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乌尔里希从骑兵转向技术时只不过换了一匹马而已；这匹新马是钢肢体，跑起来快十倍。
在歌德的世界里，织布机的格格声还是一种扰乱，在乌尔里希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发现机器车间、铆钉锤和工厂汽笛的曲调。当然绝不可以以为，人类不久会发现，一座摩天大楼比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伟大；相反，今天还是这样，倘若人们想炫耀点什么特殊的东西，他们不是骑在摩天大楼上，而是骑在高头大马上，像风一样快捷并且目光锐利，不像一座巨型折射望远镜，而是像一只鹰。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学会使用自己的理智，而在这两者之间却有一个发展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几乎与盲肠和大脑皮层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所以，如果人们一如乌尔里希在少年气盛的年岁中断之后就已遭遇到的那样，会想到人在被自己视为神圣的一切方面行为远比他的机器更落后于时代，那这就意味着一种颇不容小觑的幸运哩。
乌尔里希一走进机械学课堂，当即就蒙住了。如果眼前摆着一台涡轮发电机的新模型或一套蒸汽机调节装置，那么，人们干吗还要观景楼上的阿波罗呢！如果事实已经证明，这根本就不是“常数”而是“机动值”，致使机械装置的性能要依着历史的情况而决定，人的好坏要依着人们用以评价人的个性的应用心理学技巧而决定，那么，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千年说教还能把谁吸引呢！假若人们从技术的立场出发看世界，这世界简直滑稽可笑；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均不实际，人们所使用的方法极度不经济、不准确；谁惯于用计算尺处置自己的各项事务，谁干脆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人类全部论断的整整一半。计算尺，这是两个由数字和线条无比机智地组合在一起的体系；计算尺，这是两根涂上白色油漆、相互交错滑动、带低矮梯形横截面的小棍，凭借着它们的帮助人们一转眼间就能解开最复杂的计算题，绝不会无谓地失去一个思想；计算尺，这是一个小小的象征，人们在上衣胸前的里袋里装着它，觉得它是心窝上的一条坚硬的白色线条：如果人们有一把计算尺，当有人带着重要的论断或怀着激昂的感情前来时，人们就会说：请稍等片刻，我们要先计算一下误差范围和所有这一切的可能值！
这无疑是关于工程事业的一种有力的想象。它构成一幅富有吸引力的、未来的自画像的框架，自画像上是一个口衔烟丝烟斗、头戴运动帽、足蹬漂亮马靴、在开普敦和加拿大之间的旅途上的男子，他要实现自己商号的宏伟蓝图。此间，人们始终还有时间从技术思想中获取一个安排和驾驭世界的主意或制作格言，像埃默森[9]将会挂在每一个车间上方的这句话：“人类作为对未来的预言在地球上漫行，他们的全部行为是尝试和问题，因为每一个行为都可能会被下一个超过！”严格地说，这句话甚至是乌尔里希的，只不过用好几句埃默森的话编排起来。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工程师们并不完全是与这种特性相吻合的人。譬如他们为什么经常佩戴一条表链，这表链在一侧成陡弧形从背心口袋伸向一个位于高处的纽扣，或者让这表链在肚子以上形成一个隆起部和两个沉降部，好似一首诗的强音和低音？为什么他们喜欢用鹿齿或小马蹄铁把胸针别在领带上？为什么他们的西服设计得像最初的汽车？最后还有，为什么他们除了谈论自己的职业很少谈论别的什么；如果真的谈论起别的什么来，为什么他们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生硬的、不确切的、外向的讲话方式，而它向内达到的深度绝不超过会厌？这自然远非涉及所有人，但这涉及许多人，而乌尔里希初次到一家工厂办公室上班时所结识的那些人便是这样的人，他第二次结识的那些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们表明自己是和自己的制图板紧紧联结在一起、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在职业上显得特别精明能干的人；但是若建议把他们的思想上的勇敢精神不是用在他们的机器上而是用在自己身上，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建议是一种无理要求，就像是要他们违反常情地用一个锤子去杀人。
乌尔里希为了在技术的道路上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而作的第二次和比较成熟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