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米尼伯爵夫人常常感到非常厌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厌倦得想自杀。然而她没有自杀，她跟命运进行着相当英勇的搏斗，因为命运使她嫁给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佛罗伦萨人。他坚持住在他出生的城市，他在那里有些声望，那就是善于输钱，却不善于赢得别人的感谢。甚至那些赢了他钱的人，也不喜欢这位格米尼伯爵。他的名字在佛罗伦萨多少还有一点价值，可是正像过去意大利各邦的地方货币一样，一到半岛的其他部分就无法流通了。在罗马，他只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佛罗伦萨人，这就难怪他不大愿意访问那个城市，他的一举一动在那里都会背上愚蠢的名义，怎么也解释不清。可是伯爵夫人的眼睛却老是盯着罗马，她一辈子最遗憾的事便是在那儿没有一幢公馆。她觉得她不大有机会到那里去，这是她的耻辱。尽管佛罗伦萨的贵族，根本没到过罗马的大有人在，这却不能使她聊以自慰。她一有机会就去，这就是她能说的一切。也许并不是一切，只是她说她能说的一切。事实上，关于这件事，她能说的话多得很，她还常常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她为什么恨佛罗伦萨，希望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脚下度过自己的一生。不过这些理由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归结起来不过一句话：罗马是“永恒之城”，而佛罗伦萨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跟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显而易见，伯爵夫人要把永恒的观念跟她的寻欢作乐联系起来。她相信，罗马的社会生活充满乐趣，那儿整个冬季你都可以在晚会上遇到名流学者。在佛罗伦萨却没有一个知名人士，至少一个也没听到过。自从她的兄弟结婚之后，她的不满更是大为增加。她相信，他的妻子的生活比她的丰富多彩。她不像伊莎贝尔那么有知识，不过她的知识用在罗马还是绰绰有余——当然，她对那些废墟和古墓，也许甚至那些纪念碑和博物馆，那些宗教仪式和风景，都一窍不通，但除此以外，她一切都懂。关于她的弟媳妇，她听到了不少传说。她完全知道，伊莎贝尔过得逍遥自在。确实，她只亲眼见到过一次，那就是她应邀在罗卡内拉宫作客的时候。那是她兄弟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季，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遗憾的是只此一遭，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到邀请。奥斯蒙德不欢迎她，这她知道得很清楚，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可以去，奥斯蒙德怎么想，根本不在她的话下。只是她的丈夫不让她去，而且钱老是不凑手。伊莎贝尔是非常文雅的，伯爵夫人从一开始就喜欢她的弟媳妇，她对伊莎贝尔个人的优点的嫉妒，没有蒙住她的眼睛。她始终认为，与其跟自己这样愚蠢的女人打交道，不如跟聪明的女人打交道，愚蠢的女人永远不会理解她的智慧，聪明的——真正聪明的——女人却永远会理解她的愚蠢。在她看来，尽管在外表和一般作风上，伊莎贝尔和她有天渊之别，她们仍有一块共同的地方，最后她们还是会走到一起来。它并不大，但很坚固，她们两人一接触到它，都会知道。还有，她跟奥斯蒙德夫人在一起，心里总有一种又惊又喜的感觉，因为她相信，伊莎贝尔总有一天会“轻视”她，可是她又发现，这个行动始终没有到来。她老是问自己，它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在等烟火，四旬斋，或者歌剧季节一样，这倒不是她把它看得怎么了不起，她只是奇怪，是什么挡住了它的路。她的弟媳妇一向对她平等相待，她既不轻视，也不重视可怜的伯爵夫人。事实上，伊莎贝尔根本不想瞧不起她，正如她不想对一只蚱蜢进行道德评价一样。然而她对这位姑奶奶也不是毫不理会的，她不如说还有一点怕她。她对她感到奇怪，觉得她非常特别。在她看来，伯爵夫人好像缺少了灵魂，只有一个漂亮得少见的躯壳，表面很光滑，还有一张鲜红的嘴巴，你把它摇一下，里边便有个东西咕隆咕隆响起来。这咕隆声显然就是伯爵夫人的精神基础，那是一颗小小的、活动的核在她身体里打滚。她太古怪，不值得轻视，又太不正常，不能跟别人相比。伊莎贝尔倒愿意再请她去玩玩（邀请伯爵是不用考虑的），但是奥斯蒙德自从结婚以后，不惜公开表示，艾米是最糟糕的一种傻瓜——这种傻瓜的傻劲儿是跟天才一样没法控制的。另一次他还说，她是没有心肝的。跟着他又解释道，她把它送掉了——把它当结婚蛋糕，切成一块块送人了。没有得到邀请，当然也是伯爵夫人无法前往罗马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本书现在涉及的这个时期里，她突然接到了邀请，要她到罗卡内拉宫去住几个星期。这提议来自奥斯蒙德本人，不过他在信上叮嘱他的姐姐，她必须准备保持安静。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她有没有完全领会，我不敢说，但是对这样的邀请，她是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的。何况她还有个疑团需要解决，因为上次的访问留给她的印象之一，便是她的弟弟找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在他们结婚以前，她曾为伊莎贝尔叫屈，甚至认真考虑过——如果伯爵夫人的任何想法谈得上认真二字的话——要请她多加小心。但是她终于没有干预，而且不久便放心了。奥斯蒙德仍像以往一样傲慢，然而他的妻子也不会轻易就范。伯爵夫人的测量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她认为，如果伊莎贝尔挺起腰板来，她会是两个人中更高的一个。现在她还不知道的是，伊莎贝尔有没有挺起腰板来。要是有人能把奥斯蒙德比下去，她当然会心花怒放。
在她动身去罗马的前几天，仆人向她呈上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只简简单单印着几个字：“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伯爵夫人把手指尖顶在额角上，她想不起她认识一个叫亨利艾塔的人。于是仆人报告道，那位小姐要他转告，如果伯爵夫人想不起这个名字，那么她一见面就知道了。果然，她跟客人见面之后，便想起她在杜歇夫人府上，见过这么一位女记者，那是她认识的唯一的女作家。这是说，唯一的当代女作家，因为她那故世的母亲也是一位女诗人。她立即认出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尤其因为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外表丝毫也没有变。伯爵夫人的心肠是相当好的，她觉得这么一个体面的人来拜访她，是她的光荣。她心想，斯塔克波尔小姐是不是为她的母亲来找她的——也许她听到了美国的柯丽娜的大名。她的母亲跟伊莎贝尔的朋友完全不同，伯爵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位小姐现代化得多，她获得了一个印象：女作家的特性（职业特性）有了进展，尤其是在一些遥远的国家中。她的母亲经常穿一件紧身的黑丝绒衣服（啊，那些老式衣服！），肩膀从那里胆怯地袒露出来，肩上披一块罗马围巾，还在一绺绺光润的鬈发上戴一顶金黄色桂冠。她讲话娇声娇气，心不在焉，带有她的“克里奥尔”[1]祖先（这是她向来直认不讳的）的口音。她老是长吁短叹，毫无进取心。但是伯爵夫人可以看到，亨利艾塔始终把纽扣扣得紧紧的，发辫梳得光光的。她的外表显得生气勃勃，富有事业心，她对人几乎总保持着真诚的友好态度。不可能想象她会唉声叹气，心不在焉，以致把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投进邮筒。伯爵夫人不能不感到，《会谈者报》记者比美国的柯丽娜活动能力强得多。亨利艾塔说明，她来拜访伯爵夫人，是因为她是她在佛罗伦萨认识的唯一的人，她访问外国城市时，希望比浅薄的游客看到更多的东西。她认识杜歇夫人，但杜歇夫人到美国去了，而且即使她在佛罗伦萨，亨利艾塔也不想去拜访她，因为杜歇夫人不是她所喜欢的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是呢？”伯爵夫人问，乐得眉开眼笑的。
“不错，我喜欢你超过我喜欢她，”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仿佛记得，我以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非常有趣的。我不知道那是碰巧，还是你的一贯作风。不管怎样，你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把它用在我的文章中了。”
“天哪！”伯爵夫人喊了起来，呆呆地看着她，有些吃惊，“我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值得一提的话！我真希望我能早一点知道。”
“那是关于妇女在这城市里的地位的话，”斯塔克波尔小姐指出道，“你对这问题提供了不少情况。”
“妇女的地位是很不舒服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它写了出来，登到了报上？”伯爵夫人说，“啊，你得让我瞧瞧啊！”
“你要的话，我写信回去，让他们把报纸寄一份给你，”亨利艾塔说，“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我只说一位有身份的夫人。然后引述了你的观点。”
伯爵夫人立即把身子往后一靠，伸起握紧的两手，“我很遗憾，你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你知道吗？我倒是喜欢看到我的名字登在报上。我忘记我的观点是什么了，它们太多啦！但它们并不使我觉得害臊。我跟我的兄弟不同——你大概认识我的兄弟吧？他认为把名字登在报上是不体面的，如果你引述他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饶恕你。”
“他可以放心，我永远不会提到他，”斯塔克波尔小姐说，口气显得温和而冷淡。接着她又道：“这是我要来找你的另一个原因。你知道，奥斯蒙德先生娶了我最好的朋友。”
“可不是，你是伊莎贝尔的朋友。我正在想，我还知道你些什么呢。”
“我很高兴你知道这点，”亨利艾塔说，“可是你那位兄弟却不愿意知道这点。他企图破坏我跟伊莎贝尔的关系。”
“那可不成。”伯爵夫人说。
“这正是我要谈的事。我就要到罗马去。”
“我也要去！”伯爵夫人喊道，“我们可以一起走。”
“那太好了。我写文章谈我的旅途见闻时，一定把你写进去，你是我的旅伴呢。”
伯爵夫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到沙发那儿，坐在客人旁边，“说真的，你得把报纸寄给我！我的丈夫不喜欢，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而且他不认得字。”
亨利艾塔的大眼睛变得更大了，“他不认得字？我能把这事写进我的通讯吗？”
“写进你的通讯？”
“《会谈者报》的通讯。那是我的报纸。”
“你要写就写，还可以连他的名字也写上。你要不要住在伊莎贝尔那里？”
亨利艾塔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女主人一会，“她没有邀请我。我写信给她，说我要去，她回信说，她可以替我在一家公寓里订一个房间。她没有说明理由。”
伯爵夫人非常注意地听着。“那是奥斯蒙德的主意。”她意味深长地说。
“伊莎贝尔应该反抗，”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想她恐怕已经变得多了。我早对她说过她会变的。”
“听到这话我很遗憾。我还以为她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呢。为什么我的兄弟不喜欢你？”伯爵夫人坦率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不喜欢我，我还不要他喜欢呢。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喜欢我，有些人如果喜欢了我，我倒会觉得自己有了问题。一个记者不得罪许多人，就做不好工作，他知道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一个女记者当然也是这样。但我没想到，伊莎贝尔会那样。”
“你是说她讨厌你吗？”伯爵夫人问。
“我不知道，我得把事情弄清楚。这就是我要到罗马去的原因。”
“我的天，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伯爵夫人喊道。
“她写给我的信有些变了，很清楚，她跟过去不同了。要是你了解什么，”斯塔克波尔小姐继续道，“我希望你先告诉我，让我可以决定我的方针。”
伯爵夫人把下嘴唇向前一撇，轻轻耸了耸肩膀，“我知道得很少，我跟奥斯蒙德不常见面，也不常通信。他对我恐怕也像对你一样不欢迎。”
“然而你不是一个女记者啊。”亨利艾塔想了想说。
“得啦，他的理由多得很。不过我是他们请去的，我得住在他们家里！”伯爵夫人笑得几乎合不拢嘴，这种得意劲儿使她暂时忘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失望。
不过这位小姐的反应很平静。“她哪怕请我去住，我也不去。我是说，我认为我不会去，不过我很高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甘心给人从她身边撵走，我又觉得住在她屋里很不舒服。公寓对我也蛮合适的。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
“罗马这时候是最美的，”伯爵夫人说，“现在各种知名人士都聚集在那里。你听到过沃伯顿勋爵吗？”
“听到他？我跟他熟得很呢。你认为他是个知名人士？”亨利艾塔问。
“我不认识他，不过听说他是个非常阔气的老爷。他在向伊莎贝尔献殷勤呢。”
“向她献殷勤？”
“我是这么听说，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伯爵夫人轻描淡写地说，“但伊莎贝尔，你是不用替她担心的。”
亨利艾塔心事重重地看着她的同伴，但暂时没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去罗马？”她突然问。
“恐怕得过一个礼拜。”
“我明天就得走，”亨利艾塔说，“我想我不能等你了。”
“哎哟，那太可惜了，我正在做一些衣服。我听说，伊莎贝尔那边客人很多。但我会在那儿看到你，我会上你的公寓去拜访你。”亨利艾塔静静地坐着——她沉浸在思索中。伯爵夫人又突然嚷了起来：“哎哟，要是你不跟我一起走，那你不能描写我们一起旅行啦！”
斯塔克波尔小姐好像对这种考虑毫不关心，她在想另一些事，不久她就把它讲了出来：“你讲的关于沃伯顿勋爵的话，我有些不大理解。”
“不理解？我不过说他风流潇洒罢了。”
“你认为向一个有夫之妇献殷勤是风流潇洒吗？”亨利艾塔问，口气空前的明确。
伯爵夫人愣住了，然后大笑了一声。“毫无疑问，凡是有教养的男人都在那么做。你结了婚就知道啦！”她说。
“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想结婚，”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要的是我自己的丈夫，不想要任何别人的丈夫。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伊莎贝尔犯了……犯了……”她没说下去，还在考虑她的措词。
“犯了过错吗？没有的事，我想，还没有。我只是说，奥斯蒙德非常讨厌，我还听说，沃伯顿勋爵老在他们家里。你大概感到很气愤吧？”
“不，我只是很担忧。”亨利艾塔说。
“咳，你对伊莎贝尔的态度可不值得恭维！你应该对她有些信心。我告诉你，”伯爵夫人立即又说，“如果你觉得需要，我可以把他弄走。”
斯塔克波尔小姐起先没有回答，只是眼神变得更严肃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说道：“你没理解我的话，我并没有你猜想的那个意思。我不是怕伊莎贝尔会有那种事。我只是怕她并不幸福——那才是我需要了解的。”
伯爵夫人把头扭来扭去，做出了不少姿势。她显得有些不耐烦，用揶揄的口气说：“那倒是很可能的，不过从我来说，我要知道的是奥斯蒙德是不是幸福。”斯塔克波尔小姐开始使她感到有些厌烦了。
“如果她真的变了，根源一定就在这里。”亨利艾塔继续说。
“你会知道的，她会告诉你。”伯爵夫人说。
“咳，她也可能不告诉我——这正是我所忧虑的！”
“不过如果奥斯蒙德心情不愉快，照他过去那副样子，我可以说我是看得出来的。”伯爵夫人回答。
“这不关我的事。”亨利艾塔说。
“可跟我关系大得很！如果伊莎贝尔不幸福，我为她很难过，但我也无能为力。我讲的话可能使她更难过，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她的。谁叫她嫁给他呢？要是她肯听我一句话，她就会撇开他。不过，要是我看到她把他弄得束手无策，我一定会宽恕她！要是她听任他把她踹在脚下，我甚至不会可怜她。不过我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估计情况是，她很伤心，但至少她也使他很不好过。”
亨利艾塔站了起来，这些在她看来，自然是非常可怕的前景。凭良心说，她并不希望看到奥斯蒙德先生不幸，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成为她驰骋想象力的主要问题。总的说来，她对伯爵夫人感到失望，她的胸襟那么狭隘，然而粗俗的习气倒不少，这是她没有料到的。“如果他们彼此相爱，那会好一些。”她用劝导的口气说。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爱任何人。”
“我相信情况是这样。但这只能使我更加替伊莎贝尔担心。我决定明天动身。”
“伊莎贝尔当然不缺少忠实的朋友，”伯爵夫人说，笑得眉飞色舞的，“我宣布我不想可怜她。”
“也许我并不能帮助她。”斯塔克波尔小姐说，仿佛觉得还是不抱幻想的好。
“不管怎样，你可以抱些希望，也许你还帮得了忙。我相信，这是你从美国来的目的。”伯爵夫人突然又说。
“是的，我应该关心她。”亨利艾塔平静地说。
女主人站在那儿对着她微笑，不仅那对明亮的小眼睛，连那个鼻子都好像在笑似的；红晕涌上了她的两颊。“啊，那非常好，c’est bien gentil！[2]”她说，“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友谊吧？”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认为我应该来。”
“她非常愉快，她非常幸福，”伯爵夫人继续道，“她有别人跟她在一起。”于是她情不自禁地说了起来：“她比我幸福！我像她一样不愉快——我的丈夫非常坏，比奥斯蒙德坏得多。可我没有朋友。我以前有过，但全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会为我做你为她做的事。”
亨利艾塔感动了，在这痛苦的倾诉中流露了人的天性。她凝神看了她的同伴一会儿，说道：
“你听着，伯爵夫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可以等几天，跟你一起动身。”
“你不用担心，”伯爵夫人回答，立刻改变了声调，“只要你在报上给我写几句就成了！”
然而在离开以前，亨利艾塔还是不得不让她明白，她不能弄虚作假，把没有的事写进她去罗马的旅途见闻中。斯塔克波尔小姐是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记者。辞别伯爵夫人后，她直向亚诺河走去。在这条黄澄澄的河流旁边那个阳光灿烂的码头上，有一排漂亮的旅馆，那是游客们都很熟悉的。事先她已打听清楚，从佛罗伦萨市内前往那里的路径（对这类事，她是很灵敏的），因此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穿过通向圣三一桥的小广场，然后向左转，朝维基欧桥的方向走去，停在俯瞰着那美丽的桥面的一家旅馆门前。她掏出小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铅笔，略想了想，写了几个字。我们是有权从她背后偷看的，我们偷偷一瞧，可以看到那是一句简单的话：“今晚有要事面谈，请勿外出。”接着，亨利艾塔又加了一句，说她明天就得去罗马。她拿着这张小小的便条，向门房走去，后者这时正站在门口。她问他，戈德伍德先生在不在屋里。门房像所有的门房那么回答道，他出去大约有二十分钟了。于是亨利艾塔拿出名片，请他在他回来时交给他。她离开了旅馆，便沿着码头，向乌菲齐宫威严的门廊走去。到了那里，她马上来到著名的画廊的入口处。进去以后，她沿着高高的楼梯到了楼上。长长的走廊一边镶嵌着玻璃，陈列着一些古代的半身雕像，另一边便通向各个陈列室。走廊上现在空无一人，只见冬日明朗的光线照得大理石地板闪闪发光。这个画廊非常冷，在仲冬季节是很少游客的。看来，斯塔克波尔小姐对艺术美有浓厚的兴趣，这是我们以前还没发现的，不过她有自己的爱好和欣赏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圣坛”[3]内柯勒乔的一幅小小的画——神圣的婴儿躺在一堆干草上，圣母跪在他旁边，向他轻轻拍手，孩子快活得咿咿呀呀喊叫着。亨利艾塔特别爱好这亲切的场面，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画。这次她从纽约前往罗马途中，只能在佛罗伦萨逗留三天，尽管这样，她还是提醒自己，在这三天中，她必须再去欣赏一下她心爱的这幅艺术品。她对美的各方面都怀有崇高的观念，其中包括许多认识上的价值。她正要转身走进圣坛，恰好一位先生从里边出来，她一看到他，便“啊”了一声，站在她面前的是卡斯帕·戈德伍德。
“我刚到你的旅馆去过，”她说，“我留了一张名片给你。”
“承蒙你来看我，我很感谢。”卡斯帕·戈德伍德回答，仿佛他真的很感谢她似的。
“我不是为了要你感谢才来看你的。以前我也去找过你，我知道你不喜欢见我。但我有一点事要跟你面谈。”
他对她帽子上的扣子端详了一会儿，“你要讲什么，我一定洗耳恭听。”
“你不喜欢跟我讲话，”亨利艾塔说，“但我不想跟你计较，我不是为了使你高兴才跟你谈的。我留了个字条，要你来找我，但既然在这里遇到了你，可以就在这里谈。”
“我刚要离开，”戈德伍德说，“不过当然，我可以等一下。”他很客气，但并不热情。
不过亨利艾塔也从未指望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她心里很急，无暇计较他的态度，只要他肯听就成了。但她还是先问他，这儿的画他都看过没有。
“我要看的都看了，我已来了一个钟头。”
“我不知道，柯勒乔的那幅画你看了没有，”亨利艾塔说，“我是特地来看它的。”她走进了圣坛，他没精打采地陪着她。
“我想我看过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指的那一幅。我记不清那些画——尤其是那一类的。”她指出了她心爱的那幅画，于是他问她，她是不是想跟他谈柯勒乔的画。
“不是，”亨利艾塔说，“我要讲的事可没有这么有趣！”这间小小的明亮的屋子里，艺术珍品琳琅满目，屋里除了他们两个，只有一个管理员在梅第奇的维纳斯像附近蹀躞着。“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斯塔克波尔小姐继续道。
卡斯帕·戈德伍德的眉头有一点皱了，但他对自己这种不太热心的神色，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他的脸比我们过去看到的老多了。“我相信，那是我不大喜欢的事。”他说，声音还很响亮。
“是的，我想你不会喜欢。要不然，就不必我来要求了。”
“好吧，你讲出来听听。”他说，那是一个意识到自己通情达理的人的口气。
“你可以说，我向你提出要求是没有特别理由的。确实，我只知道一个理由，这就是如果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很乐意帮助你。”她那温和而严正的口气显得非常诚恳，毫无讨好的意味。她的同伴尽管表面上还是那么冷酷，心里不能无动于衷。这个人在有所感动的时候，也很少通过一般的方式流露出来。他既不脸红，也不左顾右盼，也不忸怩不安。他只是把目光死死盯着对方，似乎在加紧思考问题。因此亨利艾塔继续平静地讲下去，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确实，现在已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应该说，如果我给你招来过烦恼——我有时想，这是有过的——那么这是因为我知道，我愿意为你忍受烦恼。我打搅过你，这没有疑问。但我也愿意为你承担麻烦。”
戈德伍德迟疑了一下。
“你现在就是在自找麻烦。”
“是的，我是有一些。我要求你考虑一下，从根本上说，你到罗马去是不是合适。”
“我就知道你要说的是这话！”戈德伍德喊了起来，态度很直率。
“那么你已经考虑过了？”
“当然考虑过，仔细考虑过。我各方面都想过了，要不然，我就不会跑这么老远的到这儿来了。我在巴黎待了两个月，就为了这个，那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恐怕你已经照你的意思作了决定。你认为这么办最好，因为你不能摆脱这件事。”
“你的意思是说对谁最好？”戈德伍德问。
“自然首先是对你自己，其次是对奥斯蒙德夫人。”
“咳，这对她没什么好处！我不想自欺欺人。”
“问题是：这会不会对她有害处？”
“我看不出这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我对奥斯蒙德夫人说来等于零。但我不妨告诉你，我要亲自去找她。”
“我知道，这是你去的目的。”
“当然这样。难道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我需要知道的。”斯塔克波尔小姐说。
“那正是我无法奉告的，也正是我在巴黎所考虑的。”
“它会使你更加不满。”
“你为什么说‘更加’？”戈德伍德问，显得很严峻，“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满意？”
“好吧，”亨利艾塔说，稍微踌躇了一下，“我看你从没为别人考虑过。”
“你怎么知道我考虑什么？”他大声说，脸涨得通红，“我现在考虑的就是到罗马去。”
亨利艾塔默默地望着他，露出忧郁的、然而也是充满希望的脸色。“好吧，”她终于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因为它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当然，你会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根据那个原则，那么一个人应该什么也不管。”
“你对我很好，你的关心使我非常感激，”卡斯帕·戈德伍德说，“我要到罗马去，但我不会使奥斯蒙德夫人受到危害。”
“也许你不会造成危害，但是你能帮助她吗？——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难道她需要帮助吗？”他慢条斯理地说，用尖锐的目光瞅了她一眼。
“大多数女人是永远需要帮助的。”亨利艾塔说，谨慎地回避作正面的答复，她的概括也显得比平常缺乏说服力。“如果你到罗马去，”她又说，“我希望你像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于是她转身走了，开始欣赏那些名画。
卡斯帕·戈德伍德没有动，站在那里望着她从屋子里绕过去。隔了一会儿，他才向她走去。“你在这儿大概听到了她什么，”他随即说道，“我想知道你听到了什么。”
亨利艾塔一生从没信口胡诌过，虽然按照目前的情况，这么做似乎是合适的，她在踌躇了一会儿之后，还是决定不公然这么办。“是的，我听到了一点，”她回答，“但由于我不希望你到罗马去，因此我不想告诉你。”
“随你的便。我自己会看到的，”戈德伍德说。然后有些前后矛盾似的，又说道：“你听到她很不幸！”
“算了，这是你不会看到的！”亨利艾塔喊道。
“我希望不。你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预备坐傍晚的车。你呢？”
戈德伍德有些迟疑不决，他不愿跟斯塔克波尔小姐做伴，一起到罗马去。他之所以不愿意，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理由，性质是不同的，但他的态度同样鲜明。这与其说是对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她的优秀品质的一种肯定。他认为她为人厚道，光明磊落，从理论上说，他对她的身份也不抱任何偏见。在他看来，女记者是一个先进国家的天然结构的一部分，虽然他从不阅读她们的通讯，但他认为，它们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些作用。然而正是她们这种地位的卓越性质，使他希望斯塔克波尔小姐不要自以为是。因为她老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提起奥斯蒙德夫人，他随时会表示欢迎。在他来到欧洲六个星期以后，他们在巴黎碰面的时候，她便是这样，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件事。他其实根本不想提到奥斯蒙德夫人，他不是经常在想她，这是他自己完全知道的。他是最沉默寡言，最不愿意多讲话的人，可是这位喜欢问长问短的女作家，老是想把她的灯照到他灵魂中最隐蔽的深处去。他希望她不要管得那么多，他甚至不顾态度粗鲁向她表示，希望她不要来找他。然而，尽管这样，他现在想的却不是这些——这证明他的不满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不满，性质上有天壤之别。他希望立即到罗马去，但他情愿单独行动，一个人坐夜车走。他讨厌欧洲的火车车厢，在那里人们接连几个钟头挤在一起，跟素不相识的人膝盖对着膝盖，鼻子对着鼻子，使你越来越讨厌他，恨不得马上把车窗打开。虽然在夜里情况甚至更糟，但在夜里至少可以睡觉，从梦中的美国客厅式车厢去寻找安慰。但斯塔克波尔小姐既然决定明天动身，他就不宜搭乘夜车，否则未免是对无人陪伴的女人的一种侮辱。他又不能让她先走，除非他愿意再等几天，而这使他受不了。下一天就动身是不成的。她使他发愁，使他无计可施，而跟她一起在欧洲的火车车厢里度过一天，又使他忧虑重重。然而她是一个单独旅行的女人，他挺身而出为她做伴，是义不容辞的。这不应有任何怀疑，也是明摆着不得不照办的事。他闷闷不乐地沉默了一段时间，虽然毫无向女人表示殷勤的侠义心肠，也只得用十分明确的口气宣告道：“既然你明天走，我当然也一起走，也许我还能对你有些帮助。”
“好，戈德伍德先生，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亨利艾塔安详地回答。
* * *
[1] 克里奥尔人是指出生在拉丁美洲或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白人移民的后裔。
[2] 法文：这实在太可爱了。
[3] “圣坛”是乌菲齐宫内收藏名画和雕像的著名陈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