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如以上所描述的谈话有好几十个，所有的谈话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而这种共同之处不是轻易可以描绘得出来，但也不是能隐瞒得了的，如果人们不像内阁参议梅瑟里彻尔那样善于只通过罗列现象来刻画一个精彩的社交聚会的话：某某人出席，穿了某某衣服，发表了某某意见；当然，导致这一结果的恰恰就是被许多人认为是最最地道的叙述艺术的东西。弗里德尔·费尔毛尔不是低劣的谄媚者，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些合乎时势的想法，如果他在梅瑟里彻尔面前这样说梅瑟里彻尔：“其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荷马！不，完全是认真的，”他添上一句，因为梅瑟里彻尔显出要做一个不乐意的动作的迹象，“这个史诗般不可动摇的‘而’——您用它把所有的人和事件彼此靠紧排列成行——在我的心目中有着某种很伟大的内容！”他已经把议会和社会通讯的主管人抓住，因为此人没拜见过阿恩海姆是不愿意离开这幢房屋的。但是，尽管如此，梅瑟里彻尔还是没把他归入有名有姓的客人之列。
不用深入探究白痴和克汀病患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一定程度的白痴不再有“双亲”这个概念，但是他却还完全熟悉“父亲和母亲”这个观念。但是也正是这个质朴的、紧靠着排列的“而”，使梅瑟里彻尔把种种社会现象联结起来。另外，还应该考虑到：具有思维物性的白痴们拥有某种按所有观察者的经验会以神秘的方式合人心意的东西；诗人们也特别合人的心意，甚至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只要他们以一种尽可能清楚明了的思想方式见长。如果作为诗人的弗里德尔·费尔毛尔合梅瑟里彻尔的心意，那么，这本来是同样也会合——这就是说，出于同样的感受，模糊地在他脑海里又在一种突然领悟中浮现在他眼前的感受——作为白痴的他的心意的，而且是以一种也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因为所涉及的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一种不是通过广泛的概念固住、不是通过离析和抽象化得到澄清的精神状态，一种最低级接合的精神状态，它最生动地体现在这个具有约束性的最简单的连接词上，这个困惑地紧靠着排列的“而”上，这个词儿代替痴呆人的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断言，这世界尽管有着种种包含在其中的精神，它也仍还处在一种这样的与中等程度低能近似的状态，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想从整体上来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话。
倒并不是仿佛这样一种研究的倡议者或参加者是仅有的聪明人！这根本不取决于个别人，也不取决于他所做的以及也由每一个今晚到狄奥蒂玛这儿来的人带着或多或少的机智所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譬如封·施图姆将军在休息时立刻与伯爵阁下交谈，在交谈过程中他友好而固执地、恭敬而直爽地反驳说：“请原谅，阁下，我最强烈地否认这一点；但是在人们对其种族的自豪感中不仅蕴含着一种狂妄，而且也有某种可亲而高贵的成分！”就这样，他完全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不完全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因为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话有一个好处，它们像手套，人们戴着这样的手套试图从一盒火柴中摸出一根来。而莱奥·菲舍尔在发现施图姆焦急地向伯爵阁下趋近过去时并没有离开这位将军，这时他补充说：“人们不可以按种族，而是应该按贡献区分人！”而伯爵阁下的答话也是合乎逻辑的；伯爵阁下不顾刚刚才介绍给他的菲舍尔经理，接着施图姆的话茬儿说：“平民要种族干什么用？！一个侍从官必须有十六个贵族祖先，这一向被平民们指摘为一种非分要求，而他们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想仿效之并且做得有过之无不及。比十六个祖先还多，这简直是假绅士派头了嘛！”因为伯爵阁下生气了，所以他这样讲话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人是有理智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争议的问题，问题仅仅是，人在与别人相处时如何保持理智。
伯爵阁下对他自己造成的“民族”分子闯入平行行动感到恼火。种种政治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考虑迫使他这样做了；他自己只承认“全体国民”。他的政界朋友们曾劝他：你仔细倾听他们对种族和血统的纯正说些什么，这无关紧要；谁压根儿会认真看待一个人在说些什么呀！“但是他们谈人简直就好像人是牲畜似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抗辩说，他对人的尊严持有一种天主教的观点，所以虽然他是个大地主，他却认识不到人们也可以把养鸡和养马的理想运用到上帝的孩子们的身上。随后，他的朋友们说：“你不必立刻就作这样深入的探究。也许这甚至比他们谈论人性和这类外国的革命概念还强呢，迄今为止这种事一直层出不穷！”这终于使伯爵阁下明白了。但是伯爵阁下也对这感到恼火：这个费尔毛尔——他曾强使狄奥蒂玛邀请此人——只是把新的混乱带进平行行动并使他失望。瓦尔登男爵夫人把他讲得神乎其神，而他终于扛不住她的催迫。“您这话说得完全正确，”莱恩斯多夫承认，“按现在的方针政策我们很容易被认为是在搞德国化。您这话说得也对，这也许无关紧要，我们尽可以邀请一位诗人，此诗人说，人们必须爱所有的人。可是您看，我不能使图齐夫人遭这份罪啊！”但是瓦尔登男爵夫人不松口，想必是找到了新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因为交谈结束时莱恩斯多夫答应她让狄奥蒂玛发出邀请。“我并不乐意这样做，”他说，“但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需要说一句漂亮话，以便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我赞同您的这个观点。您这话说得也对：最近一切进行得太缓慢，再也看不出有什么满腔的热情！”
可是现在他不满意。伯爵阁下并不认为别人笨，尽管他认为自己比他们聪明。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会给他留下这样坏的印象。没错，整个生活给他留下这个印象，仿佛除了在个体上的以及在官方预防措施——众所周知，他把信仰和科学也归入此列——中的一种聪明状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在整体上的完全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这时，一再出现人们还不认识的观念，情绪激昂起来，很久以后又消失；于是人们时而追随这个人，时而追随那个人，并从一种迷信坠入另一种迷信；他们这一会儿向陛下欢呼，下一会儿在议会发表令人恶心的煽动性讲话：可是还从未搞出过什么名堂来！如果人们可以把这缩小百万倍并几乎可以说是使其达到一个个人的规模，那么，因此就会确切地出现不可揣度、健忘、无知和疯疯癫癫、跳跳蹦蹦的景象，这是莱恩斯多夫伯爵曾想象过的一个疯子的形象，虽然他迄今一直很少有机会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闷闷不乐地站在包围住他的那些先生们的中间，心中暗想：恰恰是平行行动本应该揭示真实，却无法说出某一个关于信仰的想法来，关于这个想法他只有某种像一堵高墙的阴影那样的愉快的安全的感觉，而这很可能是一道教堂围墙。“奇怪！”过一会儿他放弃这个念头，对乌尔里希说：“如果人们保持着某种距离来看待这一切，那么这就会让人不知怎么地想起欧椋鸟来，它们在秋天成群地蹲在果树上。”
乌尔里希已经从格达那儿返回。谈话没有按开头预示的那样进行下去；格达没多讲什么，只作了简短的、被某种像是胸中的一个楔子的东西砍得支离破碎的回答。汉斯·塞普反倒讲得多，他以她的守护人自居并当即显示出，他没让周围这批老朽不堪的人给吓住。
“您不认识著名的人种研究者布雷姆斯胡贝尔？”他问乌尔里希。
“他居住在哪儿？”乌尔里希问。
“拉河边上的谢尔丁。”汉斯说。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乌尔里希问。
“这无关紧要！”汉斯说，“现在正在出现新人！他是药剂师！”
乌尔里希对格达说：“我听说，您现在已经正式订婚了！”
而格达则回答说：“布雷姆斯胡贝尔要求严厉镇压所有不同种族的人；这肯定不比体谅和蔑视更残忍！”勉强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时，她的嘴唇又颤抖了。
乌尔里希只是看了看她并摇了摇头。“这个我不明白！”他边和她握手告别边这样说，而如今他站在莱恩斯多夫身旁，觉得自己内心纯洁得像无限大的宇宙空间里的一颗星星。
“但是如果人们不保持着距离来看这件事，”过一会儿莱恩斯多夫伯爵继续阐述他的想法，“那么人们就会觉得天旋地转，像一只想抓住自己的尾巴末端的狗，”他补充说，“我现在对我的朋友们让步了，对瓦尔登男爵夫人让步了，但是如果人们这样倾听我们正在说着的话，那么这零零星星地给人以一个很有理智的印象，但是恰恰是在我们要寻找的宝贵的精神关系上这给人以极其随意和极不连贯的印象！”
在国防部长和费尔毛尔——阿恩海姆把他带到部长这儿——的周围聚集了一组人，费尔毛尔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并热爱着所有的人，而在阿恩海姆本人的周围，在他又退回来之后，在一处较远的地方则形成了第二个小组，后来乌尔里希发现汉斯·塞普和格达也在这一组里。人们听着这边的费尔毛尔在大声说：“人们不是通过学习，而是通过善良来了解生活的；人们必须相信生活！”德朗萨尔教授夫人笔挺地站在他后面并证实说：“歌德也没有当博士！”在她眼里费尔毛尔压根儿就与歌德有许多相似之处。国防部长也很笔挺地站着并一个劲儿地微笑，就像他习惯于在阅兵时长时间地将手搁在帽檐致意那样。
莱恩斯多夫伯爵问：“您说说，这个费尔毛尔究竟是什么人？”
“他的父亲在匈牙利有好几家企业，”乌尔里希回答，“据我所知，生产磷什么的，那儿没有一个工人能活过四十岁的：骨坏死职业病。”
“那好吧，可是这男孩呢？”工人的命运没牵动莱恩斯多夫的心。
“要他上大学；法律吧，我想。父亲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人，据说孩子不喜欢学习，这使他很伤心。”
“他为什么不喜欢学习？”莱恩斯多夫问，今天他对什么都要刨根问底。
“我的老天爷，”乌尔里希耸耸肩膀说，“很可能是‘父与子’吧。父亲穷，儿子就喜欢钱；爸爸有钱，儿子就爱所有的人。伯爵阁下还丝毫没听说过我们这个时代里儿子的这个问题吧？”
“听说过，我听说过一点。但是这个阿恩海姆为什么提携费尔毛尔呢？这跟油田有关系吗？”莱恩斯多夫伯爵问。
“伯爵阁下知道这件事？！”乌尔里希呼叫。
“我当然什么都知道，”莱恩斯多夫耐心地回答，“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人们应该相亲相爱而政府则需要一个铁腕人物，这是大家一直就知道的嘛；为什么这一下子成了‘非此即彼’了呢？”
乌尔里希回答：“伯爵阁下一直希望出现从整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意志显示：它想必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啊，这不对！”莱恩斯多夫激烈反驳，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他们的谈话就被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打断了，他从阿恩海姆小组那儿来，急匆匆地要向乌尔里希了解什么情况。“对不起，伯爵阁下，我打搅了，”他请求，“你倒是给我说说，”他向乌尔里希转过身去，“真的可以这样断言吗：人只按内心冲动，从来不按理性行事？”
乌尔里希恍惚地看着他。
“那边有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施图姆解释说，“此人竟然断言说，一个人的经济基础完全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则反驳他；此人声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完全是人的本能的基础的一个产品。”
“这不这么简单。”乌尔里希说，他想脱身。
“我也一直是这样说的！可是这一点儿也没有管用！”将军立刻回答并盯着他。但是莱恩斯多夫也又讲起话来。“是呀，您看，”他对乌尔里希说，“类似这样的题目我恰好也曾想提供大家讨论。因为就我个人来说不管现在的基础是经济的还是性的——我先前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这些人是如此不可靠？！因为，人们谚语式地说：世界疯了。而到头来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是真的！”
“这是群众的心理学，阁下！”博学的将军又介入进来，“凡是涉及群众的事，我都很在行。群众只受欲念驱使，而且当然是受大多数个人共有的欲念驱使：这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说，这是自然而不合逻辑的：群众是不合逻辑的，它恰恰只是利用合乎逻辑的思想作装饰！它在实际上受什么支配，这是独一无二的诱导性提问！如果您把报纸、电台、电影工业以及也许还有几种别的文化媒介交给我，我保证在几年内——如我的朋友乌尔里希有一次说过的那样——把人变成吃人生番！正因为如此，人类就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伯爵阁下自然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据说或许是身居要职的个别人物也不合乎逻辑，这个我不能相信，虽然这位阿恩海姆也这样断言。”
乌尔里希曾给他的这位朋友提供过什么材料参加这场很偶然的论争呀？犹如缠在一根钓竿上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小把草，悬在将军的问题上的是乱糟糟的一把理论。是否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人只按自己的内心冲动行事，只做、只感觉，甚至只思考下意识的渴望之流或荡漾的春意驱动他去从事时事？是否同样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莫不是他倒还是凭理性和意志行事的？是否如同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他特别凭一定的内心冲动，譬如凭性的内心冲动行事？抑或同样如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主要不是按性的内心冲动，而是按经济条件的心理效果行事？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一个错综复杂如性冲动这样的形体，并在理论性的形象中选这样和那样的事情作轴；产生出部分真理，从它们的互相渗透中真理渐渐增强：可是它真的在增强吗？假如人们把一个部分真理视为唯一有效的东西，这每一次都曾造成恶果。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人们没有过高估计这个部分真理，那么人们是几乎不会获得它的。所以真理的历史和情感的历史以多种多样的形态互相发生关联，但是情感的历史依然模糊。是的，按乌尔里希的信念，它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而是一片杂乱。譬如令人发笑的是，中世纪对人所作的种种宗教的，所以很可能是狂热的思考对人的理性和意志有很坚定的信念，而今天许多学者——他们的癖好至多就是抽烟太多——却把情感看作一切人性的基础。乌尔里希在脑海里转悠着这样的念头，他当然不想对施图姆的这一席话作出反应，况且施图姆也根本没作这样的期待，只不过是在决定返回去之前先凉快凉快罢了。
“莱恩斯多夫伯爵！”乌尔里希柔声说，“您记得吗，有一回我曾给您出过一个主意，劝您建立一个总书记处，负责处理所有需要有感情和精确性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当然记得，”莱恩斯多夫回答，“我曾给红衣主教阁下讲过这件事，他哈哈大笑。但是他说，您来晚了！”
“可是这恰恰就是您先前曾惦念过的，伯爵阁下！”乌尔里希继续说，“您发现，今天的世界不再记得它昨天曾希望得到的东西，它处在没有充足的理由更迭着的情绪之中，它永远激动，它从不取得一个结果，而如果人们以为人类的一个个头脑里正在思考着的在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头脑里集于一体了，那么他确实就会显而易见地揭示出一系列大家都知道的机能缺失现象，人们把它们算作精神上的低能——”
“对极了！”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说，眼看着自己又让对自己下午获得的知识的自豪感给耽搁住了。“这分明就是一种精神病的样子——喏，我又忘记这种精神病叫什么名字，可是这分明就是这种精神病的样子！”
“不，”乌尔里希笑道，“这肯定不是某种精神病的样子；因为一个健康人不同于一个精神病人的地方，恰恰就是健康人有种种精神疾病，而精神病人只有一种精神疾病！”
“很有见地！”施图姆和莱恩斯多夫异口同声地叫喊，即使所说的话略微有所差异，然后他们同样添上一句，“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乌尔里希声称，“如果我可以把道德理解为对所有那些包含情感、幻想等等的关系的调节，那么，个人在其中以别人为准，按这种方式看来具有一些坚定性，但是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在道德上没有超越幻想的状态！”
“嗯，这扯得太远了！”莱恩斯多夫伯爵温和地说。将军也说：“可是听着，每一个人必须自己有自己的道德。人们不能给别人规定他该喜欢一只猫还是一条狗！”
“人们能给别人这样规定吗，伯爵阁下？！”乌尔里希迫切地问。
“能，从前，”莱恩斯多夫伯爵用外交辞令说，显然这动摇了他的认为在各个领域都有“真实”的深信不疑的信念，“从前更好。可是今天呢？”
“那剩下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啦。”乌尔里希说。
“您把这称为一场宗教战争？”莱恩斯多夫好奇地问。
“还能称之为别的什么吗？”
“那好吧，一点儿也不坏。一个描述今日生活的相当好的名称。此外，我一直知道，您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坏天主教徒！”
“我是一个很坏的天主教徒，”乌尔里希回答，“我不相信上帝曾存在过，我只相信上帝现在才正在来临。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我们必须比迄今为止更加缩短他的路程！”
伯爵阁下用这样威严的话把这驳回：“这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