放桌上餐具的动作,可以丝毫不受影响,但只要听到刚才说过的那种情况,或者听说盖尔芒特公爵的长子按惯例要称为奥莱隆亲王,她就会大声喊道:“这才叫好呢!”仿佛被彩绘玻璃看花了眼,心醉神迷地站在那儿。

弗朗索瓦兹还从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他常到公爵夫人府上来送信,跟弗朗索瓦兹已经很熟)那儿听说,原来圣卢侯爵和昂布雷萨克小姐的婚事,早就在社交圈里传得沸沸扬扬,差不多已经定下来了。

[在我的想象中,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很迷人。]

这座豪华宅子,这个楼下包厢,这些让盖尔芒特夫人把她的整个儿生命倾注进去的去处,在我眼中是有如她的住所一样迷人的地方。吉斯,帕尔马,巴伐利亚的盖尔芒特,这些名字使公爵夫人前去的度假胜地不同于其他的度假胜地,使她的马车每天驶往的晚会不同于其他的晚会。可是,虽然这些名字告诉了我,这些度假胜地,这些晚会,日复一日地组成了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它们却并没有向我透露有关这种生活的任何信息。去哪个地方,参加哪个晚会,无一不须决断,但那只是让它换了一副神秘的面纱,那后面的模样我依然无从知晓,它由舱壁护着,由瓶子装着,顺着众人生活的波涛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公爵夫人会在嘉年华会期间,面对着地中海悠然用餐,但那是在吉斯夫人的豪宅,在这儿众多的亲王夫人中间,身穿白色凸纹布长裙的巴黎社交界女王,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宾客,跟其他来宾一模一样,而由此,我愈是被她感动,就愈是觉着她面目一新,犹如一位舞星,凭着一段充满想象力的舞蹈,盖过了每一个女舞伴的风头;她也会观看皮影戏演出,但那是在帕尔马公主举办的一场晚会上;至于看话剧或歌剧,那不用说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

我们往往会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刚分手或就要去碰头的熟人的回忆,全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从弗朗索瓦兹那儿听说,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府上吃饭,又在中午时分看见她身穿浅黄带红的缎裙从楼上下来,脸上也是这种有如晚霞般的颜色时,我只觉得圣日耳曼区的全部欢乐一下子涌现在眼前,就在这娇小的身影里,有如在贝壳淡黄带红、闪着珠光的壳瓣之中。

[第二次去歌剧院观看拉贝玛演出《菲德尔》。她对我的吸引力减退了。]

我父亲在部里有个朋友,名叫A·J·莫罗,他为了避免人家把他跟别的莫罗混淆,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报名字时,加上前面的两个字母,日子一久,人家干脆就叫他A·J了。不知道这个A·J用什么办法在歌剧院举办一次盛大演出前弄到了一张票子;他把票子送给了我父亲,由于这次拉贝玛要演《菲德尔》中的一幕,而我自从上次看她演出大为失望之后,不曾再看过她的演出,外婆执意要我父亲把这种票给我。

说实话,若干年前曾撩拨得我心痒痒的拉贝玛的演出,这会儿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眼见当年我不顾身体虚弱、宁可放弃休息的演出,如今变得对我这么无足轻重,我心里不免也有几分伤感。平时仅仅在想象中觑见的现实生活的珍贵片段,我当然希望能就近细细观看品赏,这份热情跟当年相比,并不曾有所减退。可是这些珍贵的片段,我的想象已经不再把它们寄托在一个优秀女演员的台词之中;自从见到埃尔斯蒂尔以后,我当初对拉贝玛的台词、表演功力的一往情深,转移到了某些壁毯和现代油画上面;我的信念,我的向往,不复停留在对拉贝玛的台词、台风的顶礼膜拜之上,她的表演在我心中的魂之所系,就如古埃及死者的那些灵魂一样,渐渐地消散了,因为,那些灵魂是要不断地得到给养,才能维持生命的。她的表演,变得那么不足道,那么差劲儿。任何深刻的灵魂都不会寓于其间。

[贵族世家子弟与富有的金融、实业界巨子之间的差异。]

父亲把票子给了我。我进了歌剧院,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的当口,看见前面有个背影好像很熟悉,看他的举止步态,我起先以为他就是夏尔吕先生;但当他转过脸来问一个剧场职员什么事时,我发现自己弄错了,但我仍然毫不怀疑这位陌生人跟夏尔吕先生是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这一点不仅从他的衣着,而且从他对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都让他等了一会儿)说话的态度可以看出。因为,尽管可能存在个体差异,但那个年代,在衣着鲜亮的富有的贵族子弟,与同样衣着鲜亮而年轻富有的金融界或实业界巨子之间,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后者要显得有派头,往往会用一种斩钉截铁、居高临下的口气对身份比他低的人说话,世家子弟则不然,他们语气软款,脸带笑容,对谦逊、耐心的处世之道尊敬有加、身体力行。让自己看上去就像个最普通的观众,对他们来说,这正是教养的体现。在这种笑容可掬的和善敦厚背后,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隐藏着一道他人无法逾越的门槛,过了这道槛,才是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特殊的小天地,不止一个此刻走进剧场、老爸是银行家的富家子弟,要不是看出对方长得酷肖报上刊登的照片上的奥地利皇帝的某个侄子,一准会把这位贵人视若草芥,根本想不到他就是近日造访巴黎的萨克森亲王。这位先生,我认出了他是盖尔芒特家的老朋友。我走到检票员跟前时,听见萨克森亲王(假定他真是那位亲王的话)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告诉我,只要问一下就行。”

他也许就是萨克森亲王;他说“我表姐告诉我,只要问一下就行”的时候,眼前浮现的身影也许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要真是这样,她那种让我无法想象的生活,我就可以从她表弟的包厢里看到一个片段了),我这么想着,只觉得他那含着笑意的、颇为特别的目光,那两句极其普通的话语,交替着用可能的幸福和朦胧的幻景这两个触须,撩拨着我的心(比抽象的遐想着力得多)。他在向检票员说那两句话时,至少已经为我平庸的生活中的一次晚会,连接上了一条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通道;检票员对他说了句“楼下包厢”后,指了指一条过道,他便沿着过道往前走去,这条过道很潮湿,墙壁起着裂缝,仿佛要通往海底洞穴,通往水中仙女的神秘王国。我的前面,只是一位穿着正装的先生在渐行渐远;但我的思绪却随着他的身影在起伏,就像一具不大灵便的反射镜没法把光线聚焦在他身上那样,我不停地想:他就是萨克森亲王,他是去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虽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我的这个念头,这个外在于他的、无法触摸的、颠簸起伏的念头,却像一个巨大的投影在他前面引导他,犹如始终伴随在希腊战士身边,却不为他人所见的雅典娜女神在引领他们前进。

我在座位上坐下时,脑子里在回忆《菲德尔》中的一句台词,可是记不清这个诗句究竟是怎么说的。我想起的句子,音步数总是不准,我想干脆不去管它了,我想起的诗句,怎么也没法跟古典诗律合上拍。如果有人对我说,这句冗长的台词得去掉六个以上音节,才能凑成一个十二音步的诗句,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但突然间,我记起了那句台词,来自一个不近人情的世界的诘屈聱牙,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诗句的音节,顷刻间合上了亚历山大体的韵律,多余的音节犹如浮上水面就破裂的气泡,被轻松而灵巧地搞定了。其实,我原以为冗长不堪的、让我苦苦想了老半天的那个诗句,就不过多了一个音步而已。

[池座的观众与包厢的观众。]

池座的一部分票子,是放在售票窗口卖的,来买票的观众大多出于赶时髦或看热闹的心态,对平时没有机会近看的那些人们,他们想好好地看个仔细。可也是,那些平日里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真实生活,在这儿不妨说是露出了罅隙让他们细看——帕尔马公主把她的朋友们安置在了楼厅和二楼、大厅的包厢之中,整个剧场俨然是个沙龙,大家在里面换着位子,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找朋友谈上几句。

我旁边坐着一群平民观众,他们不认得那些预先订座的剧院常客,却做出熟识的样子,大声说着那些常客的名字。他们爱说,人家到了剧院好比到了自家沙龙,意思是说他们并不关心舞台上在演些什么。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买了张池座的票子来看拉贝玛,他一心想的只是别弄脏手套,别妨碍旁边的观众,跟有缘并肩而坐的邻座小小地套个近乎,时而浅笑盈盈地追随一道飘来的目光,时而不揣失礼地避开一个熟人不期而遇的目光——刚才在剧场里见到这个熟人后,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考虑再三,才决定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可还没等他走到那人跟前,台上传来三下响声,他只得返身穿过乱哄哄的人群,犹如希伯来人从红海穿过一般;为挤进自己的座位,只得让已经就座的观众欠起身来,不是勾住这位女士的长裙,就是踩了那位先生的皮鞋。那些社交界人士则不然,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包厢(位于层列式的楼座之后),宛若置身于一个个小小的、悬空的、撤去四壁的沙龙或随时可以喝上一杯的咖啡馆之中,这座那不勒斯风格的建筑,其中镶着金框的镜子和红色绒面的座椅,都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他们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是因为,尽管支撑着这座艺术殿堂的廊柱金碧辉煌,但他们照样可以漫不经心地把手搭在上面;这是因为那两尊雕像把棕榈和月桂枝叶捧向包厢,寓意荣耀归于他们的礼遇,已经不会让他们受宠若惊;正由于这些原因,唯有他们才会有闲情逸致来从容地欣赏演出——假若他们真有所谓情致的话。

起先,看出去是一片昏暗,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骤然间,仿佛有颗我没看见的钻石在闪亮,一双著名的眼睛发出的磷光映入我的眼帘,随即看到的,是黑漆漆的背景上勾勒出的,犹如亨利十四浮雕像那般的一个剪影,那是奥马尔公爵俯身向前的身影,一位见不到人影的女士向他大声说:“请亲王殿下允许我给您脱大衣。”可是亲王回答说:“哦,不敢当,怎么能劳您大驾呢,昂布尔萨克夫人。”但她不顾亲王的婉谢,坚持给他脱下大衣,而她的这份殊荣也赢得了众人的艳羡。

[包厢里的夫人小姐,有如海中的神祇。]

在其他的包厢里,几乎到处都有白衣神祇藏身于幽冥之中,但没人能看见她们。而随着演出的进行,她们影影绰绰的身影一个接一个从夜色(她们方才如同夜色的点缀)徐徐显现,迎着亮光升起,露出半裸的肌体,到竖直的边缘跟前停住。她们的脸在半明半暗的水面上熠熠发光,手中的羽毛扇轻快地摇着,像泡沫在飞溅,头上缀有珍珠的绛红色秀发,则像翻滚起伏的海浪。再往前,就是池座了,这个凡人出没的所在,始终是跟那个幽暗的、半透明的王国彼此相隔的,在那个王国中,海中女神清澈发亮的眼睛在平缓的水面上随处可见,起着边界的作用。因为,海岸线上那些可折叠的加座,以及池座里那些形如怪物的身影,都依据恒定的光学法则,按照它们的入射角的大小不等,在她们的眼中(由于知晓它们不可能具有,哪怕只是稍稍具有,跟她们相类似的心智)一一显现为不值一笑或一瞥的两样东西:矿物,与她们不相干的人。而在她们的疆域之内,这些容光焕发的海的女儿不时笑盈盈地朝着那些悬在海底岩洞壁上、满脸胡子的特里同86,或某个水栖的半人半神转过身去。那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头顶像颗光滑的卵石,水流为它带来一些飘动的藻类,目光则像岩晶的圆盘。这些海的女儿向他们俯过身去,把糖果分给他们;有时候,海流微微开启,涌出一个新的仙女,这位姗姗来迟的海的女儿脸带羞涩的笑意,在幽暗的背景上有如一朵绽放的花朵。随后,一幕终了,这些仙女姐妹知道刚才把她们吸引到海面上来的世间悦耳之声不复可闻,顷刻间潜入水中,消失在夜色中。这些被一睹人间杰作的好奇心撩拨着的女神的栖身之地,这些不让人们接近的去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人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包厢的那个若明若暗的所在。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俨然是位君临嬉戏笑闹众神祇的威严的女神,她有意坐在稍深处一张侧放的长沙发上,红艳得像一株珊瑚礁,傍着一具硕大的玻璃反射装置——那很可能是一面镜子,但让人想到一绺光线在令人炫目的海中水晶上形成的一个切面,这个竖直的切面是液态的,看上去有些朦胧。一朵大大的白花,如同某些海生植物,既像羽毛又像花冠,翅翼那般覆满绒毛,从亲王夫人的额头往下,爱怜地、活泼地勾勒出脸颊的曲线;风情万千的脸蛋,有如藏在温柔的窝里的一枚粉红色的翠鸟87蛋。发网从亲王夫人的发际垂至眉眼,从喉咙开始向下延伸,上面缀饰着某些南方海域特有的白色小贝壳,以及一颗颗珍珠,宛如一幅刚从波涛中涌出的海景镶嵌画,它随时会潜回昏暗之中,但即便此时,在暗处依然可见有人影在,因为亲王夫人那双明眸在幽暗中闪闪发亮。这位夫人的美,在昏暗幽冥中显得卓尔不群,让其他那些仙境中的少女都无法企及,这种美不只是肉体上的,不只是镌刻在她的颈项、肩膀、手臂和腰肢上。尚未完成的优雅的轮廓曲线,只是一个出发点,只是另一段看不见的曲线的必不可少的起始部分,凡是投向这段曲线的目光,势必会将其延伸,在她周围生成种种美妙无比的曲线,犹如一具完美的躯体沉入昏暗后的幽灵。

“她就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邻座的女士对陪她来的男士说,有意把亲王夫人的“亲”字说得很着力,表示这是个挺逗人笑的称呼,“她身上珍珠可真多。我想啊,要是我有那么多珍珠,我可不会像她这么显摆;我觉着这有点过分。”

认出了亲王夫人以后,一心想要弄清楚剧场里到底有些谁的观众们,心中升起了公认的美的宝座。可不是,卢森堡公爵夫人也好,德·莫里昂瓦尔夫人也好,德·圣厄韦尔特夫人也好,好些别的夫人也好,她们的脸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一个红红的大鼻子配一双兔唇,就是两爿起皱的腮颊配一抹淡淡的唇髭。而这些特征已经足以让人着迷了,因为,就如一个签名有着约定俗成的价值那样,它们让人看到的是一个赫赫有名、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不过,它们最后也让人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丑,自有某种贵族意味;一位贵妇人,只要门第显赫,脸蛋美不美是无所在乎的。然而,正如有的画家在画布下方不是写上自己的名字,而是画上一个美丽的图案,诸如一只蝴蝶,一只蜥蜴,一朵花儿等等,亲王夫人安在包厢一角的,是一段优雅的身材和一张俏丽的脸蛋,她以此表明,美可以是最高贵的署名标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带到剧场来的,都是平日里的密友,在崇拜贵族的人眼里,亲王夫人的到场,就是最好的证明,让人相信这个包厢所呈现的画面是真实可信的——它是亲王夫人在慕尼黑和巴黎的府邸中的、常人难得一见的日常生活的一个侧影。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是整部小说中最美丽高贵的贵族女子。她的沙龙,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三家沙龙中最封闭、排外,因此也是最难以进入的。主人公马塞尔在得到这个家族的另外两位女子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邀请后,在《盖尔芒特家那边》临近结尾处,终于得到亲王夫人的邀请。《寻回的时光》中的最后一场盛大社交聚会,便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府举行的。而那时这位高贵的夫人已去世,替代她成为亲王夫人的,是从前的韦尔迪兰夫人。]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和德·帕朗西侯爵。]

我们的想象好比一个出了毛病的手摇风琴,演奏的曲子老要跑调,每当我听见说起拜恩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十六世纪的某些音乐杰作就会在我的脑海中开始回旋。我应该摆脱这些联想,因为此刻我正看着她把糖果递给一个穿燕尾服的胖男人。当然,我绝不可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她和她邀请的这些客人都是些跟别的观众一样的男男女女。我明白,他们是在那儿玩游戏呢,为了拉开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在这儿的种种做派,想必并不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的序幕,他们约好了按某些我不懂的规矩行事,装出递送和谢绝糖果的样子,这些毫无意义的动作,都是事先规定好的,就像芭蕾舞者按设定的舞步,或竖起脚尖,或绕着一条披巾转圈。谁知道呢?说不定就在她把糖果递过去的当口,这位女神以揶揄的口吻(因为我见她含着笑意)说的是:“来点水果糖吗?”这于我何干?我应该从一位女神有意对一个半神半人的先生说得这般冷淡的话语中,听出一种梅里美或梅拉克风格的优雅精致,这不,那位先生心中有数,知道他与女神在这即将重现他们真实生活的当口,一笑一颦都自有见识卓异的深意在,于是他从容应对这场游戏,以同样神秘的狡黠神气回答说:“好呀,来个樱桃的吧。”我应该像观看《初出茅庐少女的丈夫》演出那样热切地聆听他们的对话。那出戏缺乏我所熟悉的诗意和深意,而在我看来,这种才情梅拉克原是绰绰有余的。不过,那出戏确实自有一种韵味,一种传统的韵味,并因此显得更为神秘,更有教益。

“那个胖子就是德·加南塞侯爵哦。”我的邻座恍然大悟地说,坐在后面一排的观众低声说出的名字,被他听拧了。

德·帕朗西侯爵88伸长脖子,歪斜着头,鼓得圆圆的大眼睛紧贴在单片眼镜的镜片上,慢悠悠地在幽明的光线中移动,活像一条对好奇的参观人群视而不见,自顾自在鱼缸里游动的金鱼,正厅前座的这么些观众,根本就没进入他的眼帘。他有时停住不动,重重地呼气,犹如身上覆满了苔藓,见到他的人没法说清,他到底是不舒服,是睡着了,是在游水,还是正在产卵,抑或仅仅是在呼气吸气。谁也不如他那样叫我眼红,因为他那样子,一看就是这个包厢的常客,还因为他对递糖给他的亲王夫人居然那么冷淡。此刻亲王夫人那双钻石琢成般的美丽的眼睛,正朝侯爵瞥去,每当她这么看人时,睿智和情谊仿佛会把这双眼睛化作流动的秋波,但当这双眸子凝定时,剩下的就只是形质之美、宝石之光,只要有一丁点儿反射作用影响到它们,哪怕只是稍稍让它们动了一下,无情的烈焰就会喷向正厅后排深处,红彤彤的火光会扫遍那儿的观众。然而,由于拉贝玛的《菲德尔》马上要开场了,亲王夫人立起身来款款走向包厢前部,她这就好比是在台上亮相,在我眼里,她所到之处随着四周光影的变化,她那华丽的服饰不仅颜色在变,而且质地也在变。在这个干涸而显露、不复属于水底世界的包厢里,亲王夫人不再像裹着蓝白相间的头帕的海中仙女,不再以饰演扎依尔或奥罗斯马纳89的某个最出色的悲剧演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她在前排坐了下来,我看见那个温柔地呵护着她粉红脸颊的翠鸟窝,犹如一个硕大的极乐鸟,绵软,闪亮,覆着一层绒毛似的。

[我的邻座。从前我对拉贝玛的美妙想象。]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收了回来,转向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穿着很糟糕,人也长得很丑,双眼喷着怒火。只见她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在离我不远处落座。随即大幕升起。我伤感地看到,旧日愉快的心情已不复存在。从前,我唯恐错过这位我宁愿走遍天涯海角去观赏的天才演员的一颦一笑,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的一举手一投足,我的脑子就好比天文学家即将安装在非洲和安的列斯群岛,以便精确观察彗星或日食现象的感光玻璃片;我担心某种阴影(比如演员心情不佳,或者观众席中出了什么事情)会影响演出质量,使之无法达到最佳状态;要是我所在的不是一个犹如祭坛那般把她供奉起来的剧场,无法让我感觉到所有那一切——那些戴着白石竹花、由她指定的检票员,那些比坐满穿着寒酸的观众的正厅后排略高一些的边座,那些兜售印有她的照片的节目单的姑娘,还有剧院广场上的那些栗树——所有那些跟我当时的印象如此亲近、如此合拍,仿佛与我密不可分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与她在小小的红色帷幕下的奇妙现身相关联的(哪怕那只是一种附带的关联),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自己没能在最好的环境里看戏。《菲德尔》,爱情表白的场景90,拉贝玛——它们当时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它们隐匿在日常的经验世界后面,无所依傍地存在着,我必须接近它们,尽我所能了解它们,而尽管我张大眼睛、敞开心扉,所能吸收的东西仍然微乎其微。可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我个人的生活,就如那些穿衣准备出门的时刻一样,其实不值一提,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在它之上,以一种绝对的形式存在着更有分量的现实,那就是《菲德尔》和拉贝玛吟诵的台词,它们无比美妙,它们可望而不可即,我永远都无法全部占有它们。整天耽于对尽善尽美的悲剧艺术的遐想之中(在那段时期,要是有人在白天,甚至夜里的某一时刻——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对我的思想进行分析的话,从中一定可以抓出大把大把的遐想碎片),我就像一节正在充电的电池。

[现实与想象的不符令我沮丧,但我仍耽于幻想。]

曾几何时,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不大舒服,甚至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去看拉贝玛的演出不可。但是现在,这一切犹如一座远看青翠欲滴,近看却再普通不过的山岗,远离绝对的理想世界,泯同于我因置身其间而异常熟悉的其他事物,艺术家跟我所认识那些人,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念诵的《菲德尔》的诗句,不再是那么崇高、富有个性,那么孤高脱俗,而只是好歹还算写得成功,有望厕身浩瀚的法兰西诗歌长廊,并就此湮没其中的诗句而已。我感到格外沮丧的是,虽然让我魂牵梦绕的想望,其对象已不复存在,然而那种耽于幻想的心境却依然如故——心境年年有所变化,但我依然是那么容易冲动,那么莽撞而不计后果。有一天,我不大舒服,但还是前往一座城堡,去看埃尔斯蒂尔的一幅油画和几块哥特式的壁毯,而这一天跟当初我打算去威尼斯,还有去看拉贝玛演出和出发去巴尔贝克的那些天惊人地相似,所以我事先就感觉到了,我祭献的对象不一会儿就会使我厌倦,我会和它擦肩而过却不去望一眼油画和壁毯,尽管为了站在它们面前,我曾有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备尝思念的痛苦。自己作出的努力,其目标竟然如此脆弱;我感到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同时也意识到,这些努力要比预想的艰辛得多,这好有一比:当你去提醒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他也许有些累了的时候,他会比实际的情况感到加倍地累。而与此同时,我的幻想却又使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都显得很有魅力。即便在我的那些始终指向某一个方向、萦绕在同一个迷人的对象周围的、最有肉欲色彩的想望之中,我也能辨认出一种类似于主导动机的观念,一种我甘愿为之献身的观念,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正如我在贡布雷花园看书的那些下午的种种遐想一样——就是完美的观念。

[平庸的演员如何表演。]

当初我在阿丽丝、伊斯曼娜和伊波利特91的念白和动作中注意到或温柔、或愤怒的表演痕迹时,都是很宽容的,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倒不是因为那些演员——他们还是同样的演员——没有使出浑身解数,在某个地方让嗓音变得特别圆润,或者故意把它弄得含糊不清,在另一个地方让手势显得很有悲剧的夸张意味,或者把缠绵悱恻的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语调俨然在命令嗓音:“温柔一些,像夜莺歌唱那般,撩动人的心弦。”或者相反:“要做出发火的样子来。”这时,这些语调狂乱地扑向嗓音,要它听命于它们。然而嗓音不愿顺从,它依然故我,顽强地坚持原有的音色,天生的缺点或魅力,日常的鄙俗或做作,全都保留了下来,生理或社会的背景也因此全都展露无遗——吟诵的诗句中蕴含的情感,改变不了这种背景。

这几位演员一举手一投足,同样也在关照自己的胳臂和罗马式无袖长衣:“要庄严。”但不听话的肢体,却在肩肘之间莫名其妙地隆起了一块二头肌;他们兀自在舞台上显示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无聊,向观众展现肌肉群的结构(而不是拉辛戏剧的精微之处);打着褶裥的衣袖竖直垂下时,仅有轻柔的衣料依稀在挑战自由落体定律。这当口,坐在我旁边的小个子女士高声喊道:“谁也别鼓掌!瞧她穿的那样子!她太老了,不能演了,早就该歇菜了。”

在邻座的一片嘘声中,陪她来的两个年轻人让她安静了下来,但她的双眼仍迸发着怒火。这股怒火只能是冲着成功和荣耀而发,因为拉贝玛尽管挣过好多钱,如今却是背着一身债。她有许多商谈和应酬没能赴约,在街上有穿制服的人赶着让她取消订货,在旅店有预订后从没住过的套房,有海量的香水要用来给狗洗澡,有无数的经理等着要她结账。纵然不如克莱奥佩特拉骄奢淫逸,她却自有办法靠电报和租用的马车,挥金如土地游遍外省和外国。那位小个子女士是个背运的女演员,对拉贝玛恨之入骨。

[拉贝玛的才华攫住了我的身心。]

拉贝玛上场了。哦,真是奇妙,就像我们晚上背得头昏脑涨也没记住的课文,睡了一觉起来却全记在脑子里了,又像那些逝者的脸容,我们尽心竭力去回忆,怎么也想不起来,而当我们不再想着它们了,它们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拉贝玛的才华,我曾苦苦寻觅而无从领略其精髓,现在,在忘却多年以后,在我无所用心的此刻,它却一下子攫住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由衷地赞叹不已。以前,为了设法看清她的才华,我总想从所听到的念白中扣除角色本身——那是所有饰演菲德尔的女演员所共有的,也是我事先研究过,以便能使其游离出来的那一部分。但是,我想在角色之外领略的这种才华,却是和角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这就好比一位出色的作曲家(凡特伊弹奏钢琴时,好像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的弹奏俨然出自一位极其出色的钢琴家之手,听众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作曲家,还是钢琴家,因为(这样的演奏跟那些炫技的演奏不同,后者不时会以华丽的音色、倾泻飞溅的琶音,让那些没有了方向的听众本着眼见为实的想法,以为自己目睹了演奏者的才华)他的演奏变得清澈而透明,充溢着他对作品的感受,他本人我们已经不再看见,他已然成为一扇开向一部杰作的窗户。阿丽丝、伊斯曼娜、伊波利特的声音和姿势,都有我能看清的种种表演痕迹,它们有如庄严或雅致的框饰,把演员镶嵌在中间。但菲德尔的表演完全是内在的,我没有从她的吟诵和举手投足,从那些看似规整划一的、简约至极的表演中,看出任何表演痕迹;这种不着痕迹的表演,其效果是内敛的,是被角色本身所充分吸收的。在拉贝玛的嗓音中,找不到丝毫迟钝呆滞的、与观众的心智活动扞格不入的东西,伴随着嗓音的不是无节制的泪水——而在阿丽丝或伊斯曼娜大理石般冷峻的嗓音周围,却始终流淌着尚未浸透到嗓音中去的泪水。拉贝玛的声音,融入每个最小的细胞,变得那么优雅自如,就像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手中的那把琴,当你称赞这把琴声音美妙时,你赞美的不是乐器之美,而是心灵之美。这又像在一幅古典风景画中,水中仙女消失之处,有一潭静静的溪水,画家具体的、可以辨识的创作意图,转化成一种清澈得出奇的基调,恰如其分却又异常冷冽。拉贝玛的胳臂,仿佛被从她唇间送出声音的那些诗句托至胸前,宛似溪水流去载着的叶片;她在舞台上缓缓形成、还在变动中的造型,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在台上其他演员的举手投足中依稀可以想见的内心活动,在深度上是不能与这种内在逻辑同日而语的。但这种内在的逻辑,已经失去本初的自省精神,熔进一种光辉之中,菲德尔这个人物身上因而始终有令人目迷的亮点在闪烁。入神的观众不知道这是演员的功力,而以为这就不过是生活的还原。白色的面纱宛若有了生命,尽管筋疲力尽,仍然忠贞不渝,它仿佛由半带异教色彩、半含冉森教意味的痛苦吐丝织成的一个脆弱的蚕茧。所有这一切,嗓音,台风,造型,面纱,无一不是缠裹诗句这个意念之体(它不像人的躯体那样拦在心灵前面,成为阻挡我们看见心灵的障碍,它有如一件纯净的、有生命的衣服,心灵四散其间,让我们得以看见)的薄壳,但它们并没有遮蔽心灵,心灵在其中同化并散布,越发变得绚丽壮观,犹如不同物质构成的半透明的熔岩流,虽然层层叠叠,却折射进了更多的穿透外层聚往中心的光线,使被外层光焰浸透的物质扩散得更广,变得更珍贵、更美丽。拉贝玛的表演,就是这样围裹在作品四周,成为另一部作品的;由于她的天才,这部作品也被赋予了生命。

[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最先使我们感到失望的往往是真正优美的杰作。]

我的印象虽然比上次好了些,但说实话,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不再搬出一种先入为主的关于天才悲剧演员的抽象的、谬误的观念,拿当下的印象去跟它比较了;我明白,在我眼前的这位,正是天才的悲剧演员。刚才我还在想,如果说我无法感受到第一次看拉贝玛演出时的愉悦,那是因为——一如当初在香榭丽舍公园见到吉尔贝特的情景——我来看她,怀着过于强烈的欲望。这两种失望之间,也许相似之处不止于此,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一个人,一部作品(或者一次演出),只要本身具有强烈的个性,留给我们的印象必定是特殊的。我们去剧场看戏,通常带着诸如美、悲壮、风格超诣之类的观念以备不时之需——见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演员的平庸表演、一张还算端正的脸的平庸表情,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从中看到了美、超诣和悲壮,然而我们的思想在不停地运转,面对一种始终呈现在眼前,而又无法在自身之中找到对等之物的形式,它非得辨认出其中未知的东西不可。听到尖声说话或用奇怪的语调发问,我们的思想会问自己:“这很美吗?在下的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仰慕吗?这就是表演的层次感,就是高贵和所谓的力度吗?”而回应它的,是又一个尖厉的声音,又一声奇特的询问,那是某个你不认识的人给你留下的纯物质的专横的印象,其中没有半点“超诣的表演”的余地。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诚心诚意去欣赏艺术作品之时,最使我们感到失望的往往是那些真正优美的杰作,因为,在我们所有的现成观念中,没有一种观念能跟个性如此鲜明的印象相匹配。

拉贝玛的表演使我明白了这一点。这正是炉火纯青的台词技巧。这会儿,我领略到了浑厚的、充满诗意和力度的表演有多美妙。或者说,我从中明白了我们何以要把这些赞美的词赋予这样的表演,正如把玛斯、维纳斯、萨图恩这样的名字,加在一些本身并无神话意味的星球上面92。我们的感觉属于一个世界;而思想和命名事物的方式,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但无法填满两者的间距。我第一次去看拉贝玛演出、亲耳聆听她的声音的那会儿,我所要跨越的恐怕正是这一间距、这一断层,因为当时我觉得难以把自己的印象,跟脑子里的演技炉火纯青、独树一帜之类的概念联系起来,所以当周围掌声响起之时,我稍稍等了一会才鼓掌,就像这掌声并非出自我的印象,仿佛我是由于兴奋地想到“我终于见到拉贝玛演出了”,才把这掌声和先入为主的那些观念挂上钩的。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或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与美的概念之间的差异,同样无法回避地存在于它们与爱慕、崇仰的概念之间。因此,我们对这样的人或作品,既不会爱慕,也不会崇仰。我当初看拉贝玛演出时,并不感到愉悦(见到吉尔贝特也不见得更愉悦)。我心想:“我真的不爱她。”然而就在那时,我心心念念要在拉贝玛的表演中一探究竟,这个念头始终萦绕不去,我一心想让自己的思路开阔到足以接纳她的表演的全部内涵: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别的,那就是爱。

[拉贝玛用剧作家提供的素材,创造自己的表演杰作。]

在拉贝玛的表演中显露出来的才华,会不会就只是拉辛的才华呢?

我起先以为就是这样。但当《菲德尔》演毕、演员在观众的掌声中谢幕过后,我明白了那样想是不对的。在全场鼓掌的当口,邻座那位怒气冲冲的老妇人挺直瘦削的腰板,身子扭向一侧,脸部肌肉绷紧,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显出一副不屑于跟大家一起鼓掌的神情,以此表明她对这种荒唐之举的感到愤慨,可是谁也没有朝她瞥上一眼。接下去的剧目是一出新戏,在我先前的印象中,这种没有名气的新戏是微不足道,成不了气候,至多只配捎带着演演的。可是这一回我却没有感到观看有些古典剧目时的那种失望情绪——那些古典剧作的生命力,就像一部情景短剧那样,只不过如同舞台上成排的脚灯那般长,演出结束,它也就到头了。一个又一个大段独白(我感觉到观众喜爱这些台词,它们会赢得口碑的),尽管过去并不为人所知,但我相信凭借优秀演员的努力,将来有一天它们会变得很有名的——但前提是不要在一部杰作刚刚嫩芽露尖,无人知晓的剧名还不宜过早亮相之时,便把它和剧作家的其他作品放在一起,以为那样就能取得同样的成功。拉贝玛在新戏中饰演的角色,有一天会加入她演得最出色的剧中人物名单,和菲德尔这个角色并列在一起。倒不是说这个人物一定有多少文学价值,而是因为拉贝玛在这部剧作中的表演,跟她在《菲德尔》中一样卓尔不群。这时我明白了,剧作家的作品只是为这位了不起的演员提供了素材,素材本身的好坏几乎是无所谓的,演员用这素材来创造自己的表演杰作,就如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埃尔斯蒂尔那样的大画家,他画的两幅画,虽然一幅画的是不起眼的学校,另一幅是本身就是建筑杰作的大教堂,但是两幅画的价值是同等的。画家把房屋、大车、人物都融入某种光线的整体效果之中,它们因此显得非常协调一致。而拉贝玛吟诵的台词,或舒缓,或昂扬,仿佛全都融进了莽莽苍苍的一片恐惧或温柔之中,要是换了一个平庸的演员,这些台词就会变得断断续续,全无内在的张力。当然,每个词的音调自有一定的高低,但拉贝玛的吟诵让观众听到的,是那个抑扬有致的诗句。当我们听到某一韵调时,难道首先感觉到的不正是寓复杂于整齐之中的所谓韵律之美吗?这种韵律之美,表现为某种与前一韵调即相同又不相同的东西,这种东西由前一韵调触发,但起了变化,其中已然有了新的思想,所以,我们不是会感到有两个体系重叠在一起,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格律体系吗?但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大段独白,都纳入了比它们自身大得多的经纬之中,而在畛域之处,眼见它们也得略费踌躇、稍作停顿,我们自有一种会心的乐趣。这好比诗人在循着韵脚推敲炼字时的踟蹰,又好比作曲家在把歌剧脚本中不同的词纳入一个险中求稳的韵律时的惨淡经营。所以,即便是现代剧作家的作品,拉贝玛也能像在拉辛的诗剧中一样,赋予剧本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痛苦、高贵、激情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她的杰作,从中可以辨认出她的风格,正如根据不同模特儿创造的几幅肖像画中,可以辨认出同一位画家的手笔。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心盼着拉贝玛能让她那些雕塑般的姿势,那些在瞬间亮起(后来不复再现)的灯光下惊鸿一瞥般的色彩效果,全都保持不动;我也不会巴望她把一个诗句念上一百遍了。我明白自己以前的那种要求,无论是对剧作家、演员,还是对营造那么如梦如幻的舞台气氛的布景师来说,都是强人所难的,一个诗句给我带来的刹那间的惊喜,那些永远在变换形态的姿势,那些相继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无一不是舞台艺术提供的短暂的印象、瞬间的造型和流动的画作,但凡有哪个痴迷的观众,要想把注意力凝定在一个点上,它们就全毁了。我甚至不再那么急切地要在下回来看拉贝玛的演出了;她使我感到满足了。只有当我心中载满爱慕,唯恐爱慕的对象会使我失望之际(无论这个对象是吉尔贝特还是拉贝玛),我才会早早地指望下一天能感受到头天的印象吝于给我的愉悦。对这份我刚感受到,或许还能派生出许多其他乐趣的欢愉,我还没来得急去细想,就模仿过去一位同学的说法,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认准拉贝玛就是最棒的。”尽管我也觉着,这么一句表明我的喜好、把她排在最棒的位置的称赞,也许还不足以表达拉贝玛的才华,但不管怎样,它们给我的心带来了些许宁静。

[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第一部开头部分,马塞尔第一次去剧院看拉贝玛的表演,他没有看出拉贝玛的表演好在哪里,只是因为受到在场观众的狂热掌声的感染,才对她心怀赞佩。而这次,他终于领悟了拉贝玛的才华所在。]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款款走进包厢。]

第二出戏开始时,我朝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瞧了瞧。亲王夫人正向包厢后部转过脸去,她在空中划出的那道优美的弧线,牵引着我的心。此时包厢里的客人全都立起身来,一齐往后转过脸去;只见全身裹在白色薄纱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两侧各有两排客人的夹道中,款款走进包厢,脸上带着女神自信、高贵的意味,但同时又有一丝装出来的不好意思的笑容,使她显出平时难得一见的温柔,她这是为自己姗姗来迟,惊动大家在演出进行过程中立起身来表示歉意呢。

[在接下去的篇章里,马塞尔依照贵族沙龙的等级,首先造访了他外婆的朋友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的沙龙。由于她接待各路人士,包括附庸风雅的资产者,她的沙龙的地位不断下降。马塞尔拜访她时,德雷福斯案件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引发了社会团体的分化和重组。犹太人落入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在侯爵夫人的沙龙里,马塞尔遇到了盖尔芒特公爵夫妇、他的同学犹太出身的布洛克(最后被赶出大门)、斯万夫人奥黛特、盖尔芒特公爵的弟弟夏尔吕男爵等访客。众人谈话的一个主题便是德雷福斯案件,在这一阶段,盖尔芒特家族成员除了圣卢全部是反对德雷福斯者。夏尔吕对马塞尔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聚会后主动提议指导他的生活。马塞尔的外婆生病了。听从医生和家人的劝告,马塞尔陪她去香榭丽舍公园散步,她突发心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