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讲讲加斯东·戈丹。我乐意——或者至少安心地容忍——和他交往，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宽厚，让我的隐私有了绝对的安全感。倒并不是他知道了一切；我没有特殊的理由向他透露，而他也太只顾自己，超然物外，根本没有察觉或怀疑什么可能会导致他坦率地发问、我坦率地回答的情况。他对比尔兹利的人说了我不少好话，他是我很好的信使。即便他发现了mes gots[376]和洛丽塔的身份，那么引起他关注的也不过是稍许明白了点儿我待他的那种直率的态度，那种态度既没有彬彬有礼的意味，同样也没有下流的暗示；因为，虽然他见解平庸，记忆模糊，但他大概清楚，比尔兹利的市民可不像我那么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一个肌肉松弛、脸如面团、心情忧郁的单身汉，身体下宽上细，长着两个狭窄的、高低不大对称的肩膀和一个圆锥形的梨子似的脑袋，一边有些乌黑油亮的头发，另一边只有几缕，紧贴着头皮。他的下半部身体却很臃肿；他凭着两条惊人的粗壮结实的腿奇特、笨重地悄悄迈着步子。他总穿着一身黑颜色的衣服，就连领带也是黑的。他难得洗澡，讲的英语十分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可爱而古怪的家伙！邻居们对他相当宽容；他知道我们附近一带所有男小孩子的名字（他住的地方离我只有几条街），并且叫其中的几个孩子来打扫他房子外面的人行道，焚烧他后院里的枯树叶，把他棚里的柴火拿来，甚至还干一些屋子里的简单杂活儿。他总拿里面有真正的甜酒的高级酒心巧克力给他们吃——他的地下室里有间布置成东方风格的私室，在有着挂毯装饰的、发霉的墙上，挂着一些好玩的匕首和手枪，周围是经过掩饰的热水管。楼上他有一间工作室——他还画点儿画，这个老骗子。他用沉思的安德烈·纪德[377]、柴科夫斯基[378]、诺曼·道格拉斯[379]、其他两个著名的英国作家、尼金斯基（只看见大腿和遮羞布）[380]、哈罗德·道布尔内姆（中西部一所大学里的一个眼神恍惚的左翼教授）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大幅照片装饰着工作室倾斜的墙壁（那其实不过是一个顶楼）。所有这些可怜的人似乎就要从倾斜的墙面上倒到你的身上。他还有一本照相簿，上面贴着附近所有那些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照片，当我随意用手翻看那本照相簿，并信口品评上两句的时候，加斯东总噘起他的厚嘴唇，渴望地嘟着嘴咕味道，“Oui，ils sont gentils。[381]”他的褐色的眼睛还扫视着四周各种充满感伤色彩、富有艺术性的小摆设和他自己平庸的toiles[382]（用传统手法画的风格稚嫩的眼睛、拆开的吉他、蓝色的乳头和现代的几何图案）。他常对着一个着了色的木碗或有纹理的花瓶模糊地做个手势，说道：“Prenez done une de ces poires. La bonne dame d’en face m’en offre plus que je nen peux savourer。[383]”或者说：“Mississe Taille Lore vient de me donner ces dahlias, belles fleurs que jexère。[384]”（忧郁、伤感、充满厌世的意味。）
我们每个星期总下两三次国际象棋，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喜欢在自己家里下。他坐在那儿，两只胖鼓鼓的手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棋盘，好像那是一具死尸。这种时候，他看上去真像一个给砸坏的老偶像。他呼哧呼嘛地喘着气，一连思考了十分钟——接着走出导致失败的一步棋。或者，那个好人经过更长时间的思考，会喊上一声，auroi！[385]听上去就像一条反应迟钝的老狗低沉的叫声，其中有一种咕噜噜的喉音，弄得他的下颏也跟着颤动起来。等我向他指出是他自己被我将军的时候，他总扬起弯曲的眉毛，深深地叹一口气。
有时，从寒冷的书房里我们坐的地方，我可以听到洛光着脚在楼下起居室里练习舞技，但加斯东外在的知觉正相当迟钝，并没觉察那些赤脚的节奏——一、二，一、二，重量移到挺直的右腿，抬起腿来，侧伸出去，一、二；只有在她开始跳跃，跳到空中叉开双腿，一条腿曲着，另一条腿伸展出去，飘然飞舞，而后脚尖落地——只有在这种时候，我那脸色苍白、自命不凡、闷闷不乐的对手才会搔搔头或脸颊，仿佛把远处的砰砰声误当作棋盘上我那威风凛凛的王后厉害的一击。
有时我们正对着棋盘思考，洛会没精打采地走进来——每次看见加斯东的那副样子，真叫人乐不可支；他那大象似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棋子，只是出于礼节地起身和她握手，随即松开她柔软的手指，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便又坐到椅子里，跌进我为他布下的陷阱。圣诞节前后的一天，当时我大约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问我，“Et toutes vos fillettes, elles vontbien？[386]”从他的这句问话中，我才明白，我的独一无二的洛丽塔有时穿着蓝布牛仔裤，有时穿着裙子，有时穿着短裤，有时又穿着有衬里的晨衣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于是他那低垂的忧郁的目光瞥见了各种不同的服装，凭着服装种类的数目，他把洛丽塔当成了好多个人。
我真不愿意用这么长时间详细谈论这个可怜的家伙（说来遗憾，一年以后，他到欧洲旅行期间，偏偏在那不勒斯卷进了一件sale histoire[387]，就此没有回来）。要不是因为他在比尔兹利的生活和我的案件具有如此离奇古怪的关系，我压根儿就不会提到他。我需要他来为我辩护。他待在那儿，缺乏无论何种才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微不足道的学者，一个愁眉苦脸、令人厌恶、又老又胖的同性恋者，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对英国语言又得意地茫无所知——他待在一本正经的新英格兰，受到老年人的抚慰和青年人的爱戴——噢，他生活得十分快活，愚弄了所有的人。而如今我却困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