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拨又一拨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从盖茨比家的前门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拉起一根绳子，旁边站着一名警察拦住看热闹的人，但是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进去，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大概是个侦探，俯身查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这个词，由于他的语气颇显权威，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便以此为基调作了报道。
大多数报道都如同噩梦一般——古怪离奇，捕风捉影，用词夸张，内容失实。验尸时，米凯利斯在证词中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怀疑，我以为整个故事很快就会被黄色小报添油加醋地刊登出来——没想到凯瑟琳，这个本来可以信口胡言的人，却保持了沉默。她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她用描过的眉毛下面那双坚定的眼睛看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没见过盖茨比，她姐姐跟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从来没有过不正当的行为。她说得连自己也信以为真，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就好像提出这种疑问都让她无法忍受似的。威尔逊就这样被认定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错乱”的人，整个事件也因此而简单明了。案子告一段落。
然而这些过程全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形单影只地站在盖茨比这一边。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案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会向我提出。起初我感到惊讶而困惑，后来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他躺在他的房子里，没有动静，没有呼吸，没有言语，我才渐渐明白自己负有的责任。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人对他表示关心——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死后或多或少理应得到别人真切的关心。
发现盖茨比的尸体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黛西，出自本能、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她。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带上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没说。”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为他找个人来。我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去安慰他说：“我会给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我会给你找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我拿到号码已经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接一次线好吗？”
“我已经接过三次了。”
“我有很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人。”
我走回客厅，屋里突然挤满了人，开始的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些偶然来访的客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官方人员。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目光看着盖茨比，可我耳边不断回响的却是他的抗议声：“我说，old sport，你一定得给我找个人来。你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扛不住啊。”
有人开始向我提问，但我脱身跑上楼去，匆匆翻了一下他书桌上那些没锁的抽屉——他从未明确告诉过我，他的父母已不在世。但是我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照片，一段被人遗忘的狂野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凝视着。
第二天早上，我派男管家去纽约捎封信给沃尔夫山姆，向他打听一些情况，请他马上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我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要求似乎是多余的。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肯定会赶过来，正如我相信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发来电报——但是电报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什么人都没有来。当男管家带回沃尔夫山姆的回复，我开始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和我之间的情谊可以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
这个消息让我万分震惊，我简直难以相信。那个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无法前往，因为我有重要的业务在身，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些时候，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事情，请派埃德加送信通知我。听到这件事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感觉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添了一句：
请告知关于葬礼的安排。又及：我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电话局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想黛西终于打过来了。但是接通之后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又轻又远。
“我是斯莱格……”
“什么事？”这个名字很陌生。
“那封信真糟糕，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什么电报。”
“小派克有麻烦了，”他语速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被逮住了。五分钟前他们刚从纽约接到的通知，给了证券号码。这事你想得到吗，嗯？在这种乡下地方根本想不到——”
“你好！”我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发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报人马上出发，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肃穆的老人，非常无助，神情沮丧，在这暖和的九月里，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接过旅行包和雨伞的时候，他不停地用手去捋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外套。他快要挺不住了，于是我把他带到音乐厅，让他坐下，派人去拿了点吃的东西。但是他不肯吃，杯里的牛奶从他颤抖的手中泼了出来。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出发了。”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您。”
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却不停地朝屋里四下张望。
“是个疯子干的，”他说，“一定是个疯子。”
“您要点咖啡吗？”我劝道。
“我什么也不想要。我现在很好，您是——”
“卡拉韦。”
“哦，我现在很好。他们把吉米［1］放在哪儿了？”
我带他到客厅停放他儿子遗体的地方，把他留在那儿。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往前厅里探头探脑。等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不情愿地走开。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稍有点发红，眼睛里不时地滴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不再因死亡而感到惊骇的年纪，于是此刻他开始环顾四周，看见前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延伸出去，又通向其他屋子，他的悲伤与一股惊讶而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下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所有的安排都推迟了，就等着他来。
“我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想也许您要把遗体运回西部。”
他摇摇头。
“吉米一直更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起家，得到现在的地位的。你是我儿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很有前途的，你知道。他虽然年轻，却很有头脑。”
他郑重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如果他活着，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像詹姆斯·J.希尔［2］那样，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是这样的。”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拉着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拽下来，接着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明显担惊受怕的人打来电话，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说出他的名字。
“我是卡拉韦。”我说。
“哦！”他听上去松了一口气，“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盖茨比的葬礼上似乎可以多一位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所以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
“葬礼明天举行，”我说，“三点，在他家这边。我希望你转告有意参加的人。”
“哦，我会的，”他慌忙说道，“其实，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转告。”
他的语气让我有点怀疑。
“你自己肯定是要来的。”
“嗯，我一定想办法去。我打电话是——”
“等等，”我打断他，“先说好，你一定会来，怎么样？”
“呃，事实上——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格林威治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想让我明天一起出去玩，去野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一定会想办法走开。”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哼”，他一定也听见了，因为他紧张地继续说道：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把一双鞋落在那儿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从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人我打电话去找他，他竟暗示盖茨比是死有应得。不过，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当初就是那种喝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人，我本不应该打电话给他。
葬礼的那天早上，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他。我在一名电梯工的指点下，推开了一扇写着“万字控股公司”的门，一开始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喊了几声“喂”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争论声，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带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有人开始在里面哼起不成调的《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拉韦先生想见他。”
“我不可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吧？”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那边喊道：“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说道，“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但我知道他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迈了一步，两只手气冲冲地在臀部上下搓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可以闯进来，”她厉声说道，“我们都烦透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番，“请稍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转身不见了。过了一会儿，迈耶·沃尔夫山姆一脸肃穆地站在门口，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恭敬的语气说，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边说边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他当时是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衣服上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手头十分拮据，买不起便服，只好一直穿着军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走进四十三号街瓦恩布雷纳开的台球厅找工作的那天。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起吃午餐去吧。’我说。他半个小时就吃了四美元的东西。”
“是你让他开始做生意的吗？”我问。
“让他！我是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一个穷小子栽培起来，从阴沟里捞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有绅士派头的年轻人，当他告诉我他上过牛津，我就知道可以把他派上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身居高位。他一上来就跑到奥尔巴尼替我的一个客户办了件事。我们俩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亲密，”他举起两根粗胖的手指，“形影不离。”
我想知道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中他们是否也配合默契。
“现在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今天下午的葬礼你会来参加的。”
“我是想去。”
“嗯，那就来吧。”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水。
“我不能去——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什么牵连的，都已经结束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都不想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他们拼到底。你可能觉得这是感情用事，但我是认真的——奉陪到底。”
我看出来，他决意不去自有原因，于是我站起身。
“你上过大学吗？”他突然问。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跟我拉“关系”，但是他只点了点头，跟我握了握手。
“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死了以后。”他提议道，“人死之后，我个人的原则是顺其自然。”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暗，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村。换好衣服之后我来到隔壁，发现盖兹先生正激动地在前厅里走来走去。他儿子以及他儿子的财产在他心中激起的自豪感不断地增强，现在他有样东西要给我看。
“吉米给我寄了这张照片。”他用颤抖的手指掏出钱包，“你看看。”
那是这所房子的照片，四角破损，已经被很多只手摸脏了。他热切地将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看那儿！”然后又在我的眼睛里搜寻着赞赏的神情。他经常拿出这张照片来给别人看，现在我觉得对他来说它比这座房子更加真实。
“吉米寄给我的。我觉得很好看，照得很好。”
“是很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来看过我，给我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是断绝了关系，但是现在我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成功以后对我一直都很大方。”
他似乎不情愿把照片收起来，又依依不舍地在我面前举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钱包放回去，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这是他小时候的一本书。那时候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翻开书的封底，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作息时间表”，日期是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二日。下面写着：
起床 上午6：00
哑铃操和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30-下午4：30
棒球和其他运动 4：30—5：00
练习演讲仪态等 5：00—6：00
学习有用的发明 7：00—9：00
个人决心
不再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者（另一个人名，字迹模糊）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星期读一本有益的书或杂志
每星期存5美元（这个数字被划掉了）3美元
善待父母
“我无意间发现这本书，”老人说，“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吧？”
“是的。”
“吉米一定会有出息的。他总有这样那样的决心。你注意到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境界了吗？他在这方面一向很了不起。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合上那本书，把每一个条目都大声读了一遍，然后热切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满心以为我会把这些抄下来自己用。
快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法拉盛赶到，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往窗外张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时间慢慢过去，佣人们都站到前厅里等候，老人开始焦急地眨起眼来，然后又忐忑不安地说起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于是我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再等半个小时。但是没有用。压根没有人来。
五点左右，我们三辆车组成的队伍开到了墓地，在细密的小雨中停到大门旁边。第一辆是灵车，黑糊糊、湿淋淋的，然后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的大轿车，再后面是四五个佣人和西卵村的邮递员坐的盖茨比的旅行车，大家下了车，全身都淋透了。我们从大门走进墓地的时候，我听见一辆车停了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漉漉的草地向我们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去看，是那个猫头鹰眼男人，三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就是他对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知葬礼消息的，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了下来，他把眼镜摘下擦了擦，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墓上卷起来。
当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太遥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没有发来电报，也没有送花，不过我并不气恼。我依稀听见有人喃喃地说：“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然后猫头鹰眼男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声：“阿门！”
我们很快散开，冒着雨跑回车上。猫头鹰眼男人在门口跟我说了一会儿话。
“我没能赶到他家去。”他说。
“其他人也都没去。”
“真的！”他吃惊地说，“天啊，我的上帝！他们以前可是成群结队地去。”
他摘下眼镜，又里里外外擦了擦。
“这个家伙真他妈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生动的情景，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时候。要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常常在十二月某个傍晚的六点相聚在古老而幽暗的联邦车站，跟几个已经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芝加哥的朋友匆匆告别。我记得从各所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穿着裘皮大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唧唧喳喳地聊天；记得我们遇到熟人时挥起手来打招呼；记得相互比较各自收到的邀请：“你要去奥德韦家吗？赫西家吗？舒尔茨家吗？”还记得我们戴着手套的手紧紧抓着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从芝加哥开往密尔沃基和圣保罗的黄色客车，在暮色中朦朦胧胧的，停靠在站台旁边的轨道上，就像圣诞节一样令人愉快。
当我们的火车驶进寒冷的冬夜，真正的皑皑白雪从车厢两旁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闪发亮。威斯康星小站那幽暗的灯光从眼前掠过，空气中吹来一阵令人神清气爽的寒风。我们吃过晚餐，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深深呼吸着这股寒气。在接下来奇妙的一小时里，我们难以名状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息息相联，随即又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这片土地中去。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春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漆黑冬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冬青花环被窗里的灯光映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些漫长的冬日养成了我有些肃穆的性格，在卡拉韦宅邸成长的岁月造就了我有点自满的态度——在我的城市里，人们的住处世代都以其姓氏命名。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归根结底是属于西部的——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都是西部人，或许我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缺陷，微妙地令我们难以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在东部最让我兴奋的日子，即使当我最为敏锐地意识到，比起俄亥俄河边沉闷、凌乱、臃肿，只有孩童和老人可以幸免于无休止的流言飞语的城镇，东部更加优越而美好——即使在那些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给人一种扭曲的感觉。尤其是西卵村，经常出现在我那些怪异的梦中。在梦里，它就像埃尔·格列柯［3］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子，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暗淡无光的月色下。前景里，四个严肃的男人穿着大礼服走在人行道边，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喝醉酒的女人。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手上的珠宝闪耀着寒光。那几个人肃穆地拐进一所房子里——他们走错了。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这样如鬼魅一般，它面目全非，超出了我视力可以矫正的范围。因此，当焚烧枯叶的蓝烟飘向天空，当寒风把晾在绳子上的湿衣服吹得僵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但是离开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做，一件令人尴尬和不快的事。本来让它不了了之或许更好，但我希望把事情处理妥当，而不指望那博大却冷漠的大海能将我心头的杂念冲走。我跟乔丹·贝克见了一面，好好谈了谈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也谈到我后来的遭遇。她躺在一张大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听着。
她穿着打高尔夫球的运动服，我还记得我觉得她像一幅漂亮的插图，下巴得意地微微扬起，头发是秋叶的颜色，脸颊和放在膝盖上的无指手套一样是浅棕色。听完我的一席话，她没作任何评价，只告诉我她跟别的男人订了婚。我表示怀疑，虽然只要她一点头就有好几个人愿与她结婚，但我还是故作惊讶。有一瞬间我疑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但我很快思量了一番，便起身向她告辞。
“总之是你甩了我，”乔丹突然说道，“你在电话里把我甩了。我现在倒也不在乎了，但当时我可是从未体验过，有好一阵子都晕乎乎的。”
我们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补充道，“有一次我们谈到开车？”
“怎么了，记不太清了。”
“你说一个莽撞的司机在遇上另一个不小心的司机之前总是自以为安全，记得吗？瞧，我碰上了一个不小心的司机，对吧？我是说我真够粗心大意的，竟然这样看走了眼。我以为你是个非常诚实、正直的人。我以为你一直暗暗以此为荣。”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或许还可以骗骗自己，以此为荣。”
她没有回答。我怀着对她的几分爱恋，气恼又非常难过地转身走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第五大道上碰到了汤姆·布坎南。他走在我前面，还是那副机警又盛气凌人的样子，两只手稍稍离开体侧，似乎要抵挡外来的侵扰，脑袋来回转动，以适应那双不安分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皱着眉头朝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突然他看见了我，于是走过来伸出他的手。
“怎么了，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你知道我是怎么看你的。”
“你疯了，尼克，”他连忙说，“发什么神经，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跟威尔逊说了些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我知道我猜对了那几个小时里无人知晓的事情。我正要转身离开，他却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我们正准备出门，他来到我家门口。我叫人转告他我们不在家，可他非要冲上楼梯。他气得发狂，如果我不告诉他那车是谁的，他准会把我给杀了。在我家里，他的手时时刻刻都握着口袋里的枪——”他突然停住，语气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怎么样？那家伙是自己找死。他把你给迷惑了，就像迷惑了黛西一样，他其实是个恶棍。他碾过默特尔就像碾过一条狗，连车都不停一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那个难以言说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遭受痛苦——我跟你说，我退掉那所公寓，看见那盒该死的狗饼干还放在餐具柜上的时候，我坐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老天啊，真让人难受——”
我无法原谅他，也不可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一切都是这样漫不经心、混乱不堪。这两个满不在乎的人，汤姆和黛西——他们搞砸了事情，毁了人，然后就退回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回到麻木不仁或者任何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握手似乎有点愚蠢，因为我突然感觉自己像在跟一个孩子说话。然后他走进珠宝店去买一条珍珠项链——或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地摆脱了我这乡下人的吹毛求疵。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的——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家的一样高了。村上有一个出租司机每次经过他门口的时候都会停一会儿，朝里面指指点点。或许出事的那天夜里，是他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去东卵村的，又或许完全是他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我不想听他讲，所以我下火车时总会躲开他。
每个星期六的夜晚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家那些灯火闪耀、光彩炫目的宴会依然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我听到音乐和笑声不断地从他的花园里传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又开走。有一天晚上，我确实听见来了一辆车，车灯照在他门前的台阶上。但我没有去看个究竟。大概是最后一位客人从天涯海角赶来，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
最后那个晚上，我已经收拾好箱子，车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庞大而杂乱、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色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块涂了一个脏字，在月光下分外触目，我去把它擦掉，鞋底在石头上磨得沙沙作响。然后我溜达到海边，仰面躺在沙滩上。
此刻，那些海滨大别墅大多已经关闭，四周几乎没有灯光，只有海湾对面一艘渡船上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的一丝光亮。月亮渐渐升高，虚幻不实的别墅开始消隐退去，我慢慢意识到，这里就是当年让荷兰水手的眼睛绽放光芒的古老小岛——新世界里一片清新翠绿的土地。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建造盖茨比的豪宅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在此轻声应和着人类最后也最伟大的梦想。在沉醉的一瞬间，人类面对这片新大陆一定会屏息凝神，不由自主地沉浸到无法理解也不企求理解的美学思索中，也是人类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与其感受奇迹的能力相称的奇异景象。
当我坐在沙滩上遥想那个古老而未知的世界时，我也可以体会到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处那盏绿灯时有多么惊奇。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碧绿的草坪上，他的梦想似乎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他无从知晓，这梦想早已离他而去，被遗弃在城市之外一片漫无边际的混沌中，遗弃在寂寂长夜里一望无垠的合众国的黑色原野上。
盖茨比一生的信念就寄托在这盏绿灯上，这个一年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未来。它曾经从我们身边溜走，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总有一个美好的清晨——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 * *
[1]吉米（Jimmy）是盖茨比的原名詹姆斯（James）的昵称。
[2]詹姆斯·J.希尔（1838-1916），美国铁路建筑家、金融家。
[3]埃尔·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