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贝尔和作者本人一样，也是混血儿：不过她具有一半英国、一半荷兰的血统。今天，我对她的容貌远远没有几年以前，在我认识洛丽塔以前，记得那么清楚。有两种视觉方面的记忆：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头脑这个实验室中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于是我看到了安娜贝尔，如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蜜黄色的皮肤”，“细胳膊”，“褐色的短发”，“长睫毛”，“鲜亮的大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在描绘安娜贝尔时，请允许我先严肃地只说，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也跟姨妈一样古板乏味。他们在离米兰纳大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别墅。秃顶的、褐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搽粉的利太太（原来叫范内莎·范·内斯[16]）。我多么厌恶他们！起初，安娜贝尔和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不停地捧起一把把细砂，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我们的思路跟如今欧洲青春前期的聪明孩子的思路一样，也定了型；我很怀疑是否应当把个人的天才分配到下面这样一些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比赛的兴趣、对无限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幼小动物的软弱无力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想到亚洲一个闹饥荒的国家去当护士，我却想成为一个出名的间谍。
突然之间，我们彼此疯狂、笨拙、不顾体面、万分痛苦地相爱了，而且我还应当补充说，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那种相互占有的狂热，只有凭借我们实际吸收、融合彼此全部的灵魂和肉体，才能得到缓解。可是我们，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就找到机会交欢。有一次，我们不顾一切地试图趁黑夜在她的花园里幽会（关于这件事往后再谈）。后来，我们得到的唯一不受干扰的情况就是在游人众多的那片海滩上，待在他们可以看见我们、但无法听到我们谈话的地方。在松软的沙滩上，离开我们的长辈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总摊开手脚躺在那儿，在欲望的勃发下浑身发僵，利用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一个天赐良机互相抚摸：她的一只手半埋在沙里，总悄悄伸向我，纤细的褐色手指梦游般地越移越近，接着，她乳白色的膝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长途跋涉。有时候，别的年岁更小的孩子偶然堆起的壁垒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遮蔽，使我们可以轻轻吻一下彼此咸津津的嘴唇。这种不彻底的接触弄得我们那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幼小身体烦躁到了极点，就连清凉碧蓝的海水——我们在水下仍然彼此紧紧揪着——也无法缓解。
在我成年后四处漂泊的岁月中，我丢失了好些珍藏的东西，其中有我姨妈拍的一张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父母和那年夏天追求我姨妈的那个年长、稳重、瘸腿的先生，一位库珀医师。他们围坐在一家路边餐馆的餐桌旁。安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拍的时候，她正低头望着chocolat glacé[17]。在强烈的阳光下，她的妩媚可爱的神态渐渐模糊，（在我记得的那张照片上）只可以看清她那痩削、裸露的肩膀和头发间的那道分缝。而我坐在离开其余的人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照得倒特别清晰：一个闷闷不乐、眉头紧皱的男孩，穿一件深色运动衫和一条裁剪合体的白色短裤，两腿交叉，侧身坐在那儿，眼睛望着旁边。那张照片是在我们诀别的那年夏天的最后一天拍的，而且就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作出挫败命运的尝试的前几分钟。我们找了些最站不住脚的借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顾不上了），逃出餐馆，来到海滩，找了一片荒凉的沙地，就在那儿，在堆成一个洞穴的那些红石头的浅紫色阴影下，短暂、贪婪地抚爱亲热了一番，唯一的见证就是不知哪个人失落的一副太阳眼镜。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宝贝，两个留着胡须的洗海水澡的人，海上老人[18]和他的兄弟，从海水里冒出来，喊着一些下流、起哄的话。四个月后，她在科孚[19]死于斑瘆伤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