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乘坐这种马车的多半是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大约百把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一切被人叫作中等绅士的那些人。在轻便折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他的莅临没有在城里引起任何骚动，没有伴随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只有两个俄国庄稼汉站在旅馆对过的一家小酒店门口，交换了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仅仅涉及马车，而不是涉及坐在车上的人。“你瞧瞧，”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车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能行。”另外一个人答道。“可是我想，到喀山就不行吧？”“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答道。谈话到此就打住了。此外，当轻便折篷马车驶近旅馆时，迎面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紧又窄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想赶时髦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年轻人回过头，朝那辆马车瞅了一眼，用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刮掉的帽子，接着又赶他的路了。
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上前来迎接绅士先生的是一个旅馆侍仆，或者如俄国旅馆里通常所称呼的，一个伙计，他动作机灵敏捷到这种程度，连他的脸是什么模样也叫人看不清楚。他一只手拿着餐巾忙忙叨叨地跑出来，整个颀长的身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身差不多一直顶到后脑勺，他把头发往后一撩，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穿过一条木头长廊，领他去看上帝给他安排的卧房。卧房是常见的一种卧房；因为旅馆也是常见的一种旅馆，就是在省城里经常可以遇见的那种，旅客们一昼夜花费两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往往被一口五屉柜隔开着，隔壁住的一位邻居，虽说是一个沉默而又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一心想探知新来客人的一切细节。旅馆的正面和它的内部倒也相称：长长的，有两层楼；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了深红色的砖头，砖头本来就有点脏，几经严寒酷暑，颜色越加灰暗发乌了；上层照例抹着黄漆；下面是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在旮旯儿里的一家铺子里，或者不如说是在窗口里，端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身旁摆着一只赤铜制的茶炊，小贩的脸红得跟茶炊一样，远远望过去，竟像是窗台上摆着两只茶炊，如果其中的一只不是缀有漆黑漆黑的胡子，简直就区分不出来。
当过路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是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一切东西都搬进来了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小小的前厅，一间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小屋里，开始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也带进了自己身上的一股子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满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口袋也给染上了。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从旅馆主人那儿要来的一条小小的垫褥般的东西，这东西又薄又扁，有如一张薄饼，恐怕油腻得也不亚于一张薄饼。
当仆人们张罗、忙乱着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涂过光漆的墙，墙的上部被烟草的烟雾熏得发黑，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有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跟着跳动起来，叮叮当当地磕响起来；挂满整个墙壁的总是那么几幅油画，——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恶作剧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从哪儿，由谁带进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在意大利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围巾，凡是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是由妻子亲手给织的，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该怎样围才暖和，至于单身汉呢，那就说不准是谁织的啦，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通常有的各种各样菜肴，譬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保存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当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一个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谁有多少魂灵[1]，住得离城多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像是仅仅出于好奇。绅士在举止之间自有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气，连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有什么诀窍，不过只听见他的鼻子发出像吹喇叭一样的响声。可是，这一显见是无足轻重的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馆侍仆的无上尊敬，每当侍仆听到这种响声，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弯倒着头，问道：要不要什么东西吗？吃过饭之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塞的不是柔软轻松的羊毛，却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硬邦邦的东西。这时候，他开始打起哈欠来，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睡熟了，一口气睡了两个钟头。醒来之后，他应旅馆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伙计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纸片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仔细辨认纸片上的名字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察看城市去了。显然，这城市使他感到挺满意，因为他发现这城市无论如何不比其他省城稍形逊色：砖房的黄色油漆极其鲜明触目，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暗沉沉的，显得谦恭朴素。房子有一层的，两层的，和一层半的，都千篇一律地附有省城建筑师认为是挺美观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有些地方像是孤零零地被扔在荒野似的广阔街道和渺无穷尽的木头栅栏之中；有些地方又拥挤成一簇，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扑进眼帘的是一块块被雨水淋洗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上面画的不是小甜面包就是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着一条蓝裤子，下面还写上了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商店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标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2]”的字样；又有一家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站着两个打台球的人，都穿着燕尾服，就是在我们戏院里等演到最后一幕时才姗姗来迟的看客们所穿的那一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被画成用台球杆在瞄准目标的样子，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两条腿弯着，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架势。图下面写明：“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起胡桃、肥皂和跟肥皂相似的姜饼来的；还有一家小酒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肥大的鱼，鱼身上插着一把叉。见得最多的是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它们已经被“酒家”这一简洁的牌号所代替了。路面到处都显得有点糟。他也去看了一下城市的公园，公园里只有几棵生根很浅的枯瘦的树，树身下面都撑着用绿色油漆漆得挺美观的三角形支架。虽然这几棵树还不及芦苇般高，可是报纸在描写挂灯结彩的节日时却写道：“感谢地方长官为民操劳，我城乃得享有庭园之乐，园内遍植嘉树，枝叶茂密，绿阴如盖，炎夏酷暑之时，惠人以清凉之佳趣”，又说“观夫市民满怀感激而心灵跃动不已，双目泪如泉涌，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情此景殊使人感动莫名而掷笔三叹也”。他又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如果有事要去寻找市议会、政府机关、省长，应该怎么走才近一些，在这之后，他就走去看了一下在城市中间流过的河，顺路扯下了一张粘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为的是回到旅馆后可以把它好好读一遍。这时在木头人行道上走过一个长得挺不难看的女士，一个勤务兵装束的小厮手捧一个包裹跟在她后面走着，他目不转睛地朝女士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再一次对四周所有这一切投以一瞥，仿佛要好好地记住地形似的，这才转身回去。一到旅馆便由旅馆侍仆轻轻地搀扶着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喝过茶，在桌子跟前坐下，叫人拿一支蜡烛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戏报，凑近烛光，稍微眯缝着右眼，开始读了起来。可是，戏报上吸引人注意的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柯楚布[3]的剧本，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柯拉，其余的角色就更不值得注意了；可是，他却把这些名字也一个不漏地全都读了，甚至读到池座的票价多少，并且知道了这戏报是由省政府印刷局承印的，然后，他把戏报翻过去，想知道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读，可是没有找到什么，于是就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到他的那只小匣子里去，他有个习惯，不论碰到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总是要放到那只小匣子里去的。最后，他大概是吃了一盘冷小牛肉，喝了一瓶喀瓦斯[4]之类酸溜溜的饮料，然后照广阔的俄罗斯国家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从而结束这一天的。
次日一整天花在拜客上面；过路客人出发去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访问。首先对省长进行了执礼恭敬的访问，那省长原来跟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说他就要荣膺星形勋章[5]了；不过，他却是一个心肠非常好的人，有时自己还要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哩。其次，他去拜访了副省长，再其次，去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遗憾的是，不能把全部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一一提到；可是，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路客人对拜客这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跃，他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登门致了敬意。然后，他又许久地坐在轻便折篷马车里，琢磨着还有什么人应该去拜访，可是在城里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官员了。在跟这些权贵们谈话的时候，他善于很巧妙地对每个人都恭维奉承几句。他仿佛顺便地向省长提了一下，陌生人到了他省长管辖下的省里，有如进入仙境一般，道路到处都平坦光滑得像天鹅绒一样，又说，那些善于任用贤明官员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他对警察局长就城市岗警说了一些非常中听讨好的话；而跟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的时候，虽然明明知道他们两个都不过是五等文官，却偏要两次说错话，称呼他们“大人”[6]，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其结果是：省长对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当天光临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邀请他，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吃茶点。
关于他自己，过路客人看来是避免多开口的；如果一定要说，那也不过是泛泛地说上几句，口气中含有一股显而易见的谦虚劲儿，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谈话就带上几分书本上文绉绉的腔调：他是这尘世间一条百无一用的蠕虫，不值得旁人对他多加关注；他一生阅历已多，由于奉行真理在仕途上受尽挫折；他树敌甚多，敌人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现在但求安宁，所以要寻找一块地方定居下来，他来到这个城市之后，认为他责无旁贷必须对当地的高级官员们表示他无限的敬意。这便是满城上下关于很快就要出现在省长家的晚会上的这位新人物所能知道的一切。参加这次晚会的准备工作占用了两个多小时，过路客人对于修饰打扮如此用心，这确是不大常见的。他在饭后小睡之后，叫人端水来盥洗，把两边脸颊涂上肥皂，用舌头从里边把脸颊顶得鼓起来使劲地搓了好长时间；然后，从旅馆侍仆的肩膀上拿过毛巾，把他那张圆滚滚的脸从耳朵背后起前后上下都擦干，而在这之前先冲着旅馆侍仆的脸接连哼哧了两回鼻子。然后，对着镜子穿上硬胸，拔掉两根钻出来的鼻毛，接着立刻套上一件樾橘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这样打扮好之后，他就乘上自备的马车，沿着只被有时一闪而过的窗户里射出来的暗淡灯光照亮的无比广阔的街道飞驶起来。可是，省长的邸宅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哪怕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门前车水马龙，一辆辆弹簧马车都亮着灯，门口站着两个宪兵，远处传来前导马骑手们[7]的吆喝声，——总之，凡是光耀显赫的东西，这儿是应有尽有。刚走进大厅时，乞乞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缝起一分钟，因为蜡烛、灯和女士们的衣衫晃晃闪闪得实在厉害。一切都盈溢着光芒。黑色的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簇成一团，在这里那里闪动、飘荡，活像在七月炎夏，一大群苍蝇围住晶莹洁白的糖块飞旋一样；这时候年老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子前面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小碎片，孩子们老是围住她，兴致勃勃地观看她那双粗糙的手拿着榔头上下起落的动作，而成群在空中游弋的苍蝇则趁着和风，俨如主人似的，肆无忌惮地飞进屋里，那老婆子视力差，阳光又照得她眼睛发花，它们就借此机会，有的地方三只两只，有的地方结成密密一团，钉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其实，丰饶的炎夏把美味的东西撒得俯拾皆是，它们早都被喂饱了，飞来根本不是为了找东西吃，却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挨近糖块前前后后飞一阵子，把后腿或者前腿互相蹭一下，或者搔搔自己翅膀下的身子，或者伸出两只前爪蹭一下自己的脑袋，转身匆匆飞走，然后带着一群群惹人厌烦的苍蝇重新飞回来。
乞乞科夫来不及把四周看清楚，他的胳膊已经被省长抓住了，立刻带去介绍给省长太太。过路客人这时的举止也不失身份：他讲了一句对于一个具有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官衔的中年人说来是非常得体的恭维话。当成对的舞伴把大家挤到墙边去的时候，他把双手抄在背后，非常注意地对他们瞧了大约两分钟。许多女士穿得很漂亮，很时髦，另外一些女士就靠着省城里的那些行头胡乱打扮一气。这儿的男人也像在任何别处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瘦子，他们老是死气白赖地在女士们的身边转；他们中间有的人是这么一种人，简直很难把他们跟彼得堡的男人区分开来，他们也有着极其精心梳剪成的漂亮雅观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是体面的、剃得滴溜精光的鹅蛋脸，也随随便便挨近女士们去坐着，也操着一口法国话，连给女士们逗趣也跟彼得堡的男人一个样。另外一种人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一样，就是说，不太胖，但也不太瘦。与前者相反，这些人见了女士连正眼也不看的，避之还惟恐不及，只是不时朝四周扫那么一眼，看看省长的仆人在什么地方摆出了打惠斯特牌的绿呢桌没有。他们的脸是丰满的，圆滚滚的，有人甚至有个把小硬瘤，有人还有一些麻瘢，他们的头发既不梳成鸡冠式[8]，也不打鬈儿，也不梳成如法国人所说的“任其自然”的式样；他们的头发不是剪得短短的，就是梳得光光的，而脸庞大多是圆滚滚的，结结实实的。这些便是城里可尊敬的官员们。唉！在这个世界上，胖子处理起自己的事务来可要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干的多半是专员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在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分量太轻了点，飘忽不定，根本靠不住。胖子却从来不占据次要的位子，要坐就总是占据首要的位子，并且他们如果在哪儿坐下了，就坐得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一屁股坐下去，宁可叫那只位子在他们的屁股下面压得瘪下去，压得格啦格啦直发响，他们也绝不会让位的。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光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像瘦子的剪裁得那么贴身，可是他们的首饰箱里却积聚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在三年里头剩不下一个没有抵押到当铺里去的魂灵；胖子却日子过得挺舒服，一眨眼——在城市尽头什么地方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的名字买进的房子，然后又在城市的另一头买进了另外一幢房子，然后又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买进了一处田庄，然后又买进了一个水土肥美能供多种经营的村子。最后，在为上帝和国家效忠了一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意之后，胖子就辞官隐退，换个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了地主，变成了非常好的俄国老爷，他慷慨好客，日子过得挺美。在他去世之后，一些瘦子继承人把父亲留下的家产按照俄国的风俗习惯飞快地挥霍得一干二净。无可讳言，当乞乞科夫仔细察看那一伙人的时候，他心里转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念头，结果是：他决定厕身到胖子堆里去，他在那儿碰到的几乎全是些熟人：检察长，他生有两条非常浓密的黑眉毛，左眼睛稍微有点眨巴，仿佛在说：“老弟，咱们到隔壁屋里去，我要跟你说两句体己话。”不过，他却是一个严肃庄重而又沉默寡言的人；邮政局长，一个矮个子，但却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和哲学家；民政厅长，一个极其审慎稳重而又温厚亲切的人，——这三人都像对待老朋友似的招呼他，乞乞科夫略略弯着腰，但还是不无殷勤雅意地向他们鞠躬答礼。也就在这当口，他认识了非常和气而又彬彬有礼的地主玛尼洛夫和外貌有几分笨拙的地主索巴凯维奇，后者在缔交一开始时就踩了他的脚趾，道了一声歉：“请原谅。”接着，有人就递给他一张纸牌请他去玩惠斯特牌戏，他又是谦恭地一鞠躬，把纸牌接了过来。他们坐到绿呢牌桌跟前去，一直打到吃晚饭没有站起身来过。一切谈话都停止了，正像人们专心致志做一件正经事儿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邮政局长虽然非常爱饶舌，可是他牌一拿到手，脸上就立刻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下唇咬紧上唇，并且在整段打牌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姿态。当他打出一张大牌的时候，总要用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一下，如果是王后，就叫道：“去你的，老虔婆！”如果是国王，就叫道：“去你的，唐波夫的乡下佬！”而民政厅长则叫道：“我扯掉这小子的胡子！我扯掉这婆娘的胡子！”有时他们一边把牌往桌上重重地摔，一边情不自禁地叫道：“啊！管他妈的，没别的牌了，就打红方块吧！”或者干脆叫道：“红桃！红桃烂货！黑桃草包！”或者叫道：“黑桃蠢货！黑桃傻瓜！黑桃愣小子！”甚至干脆叫一声：“黑鬼！”——他们在自己一伙中间便是用这些名称来叫各种各样纸牌的。牌打完之后，他们照例要争吵一番，嗓门都扯得相当大。我们这位过路客人也参加了争吵，但却不知怎的，他争吵得非常巧妙，因此大伙儿发现，他争吵虽是争吵，然而吵得令人感到怪舒服的。他从来不说“您出错了牌”，却总是说“您一不小心慌了神，我荣幸地吃掉了您的小二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为了使争论对方更加悦服起见，他每一回总是把他的一只镶嵌珐琅的银鼻烟匣送到大家跟前去，在这只鼻烟匣的底上可以看到两朵紫罗兰，那是为了增添香气而放在里面的。特别吸引过路客人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他立刻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唤到一旁，打听起他们来。客人提出的几个问题显示出他不但好奇，而且胸有成竹，因为他首先就打听他们每人有多少个农奴，他们的田庄处于什么状况，在这之后方才打听他们的名字和父称。用不了多少功夫他把他们本人也完全迷住了。地主玛尼洛夫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有一双像糖一般甜蜜蜜的、笑起来总是眯缝着的眼睛，他被乞乞科夫弄得简直神魂颠倒了。他长久地握住乞乞科夫的手，恳切地请求乞乞科夫赏光一顾他的寒村，照他说来，他的田庄离开城关只有十五俄里[9]远，乞乞科夫听了非常温文有礼地把头一侧鞠了一躬，诚恳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回答说，他不但十分乐意遵命，并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神圣责任。索巴凯维奇略为简洁地说了声：“也请上我家来玩。”说着用脚后跟磕碰一下行了个礼，这脚穿在这样一只奇大无比的长统皮靴里，要找到和这靴子相配的脚恐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神话式的巨人勇士在俄罗斯也开始消踪绝迹的时候。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里去吃午饭并消磨一个夜晚，在那儿从饭后三点钟起便摆开了惠斯特牌局，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顺便提一句，他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地主诺兹德廖夫，这是一个三十上下年纪麻利活泼的小伙子，他没有说上三两句话就跟乞乞科夫“你我”相称起来。诺兹德廖夫对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也称呼“你”，谈吐之间十分亲密友好；可是，当他们一坐下赌起大的输赢来的时候，凡是他所吃掉的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要非常仔细地看过，并且几乎始终十分注意他每次打出的牌。第二天，乞乞科夫在民政厅长家里度过了一个夜晚，民政厅长穿着有点油渍的睡袍出来迎接客人们，不管其中有两位太太在内。然后，到副省长家里去消磨了一个夜晚，在专卖商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在检察长家里吃了一顿说是规模不大，然而不亚于一席盛宴的午饭，又去出席了商会会长招待的晨祷以后的茶会，虽说是茶点小吃，却也跟午饭不相上下。总而言之，他没有一个钟头得闲留在家里，他回到旅馆只是为了住一宵睡一觉而已。过路客人不知怎么的对样样事情都善于应付，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经验宏富的上流社会绅士。不管谈到什么话题，他总是能够应付裕如：谈起养马场，他就谈养马场；谈到良种狗，他对此也能发表一些中肯的意见；如果谈论到税务厅起诉的一桩案件，他又能够表示出，他对于法院里的那套把戏也并非毫无所知；话题转到打台球，他对打台球也不是一窍不通；讲到美德懿行，他对美德懿行又谈得娓娓动听，眼睛里甚至含着热泪；讲到酿制烧酒，他对酿酒也讲得头头是道；讲到海关督察员们和海关官员们，他也能把他们评述一番，仿佛自己曾经当过海关督察员和海关官员似的。可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讲到所有这些话题时，他善于措辞稳重，举止得体。他说话既不响，也不轻，完全恰如其分。总之，不管遇到什么场合，他总显得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所有的官员都挺喜欢这位新人物的莅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检察长认为他是一个挺干练的人；宪兵上校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民政厅长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值得尊敬的人。警察局长说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人；警察局长的妻子说他是一个顶顶和蔼、顶顶讲究礼貌的人。甚至连难得对别人有好评的索巴凯维奇，那天从城里回家已经很迟，当他脱了衣服，挨着他那个瘦骨嶙峋的妻子躺到床上的时候，也对她说：“宝贝，我在省长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在警察局长家里吃的午饭，结识了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真是一个使人觉得挺愉快的人！”他的妻子听了只回答一声：“哼！”并且蹬了他一脚。
这样一种对于新来客人恭维备至的意见就此在城里传开了，这意见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的一个奇怪的特性，他办的一件事情，或者按照外省的说法，一件咄咄怪事（关于这一点读者不久就会知道），使几乎全城的人完全陷于迷惑之中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