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约阿希姆的回答已经勉强而又含糊。桌上摆着个有绒布衬里的红牛皮小盒子。他从盒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来，把灌着水银的下端塞进嘴里，将它含在紧靠里面的舌根底下，以致伸到口外的玻璃棍斜着翘了上去。随后，他开始换衣服，套上便鞋，穿了一件旧军装似的上衣。他从桌上取出一张印好的表格，一支铅笔，一本俄语语法——原来他在学俄语哩，因为他说，他希望将来在部队上用得着——如此装备停当，他便在外边阳台上的躺椅里坐下来，把一条驼毛毯子轻轻搭在腿上。
毛毯差不多没有必要：在前一刻钟，云层已越来越薄，越来越薄，阳光直射下来，像夏天一般温暖、耀眼，约阿希姆只好用一顶白麻布阳伞遮住脑袋。借助一个小小的精巧的装置，伞拴在了躺椅的扶手上，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随意调节。汉斯·卡斯托普对这发明表示赞赏。他想等着测量体温的结果，顺便看看一切都是怎么做的，还观察了倚在阳台角上的那只皮口袋——约阿希姆在寒冷的日子里才用它。汉斯·卡斯托普把胳膊肘支在栏杆上，俯瞰着花园。在那儿的公用静卧厅里，这时已伸脚伸手地躺着许多病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字，有的在聊天。不过，能看清的只是厅内的一部分，大约五张躺椅。
“这样得多长时间呢？”汉斯·卡斯托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了七根手指。
“那也该够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从嘴里将体温表拔出来，一边观察，一边道：
“是的，你要是留意它，我说时间，它就走得很慢。一日四次，我都挺喜欢量体温，因为只有在量体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分钟或者甚至七分钟原本是怎么回事儿——在这儿山上，一个星期的七天咱们都得挨过去，可怕极了。”
“你说‘原本’。你不能说‘原本’，”汉斯·卡斯托普诘难道，他将一条腿跨在栏杆上坐着，眼白牵了红丝，“时间根本谈不上什么‘原本’。它对你显得长，就长，使你觉得短，就短，可实际上多长多短，谁也不知道。”他不惯于谈论玄虚的哲学问题，却又感到想要谈的强烈欲望。
约阿希姆不同意他的话。
“什么话！不。咱们可是能够测量它。咱们有钟表和日历；当一个月过去了，那它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都同样过去了。”
“请注意，”汉斯·卡斯托普说，同时将右手食指举起来靠在失神的眼睛旁边，“当你在量体温的时候，一分钟就是你所感觉的那么长，对吗？”
“一分钟有这么长……就是它延续的时间正是秒针跑完一圈所需要的。”
“可它需要的时间却完全不一样……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实际上……我说，从实际情况看，”汉斯·卡斯托普重复着同样的意思，把食指用力地按在鼻子上，鼻尖完全歪了，“那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不对吗？好了，等一等！也就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度量时间。可这不正跟想依据时间来测量空间一样嘛——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如此干呢。从汉堡到达沃斯有二十个小时的路程——是的，乘火车，可步行呢？步行要多长时间呢？还有，用思想呢？一秒钟也要不了！”
“我说，”约阿希姆道，“你这是怎么啦？我想，在我们这儿你感到不对劲儿了吗？”
“别胡扯！我今天头脑很清醒。时间究竟是什么？”汉斯·卡斯托普问，同时使劲儿把鼻尖按到一边，使它苍白得完全失去了血色，“你乐意告诉我吗？空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器官，用视觉和触觉去判别。这很好。可我们判别时间的器官是什么？你愿意给我指出来吗？瞧，你稳稳地坐在那儿。可是，对于一种严格说来我们是一无所知也讲不出它的任何特性的东西，我们又该怎样去衡量呢！我们说：时间在流逝。好，就算它真能流逝吧。可为了测量它……等一等！为了能被测量，它必须流得均匀。然而，在哪儿又写明了，它是这样流的呢？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它并非这样；我们只是按照规定，假设它如此，我们的尺度仅仅是约定俗成。请原谅……”
“好，”约阿希姆抢过话头，“如此说来，在我的体温表上高了四个刻度，也不过是约定俗成吧！然而，就因为多这几道线，我必须在这儿磨磨蹭蹭地挨日子，不能去服役，这个事实真叫人讨厌透顶！”
“你有三十七度五？”
“又已经降下来了。”约阿希姆在表上作记录，“昨天晚上差点三十八度，因为你来了的缘故。所有人在来客时温度都升高。不过，这毕竟是好事。”
“那我现在就走吧，”汉斯·卡斯托普说，“关于时间，我脑子里还有一大堆想法呢——一整套的思想，我想说。不过，这会儿我不愿用它们使你激动，你的体温表上已经高了几条线。我将完全保留起来，待会儿再讲，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吃早餐的时候叫我一声。我现在也去静卧，反正又不痛苦，赞美上帝。”说着，他便绕过玻璃隔墙，到了自己的阳台上；那儿靠着小茶几同样有一把打开了的躺椅。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中，他取来那本《远洋船舶》和他漂亮的白、绿、暗红相间的格子呢旅行毯，然后便坐下了。
他也很快就不得不撑开了阳伞；一旦人躺下来，太阳就烤得叫你受不了。可躺在那儿却异常的舒服，汉斯·卡斯托普立刻满意地发现——他想不起来，他曾经在什么时候坐过这么安逸的躺椅，椅架是老古董样式——可这仅是口味问题，因为躺椅显然很新，用抛光了的红棕色木料做成，卧垫罩着柔软的印花织物，从脚下一直到靠背顶端，里边实际上是由三块厚厚的垫褥拼接起来的。除此而外，还用细绳不松不紧地捆着一只绣花亚麻面枕头，你怎么靠上去怎么适合，叫人觉得特别惬意。汉斯·卡斯托普眯缝着眼，一条胳臂支在又宽又平的扶手上，静静呆在那儿，没有读《远洋船舶》消遣。透过阳台的拱形墙隙看出去，外面的风景虽然荒凉，但在阳光映照下也跟画上一般美，而且像配了框子。汉斯·卡斯托普欣赏着，心头思绪万千。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在周围的一片寂静中高声说：
“确实是个女侏儒，今儿早上侍候我们进第一次早餐的那位。”
“嘘——”约阿希姆来了一下，“小声点好不好。不错，是个女侏儒，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是我们压根儿还没谈过这事。”
随后，他继续胡思乱想。他坐下来时已经十点钟。现在又过去了一个钟头，一个平平常常的钟头，既不长，也不短。当它过完以后，疗养院和花园里便响起一阵锣声，先是很远，后来近了，最后又慢慢远去。
“早餐。”约阿希姆道。听得见他已经站起来。
汉斯·卡斯托普也结束眼前的静卧，回到房中稍微整饰一下外表。表兄弟俩在走廊里碰了头，一起下餐厅去。汉斯·卡斯托普首先开口：
“喏，躺得真是舒服极了。这到底是什么躺椅？如果这儿买得着，我就带一把回汉堡去；躺在上边就跟升了天堂一样。你或许认为，它们是贝伦斯让人按照他的设计定做的吧？”
约阿希姆不知究竟。他脱去外套，第二次跨进餐厅；里边已经吃喝得很带劲儿。
到处都泛着牛奶的白光；在每个座位前都摆着只大玻璃杯，盛了足足半升牛奶。
“不，”汉斯·卡斯托普道，第一次的早餐虽然对他还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仍在女裁缝与英国女士之间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无可奈何地展开了餐巾，“不，”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喝不了牛奶，特别是现在。也许有波尔特黑啤酒吧？”他先是礼貌而温和地问女侏儒。可惜没有。但她答应送杯库尔姆巴赫啤酒来，也确实送来了。黑色的，很稠，翻涌着棕色的泡沫，很好地替代了波尔特。汉斯·卡斯托普从一只半公升的高玻璃杯中大口大口地喝着，一边吃着烤面包片夹冷肉。又端上来了燕麦糊和大量黄油以及水果。他只是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因为实在没有能耐再消受。他也打量食客们——对他来说，他们已开始显出区别，这个那个已给他留下了突出的印象。
他自己那席坐满了，只有正对他的上座还空着，一问才知道是留给大夫的。原来一有时间，大夫们就来参加大伙儿一块儿进餐，并且不断变换席位，所以每一桌的上席都空下来给他们。眼下两位大夫谁都未到场，有人说正在做手术。那位蓄着八字须的年轻人又进来了，下巴垂在胸口上，满面愁容地坐着，旁若无人。那个淡黄色头发的瘦削少女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勺一勺地吃着酸奶，好像这是她唯一的美味。她旁边这回坐了一位愉快的小老太婆，正操着俄国话，与沉默的年轻人搭讪，可对方只是忧心忡忡地瞪着她，除了点脑袋毫无回答的表示，脸上却又出现了像是嘴里含着什么难吃的东西的怪模样儿。正对着他，在老太太的另一侧，还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模样挺漂亮，脸色鲜艳，乳峰高耸，栗色的头发卷成很悦目的波浪形，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稚气未尽，美丽的手上戴着枚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她很爱笑，也讲俄语，只能讲俄语。汉斯·卡斯托普听人叫她玛露霞。此外他还发现，就是每当她笑和讲话的时候，约阿希姆都绷着面孔，垂下眼睛。
塞特姆布里尼穿过一道侧门，一边捻着胡子一边走向他的座位，那是斜对着卡斯托普的一张桌子的挡头。当他坐下去时，同桌的人哄的一声全都笑起来；多半是他又讲了什么缺德话。汉斯·卡斯托普也认出了“半边肺协会”的会员们。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傻眉傻眼地踅到她在一扇通向露台门前的席位旁，向那个适才笨拙地绾起上衣的小伙子打招呼。在那张横在汉斯·卡斯托普右边的餐桌上，除去皮肤呈象牙色的莱薇和紧挨着她的生色斑的胖太太伊尔蒂丝，还有一些人他不曾见过。
“瞧你的邻居来了。”约阿希姆倾着身子，低声告诉表弟……那一对儿从卡斯托普旁边擦身而过，走向右面的最后一席，也就是“差劲儿的俄国人席”；那儿已坐着另一对带着个丑男孩的夫妇，正大肆吞燕麦片粥。男的身体虚弱，脸颊凹陷，面呈灰色。他上身穿件棕色皮外套，脚蹬一双带纽襻的大毡靴。他老婆同样瘦瘦小小，头上的羽毛帽子摇来晃去，穿着一双细巧的高跟皮靴，走起路来步履急促。在她的脖子上，围着条不甚干净的鸟羽披巾。汉斯·卡斯托普毫无顾忌地打量着他俩，这种情况在他还从未有过，自己也觉得有些粗鲁唐突。然而正是这粗鲁唐突，突然令他感到某种快意。他的眼神显得既呆滞又咄咄逼人。谁知就在这时，他左手边的玻璃门咣啷一声碰上了，情形跟第一次早餐时一样。可他只是脸孔扭一扭，没像早上那样浑身一震。他想转过头去看个究竟，却觉得过于困难，不值得花这个力气。如此一来，他又未能弄清楚，究竟是谁开门关门那么鲁莽。
原来问题出在早餐的啤酒上，平时它只使他云里雾里地有点儿晕乎，今儿个却使年轻人完全醉了，麻木了——那后果就像他脑门儿上挨了一闷棍似的。眼皮沉得像挂了铅，舌头已不听使唤；他出于礼貌想与英国太太简单聊几句也不成功，甚至只是为了改变一下视线的方向，都要求他拿出巨大的自制力。还有那讨厌的脸孔发烧，现在完全达到了昨天的严重程度：他的两颊热得像肿了起来；他呼吸困难，心跳得像有只缠着布的榔头在捶打。要说这一切他还能忍受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脑袋已处于一种像他吸了两三口氯气后的麻醉状态。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来共进早餐，并且在他对面入了座。汉斯·卡斯托普也只像梦里似的依稀看见了他，虽然大夫一再地拿眼睛瞪年轻人，同时操着俄语与右手边的两位女士讲话——年轻的姑娘们，就是艳丽的玛露霞和瘦削的酸奶爱好者，在大夫面前都谦卑而羞涩地低垂下了眼睑。整个说来，汉斯·卡斯托普的举止自然还是得体的。因为舌头不听使唤，他干脆静静呆着一言不发，用起刀叉来甚至还特别文雅。当表兄向他点点头、站起身，他也就同样站起身来，茫然无所视地向同桌的人鞠躬告退，跟在约阿希姆身后，脚步稳当地走出去了。
“什么时候再做静卧？”在离开大楼时，他问表兄，“据我看，此地最好的就是这件事。我希望，我现在又已经睡在我那呱呱叫的躺椅上了。咱们要散很远的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