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所有银行经理在战争之前所做的，洛伊德银行的莱奥·菲舍尔经理相信进步。作为一个熟悉自己的专业的人，他当然知道，人们只能在自己确实很熟悉的领域有一种自己想获得的信念；广泛开展的业务活动不容许在别处形成信念。所以能干和勤劳的人除了在自己那极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外便没有什么感到外部压力而不会立刻放弃的信念；人们简直可以说，他们由于工作认真而不得不行动和思想不一。譬如菲舍尔经理便压根儿对真正的爱祖国和真正的奥地利就没有任何概念，而对真正的进步他倒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肯定不同于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看法；让抵押贷款和证券或别的什么事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每周进一回歌剧院作为唯一的休养，他相信一种整体的进步，这势必会和他的银行不断赢利的形象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莱恩斯多夫伯爵自以为在这方面也比别人懂得多并开始对莱奥·菲舍尔的良知施加影响，此人便觉得简直是永远也不会懂（除了抵押贷款和证券事务以外），而由于虽然不懂，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想错过机会，他便打定主意，要稍带着去询问一下他的总经理，看看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但是当他这样做时，总经理出于完全相似的原因已经和国家银行的总裁谈过这个问题，知道了底细。因为不仅洛伊德银行总经理，而且国家银行总裁也理所当然地收到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而莱奥·菲舍尔只不过是个部门经理，他得到邀请压根儿就只是得力于他妻子的家庭关系，她出身于高级官僚家庭并且从不忘记这一层关系，在自己的社交活动中以及在自己与莱奥的家庭纷争中都永不忘记。所以他在和上司谈论平行行动时满足于意味深长地摇晃脑袋，这意味着“伟大的事”，有朝一日也可以是意味着“棘手的事”；这绝不会有什么坏处，但是假如结果证明这件事情棘手，那么菲舍尔会为了自己的妻子而格外高兴的。
然而，受到总经理讨教的总裁迈埃尔·巴洛特眼下却有着极好的印象。接到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倡议”时，他走到镜子前面——当然，即使并非因此之故——镜子里大礼服和勋章绶带上方一位平民部长的五官端正的脸向他迎面望过来，这张脸上至多是在很后面的眼睛里还保持着某些金钱的冷酷，他的手指头像无风时的旗帜那样从双手耷拉下来，仿佛它们在一生中从未不得不做银行学徒的急促计算动作似的。这位受过高度官僚熏陶的金融寡头与交易所投机的那些饥饿的、信步漫行的野狗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看到自己面前展现出不明确的、但愉快调节好的可能性，在当天晚上便有机会加强自己的这个观点，因为他在企业家俱乐部里与前部长封·霍尔茨科普夫和维斯尼茨基进行了交谈。
这两位先生是了解情况的显贵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曾担任过高级职务，当他们所属的两个政治危机之间的短暂的过渡政府又成为多余的时候，人们为拉拢他们让他们担任了那些职务；这是一辈子为国家和王室效劳的人，除非至尊的主子下命令，他们是不愿意显露头角的。他们知道这个传闻，说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将会得到一位可与德国匹敌的首脑人物。在使命失败前后他们都确信，当初就已经使双料君主国的政治生活成为欧洲的传染源的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但是正如只要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命令，他们都曾觉得自己有责任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现在他们也不愿意认为用莱恩斯多夫伯爵所倡导的方法不可能做成什么事；他们尤其感觉到，一个“里程碑”、一种“生命力的辉煌显示”、一种“也对内部关系起着振奋作用的强有力的对外态度”，这些愿望被莱恩斯多夫伯爵表述得如此贴切，以至于人们简直无法躲避它们，就好像这是在要求每一个愿意做好事的人都来报名似的。
不过这倒是有可能的：霍尔茨科普夫和维斯尼茨基作为在公共事务方面见多识广的人感到有某些顾虑，尤其是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已经被选定要在这一行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担任某一个角色。但是在地面上的人轻易就可以持批评态度并拒绝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然而，如果人们置身三千米高空中那只生命吊篮，就不会轻易从里面出来，即便人们并不是对一切都表示同意。由于在这些个圈里的人确实是忠诚的，并且与先前提及的市民阶级的芸芸众生相反，不喜欢行动和思想不一，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满足于对一件事不作太过深入的考虑。所以总裁迈埃尔·巴洛特听了这两位先生的陈述便更加深了对这件事的好印象；即使就他个人而言以及由于自己的职业，他倾向于采取某种谨慎态度，但就凭这已听说的情况也足以让人作出这样的决断：人们是在和这样一件事打交道，人们都将——既肯定又观望地——参与这件事今后的进程。
然而，平行行动其实当时还根本不存在，它将会有些什么内容，这连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也还不知道。可以有把握地说的是，唯一已经确定了的，直到那个时刻为止他已经想到了的，是一系列名字。
但这也非常多了。因为此刻在没有哪个人有什么具体想法的情况下便已经存在着一张意愿之网，它罩住一层广泛的关系；不妨说，这是正确的顺序。因为先得发明刀和叉，然后人类才学会规规矩矩地吃饭，莱恩斯多夫伯爵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