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特利夫妇没有在哈特菲尔德逗留多久。天气很快好转，该走的人可以走了。伍德豪斯先生像往常一样，先是挽留女儿跟孩子们多住些日子，后来不得不把他们全都送走了，回头又哀叹起可怜的伊莎贝拉的命运来。而这位可怜的伊莎贝拉跟自己心爱的人朝夕相处，光知道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全然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缺点，而且总是天真地忙来忙去，或许真可以说是女人生活幸福的一个典范。
就在他们走的那天晚上，埃尔顿先生叫人给伍德豪斯先生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礼仪周全、客客气气的长信，表达了埃尔顿先生的崇高敬意。信里说：“我打算明天早上离开海伯里去巴思[20]。我接受了几位朋友的盛情邀请，答应去那里住上几周。由于天气和事务的关系，我不能亲临府上辞行，深感抱歉。我将永远铭记先生的深情厚谊——先生如有吩咐，我将乐意效劳。”
爱玛感到惊喜不已。埃尔顿先生这时候走开，真是求之不得。她佩服他能想出这一招，但他采取这种方式通知他们，她却无法赞赏。他客客气气地给她父亲写信，对她却只字不提，这再明显不过地表露了他的愤懑之情。甚至在开头的问候中，也把她撇在一边，连她的名字都不提一下。他这番变化太明显了，辞别中虽然表示了谢意，但是一本正经的并不明智，因此她从一开始就担心，这难免会引起她父亲的猜疑。
不过这倒没有。她父亲光顾得为埃尔顿先生这次突然出门感到诧异，还担心他能否安全抵达目的地，并没有察觉他的言词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这封信很有用处，在这孤寂的夜晚余下的时间里，他们有新鲜的事可以想、可以谈了。伍德豪斯先生谈起了他的担忧，爱玛则兴致勃勃地劝说他，像往常一样迅速打消了他的忧虑。
她现在打定主意，不再让哈丽特蒙在鼓里。她有理由相信，哈丽特的感冒差不多痊愈了，她最好赶在埃尔顿先生回来之前，尽可能多花些时间治好她的心病。于是，第二天她就跑到戈达德太太家，去承受说明真情的苦差。这还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她不得不把她辛勤培育出来的希望全部摧毁——摆出一个令人喜爱之人的令人讨厌的身份，承认最近六个星期以来，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想法、所有看法、所有信念、所有预言，全都是大错特错，荒谬绝伦。
这番坦白又彻底勾起了她起初的羞愧——眼见哈丽特流出了眼泪，她觉得她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了。
哈丽特听了这消息，表现得倒挺能担待的——也不责怪谁——处处表明了她那纯朴的性情和自卑的心理，而此时此刻，这对她的朋友一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爱玛这时的心情，倒是再推崇纯朴和谦逊不过了。天下一切最可爱、最迷人的优点，似乎都属于哈丽特的，而不为她所有。哈丽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要是能被埃尔顿先生这样的男人所爱上，那该是多大的荣幸。她根本配不上他——只有伍德豪斯小姐这种好心加偏心的朋友，才会认为有这个可能。
她泪如泉涌——不过她是真的伤心，丝毫也不做作，在爱玛看来，不管多高贵的人，也不会比她表现得更可敬——爱玛听她说话，真心诚意地安慰她、体谅她——这时她还真觉得，她们两人比起来，哈丽特倒是更强些——她若是能像哈丽特那样，那她就会感到无比安乐、无比幸福，任何富有聪明才智的人都要望尘莫及。
天已经很晚了，要从这一天学着变得头脑简单、愚昧无知，那是来不及了。但她离开哈丽特时，还是坚定了先前的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谦虚谨慎，不再胡思乱想。现在，除了伺候父亲之外，她的第二职责就是让哈丽特过得快活，用一种比做媒更好的方式，证实自己对她的一片真心。她把她接到哈特菲尔德，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她，想方设法让她做事，帮她解闷，给她书看，陪她聊天，使她不再去想埃尔顿先生。
她知道，要彻底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一般说来，她觉得自己对这类事不是很明鉴，特别是有人竟然爱上了埃尔顿先生，真叫她不可思议。不过，哈丽特毕竟年轻，加上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只要这样发展下去，等到埃尔顿先生回来时，双方的情绪就可以归于平静，大家又能像一般熟人那样往来，既不会流露柔情，也不会增添蜜意。这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哈丽特确实把埃尔顿先生视为完人，认定世上没有人在品貌上能与他媲美，事实证明她还真比爱玛料想的更爱埃尔顿先生。不过，爱玛觉得这种单相思会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因此她无法理解这样的感情能持续多久。
她认为埃尔顿先生回来后，肯定会明确无疑地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架势，如果真是如此，那她可就想象不出：哈丽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见到他或回想他上。
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是绝对无法改变的，这对谁都不利，对三个人都不利。他们谁也搬不走，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交环境。他们必定要见面，而且要尽可能随遇而安。
对哈丽特来说，更加不幸的，是她在戈达德太太学校里的同伴们的说话腔调。埃尔顿先生成了学校里所有女教师和了不起的女学生的崇拜对象。只有在哈特菲尔德，她才有机会听到有人对他作出冷静而适度的分析，说出令人反感的事实。创伤如果可以在哪儿治愈的话，那就该哪儿受伤就在哪儿治愈。爱玛感到，不看见哈丽特治愈创伤，她自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