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又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已过了好几个月。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是相当多的，但与我们没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得集中在她回到克里森蒂尼宫后不久的某一天，那时正当春末，离我刚才叙述的那些事件大约一年。这一天，她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这是杜歇夫人用来接待客人的许多屋子中较小的一间。从她的表情和神态上看得出来，她正在等一位客人。高大的窗户敞开着，虽然它的绿百叶窗拉上了一部分，花园中清新的空气还是从宽阔的空隙中涌进来，使屋里充满了温暖和香味。我们的年轻小姐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两手倒背着攥在一起，眼睛迷茫不安地望着外面。然而她心烦意乱，神思恍惚，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过看样子，她也不是想在客人进屋以前，先瞥见他的来临，因为这幢房屋的进出不必经过花园，那里始终静悄悄的，人迹罕至。她宁可靠一系列的猜测来估量他的到来，从她脸上的表情看，这种猜测给了她不少事干。她的神色异常沉重，但很清楚，这不完全是一年来旅行各地的经历造成的。这一年中，她可以说跑了不少地方，看到了不少人世的场面，因此她现在觉得，她跟两年前那个浅薄的小姑娘已判然不同，那时她刚从奥尔巴尼来到花园山庄的草坪上，开始她对欧洲的旅行。她感到满意，她已经获得了丰富的阅历，她对生活的大量感受，是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如果她的思想这会儿不是为眼前的事忐忑不安，而是用在回顾上，它们一定会唤来无数有趣的画面。这些画面上有风景，也有人物，然而后者更多一些。出现在这些画面上的形象，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例如，一位就是脾气随和的莉莲，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姐姐和埃德蒙·勒德洛的妻子，她从纽约来到这儿，跟她的妹妹一起度过了五个月。她把丈夫留在国内，但带着孩子们，于是伊莎贝尔对他们扮演了既慷慨又温柔的小阿姨的角色。到了最后，勒德洛先生也从一帆风顺的法律事务中抽出几个星期，以最快的速度横渡大西洋，在带他的妻子回国以前，跟两位女士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小勒德洛们，哪怕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也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旅行年龄，因此伊莎贝尔跟她的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莉莲和孩子们是七月间在瑞士跟她会合的，她们在阿尔卑斯山中度过了气候适宜的夏季，那里处处是鲜花和碧草，高大的栗树下绿荫遍地，正好为两位女士和孩子们在温暖的下午登山游览时，用作休憩之所。然后，她们来到了法国首都，这是莉莲向往的都市，它给她提供了不少乐趣，但伊莎贝尔却觉得它吵吵闹闹，没有意思，这些日子里她念念不忘的还是罗马。想起罗马，她就好像在闷热拥挤的屋子里，把包在手帕里的一瓶提神的药水，掏出来喝了几口。
正如我所说，勒德洛太太陶醉在巴黎的怀抱中，但她的疑问和惊愕没有减少。她的丈夫到来以后，并不能体会她的这些心情，于是她更加闷闷不乐。他们都关心伊莎贝尔，但埃德蒙·勒德洛像他一贯的表现一样，对他的小姨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一切，从不表示惊异，或者忧虑，或者迷惑，或者兴奋。勒德洛太太的心情却变化多端。一会儿她认为那位小姐自然应该回家去，在纽约买一幢房子，例如罗西特家的房子，那里有一间很好的暖房，而且就在她自己住的街道的拐角上。过一会儿，她又会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异，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妹妹不在外国嫁一个大贵族。不过总的说来，我得说，她对这些可能性缺乏深入的思考。伊莎贝尔得到了一笔财产，这是她满意的，甚至比她自己得到这笔钱更满意！在她看来，这似乎给她的妹妹那稍微显得单薄，然而仍相当高贵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她当之无愧的垫座。然而，伊莎贝尔并不像莉莲想象的那么有出息——按照莉莲的理解，所谓有出息是跟白天的交际和晚上的舞会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知识方面，毫无疑问，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勒德洛太太所向往的那些社交成就上，她似乎收获不大。莉莲对这些成就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但这正是她对伊莎贝尔的希望所在——希望她来使这种认识具体化，形象化。伊莎贝尔在纽约可以干得同样出色，勒德洛太太要求她的丈夫说明，她在欧洲享有的任何权利，有哪一种是那个城市的社交界所不能提供的？不过我们知道，伊莎贝尔是有成绩的，至于它们比她在她的祖国所可能取得的是大是小，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再一次指出，她没有把那些光荣的成绩公之于众。她没有向她的姐姐谈过沃伯顿勋爵的事，也没有提起过奥斯蒙德先生的心情。她之所以保持沉默，并没有太大的理由，只是她不愿意讲。她觉得不谈更有诗意，她喜欢独自畅饮这些爱情的美酒，却不想向可怜的莉莲征求意见，正如她不想再打开这珍贵的一页一样。但莉莲对这些不同的考虑一无所知，因此难怪她声称，她的妹妹在欧洲的生活是在走着一条奇怪的下坡路。这种印象，由于伊莎贝尔的表现而更为加深了，因为，例如在奥斯蒙德先生这件事上，她的沉默正好与他在她思想中的频繁出现构成正比例。由于伊莎贝尔经常沉浸在这种思想中，勒德洛太太有时觉得，仿佛她的妹妹真的失去了勇气。继承财产这样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却产生了这么离奇的后果，这当然使快活的莉莲大惑不解，同时也使她更加觉得，伊莎贝尔实在有些与众不同。
然而，伊莎贝尔的勇气，从她的亲戚们回国之后，似乎达到了它的高潮。现在她可以想象一些比在巴黎过冬——巴黎有些方面跟纽约那么相似，它只是一篇精雕细琢的华丽的散文——更有意思的活动了。她跟梅尔夫人的频繁通信也助长了她的这些幻想。在十一月末的一天，当火车载着可怜的莉莲、她的丈夫和孩子，前往利物浦搭船回国后，伊莎贝尔从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走出来的时候，她所感到的自由，那种逍遥自在、无牵无挂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当然，她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点，我们也知道，她完全明白她需要的是什么，她经常努力寻找的，也就是符合她的要求的东西。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这个机会，她陪着这些没人重视的旅行者，从巴黎出发。她本想把他们一直送到利物浦，可是埃德蒙·勒德洛表示过意不去，要求她千万别那么做，这弄得莉莲心烦意乱，提出了一些使他难堪的责问。伊莎贝尔看着火车开走，她吻了下自己的手，向小外甥中最大的一个示意，那个感情外露的男孩把身子危险地远远伸到了车窗外面，使这次告别变得异常热闹。这以后，她回到了大雾弥漫的伦敦街头。世界展开在她的面前，她可以做她要做的一切。这使她深深感到激动，但是她目前的打算还是相当谨慎的，她只是决定从尤斯顿广场步行返回旅馆。十一月的日子是短的，黄昏已经来临，街灯在昏黄浑浊的空气中显得暗淡发红。我们的年轻小姐没人陪伴，而尤斯顿广场离皮卡迪利大街有一大段路。但伊莎贝尔兴致勃勃，不怕危险，几乎故意绕着弯路，好使自己多一点感受，以致当一位好心的警察告诉她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反使她有些失望。她对人生的场景这么喜爱，甚至伦敦街头愈来愈浓的暮色，那来来往往的人群，那奔驰而过的街车，那灯光灿烂的商店，那五光十色的杂货摊子，那黑暗的、闪闪烁烁的、湿漉漉的一切，都使她感到陶醉。当天晚上在旅馆里，她写了一封信给梅尔夫人，说她一两天内就启程前往罗马。她直接去罗马，没经过佛罗伦萨——先到威尼斯，然后取道南下，从安科纳到达罗马。她这次旅行没有什么人帮助，只带了一名使女，因为她那几位天然的保护人现在都不在她身边。拉尔夫·杜歇在科孚过冬，斯塔克波尔小姐早于九月间由《会谈者报》来电召回美国。报社已为这位杰出的记者准备了一片远比这些腐朽的欧洲城市新鲜的园地以发挥她的才能。亨利艾塔高高兴兴首途返国，因为她得到了班特林先生的保证，他要很快前去看她。伊莎贝尔写信给杜歇夫人表示歉意，说她暂时不能前来佛罗伦萨。她的姨母回答得很有特色，她说，歉意像肥皂泡一样毫无用处，她自己也从来不搞这种名堂。任何事，一个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至于他“预备”做什么，这纯粹属于无关紧要的范围，正如对未来世界或事物起源的设想一样。她的信是坦率的，但是（就杜歇夫人而言，这是罕见的）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坦率。她毫不计较她的甥女不在佛罗伦萨停留，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她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已没有联系。当然，她注意着奥斯蒙德先生，看他现在会不会去罗马，但发现他没有离开这儿，因此放心了一些。
再说伊莎贝尔，她到了罗马还没有两个星期，就向梅尔夫人提出，她们应该到东方去作一次小小的朝圣旅行。梅尔夫人指出，她的朋友老是安不下心来，但又补充道，她自己也一向怀有强烈的愿望，想去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观光。因而两位女士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消磨了三个月。伊莎贝尔对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大兴趣，然而梅尔夫人继续指出，即使在这些文明古国，面对最能引发人的安详心境和怀古情绪的景色，她还是安不下心来。伊莎贝尔的旅行像旋风似的，急急忙忙，一刻也不停顿，仿佛渴了几天的人，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梅尔夫人这时像宫廷女侍，跟在一位微服出游的公主背后，跑得气喘吁吁。她是应伊莎贝尔的邀请来的，她使这位小姐的寒碜处境具有了一切必要的尊严。她以她可能有的明智态度，扮演这个角色，她不露锋芒，接受了一个待遇优厚的伴娘的地位。然而这种处境对她说来并无困难，任何人在旅行中遇到这一对沉默寡言，然而引人瞩目的丽人的时候，都无法告诉你，谁是谁的主人。要说梅尔夫人促进了她们的友谊，那未免对她给予她朋友的印象讲得太简单化了，因为后者从初次见面起，就相信她是一个胸襟开阔、容易相处的人。经过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以后，伊莎贝尔觉得更了解她了，她的性格也显露得更充分了。最后，这位杰出的女人还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从她自己的观点叙述了她的历史——这一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伊莎贝尔已听过从别人的观点所作的叙述。这段历史相当悲惨（这是指与已故的梅尔先生有关的部分，她说，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冒险家，虽然起先还不太恶劣。多年以前，她由于年轻无知，没有经验，受了他的利用，当然，今天才认识她的人，对她当年的幼稚是很难相信的），它充满着惊心动魄的伤心经历，以致伊莎贝尔感到不可思议，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怎么还会生气勃勃，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对梅尔夫人的这种生命力，获得了相当深入的理解，她发现，这只是多年养成的、带有机械性的表现，它是演奏家装在匣子里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或者跟骑师寸步不离的备好鞍鞯、套上嚼子的“爱马”。伊莎贝尔仍像以前一样喜欢她，然而她意识到，有一角幕布一直未曾揭开，这位夫人归根结底只是一位演员，只能穿上戏装粉墨登场。她有一次说过，她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她属于“旧世界”。伊莎贝尔总觉得，她是另一种社会或道德条件的产物，是在不同的星星下长大的。
伊莎贝尔相信，她实际上有着另一种道德观念。当然，文明人的道德观念始终大同小异，但伊莎贝尔怀疑她对某些价值有着错误的观念，或者像商店里的伙计说的，把它们标价标低了。她以年轻人的武断相信，凡是跟她自己的不同的道德观念，总是比较低级的，但这种信念却帮助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人的谈话中，觉察偶然流露的残忍，偶然在坦率方面失于检点的表现，尽管这个人用巧妙的仁慈伪装着自己，然而这个人的自尊心又过于庞大，不能穿过欺骗的羊肠小道。她对人的动机的认识，从某些方面看，好像是从一个没落的王国的朝廷继承来的，在她的单子上，有几项是我们的女主人公闻所未闻的。她没有听到过那十分平常的一切，显然，世上有些事还是不听为妙。有一两次，她简直有些不寒而栗，因为她的朋友使她感到那么出乎意外，她不免在心里惊呼道：“上帝宽恕她吧，她并不了解我的意思！”尽管看来不可信，这发现却像当头一棒，使伊莎贝尔灰心丧气，仿佛它包含着一种不祥的预兆。当然，在梅尔夫人的杰出智慧突然光芒四射的时候，这种沮丧心情会自行消失，但它已在这融洽的友谊的发展中划下了一条高潮线。梅尔夫人曾经说过，她相信，友谊不再增长的时候，它马上会开始下降——对一个人的友谊总是不进则退，两者之间没有静止的平衡状态。换句话说，感情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它不是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不论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总之，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少女的幻想已找到了许多新的用途，它甚至比以前更活跃了。是的，当她在开罗一带游览，仰望着金字塔的时候，或者当她站在雅典卫城的断壁残垣之间，注视着被她看作萨拉米海峡[1]的那一点时，她的想象力曾经多么活跃。但是我指的还不是这些，尽管这些感情也是深刻而难忘的。到了三月末，她从埃及和希腊回来，重又住在罗马。几天以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从佛罗伦萨来了，他在这儿待了三个星期。由于她跟他的老朋友梅尔夫人在一起，而且寄居在她的家里，这事实上就使她不可避免地会跟他每天见面。到了四月末，她写信给杜歇夫人，表示她现在愿意接受夫人很久以前的邀请，前来访问克里森蒂尼宫了。这时，梅尔夫人仍留在罗马。伊莎贝尔看到，姨母一个人在家里，她的表兄还在科孚。然而拉尔夫随时可望到达佛罗伦萨，伊莎贝尔跟他已阔别一年多，现在准备最热烈地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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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雅典附近。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曾在此地大败波斯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