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回到西卵村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自己家的房子着火了。已是凌晨两点，半岛的整个一角依然一片通明，光线照在灌木丛上虚浮不定，照得路旁的电线映出一丝一丝的闪光。转过弯去，我才看出是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闪耀。
起初我还以为又是一场宴会，一次狂欢，把整个别墅都敞开，大家一起捉迷藏或者玩“罐头沙丁鱼”的游戏。但是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风穿过树丛，吹动电线，灯光忽明忽暗，好像房子在对着黑夜眨眼。送我回家的出租车低吟着离去，我看见盖茨比穿过草坪向我走来。
“你家看上去像在开世界博览会。”我说。
“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身去看看，“我刚才在几间屋里挨个瞧了瞧。我们去康尼岛吧，old sport。坐我的车去。”
“现在太晚了。”
“哦，那到游泳池泡泡怎么样？我这一夏天还没下去过呢。”
“我得去睡觉了。”
“好吧。”
他等待着，看着我，欲言又止，一副急切的样子。
“我跟贝克小姐谈过了，”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明天打电话给黛西，请她来喝茶。”
“哦，那好，”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你哪天方便？”
“你哪天方便？”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你知道，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后天怎么样？”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勉强开口道：“我想让人修修草坪。”
我们都低头看了看——我那乱糟糟的草坪和他那宽阔整齐、葱郁茂密的草坪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猜他是指我的草坪。
“还有一件小事。”他含混地说，然后犹豫了一下。
“你是想推迟几天吗？”我问。
“哦，不是这事。至少——”他磕磕巴巴，不知该如何开口，“呃，我想——哎，我说，old sport，你挣的钱不多，是吧？”
“不是很多。”
这似乎让他放下心来，于是更有把握地继续说道：
“我也想到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是说，我业余也做点小生意，算是副业，你知道。我想如果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old sport？”
“试着做。”
“嗯，也许你会感兴趣。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也可以赚一笔可观的收入。不过这是件机密的事。”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换一种情况，那次对话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个邀请提得太过唐突，太不含蓄，明显就是为了答谢我帮他的忙，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打断他的话。
“我手头事情很多。”我说，“非常感激，但是我没法接受更多的工作。”
“你不用跟沃尔夫山姆打任何交道。”显然他以为我是为了避开午餐时提到的“关系”，但我向他保证不是他想的那样。他又等了一会儿，希望我能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但我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没有理会，他也就不情愿地回家去了。
那个夜晚让我很高兴，也有点飘飘然。我觉得自己一进家门就倒头睡着了。所以不知道盖茨比有没有去康尼岛，也不知道他在那依然灯火通明的房子里，又花了几个小时“挨个屋子瞧瞧”。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给黛西打了电话，请她来喝茶。
“别带上汤姆。”我提醒她。
“什么？”
“别带上汤姆。”
“谁是‘汤姆’？”她装傻地问道。
我们约好的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十一点的时候，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拖着一台割草机，敲敲我家前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来帮我修剪草坪。这让我想起忘了叫芬兰女佣过来，于是我开车去西卵村，到墙壁刷得粉白的湿淋淋的巷子里找她，顺便买了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鲜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从盖茨比家送来了一温室的花，连同无数个插花的容器。一个小时之后，有人紧张地推开了前门，盖茨比身着白色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和金色领带，匆匆忙忙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看来是没有睡好。
“都还好吧？”他进门就问。
“草坪看上去不错，如果你是说这个。”
“什么草坪？”他茫然地问，“哦，你院子里的草坪。”他边说边朝窗外张望。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我相信他什么也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道，“有家报纸说大概四点钟雨就会停。应该是《纽约日报》。茶——茶啊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他有点不满意地看了看芬兰女佣。我们把从甜品店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都细细察看了一番。
“可以吗？”我问道。
“当然，当然！都很好！”然后他又不知所云地加了一句，“……old sport。”
大概三点半钟，雨渐渐小了，变成潮湿的雾气，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飘下来。盖茨比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佣的脚步震动厨房地板，他就会吓一跳。他还时不时地朝模糊的窗外瞥上几眼，好像外面正在发生一系列看不见却又令人心惊的事情。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种犹疑的声音告诉我，他要回家了。
“为什么？”
“不会有人来喝茶了。太晚了！”他看看表，好像别的地方还有什么急事等他去办，“我不能在这儿等一天。”
“别傻了，现在还差两分不到四点。”
他又沮丧地坐了下来，好像是我把他推倒的。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的声音从我家车道上传来。我们俩都跳了起来，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外面院子里。
没有开花的紫丁香树滴着水，一辆敞篷车在树下沿着车道开了过来。车子停下，黛西戴着一顶浅紫色的三角帽，轻侧着脸，神采奕奕地看着我，露出欣喜的笑容。
“你真的就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
她那起伏荡漾的嗓音在雨中让人听了心旷神怡。我的耳朵得跟随这起起落落的声音才能明白她所说的话。一缕潮湿的秀发贴在她的脸颊上，像用画笔抹上了一线蓝色。我扶她下车的时候，发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雨水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1］的秘密。让你的司机离开一下，一小时之后再回来。”
“一小时后再回来，弗迪。”然后她一本正经地小声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会影响他的鼻子吗？”
“不会吧，”她天真地说，“怎么了？”
我们走进屋去。客厅里空无一人，这让我大吃一惊。
“哈，真有意思。”我喊道。
“什么有意思？”
这时门口传来彬彬有礼的轻轻敲门声，她转过头去。我走到外面把门打开。盖茨比面如土灰，两手沉重地插在外衣口袋里，站在一摊水中，神情凄惨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从我身边大步走进前厅，双手仍然揣在外衣口袋里。然后，他像提线木偶一样猛然转身，拐进了客厅。那样子一点也不轻松。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怦怦直跳，我伸手把门关上，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有半分钟的时间，寂静无声。然后客厅里传来一阵哽咽的低语和间或的笑声，接下来是黛西清脆而不自然的嗓音：“又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
又一阵停顿。时间长得可怕。我在前厅里无所事事，于是也走进屋去。
盖茨比正斜倚在壁炉台边，双手仍插在口袋里，强装出一副闲散放松，甚至百无聊赖的样子。他的头使劲往后仰，一直挨到壁炉台上一座报废的大钟钟面上。他那双慌乱不安的眼睛从这个角度凝视着黛西。黛西坐在一把硬背椅子的边缘，神情惶恐却仍很优雅。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嘟哝道。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张了张双唇，却又没能笑出来。幸好这个时候，他的脑袋把那座钟压得险些歪倒，他赶忙转过身去用颤抖的手指把它扶正放好。然后他直挺挺地坐了下来，臂肘支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碰到钟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火辣辣的，一定已经涨得通红。我脑子里那成千上万句客套话如今竟然一句都冒不出来。
“一座旧钟而已。”我傻乎乎地对他说。
我想有一阵我们大家都以为那座钟已经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显得冷静。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们至少又愣了一分钟。我好不容易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去厨房里准备茶，他们已经站起身，可就在这时那倒霉的芬兰女佣用托盘把茶端了出来。
在忙着递茶杯、接蛋糕的纷乱中，倒形成了一种自然而得体的局面。盖茨比退到一边，我和黛西交谈的时候，他用紧张而忧伤的眼神认真地看看我，又看看她。然而，平静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于是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
“你去哪儿？”盖茨比马上警觉地问我。
“我就回来。”
“你走之前，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他大步跟着我进了厨房，关上门，然后小声说：“哦，上帝！”一副痛苦的样子。
“怎么了？”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边说边来回摇头，“可怕之极的错误。”
“你只是不好意思罢了，没别的。”还好我加了一句，“黛西也不好意思。”
“她不好意思吗？”他怀疑地重复道。
“跟你一样。”
“别那么大声。”
“你跟个孩子似的。”我不耐烦地脱口而出，“不仅如此，你还很没礼貌。黛西一个人坐在那里呢。”
他举起手打断我的话，用令人难以忘怀的责怪的眼神看了看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回到那间屋里去。
我从后门走出去。半个小时之前，盖茨比也是从这里出去，紧张地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我跑向一棵黑漆漆满是节瘤的大树，它茂密的树叶织成了一方挡雨篷。雨又一次瓢泼而下，我那杂乱的草坪本来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得平平整整，现在又到处是小泥潭，变成年代久远的沼泽地了。站在树下没什么可看的，除了盖茨比的那幢豪宅。所以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就像康德注视着他的教堂尖顶一样。这幢房子是一个酿酒商在十年前“仿古热”初期建造的，有传闻说，他答应为附近所有的住宅支付五年税款，只要房主们肯在屋顶铺上稻草。或许他们的拒绝让他“创建家业”的计划遭到了致命打击，他很快就一蹶不振了。孩子们卖掉他的房子时，门上还挂着丧葬的花圈。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奴隶，但一向是坚决不做乡巴佬的。
半个小时之后，太阳又出来了，杂货店的送货车沿着盖茨比家的车道拐弯，送来了他的佣人们做晚餐用的原料——我敢肯定盖茨比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佣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她的身影在每个窗口都闪现一下，然后她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朝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就像他们的窃窃私语，时而随着感情的迸发挑高音调。但在这新的寂静中，我觉得整座房子也静了下来。
我走进屋去——在厨房里尽可能地制造出各种声响，只差把炉灶打翻了，但我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听见。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看着对方，好像谁刚问了什么问题，或者在等待答案，窘迫的迹象已丝毫不见。黛西满面泪水，见我进去她跳了起来，拿出手帕对着镜子开始擦拭。而盖茨比的变化让人很是不解。他简直容光焕发，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表示喜悦的动作，但是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发散出来，充盈着这个小房间。
“哦，你好啊，old sport。”他好像多年没见过我似的。一瞬间我还以为他要来跟我握手。
“雨停了。”
“是吗？”等他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发现屋里闪烁着阳光时，他像一个天气预报员，又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光明守护神一样，笑着向黛西报告这条消息：“你听听，雨停啦。”
“我很高兴，杰伊。”她只表露出意外的喜悦，可她的嗓音却有一股哀楚的美。
“我想请你和黛西到我家去，”他说，“我想带她转转。”
“你真的想让我一起去吗？”
“当然，old sport。”
黛西上楼去洗脸——我想起我那条丢人的毛巾，不过为时已晚——盖茨比和我在草坪上等她。
“我的房子看上去不错，是吧？”他问道，“瞧，它整个正面都迎着阳光。”
我表示同意，房子的确很棒。
“没错。”他的目光巡视着每一扇拱门，每一座塔楼，“我只花三年时间就赚够了钱买下它。”
“我还以为你的钱是继承来的。”
“是的，old sport，”他不假思索地说，“但我在大恐慌时期损失了大半，就是战争引起的那次大恐慌。”
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当我问他做什么生意时，他答道“那是我的事”，然后他才意识到这个回答很不得体。
“哦，我做过好几种生意。”他改口说，“一开始做药品生意，后来又做过石油生意。不过现在这两行都不做了。”他更加谨慎地看着我，“你是说你在考虑我那天晚上的建议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黛西从屋里走了出来，她衣服上的两排铜纽扣在阳光中闪烁。
“是那边那座大房子吗？”黛西用手指着，大声叫道。
“你喜欢吗？”
“我喜欢，可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一个人住在那儿。”
“我那里一天到晚聚满了客人，都是一些有趣的名流和大人物。”
我们没有抄近路沿海边过去，而是绕到大路上，从高大的后门进去。黛西用她迷人的低语称赞着眼前的一切，称赞天空映衬下中世纪建筑的轮廓，称赞花园里长寿花沁人心脾的香气，山楂花和梅花泡沫般的清香，还有吻别花淡金色的味道。走到大理石台阶前，看不到衣着鲜艳的人在门口进进出出，也听不见喧闹的声响，只有鸟儿在树上歌唱，这种感觉还真有些奇怪。
到了里面，我们漫步穿过玛丽·安托万内特［2］式的音乐厅和复辟时期式样的小客厅。我觉得宾客们就躲在每一张沙发和每一张桌子后面，奉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等着我们走过去。盖茨比关上“默顿学院［3］图书室”大门的时候，我敢发誓我听到那个猫头鹰眼男人发出一阵幽灵般的笑声。
我们走上楼，穿过一间间复古风格的卧室，里面铺满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绸缎，摆满了缤纷的鲜花。又穿过一间间更衣室、台球室和配有下沉式浴池的浴室。当我们闯进一间卧室时，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正穿着睡衣在地板上做俯卧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那个“房客”。那天早上我看见他如饥似渴地在海滩上徘徊。最后我们走进盖茨比自己的套间，一个卧室，一个浴室，还有一间书房，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他从壁橱里拿出来的查特酒。
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黛西，我想，他是在根据她那双令人爱慕的眼睛作出的反应，重新估算房子里每一样东西的价值。偶尔，他也会茫然地环顾一下自己拥有的一切，仿佛有她这个真真切切、令人惊心动魄的人站在身旁，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是真实的了。有一次他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
他的卧室是所有房间里最简单的——只有梳妆台上摆着一套纯金的梳妆用具。黛西兴奋地拿起梳子梳了梳头发，惹得盖茨比坐下遮住眼睛大笑起来。
“太有意思了，old sport，”他喜不自禁地说，“我不能——每当我想——”
他显然已经经历了两个心理阶段，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在最初的窘迫和继而的狂喜之后，她奇迹般的出现开始令他心力交瘁。这件事在他心头已经萦绕太久，他梦寐以求，咬紧牙关苦苦等待，可以说感情强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现在，由于反作用，他像一个发条上得太紧的闹钟，精疲力竭了。
过了一会儿，他恢复过来之后，为我们打开了两个由专门厂家制造的特大衣橱，里面放满他的西装、晨衣和领带，还有像砖块一样码了十几层高的一摞摞衬衫。
“我在英国请了个人专门为我添置衣服。入春和入秋的时候，他都会挑选一些寄给我。”
他拿出一摞衬衫，一件一件扔在我们面前，薄麻布的、厚丝绸的、细法兰绒的，全都抖散开来，五颜六色的随意铺了一桌子。我们欣赏的时候，他又拿出来更多，柔软而贵重的衬衫堆得更高了——条纹的、花纹的、方格的，珊瑚色、苹果绿、浅紫色、淡橘色，还有绣着字母组合的深蓝色衬衫。突然，黛西哽咽了一声，一头埋进衬衫堆里，嚎啕大哭起来。
“这些衬衫真美，”她抽泣着，声音闷在衬衫堆里，“我好伤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这么美的衬衫。”
看过房子之后，我们本来还要去看看庭院、游泳池、水上飞机和盛夏的繁花，但在盖茨比的窗外，雨又下了起来，于是我们三个人站成一排，眺望着水波荡漾的海湾。
“要不是因为有雾，我们就能看到海湾对面你的家。”盖茨比说，“你那边码头的尽处总有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
黛西蓦地挽住他的手臂，但他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句话中。或许是因为他突然想到，那盏灯的重大意义从此永远消失了。遥远的距离曾将他与黛西分开，相比起来，那盏灯却离黛西那么近，几乎可以碰得着她，就像一颗星星与月亮形影不离。可现在，它又只是码头上的一盏绿灯而已了。令他神迷的事物又少了一件。
我开始在屋子里随便走走，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看各种各样模糊的陈设。挂在他书桌上方墙上的一张大照片吸引了我，照片里是一个身穿游艇服的年老的男人。
“这是谁？”
“那个？那是丹·科迪先生，old sport。”
这名字听上去有点耳熟。
“他去世了。多年以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斗柜上有一张盖茨比的小照片，也穿着游艇服——他向后昂着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显然是他十八岁左右的时候照的。
“我喜欢这张。”黛西喊道，“这个蓬巴杜发型！你从来没告诉我，你留过蓬巴杜发型，还有游艇。”
“看这儿，”盖茨比连忙说，“这儿有好多剪报，都是关于你的。”
他们并肩站着仔细翻看那些剪报。我正想提议看看他收藏的红宝石，电话铃响了，盖茨比拿起听筒。
“对……嗯，我现在不方便……我现在不方便，old sport……我说的是一个小城……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小城……好，如果他觉得底特律是小城，那我们要他没用……”
他挂了电话。
“快来这儿！”黛西在窗边喊道。
雨还在下，可是西边的乌云已经散开，粉色和金色的云朵在海面上空翻滚着。
“看那儿啊。”她低语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就想摘一朵那粉色的云，把你放在里面推来推去。”
我想要离开了，可他们怎么都不答应。或许是我的存在能让他们更心安理得地“独处”。
“我知道干什么好了，”盖茨比说，“我们让克里普斯普林格弹钢琴。”
他走出房间，喊了一声“艾温”，几分钟后，一个神情尴尬、有点疲惫，戴着玳瑁边眼镜，头发金黄而稀疏的年轻男人跟着他走了进来。这男人现在穿得体面些了，一件敞领的“运动衫”，一双运动鞋，一条褪色的帆布裤子。
“我们打扰你锻炼了吗？”黛西礼貌地问。
“我在睡觉呢，”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窘迫地大声说道，“我是说，我刚才在睡觉。然后起来……”
“克里普斯普林格会弹钢琴，”盖茨比打断他的话，“是吧，艾温，old sport？”
“我弹得不好，我弹得不——我根本就很少弹，我好久没有练——”
“我们下楼去。”盖茨比插话道。他按了一个开关，那些灰暗的窗户顿时不见了，明亮的光线洒满了整个房间。
在音乐厅里，盖茨比打开钢琴旁边唯一的一盏灯。他颤抖着用一根火柴点燃黛西手里的烟，然后和她一起远远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沙发上。那里没有灯光，只有地板从前厅反射过来的光线。
克里普斯普林格弹奏完《爱巢》之后，从钢琴凳上转过身来，神情不悦地在一片昏暗中寻找盖茨比的身影。
“我很久不练了，你看。我告诉过你我弹不了。我根本就没有练——”
“别那么多话，old sport，”盖茨比命令道，“弹吧！”
在清晨，
在夜晚，
我们欢乐开怀——
屋外风很大，海湾传来一阵隐隐的雷声。此时此刻西卵村所有的灯都亮了；从纽约开来的电动火车满载着乘客，在雨中向家的方向疾驰。这是人们思绪深沉、情感起伏的时刻，空气中渗透着激动的情绪。
有一件事千真万确，
富人生财，穷人生子。
在这同时，
在这之间——
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看到那种困惑的神情又浮现在盖茨比的脸上，他似乎对眼下的幸福有点隐隐的怀疑。将近五年了！那个下午一定有某些时刻，黛西并不如他梦想中的那般，但这不是黛西的错，而是因为他的幻想生命力过于旺盛。这种幻想已经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创造的激情投入到这场梦幻中，不断地给它增添色彩，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点缀着它。再炽热的火焰，再饱满的活力，都比不上一个男人孤独的内心积聚起的情思。
我注视着他，看得出来他在慢慢调整自己以适应眼前的现实。他握住她的手，当她在他耳旁低语时，他就满怀深情地转向她。我想，最令他迷醉的是她那起伏如旋律、温润暖人心的声音，因为那是他在梦里无法企及的——那是一首永恒的歌。
他们俩已经把我忘了。黛西抬起头来扫了一眼，伸出她的手；盖茨比则完全认不出我来。我又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也看了看我，心思却早已飘然远去，被强烈的情感占据。于是我离开房间，走下大理石台阶，走进雨中，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 * *
[1]十八世纪恐怖小说《雷克兰特古堡》的故事发生地。
[2]玛丽·安托万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3]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以藏书丰富而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