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屋中只剩下议员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在桌子旁边原来的位子上坐下来，掏出夹鼻眼镜，打算继续读报纸。但是他只读了两分钟，眼睛便从报纸上抬起来，从对面窗帷的空隙处望出去。很久很久他一直凝视着黑暗的客厅，身体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面相改变得多么叫人不能认识啊！他的嘴角和两颊的肌肉一向绷得紧紧的，对于他的坚定的意志惟命是从，如今却松弛了，变得软绵绵的；他的一副久已是勉强做作出来的警觉、谨慎、和蔼而精神饱满的面容像是一个假面具似的突然从脸上落下来，代替它的是疲惫不堪的愁苦之色；眼睛带着忧郁、迟钝的神情凝视着一件东西，却又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眼圈渐渐泛红，终于被泪水模糊起来——他没有勇气再欺骗自己了，那些在他头脑里此起彼伏、纷乱、沉重的种种思想，他只抓住其中最令人痛苦不堪的一个：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虽然才四十二岁，却已经是一个精力枯竭的人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用手慢慢地抚摩着前额和眼睛，机械地点了一枝纸烟，虽然他知道，这只能残害他的身体；他还是继续从缭绕的烟雾中望着黑暗……他脸上愁苦松弛的线条和他刻意修饰过的、几乎像军人般的一丝不乱的须发构成什么样的对比啊！他的唇须捻得很长，洒过香水，从下巴到两边面颊剃得光滑滑的，一根胡子碴也没有；头发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梳理，尽量把后顶稀疏的地方遮掩起来，在柔嫩的太阳穴上面向上梳着两个小蓬，留出中间一条窄窄的发缝。两边耳朵上并不是照过去式样蓄着长长发卷，而是剪得短短的，使人看不出这里已经发灰的地方……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对比，而且他也知道，他那灵活的、富有弹力的动作和他的苍白的脸色之不调和是逃不过城里任何一个人的眼睛的。
这并不是说，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在外面的威势有所减退。市长朗哈尔斯博士曾经用更响亮的声音引证过前任市长鄂威尔狄克的一句话：布登勃洛克议员是市长的左右手。这句话不但议员的朋友们津津乐道，就是那些怀有妒意的人也无法否认。然而另一方面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业务不如从前，这也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事，甚至铸钟街的史笃特先生中午和他老婆一起喝肉汤的时候，也以这件事为话题……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真是为之心碎。
然而这种论调之所以产生，他自己是应该负最大责任的。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遭受的几次损失，即使是1866年最沉重的一次，也没有使公司蒙受大风险。自然啰，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宴会请客，酒席上的菜肴也一道不缺，正如客人们所希冀的一样。虽然如此，他却总是认为他的时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这种想法与其说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毋宁说是建造在他内心冥想出来的事物上，而且正是这种想法使他变得疑忌百出，情绪沮丧。他从来没有把钱抓得这么紧，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锱铢必较地注意节缩。他对建造这所倾家荡产的新宅的事几乎咒骂了一百次，认为这只给他带来了厄运。夏季旅行放弃了，海滨和山区的休憩为市内小花园的散步所代替。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小汉诺一起吃的几顿饭也由于他一再严厉叮嘱而变得极其简单，简单得和那镶着壁板的宽阔餐厅连同高大豪华的天花板、华美的橡木家具相比，简直有些可笑。很久以来，只有星期天才有尾食。……虽然他的衣着仍然和从前一样精美，但是家里的老用人安东却已经在厨房里对人说，议员现在每两天才换一次衬衫，因为好内衣经不住总下水洗……此外，安东还知道一件事，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被解雇了。盖尔达反对这样做。这样一所大房子只用三个仆人是照管不过来的。可是盖尔达的话没起作用，虽然这么多年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到议会去总是由安东替他赶车。临了，这位老用人还是被用一笔数目适当的款子打发走了。
这些措施是和议员商业上的清淡萧条的节拍一致的。年轻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一度使企业大为活跃的朝气蓬勃精神已经丝毫也找不到了，而另一位投资不多的股东弗利德利希·威廉·马尔库斯先生一向就丝毫不起作用，无论从才能或是从性格说，都缺少主动精神。
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位马尔库斯先生的迂腐习气也有增无减，最后几乎成为怪癖了。他每次切雪茄，把雪茄头扔到钱包里就需要磨蹭一刻钟，因为他总是一边切雪茄，一边抓弄胡须，嗽清嗓子，斜着眼睛谨慎地左右盼顾。晚上，煤气灯把办公室的每个角落照得雪亮，而他却仍然要把一枝硬脂蜡烛点上，放在办公桌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要起来一次到水龙头前边浇一次头。一天早晨不知是谁粗心遗漏在办公桌下面一只空麻袋，他把这只麻袋当成一只猫，要把它赶走，那大声嘘喝的样子惹得全屋的人捧腹大笑……不成了，他已经不是一个能打消另一位伙伴目前这种消沉情绪、使生意重新振兴起来的人了。有时候议员目光疲惫地凝视着黑暗的大厅——正像现在这样——脑子里盘算着最近一个时期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不惜降低身份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生意，可怜的小算盘，他不觉为一阵羞耻、激愤和绝望的情绪攫住。
然而，难道这样不好吗?就是厄运也是有尽头的，他想。当厄运当头的时候，安分守己等待时机，暗中积蓄力量，难道这不是聪明的行为吗?为什么冬妮现在要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把他从这种聪明的乐天知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让他充满了疑虑惶惑?难道时间已经到了吗?难道这是个信号?他是不是应该打起精神，站起来，奋力一击?刚才他已经拒绝了冬妮的合理要求，他的语调非常坚决，然而这件事真的完结了吗?好像并不是这样，他不是还坐在这里苦苦思索吗?“只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无力抗拒诱惑时，他对别人的建议才这样激怒。”……冬妮倒是个机灵鬼！
他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根据他的记忆，他曾经说了一些故作惊人之语：“肮脏的勾当……浑水摸鱼……残酷的剥削……殴打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牟取暴利……”好极了！只是一个人禁不住要问，这件事用得着这么厉害的字眼吗?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参议一定不会寻找这些字眼，而且也不会找到它们。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究竟是一个有魄力、敢于行动的商人呢，还是一个优柔寡断、思虑重重的人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很久以来，自从他开始考虑问题以来，这就是个问题。生活是艰辛而冷酷无情的，商业生活也就是全部复杂生活的一个缩影。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这个艰辛的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像他的祖先一样脚跟扎得很稳啊?很久以来，他就常常看到一些事实，引起他对这一点发生怀疑！从年轻的时候起，面对无情的生活，他就需要常常使自己的感情就范……学习以严酷处世，也学习忍受严酷而不以为严酷，学习把人世的严酷当作自然事理。难道他永远也学不会这件事吗?
他想起了1866年惨变留给他的印象以及当时完全把他压倒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感觉。他损失了一大笔钱……啊，当然还不是经受不起的损失！但是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感觉到、彻底感觉到商业生活的残酷无情；在这种生活中一切善良、温柔、友爱的感情都隐藏在那压倒一切的阴冷、粗暴的自卫的天性下。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蒙受了不幸，在朋友中，在至亲好友中引起的不是同情、怜悯，而是“怀疑”——冷酷的、惟恐牵累自己的“怀疑”。难道这一点他以前就不知道吗?难道他还应该为之大吃一惊吗?然而当时他竟愤怒得夜里不能安寝，生活的这种可耻又可厌的冷酷无情仿佛给他留下无法医治的创伤，使他又厌恶又恼恨。过后，在他的心境转好、情绪坚定了以后，他对于这一时期自己的脆弱感到非常羞愧。
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他这种脆弱的感情多么可笑啊！他怎么可能产生这种感情呢?还要再问自己一句：他是个实际的商人呢，还是个懦弱的梦幻者?
唉，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又岂止一千遍！当他坚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这么回答；心灵疲倦的时候，就那么回答。可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所以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事实：他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人。
一生中他始终以一个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他是这样一个人吧——难道这不像他乐于引用的歌德的一句格言所说的——这只是由于他在“强自做作”吗?如果说他过去也成功过……这只能归功于反射作用在他身上引起的一阵热情和激奋而已，难道不是这种情形吗?而他现在跌倒了，他的精力仿佛枯竭了——愿上帝保佑，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难道这不是他内心的不正常的、损耗精力的冲突和无法保持精神平衡的必然结果吗?……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会不会买珀彭腊德的没有收割的粮食，这一点倒是无关紧要！但是他们都是实际的人，他们都比他更充实，更坚强，更直率，也更自然，这正是问题的症结……
一种极度的彷徨不安攫住他，他感到自己需要动作，需要空间和光亮。他把椅子推到后面去，走到客厅里，把悬在屋子正中长台上的许多煤气灯点起来。他站在那里，一边慢慢地、痉挛地捻动上须尖，一边茫然环顾这间华丽的大厅。这间客厅连同起居间构成这所房子的正面，客厅里摆着的是浅色的、波浪形扶手和靠背的家具，此外还有一架三角大钢琴，钢琴上面放着盖尔达的提琴盒子，旁边是一只满摆着乐谱的小书架和一只刻工精细的乐谱架，门上边浮雕着玩弄乐器的小天使，这一切使这间屋子看去颇像一间音乐厅。凸出的窗户里边摆着棕榈树。
布登勃洛克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他振了振精神，回到起居间，走进餐厅，把这里的灯也点着了。他走到食橱前边，喝了杯水，也许是为了镇定一下情绪，也许只是为了找件事做。喝过水以后，他背着手，急匆匆地继续往里面走。吸烟室里摆的是深色家具，镶着壁板。他机械地打开装纸烟的柜橱，立刻又把它关上，然后又把牌桌上的一只小橡木箱的盖子揭开，这里面装的是纸牌、记分簿和类似的玩意儿。他随手抓起一把骨制筹码，让它们从指头缝里哗啦啦地滚下去，接着他把盖子一关，又继续向前走。
吸烟室隔壁是一间安着彩色小玻璃窗的小屋子。屋子里只摆着几张可以拼凑起来的轻便的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装甜酒的箱子。从这里出去可以进入铺着嵌花地板的大客厅。大厅的四扇大窗户悬着葡萄红的窗帷，窗外是花园。这间大客厅的宽度又是和这所房子的一边相等。客厅里摆着几张低矮的大沙发，面子也是窗帷的红色，此外还有几张高背椅，端端正正地靠墙摆着。一座壁炉，栏杆后面摆着假煤，盖着闪光的金黄色的纸条，远远望去仿佛煤块正在燃烧。镜子前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放着两只巨大的瓷花瓶……
这一排屋子这里那里都点着煤气灯，仿佛宴会刚过，最后一个客人刚刚离开似的。议员从大厅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接着在对着小屋的一扇窗户前站住，向花园外面望去。
月亮高高悬在空中，掩在羊毛似的云彩中间，显得很小。月光下，在胡桃树的伸展出去的树枝下边，喷泉在寂静中发出淅淅沥沥的喷溅声。托马斯向遮断了自己视线的凉亭望去，向那闪着白光的小平台连同上面两座方尖柱碑望去，向整齐有致的砂石路、新翻过泥土的整洁的花圃和草坛望去……但是整个这一幅有条不紊的精致匀称的画面一点也没有使他心绪平静，相反地，倒更加刺痛了他，激怒了他。他用手握住窗户的把手，把前额靠住它，他的狂乱的思绪重又痛苦地奔驰起来。
他将怎么办呢?他想起刚才和他妹妹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刚一说出口，他就觉出它是那样多余而暗自恼恨不已。刚才在他谈到施特雷利茨伯爵，谈到地主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说：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显然比中间商人的更为优越。这句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唉呀，老天，其实符合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这倒一点关系也没有。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他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呢?为什么他要思索这个问题?或者再问一句，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难道他能向他的父亲、祖父或者是随便城中某一个人解释，他怎么会沉湎于这个想法、怎么会说出这个想法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坚信无疑，如果不心怀二志，他的心里就只知道有这个职业，只承认这个职业，也只尊重这个职业……
忽然他觉得头脑一阵发热，血液蓦地涌上脸来。他的脸变得通红：他又想起更早的一件事来。他想到有一次他和他的兄弟克利斯蒂安在孟街老宅的花园里踱步，两个人发生一场争执，一场非常令人痛心的激烈争吵，这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事。……克利斯蒂安一向出言轻率，使人丢尽脸面，这次又在大庭广众下说出一句毫无分寸的话，惹得兄长怒火上冲，再也无法抑制自己，而和弟弟激烈争辩起来。克利斯蒂安当时说的是：仔细推究起来，哪个商人都是骗子手……这有什么呢?从本质上来看，这句无聊的蠢话和他刚才跟自己妹妹说的那些话又有多大差别呢?可是当时他竟大发雷霆，气冲冲地大兴问罪之师……可是这个狡猾的小冬妮却怎么说呢?“谁激怒，谁不过是……”
“不妙！”议员忽然大声说。他一下子仰起头，放开窗柄，倒退了一大步，继续高声说：“不能这样下去啦！”接着，为了摆脱掉刚才他独语时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清了清喉咙，转过身去，垂着头，背着手，在这些屋子里迅速地踱来踱去。
“不能这样下去啦！”他重复道，“一定要结束这一切。我在浪费时间，我陷入了泥沼，我会比克利斯蒂安变得更蠢！”他对于自己的情况并不是茫然无知，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谢的事！如何纠正自己，这权力就握在他自己手中！要不顾一切地改！……让我们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人家刚才提出来的一笔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收获物……珀彭腊德还没有收割下来的庄稼?“我要做这笔买卖！”他激昂地低声说，甚至在空中摆了一下手臂，“我要做这笔买卖！”
这是不是人们所谓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呢?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资本，就假定是四万马克的资本吧，转手就增值一倍呢（一倍也许太多了点，就姑且这么说吧）?不错，这是老天给的一个启示，一次示意，叫你振作起来！这只是个开端，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而做这件事所冒的全部风险也只不过是摆脱自己道义上的自责而已。这件事如果做得成功，那么他就算又振作起来，又恢复了勇气，内心又有了百折不挠的意志，可以紧紧地钳住幸福和权势……
对不起，施特伦克·哈根施特罗姆公司捞不着这笔油水啦！当地另外一家公司，由于朋友的关系在这笔买卖上着了先鞭！……的确如此，私人情谊这次成了决定性因素。这不是不动脑筋只按照老套子就能办成的一笔普普通通的买卖。因为冬妮从中介绍，这件事毋宁说带有一些私人事务的性质，因而也必须谨慎从事。哎呀，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可不是办这件事的人！……托马斯是个商人，他这次利用的是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以后在他脱手的时候他一定也知道怎样利用商机的！另一方面他这次又是给那处于困境中的地主效了劳，由于冬妮和封·梅布姆夫人的友谊关系，替人家效效劳是他义不容辞的事。那么就写信吧……今天晚上就写——不用带公司衔记的公用信笺，而用印着“布登勃洛克议员”字样的私人来往信笺。措词要尽量委婉，询问一下一两天后登门造访是否合适。虽然如此，这还是一件棘手的事，仿佛是在非常光滑的地面上行走，必须步履谨慎……可是这倒更合他的脾胃！
他的步子越来越快，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坐了一会儿，马上又跳起来继续在几间屋子里巡行。他又把这一切从头想了一遍，他想到马尔库斯先生，想到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想到克利斯蒂安和冬妮，他仿佛看到了珀彭腊德的成熟了的金黄色庄稼在风中摇摆，他幻想着公司在做了这笔买卖以后一帆风顺地繁荣起来，他恼怒地摒弃了一切顾虑，挥了挥手说：“我一定要做！”
佩尔曼内德太太打开通向餐厅的门向里面喊了一声：“再见！”他却神思不属地答应了一句。克利斯蒂安在大门口向盖尔达告别以后，盖尔达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在她那双奇异的棕色眼睛（这双眼睛生得很近）里闪着神秘的光辉。每次她听了音乐眼神总是这样。议员机械地停下来，机械地向她询问西班牙提琴家演出的情形，最后对她说，他马上也就要上床休息了。
但是他并没有去休息，他继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想到一袋一袋的小麦、稞麦、燕麦和大麦，这些粮袋将要把“狮子”、“鲸鱼”、“橡树”和“菩提树”等几个堆栈的顶楼填满，他考虑他应该讨什么价钱——自然啰，价钱决不应该不合情理……他在午夜时分轻轻走到楼下办公室去，在马尔库斯先生的硬脂蜡烛下面，一口气给珀彭腊德的封·梅布姆先生写了一封信。写过以后，他又头脑灼热昏涨地读了一遍，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圆通最得体的一封信。
这是5月27日夜间的事，第二天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调向他的妹妹宣布，他已经从各方面考虑过这件事，他不能干脆给封·梅布姆先生一个钉子碰，把人家摔到骗子的手里。当月30号他启程到罗斯托克，从那里雇了一辆马车到乡间。
以后几天他的情绪高到极点，他的步伐轻快而有弹力，面容和蔼亲切。他嘲弄克罗蒂尔德，对克利斯蒂安的言行举止发出衷心的欢笑，和冬妮开玩笑，星期日和汉诺在三楼露台上足足玩了一个钟头，帮助小儿子把小粮食口袋搬到一座红砖色的小粮仓上，一面又模仿着搬运工人的拖得长长的深沉的吆喝声……6月3日他在市民委员会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世界上最枯燥无味之物——某种捐税问题——的最生动、最风趣的演讲，这篇演讲听众一致给予好评，而反对他的哈根施特罗姆参议则成为大家嘲笑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