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再度拜望了伊莎贝尔，那是说，他又到克里森蒂尼宫去了。他在那儿还有其他朋友，他对杜歇夫人和梅尔夫人一向也是彬彬有礼，同样友好的。但前面那位夫人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两个星期中，他专诚拜访了五次。她把它跟她不难回想起来的另一个事实作了比较，那就是以前他来到尊贵的杜歇夫人面前表示敬意，一年至多两次，而且每逢梅尔夫人在这里进行周期性访问的时候，杜歇夫人从没看到他光临过。由此可见，他不是为梅尔夫人来的，他们是老朋友，他决不会为她劳动大驾。他不喜欢拉尔夫——拉尔夫对她这么说过——因此不能设想，奥斯蒙德先生会突然对她的儿子另眼相看。拉尔夫一向不露声色，把一件不太合身的文雅外衣裹在身上，它像做工拙劣的外套，不过这件外套是从不脱下的。他认为奥斯蒙德先生是很好的同伴，任何时候都乐意接待他。但他没有欺骗自己，认为他们的客人来访的动机是要纠正过去的误会。他对当时的情况看得比别人清楚。原因在于伊莎贝尔，凭良心说，她有足够的吸引力。奥斯蒙德是艺术鉴赏家，美的研究者，他自然会对这么一件稀罕的艺术品感到兴趣。因此，当他的母亲对他说，很清楚，奥斯蒙德先生在想什么的时候，拉尔夫回答道，他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从很早的时候起，杜歇夫人已把奥斯蒙德先生列入了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的名单中，只是她还不太明白，他是凭什么方法和手段——尽管它们是不值得恭维的，但很聪明——使他到处受到欢迎的。由于他不是一个常来打扰的客人，他当然也没有机会使她感到讨厌，而且他的表现告诉杜歇夫人，他完全无求于她，正如她无求于他一样，而这种品质，说来奇怪，她认为是跟她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础。尽管这样，她想到他居然敢觊觎她的外甥女，还是很不满意。从伊莎贝尔方面来看，这种结合几乎是反常的，病态的。杜歇夫人很容易联想到，那位女孩子拒绝过一个英国贵族。一位年轻小姐，连沃伯顿勋爵都不在她的眼里，如果对一个来历不明的美国蹩脚画家发生好感，而且这个人又是个中年的鳏夫，还有一个怪模怪样的女儿，又没有固定的收入，这在杜歇夫人心目中，当然与美满的姻缘是挂不上钩的。由此可见，她对婚姻问题采取的不是感情观点，而是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一向是最得人心的。“我相信她不应该那么傻，去听他胡言乱语。”她对儿子说。拉尔夫回答道，伊莎贝尔听不听是一回事，怎么回答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知道，她听过几个当事人——像他父亲爱用的说法——向她吐露心事，但也使别人听了她的答复。他觉得非常有趣，在他认识她的这短短几个月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求婚者找上门来。她希望增长阅历，见识世面，命运真是投其所好，几位体面的绅士接连不断拜倒在她的脚下，这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拉尔夫还在等待看到第四位、第五位以至第十位求爱者。他不相信她会在第三位面前停止下来。她会半开着大门，展开谈判。她当然不会让这第三位登堂入室。他就这样向母亲宣讲了自己的观点，弄得她目瞪口呆，好像他在表演杂技。他有一种隐晦曲折、光怪陆离的表达方式，也许他用聋哑人的手势跟她交谈还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她说，“你用的比喻太多，我从来不懂这些哑谜。在所有的语言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只有两个字：‘是’和‘否’。如果伊莎贝尔要嫁给奥斯蒙德先生，不管你用多少比喻，她还是要嫁给他。让她自己去为她所做的事寻找合适的比方吧。关于那位在美国的年轻人，我知道得不多，我也不相信她会化时间去考虑他。据我猜测，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不会再等她。现在只要她对奥斯蒙德先生有点意思，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嫁给他。这都没什么，谁也不像我那么赞成独行其是。但是她不应该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她很可能为了奥斯蒙德先生的高谈阔论，为了那些米开朗琪罗的复制品嫁给他。她反对利害打算，好像只有她一个人面临着利害打算的危险！等他把她的钱花光以后，看他会不会不计较利害？在你父亲去世以前，她的思想本来就是那样，这以后，它更变得登峰造极了。她应该嫁给一个她相信不是为了看中她的钱才娶她的人，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他自己有一份家私。”
“亲爱的母亲，我可并不担心，”拉尔夫回答，“她是在愚弄我们大伙儿呢。当然，她喜欢自行其是，但她这么做是要从跟人的接触中研究人的天性，同时又保持自己的自由。她正在进行一次勘探旅行，我不相信，她刚刚出发，遇到了一个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就会改变她的航向。她可能会延缓个把钟头，但不等我们发觉这点，她又会再度出发了。请原谅，我又用了一个比喻。”
杜歇夫人也许原谅了他，但她还是不放心，因此不能不向梅尔夫人表示她的忧虑。“你什么都知道，”她说，“你一定也知道这件事，那个古怪的家伙是不是在追求我的外甥女？”
“你是说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梅尔夫人睁大了明亮的眼睛，露出充分理解的神色，惊叫道，“上帝保佑我们，真有这样的事！”
“难道你从没想到过？”
“你使我觉得我像个傻瓜一样，不过我得承认，我没想到过。”接着，梅尔夫人又补充道：“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过这事。”
“我得马上问问她。”杜歇夫人说。
梅尔夫人考虑了一下，“别让她想到这种事。只要问奥斯蒙德先生就行了。”
“我不能那么做，”杜歇夫人说，“我不想让他来质问我：这关我什么事？——他对伊莎贝尔有了那种企图，是很可能这么讲的。”
“我可以替你问他。”梅尔夫人自告奋勇地说。
“但他也可以说，这关你什么事？”
“跟我毫不相干，但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问他。这件事跟我的关系比任何人少，他因此可以任意搪塞，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过我却可以乘机从他的话中听出他的意思来。”
“那么，了解的结果怎样，你马上告诉我，”杜歇夫人说，“我不便跟他谈，我至少可以跟她谈。”
她的朋友从这话中引起了警惕，“对她不能操之过急，不要勾起她的幻想。”
“我从来不会干勾起别人幻想的事。但我始终觉得，她会干出一些……嗯，不合我心意的事。”
“你不会喜欢这件事。”梅尔夫人说，没有用疑问的口气。
“请问，我怎么会喜欢？奥斯蒙德先生是个穷光蛋，一无所有。”
梅尔夫人又沉默了一下，那若有所思的微笑把她的嘴扭向了左上角，只是显得比平时更加妩媚。“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当然不是头号人物。但他这个人在顺利的条件下是能给人良好印象的。据我所知，他就不止一次给过人这种印象。”
“我不要听他的桃色事件，那也许只是玩弄女性，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杜歇夫人喊道，“你所说的正是我不希望他再上门来的原因。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无所有，除了一二十件古画，还有一个淘气的小女儿。”
“古画可是很值钱的东西呢，”梅尔夫人说，“至于那位女儿，她还很小，很天真，没有什么害处。”
“换句话说，她是一个枯燥无味的黄毛丫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财产，按照这儿的风俗，她别指望攀一门好亲事，因此得由伊莎贝尔来供养她，或者给她一份嫁妆。”
“也许伊莎贝尔愿意照顾她呢。我觉得她喜欢那个可怜的孩子。”
“这又是要请奥斯蒙德先生别再上门来的一个原因！要不，再过一星期，我们就会发现，伊莎贝尔已经相信，她的生活使命就是要证明，一个继母可以牺牲自己——为了证明这点，她当然首先要使自己成为继母。”
“她会成为一个很可爱的继母，”梅尔夫人笑道，“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她最好不要轻易决定她的使命是什么。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往往像改变一个人的鼻子那么困难——它们都处在核心地位，一个处在脸的中央，一个处在性格的中心。我会把事情了解清楚，向你回话。”
这一切完全是瞒着伊莎贝尔进行的，她根本没有想到，她跟奥斯蒙德先生的关系已成为大家议论的题目。梅尔夫人没向她透露一个字，让她有所警惕。她也没有向奥斯蒙德先生直接提到这件事，正如她没有向佛罗伦萨的其他先生们提到这件事一样，这些人现在不时来拜访阿切尔小姐的姨母，人数很多，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伊莎贝尔觉得，奥斯蒙德先生很有趣——这是她事后的回忆，因此她常常喜欢想到他。她访问他的山顶以后，带回了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她以后对他的认识所改变不了的，也是跟她的其他幻想和憧憬、跟最美妙的传奇故事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一个沉静的、聪明的、敏感的、与众不同的人，在俯瞰着美丽的亚诺河谷的、苔藓丛生的花园中踽踽独行，搀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她那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给她的童年增添了新的魅力。这幅画并不鲜艳夺目，但她喜欢它那低沉的情调，那洋溢在画面上的夏晚的朦胧气氛。它表现了一条生活道路，那条最激动她心灵的道路；表现了一种选择，那种在客观事物、主观意识和社会接触——她怎么说好呢？——之间，在肤浅和深刻的生活之间进行的选择；表现了在可爱的土地上度过的孤独而勤奋的生活；表现了至今仍有时隐隐作痛的旧日的创伤；表现了一种骄矜的情绪，这也许是夸大的，但却蕴藏着高尚的因素；表现了既得自天然，又经过人工培植的对美和善的向往——这个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它们，他生活在美丽如画的风景中，生活在拾级而上的山顶上，生活在整齐的意大利花园的碧草清泉中，他与他的女儿相依为命，那种既一往情深、又无可奈何的、奇异的父爱，像大自然的雨露一样，灌溉着他生活中的不毛之地。在克里森蒂尼宫，奥斯蒙德先生的神态每次都一样：开头有些腼腆——这无疑是一种敏感的表现！——然后努力打开这个不利局面（这是只有同情的眼睛才能看到的），努力的结果通常就出现了那许多轻松活泼、充满信心，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但始终显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谈话。奥斯蒙德先生讲话时，没有自我炫耀的缺点。伊莎贝尔觉得不难相信这个人是真诚的，因为他处处表现出他具有坚强的信念，例如，凡是符合他看法的话，也许尤其是出自阿切尔小姐之口的时候，他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表示赞同。还有一点也是这位年轻小姐感到满意的，这就是他跟人谈天是为了娱乐，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尽管他的想法有时显得奇怪，他讲起来总是娓娓动听，熟练自然，那些话像做手杖用的磨光的圆球、杖头和杖柄，木质优良，必要的时候联在一起，便成了一根新手杖，不是临时应急，从普通的树上折下来的树枝，尽管挥舞得漂亮，也还是一根树枝。有一天，他把他的小女儿带来了，伊莎贝尔重新见到她，感到分外兴奋。当孩子仰起前额，让大家亲吻的时候，伊莎贝尔清楚地想起了她在法国戏剧中看到的一个ingénue[1]。她从没见到过这种类型的女孩子，美国的小女孩完全不同，英国的也不一样。尽管帕茜在世界上只是个小女孩，她的态度却这么娴雅、端庄，然而从内心来看，她又那么天真，充满着孩子气。她坐在沙发上，伊莎贝尔旁边，身上披一件薄纱无袖外套，手上戴的是梅尔夫人给她的所谓实用的灰色小手套，手套上只有一粒纽扣。她像一张白纸——外国小说中理想的jeune fille[2]。伊莎贝尔希望，这美好洁白的一页将会写上给人以教益的文字。
格米尼伯爵夫人也来拜望过她，但伯爵夫人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绝对不是一张白纸，她已给写上了各种各样的字。杜歇夫人对她的来访丝毫不引以为荣，相反，宣称她身上带有许多不容置疑的污点。确实，格米尼伯爵夫人在女主人和她的罗马客人之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梅尔夫人（她不是一个傻瓜，只会对人唯唯诺诺，以致令人讨厌）巧妙地利用了女主人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表示异议的特权。杜歇夫人声称，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居然这么放肆，在这种日子闯到克里森蒂尼宫来，她应该早已知道，她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伊莎贝尔因此知道了姨母府上对伯爵夫人的评价，按照这种评价，奥斯蒙德先生的姐姐生性轻薄，她的放荡行为由于处置不善，已弄得满城风雨，无法掩饰——而这是在这类问题上最起码的要求——她的名声已一败涂地，再也不宜在社会上流通。她的母亲更加厚颜无耻，由于觊觎外国的贵族称号——说句公道话，女儿当时也许还没有把这种称号放在心上——把她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贵族。他可能给了她一些口实，使她不能对他的凌辱逆来顺受。然而伯爵夫人是能够以牙还牙的，她得不到丈夫的安慰，就自己安慰自己，时至今日，在这条歧途上已流连忘返了。尽管她一再作过友好的表示，杜歇夫人从没同意接待她。佛罗伦萨不是一个严肃的都市，但正如杜歇夫人所说，她总得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
梅尔夫人以饱满的热情和机智，替那位不幸的夫人辩护。她真不明白，为什么杜歇夫人要把一个女人当作替罪的羔羊，她实在没有干什么坏事，她只是好人犯了些错误。一个人当然应该划条界线，但是要划界线，就得划直，把格米尼伯爵夫人排斥在外的界线，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粉笔线。如果那样，杜歇夫人不如把她的大门关起来，只要她还待在佛罗伦萨，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一个人应该公平合理，不能任意制造差别。毫无疑问，伯爵夫人不够谨慎，她不像其他女人那么聪明。她是一个老实人，根本谈不到聪明，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也成了把人们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的理由？关于她的流言蜚语，那是很早以前的事，而且她希望成为杜歇夫人的座上客，这正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她决心改正错误。伊莎贝尔对这场有趣的争论不能表示什么，甚至没有耐心听她们争吵。她并不后悔她向这位不幸的夫人表示了友好的欢迎，不论她有多少缺点，她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她是奥斯蒙德先生的姐姐。伊莎贝尔想，既然她喜欢那位弟弟，她当然也应该尽可能喜欢那位姐姐。尽管世界已日趋复杂，她还是尊重这些原始的关系。她在别墅跟伯爵夫人会面的时候，对她没有什么良好的印象，但现在有机会来补救这缺陷，她觉得很高兴。奥斯蒙德先生不是说过她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吗？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这句话还只是一个简陋的轮廓，但梅尔夫人给它补充了一些细节。她向伊莎贝尔谈到可怜的伯爵夫人，谈得比奥斯蒙德先生多，还讲到了她结婚的经过和后果。那位伯爵是托斯卡纳的世家子弟，但已经败落，因此尽管艾米·奥斯蒙德不太美丽，这却没有影响她的终身，他还是愿意娶她为妻。她的母亲能给的妆奁不多，数目大约与她弟弟已经取得的那份遗产相等。不过那以后格米尼伯爵继承了一笔钱，以致现在尽管艾米挥霍成性，在意大利人看来，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满不错的。伯爵是个荒淫无耻的家伙，这使他的妻子有了各种借口。她没有孩子，虽然生过三个，但都在出世后不到一年便死了。她的母亲喜欢附庸风雅，发表过一些叙事诗，还以意大利为题材给英国一些周刊写通讯。这位母亲在伯爵夫人结婚后三年死了——她的父亲早已去世，那还是在美国开始形成的黎明时期，对他的印象早已消失在朦胧的曙光中了，但据说他本来很有钱，性情粗犷。梅尔夫人认为，这一切在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身上留下了痕迹——可以看出他是由一个女人养大的。但是，尽管奥斯蒙德太太喜欢自称为“美国的柯丽娜”[3]，应该为她的儿子说句公道话，他倒像是由一个更实事求是的女人养大的。她在丈夫死后，带着孩子来到了意大利，杜歇夫人还记得她来以后头几年的情形。她认为那是一个势利得可怕的妇人，但这在杜歇夫人说来，是一种反常的看法，因为这位夫人也像奥斯蒙德太太一样，是主张根据名利地位来考虑婚姻问题的。伯爵夫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她并不像表面那么幼稚，只要注意到一个简单的情况，就可以跟她相处得很好，那就是不要把她讲的任何话信以为真。梅尔夫人为了她的弟弟的缘故，总是待她很好。对艾米的任何友好表示，都使他感激不尽，因为，如果他肯直言不讳的话，他总觉得，她玷污了他们家的名声。自然，他不可能喜欢她的作风，她的尖声怪叫，她的自我吹嘘，她的低级趣味，尤其是她那些不顾事实的谎话。他不喜欢她，对她感到哭笑不得，她不是他心目中的那种女人。他心目中的女人怎样？哦，那就是跟伯爵夫人相反，一贯尊重事实的女人。不过伊莎贝尔还想不出，她的客人在半小时内给她讲了多少假话，伯爵夫人给她的印象倒不如说是愚蠢而真诚的。她讲的话几乎总离不开她自己，说她多么喜欢认识阿切尔小姐，多么希望得到一个真诚的朋友；佛罗伦萨的人又多么下流，她多么讨厌这个地方，多么想住到别处去，例如巴黎，伦敦，或者华盛顿；在意大利，除了一些老式花边，要弄到好的装饰品多么困难；各地的生活费用多么贵，她过的日子又是多么艰难，多么困苦。伊莎贝尔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梅尔夫人，后者听得津津有味。但她不必听了这些话才能消除自己的顾虑，总的说来，她不怕伯爵夫人，她有她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不露出怕她的样子。
这时，伊莎贝尔还有一位客人，这个人，哪怕在她背后，也是不容易对付的。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在杜歇夫人前往圣雷莫以后，也离开了巴黎，然后照她所说，取道南下，经过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大约在五月中旬来到了亚诺河边。梅尔夫人一见面就看清了她，从头到脚看清楚了。经过一阵失望的折磨之后，她决定对她采取容忍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决定对她表示好感。她不是一朵香气扑鼻的玫瑰花，但至少是可以握在手里的荨麻。梅尔夫人把她紧紧握在手里，使她的影响缩小到了最低限度。伊莎贝尔觉得，她的预料没有错，她对她朋友的宽阔胸怀作了正确的估计。亨利艾塔到来的消息，是由班特林先生宣布的，他从尼斯到达这儿的时候，她还在威尼斯。他本以为可以在佛罗伦萨找到她，但她还没有抵达，因此他只能到克里森蒂尼宫来表示他的失望。亨利艾塔本人的驾临是在两天以后，这在班特林先生心头引起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自从游览凡尔赛以后，他还没有跟她见过面。他的处境的幽默意味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只有拉尔夫·杜歇把它公开表示出来。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当着正在那儿吸雪茄的班特林谈笑风生，把锋芒毕露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和她的英国支持者大开了一番玩笑。班特林先生对这种玩笑完全不以为意，坦率地承认，他只是把他们的活动看作一场有益的智力游戏。他非常喜欢斯塔克波尔小姐，觉得她的肩膀上长着一个奇妙的脑袋，认为跟这样的女人来往十分有趣，她并不老是考虑她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做或者他们应该怎么做，可是事实上，他们做得很出色！斯塔克波尔小姐从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们，既然她不在乎，请问他为什么要在乎？不过他的好奇心已给激发起来，他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看她究竟在乎不在乎。他准备跟着她到处转悠——他觉得他没有理由首先停下来。
但亨利艾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在离开英国的时候，充满着希望，现在正充分领略着那应接不暇的印象。确实，在内在生活方面，她已不得不打消主意。欧洲大陆的社会问题，甚至比她在英国见到的更加困难重重。但是大陆上的外在生活却总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随时可以用在写作上，不像那些隐晦的岛国居民的生活习惯那么不可捉摸。照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天才说法，一个人出了大门，来到国外，一眼看到的就是挂毯的正面。可是出了大门，来到英国，看到的却是反面，根本不知道它的正面是什么图样。不得不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亨利艾塔对隐秘的事物感到失望之后，现在已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外部生活上。她在威尼斯对它研究了两个月，从那里给《会谈者报》发了不少通讯，畅谈威尼斯河上往来不绝的小船，大广场，叹息桥[4]，鸽子，以及高声吟哦塔索[5]诗句的青年船夫。《会谈者报》也许有些失望，但亨利艾塔至少看到了欧洲。她现在的目标是要赶在疟疾到来之前抵达罗马——显然她以为它是在规定的一天开始的。怀着这个意图，她目前在佛罗伦萨只预备停留几天。班特林先生要陪她一起前往罗马，她向伊莎贝尔指出，由于他以前去过那里，由于他是一个军人，也由于他受过古典教育——斯塔克波尔小姐说，他曾在伊顿公学读书，那里除了拉丁文和怀特-梅尔维尔[6]的作品什么也不读——他在那座恺撒的城市里，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同伴。这时候，拉尔夫忽然产生了一个愉快的想法，建议伊莎贝尔由他亲自陪同，也到罗马去观光一次。她本打算今年冬季上那儿居住一段时间——那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去游历一次也未始不可。美丽的五月还剩下十天，这对真正喜爱罗马的人说来，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月。伊莎贝尔也会成为罗马的爱好者，这是可以事先作出的结论。何况她还可以有一位久经考验的女性旅伴，而且由于这位伴侣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不可能对她构成压力。梅尔夫人要留在杜歇夫人这儿，她是离开罗马来过夏季的，现在不想回去。这位夫人表示，她喜欢佛罗伦萨的安静生活，她已经把她的寓所上了锁，把她的厨子打发回帕勒斯特利纳了。然而她怂恿伊莎贝尔同意拉尔夫的建议，还告诉她，一个好的向导在罗马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伊莎贝尔不用怂恿，因此这四个人就着手安排他们的旅行了。这一次，杜歇夫人没有对缺乏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提出异议，我们已看到，她现在开始相信，她的外甥女应该独立活动了。伊莎贝尔动身以前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会见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把她到罗马去的事告诉他。
“我很愿意在罗马陪你玩玩，”他说，“我希望跟你一起游览那个美妙的地方。”
她迟疑了一会儿，“你要来就来吧。”
“但是有不少人跟你在一起。”
“是的，”伊莎贝尔承认，“我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人。”
暂时他没有再说什么。“你会喜欢它的，”他终于又说，“它已经给糟蹋得不像样子，不过你还是会喜欢它的。”
“这个可怜的古城——说真的，它像各民族的尼奥比[7]——既然它给糟蹋坏了，我应该不喜欢它吧？”她问。
“我想不会。它是经常遭到损坏的，”他笑道，“要是我去的话，我把我的小女孩怎么办呢？”
“你不能把她留在别墅里吗？”
“我不大愿意那么做——虽然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妇人可以照顾她。我请不起保姆。”
“那么你把她带去就是了。”伊莎贝尔直截了当地说。
奥斯蒙德先生有些为难，“她整个冬季都在罗马，在修道院里。而且她还太年轻，不是一个愉快的旅伴。”
“你不爱带她出门？”伊莎贝尔问道。
“是的，我认为女孩子应该跟社会隔绝。”
“我可是在另一种方式下长大的。”
“你？哦，你可以那么办，因为你……你是一个例外。”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伊莎贝尔说，然而她认为这句话也有一些道理。
奥斯蒙德先生没有解释，他只是继续道：“如果我相信，她在罗马的社会生活会使她变得像你一样，那么我一定明天就把她送到那里去。”
“不要使她像我，”伊莎贝尔说，“应该使她像她自己。”
“我可以把她交给我的姐姐，”奥斯蒙德先生说。他的神气有点像在征求她的意见，他仿佛很喜欢跟阿切尔小姐谈他的家庭事务。
“对，”她赞成道，“我觉得这办法很好，这是不致使她像我的！”
她离开佛罗伦萨以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在格米尼伯爵夫人家遇到了梅尔夫人。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伯爵夫人的客厅通常座无虚席，大家在那里无话不谈。过了一会儿，奥斯蒙德先生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一张土耳其长榻那里坐下，长榻的位置一半在梅尔夫人的椅子旁边，一半在它的背后。“她要我跟她一起到罗马去。”他压低了嗓音说。
“跟她一起去？”
“等她动身以后我再去。这是她提出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你提出以后，她同意这么办。”
“当然，我让她自己选择。但是她很赞成，非常赞成。”
“我听到这话感到高兴，但不要高喊胜利喊得太早了。当然，你应该到罗马去。”
“是的，”奥斯蒙德说，“这是你出的主意，它使人不得不干下去！”
“算了，不要装模作样，好像你不乐意似的，你太不知好歹了。这么多年来，你还从没这么专心干过一件事。”
“这件事你办得很漂亮，这是我应该感谢你的。”奥斯蒙德说。
“然而还不够好，”梅尔夫人回答。她谈话时照例露出微笑，靠在椅背上，眼望着客厅。“你给了她很好的印象，我还亲眼看到，她也给了你很好的印象。你从没为我到杜歇夫人家去过这么多次。”
“这姑娘还不算讨厌。”奥斯蒙德平静地承认道。
梅尔夫人瞅了他一眼，同时带着坚决的神气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对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能说的就这么一句话吗？”
“就这么一句？这还不够？你听见我为多少人说过更多的话？”
她没有回答，但还是露出谈话时的微笑，望着客厅。“你叫我捉摸不透，”她最后咕哝道，“我想到我可能使她掉进深渊就心里发抖！”
奥斯蒙德听了几乎感到很高兴，“你不能后退了——你已经走得太远。”
“很好，但今后可得靠你自己去做啦。”
“我会做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
梅尔夫人不再吱声，他又换了个座位。但当她站起来要走时，他也告辞了。杜歇夫人的敞篷马车在院子里等着她，他扶她上了马车，但仍站在那儿，不让她走。“你太不谨慎了，”她说，有些不耐烦，“在我走的时候，你应该留在那儿别动。”
他摘下帽子，用手抹了一下额角，“我老是不注意，我忘记了这个习惯。”
“你实在不可捉摸。”她又说了一遍，望了望房屋的窗户，那是位在新市区的一幢现代建筑。
他没有留意这话，只顾谈自己的事，“她确实很可爱，我几乎没有见过比她风度更好的人。”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越喜欢她，我也越满意。”
“我非常喜欢她。她完全像你描摹的一样，此外，我觉得她还具有热烈的献身精神。她只有一个缺点。”
“那是什么？”
“她太会思想。”
“我警告过你，她很聪明。”
“幸亏那全是很坏的思想。”奥斯蒙德说。
“为什么要说幸亏？”
“夫人，因为那是必须统统抛弃的！”
梅尔夫人靠在座位上，直愣愣地望着前面，然后吩咐车夫赶起车来。但奥斯蒙德又叫住了她，“如果我去罗马，我把帕茜怎么办？”
“我会去看她的。”梅尔夫人说。
* * *
[1] 法文：天真少女。
[2] 法文：少女。
[3] 柯丽娜是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长篇小说《柯丽娜》的主人公，一个热情奔放的少女，后为情人抛弃，抑郁而死。
[4] 在威尼斯市内，由于犯人必须经由此桥前往监狱，因名。
[5] 托尔夸多·塔索（1544—1595），意大利著名诗人，写有《耶路撒冷的解放》等。
[6] 怀特-梅尔维尔（1821—1878），英国作家，写过一些历史小说，描写古罗马的风习，很受当时英国一些贵族学生的欢迎。
[7] 尼奥比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子女的母亲，这里指各民族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