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 第七章

时间恰恰十二点正,大本钟敲响了十二下,钟声飘荡至伦敦北部,同其他钟声汇合,又与云彩及烟雾飘渺地交融,终于在蓝天翱翔的海鸥之间消逝了——当克拉丽莎·达洛卫把绿色衣裙放在床上,当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上哈利街,就在此时,正午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是他们预约的时间。雷西娅望过去,心想,那也许就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寓所吧,门前停着一辆灰色汽车。(一圈圈沉重的声波在空中回荡而消融。)

果然——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汽车,那辆灰色汽车,车身低、功率高,嵌板上只简朴地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字连缀;似乎他认为,不宜刻上贵族的纹章,因为他更高贵,乃是神灵的助手,传播科学的大法师。正因为汽车是灰色的,为了同这庄重与柔和的色泽相配,车内层层叠叠铺设灰色毛皮和银灰色毛毯,这样,爵士夫人在车中等候时就不会受风寒侵袭。威廉爵士经常驾驶六十英里甚至更长的路程,到乡间去为那些有钱的病人出诊,恰如其分地索取高额诊金,因为这些病人付得起。爵士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一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膝盖周围用毛毯裹住,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她曾勇敢地忍受忧虑,他俩曾苦苦奋斗)。她这么想着、想着,感到自己置身于宁静的海洋上,那里唯有香风吹拂;她受人尊敬、赞美、羡慕,她的愿望好像都已实现,尽管身子肥胖不免令她遗憾;每星期四晚上,他俩都要设盛宴,招待同行;偶尔为义卖市场剪彩,还觐见过皇族;可惜她和丈夫相聚的时光过于短暂,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他们有一个儿子在伊顿公学(65)念书,学习很出色;她还想生一个女儿;她的兴趣很广泛,儿童福利啰、癫痫症的病后调养啰,她都关心;此外,她也酷爱摄影,要是正在兴建一座教堂,或者一座教堂行将倒坍,她就会在等候丈夫的时候,买通教堂司事,拿了钥匙进去拍照,那些照片几乎能和职业摄影师的作品媲美呢。

威廉爵士本人年纪不轻了。他曾拼命工作,他的地位完全由于他的能力(其父是个小店主);他热爱自己这一行,善于在大场面上显露头角,又有雄辩的口才——当他受封爵位时,多年的辛劳使他显得滞重、倦怠(川流不息的病人简直永无休止,名医的重任和特权那么艰巨),这种倦怠的神色配上白发,使他的形象更显得与众不同,并且带来一种声誉(这对于治疗神经科疾病尤为重要),说他不仅具有闪电般的绝技和几乎万无一失的诊断,而且富有同情心,手腕高明,洞察人心。当他们俩(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进房间,他便一目了然;一看到赛普蒂默斯,他就断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病例。他在几分钟内就确定,这是精神彻底崩溃的病例——体力和神经全面衰竭,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他在一张浅红色病历卡上记录他俩的回答,一面小心地喃喃自语)。

霍姆斯大夫给他治疗了多久?

六个星期。

开了一点溴化剂吗?他说什么病也没有吗?噢,是的。(这些普通开业医生!威廉爵士心想,他一半时间都得花在纠正他们的错误上,有些根本无法弥补。)

“你在战争中表现很出色吗?”

病人迟疑地再说了“战争”一词。

病人给词汇赋予象征性的含义。这是个严重迹象,应记入病历卡。

“战争?”病人问。欧洲大战——是小学生用火药搞的小骚动吗?他在服役期间表现很出色吗?他真的忘了。正是在大战中他失败了。

“不,他在战争中表现非常出色,”雷西娅肯定地告诉医生。“他得到了晋升。”

“在你的办事处,人们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吗?”威廉爵士扫了一眼布鲁尔先生那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低声问道。“那么,你没什么需要担忧,没有经济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吗?”

他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被人性判处了死刑。

“我……我曾经,”他开始说,“犯了罪……”

“他什么过错也没有,”雷西娅向医生保证。威廉爵士道,如果史密斯先生不介意的话,他想和史密斯太太在隔壁房间谈一谈。你的丈夫病情很严重,威廉爵士告诉雷西娅。他是否扬言要自杀?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她答道。不过,他不是当真的,雷西娅说。当然不是。问题只是他需要休息,威廉爵士道:休息,休息,再休息,长期的卧床休息。乡下有一所令人惬意的疗养院,她的丈夫会在那儿得到充分照料。要叫他离开她吗?她问。威廉爵士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离开她;当我们患病时,最亲近的人对我们并无好处。不过,他没有发疯吧,不是吗?她问。威廉爵士从来不提“疯狂”这个词,他称之为丧失平衡感。她又说,她的丈夫不喜欢医生,他会拒绝到疗养院去的。威廉爵士简短而耐心地跟她解释病情。他曾扬言要自杀。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将在乡间一所美妙的屋子里卧床休息。那里的护士很出色呐。威廉爵士每星期会去探望他一次。假如沃伦·史密斯太太真的感到没有其他问题需要问他了——他从不催促病人——那么,他们就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她说,没有什么要问了——没有什么需要询问威廉爵士的了。

于是,他们回到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跟前,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他是面对法官的罪人,绑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亡命之徒,溺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撇开生命走向死亡的上帝。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在日光照耀下,谛视着布雷德肖夫人身穿宫廷服装的照片,含糊地咕哝着关于美的字眼。

“我们已经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威廉爵士道。

“他说你病得很重,很严重,”雷西娅说。

“我们认为你应该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告诉他。

“霍姆斯办的疗养院吗?”赛普蒂默斯嗤之以鼻。

这家伙给我的印象极坏,威廉爵士自忖;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他对教养和衣着怀有本能的敬意,衣衫不整使他恼怒;而且,更隐秘的原因是,威廉爵士内心深处嫉恨有教养的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时间读书,而那些人来到他的诊所,暗示医生并非受过教育的人,尽管这个职业需要才智高超的人时刻绞尽脑汁。

“不错,是我办的一个疗养院,沃伦·史密斯先生,”他说,“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

最后还有一桩事。

他深信沃伦·史密斯先生复原以后,世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温存,决不会让妻子受惊吓的。不过,他曾扬言要自杀哩。

“我们都有消沉的时刻嘛,”威廉爵士道。

你一旦失足,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赛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霍姆斯和布雷德肖不会放过你的。哪怕你逃入沙漠,他们也会去搜索,哪怕你遁入荒野,他们也会尖叫着冲过来,还用拉肢刑具和拇指夹(66)折磨你。人性残酷无情哪。

“他有时会冲动吗?”威廉爵士问雷西娅,把铅笔搁在浅红色病历卡上。

那是我自己的事,赛普蒂默斯在一边说。

“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着,”威廉爵士道,同时瞟了一眼他妻子穿着宫廷服装的相片。

“你还有远大的前程哩,”威廉爵士道。布鲁尔先生的信就放在桌上。“前途无量嘛。”

假如他吐露真情呢?假如他实言相告呢?霍姆斯、布雷德肖会不会放过他?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想不起来了。

“什么?”威廉爵士鼓励他说下去。(时间可不早了。)

爱、树木,没有罪行——他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

“我……我……”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尽可能少考虑你自己,”威廉爵士善意地劝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身体根本不宜走动。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威廉爵士道。他会作好一切安排(他低声告诉雷西娅),他会在当天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通知她的。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

雷西娅出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痛苦,绝对没有!她祈求医生帮助,却遭到了冷漠,敷衍了事!他辜负了他俩的期望!威廉爵士不是个好心人。

当他俩走到街上时,赛普蒂默斯说:光是保养他那辆汽车就得耗费不少钱吧。

她紧紧攫住他的手臂。他俩被人抛弃了。

其实,她对医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他已给了病人三刻钟时间。如果在这门精确的科学中,一个医生丧失了平稳之感,就不成其为医生了,何况这门科学涉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神经系统,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就意味着平稳。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宣称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个常见的错觉),还说他要给世人启示(病人大都这么说),并且扬言要自杀(他们经常这么扬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礼拜,直到病人的体重从进院时的七点六磅增加到十二磅为止。

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他获得这一概念是在巡视病房之时,在垂钓鲑鱼之时,在布雷德肖夫人于哈利街生儿子的时刻。布雷德肖夫人也钓鲑鱼,而且,她拍的照片同职业摄影师的不相上下。由于他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如果病人是男子,就得接受他的观念,如果是女子,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正因为如此,不仅同行尊敬他,下属害怕他,而且病人的亲友对他怀有最深切的感激,因为他坚决主张:那些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显灵、自命为基督或女基督的男男女女预言家们,统统应该遵照威廉爵士的命令:躺在床上喝牛奶——这是威廉爵士根据三十年来治疗这类病例的经验,以及他那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的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67),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68),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69)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一副殷实而无瑕可击的模样,好像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人财两旺、满面红光的气派必须有适当的举止,因而,即使在不太需要的场合,他也拘泥于小节,彬彬有礼,一派古风,平添了一份雅致;这种风度是值得摹仿并且记住的;例如,每当他跟布鲁顿夫人(他和她已有二十年交情了)进餐时,他总是捧着一束康乃馨花,双手递过去献给她;同时向夫人的秘书布勒希小姐致意,问候她在南非的那位兄弟近况如何;可是不知怎的,布勒希小姐尽管毫无女性的风韵可言,还是会恼羞成怒,便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挺好哩。”其实,在过去六年中,他是在朴茨茅斯(70)勉强混日子罢了。

至于布鲁顿夫人嘛,则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与惠特布雷德同时到达,事实上是在门口碰面的。

布鲁顿夫人当然会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这块材料好得多呢。然而,她不愿使可怜的亲爱的休相形见绌。她一辈子也不会忘却他的好心肠——他的心肠实在好,好得出奇——她记不清究竟在什么场合,可他的确是——出奇地好心肠。无论如何,一个人同另一个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克拉丽莎·达洛卫却惯于剖析这个和那个人,评头论足的——把他们解剖、分析,然后再缝起来、合拢来;布鲁顿夫人可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到了六十二岁这把年纪,对此更觉得无聊了。当下,她接过休送的康乃馨,一面强作笑容,露出阴森森的棱角。她说,没有别的客人了。她是找了个借口,要他们来的,想请他们帮她解决一个难题……

“可是,咱们吃了再谈吧,”布鲁顿夫人说。

于是,罩着围裙、戴着白帽的侍女们轻盈地穿过旋门,川流不息,了无声响;这辈侍女们并非日常所需,而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帮着梅弗尔区的主妇们,从午后一点半到两点钟,举行神秘的、梦幻似的盛宴;那时,一挥手之间,车水马龙停止了,宾主入座,闪现出深深的幻觉,首先是佳肴——据说并不花钱;一会儿,餐桌仿佛自动地摆满金银餐具、细巧的衬垫、盛着红果的碟子;展现出涂奶油的棕色比目鱼片,蒸锅里遨游着鸡块;色彩缤纷的火焰燃烧着,并非家常炉火;美酒加上咖啡(据说也不花钱),喝得大伙儿目眩神迷,眼前晃动着美妙的幻景,目光都显得柔和而沉思,恍惚觉得生活是神秘的,洋溢着音乐之声;此时此刻,亢奋的目光惬意地谛视着嫣红的康乃馨,美极了;那鲜花被布鲁顿夫人撂在菜盘边(她的动作老是带有棱角);充满美感的休·惠特布雷德心旷神怡,觉得整个宇宙一片和谐,同时对自己的地位蛮有把握,因而搁下刀叉,问道:

“那花儿要是衬着您的花边,岂非更可爱吗?”

这样亲昵的唐突却使布勒希小姐反感之极。她认为他是个没教养的贱胚。对于她的想法,布鲁顿夫人一笑置之。

这位老夫人举起康乃馨花,握在手里,硬邦邦的,恰如她背后画像上那位捏着纸卷的将军;她毫不动弹,出神了。看她这副模样,理查德·达洛卫不禁自忖:此刻她像什么呢?那将军的曾孙女?敢情是玄孙吧?嗬——活像罗德里克爵士、迈尔斯爵士、塔尔博特爵士。真奇怪,那个家族里都是女人逼肖祖先。她本人就有资格当龙骑兵的将领哩。理查德愿意愉快地在她麾下服役,他对她极其崇敬;对于名门世家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他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并以他惯有的和善的性情,想带几个热心肠的朋友来赴宴,跟她结识;似乎像她这样的贵夫人可以由脾气温和的、热心喝茶的人来培养呢!他熟悉她的故乡。他了解她的亲人。她那庄园里有一株古老的葡萄树,仍然活着;据说洛夫莱斯(71)或赫里克(72)曾在这棵树下憩息哩;尽管老夫人从未念过一句诗,这一传说照样流传至今。此时,布鲁顿夫人却在思量:还是等一会再跟客人商议吧,等他们喝过咖啡再讨论使她烦心的问题吧——是否要向公众呼吁,措词如何,等等。这么盘算着,老夫人就把那束康乃馨重新撂到菜盘边。

“克拉丽莎好吗?”她蓦然问道。

克拉丽莎一直说,布鲁顿夫人不喜欢她。确实,大家都知道,布鲁顿夫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而缺少些人情;她讲起话来像个男子汉,曾在八十年代一桩臭名昭彰的阴谋中插过手,这一事件在新出的回忆录内逐渐披露了。无疑地,她的客厅里有个凹壁,其中嵌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帧已故的塔尔博特·摩尔将军的照相;正是在那桌子上(在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着布鲁顿夫人的面,经她默契(或许还出了些点子),那将军写了一份电报,下令英国军队在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挺进。她保存了那支笔,而且讲述了这桩轶事。所以,当她随意地问一下“克拉丽莎好吗”之时,难以相信她竟会关心什么妇女,男人们也难以劝说自己的妻子相信这一点,其实,不管他们对老夫人如何忠心,私下里也感到怀疑呢;那些太太时常阻碍丈夫,不许他们到海外上任;议院休会期间又常患流感,必须由丈夫陪着去海滨疗养。然而,对于女子们来说,老夫人这一问候(“克拉丽莎好吗?”)肯定是善意地表示关怀;她几乎是妇女们的一位沉默寡言的伙伴,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人怀着更深的情谊,它使布鲁顿夫人与达洛卫太太奇异地联结起来,虽然两人难得见面,而且偶然相处时,彼此显得淡漠,甚至好像怀着敌意呐。

“今天早晨,我在公园里碰见了克拉丽莎,”休·惠特布雷德说,一面猛地把叉子插入蒸锅,急于让自己尝一下美味;事实上,他只要一到伦敦,便会碰见所有的熟人;布勒希小姐看他这副样子,就自忖:馋鬼!他是她见过的最贪吃的家伙之一;布勒希小姐一贯以毫不动摇的严正态度观察男子,但也能始终不渝地忠诚,特别对于女子;她本人则历经生活的磨练,瘦骨嶙峋,没有丝毫女性的风姿了。

“你知道谁到了伦敦?”布鲁顿夫人忽然想起了这个秘书,“咱们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

大伙都会意地微笑。彼得·沃尔什!布勒希小姐又自忖:达洛卫先生听到这消息真的高兴,而惠特布雷德先生一心只想吃鸡哩。

彼得·沃尔什!三个人(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雷德、理查德·达洛卫)都勾起了同样的回忆——彼得怎样热烈地陷入情网,遭到拒绝,流亡印度,变成种植工,潦倒不堪;理查德·达洛卫却非常喜欢那亲爱的老朋友。布勒希小姐看出这一点,窥见他那褐色的瞳仁里含有深情,看出他在踌躇,考虑;这引起了她的兴味,实际上她是一直对达洛卫先生饶有兴味的;此刻她心里在嘀咕:他对彼得·沃尔什究竟怎么想的呢?

大约他在想:彼得·沃尔什曾爱过克拉丽莎;他要吃完午餐后立即回家,找克拉丽莎谈一下;他要滔滔不绝地说他爱她,爱她。真的,他会那样说的。

布勒希小姐一度几乎爱上了那些沉思默想;而且达洛卫先生总是那么可靠,还是个非常文雅的君子呐。如今,米莉·布勒希已四十岁了,所以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或突然微微转过脸来,她便心领神会,虽然她一直深深沉湎于那些冥想中;她以超脱的态度和无瑕的心灵沉思着,生活无法欺骗她,因为从未给过她一丁点儿有价值的玩艺儿;她天生没有纤毫妩媚之处,无论嘴唇、脸颊或鼻子,都不会含笑地曲传风情;因此,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她就立刻叫珀金斯赶快端咖啡。

“不错,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夫人道。所有在座的人都有些得意。因为,他受尽磨难,功不成名不就,终究回到他们中间,仿佛回到安宁的海滩。不过,他们又考虑:实在没法帮助他,由于他的性格有一种缺陷。当下,休·惠特布雷德说,当然可以向某个要人提起彼得。他说自己将写信给执政的大臣们,为“我的老友彼得·沃尔什”疏通,但一想到这种信,他便皱起眉头,露出郑重其事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因为这种推荐信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产生一劳永逸的结果,由于彼得的性格有缺陷。

“他跟某个女人有些纠葛呢,”布鲁顿夫人道。在座的人早已揣测那话儿是麻烦的根源。

“不过,”布鲁顿夫人急于撇开这话题,“咱们还是听彼得本人怎么讲吧。”

(咖啡还没端来,慢得很。)

“眼下他住在哪儿?”休·惠特布雷德喃喃地问道;这一问立即在仆人中引起一点反响,犹如在灰蒙蒙的潮汐中激起一丝涟漪;那些仆役像流水一般,昼夜不息地围绕着布鲁顿夫人,为她收集需要之物,挡住可厌的人,宛如用精致的纤维织成的一张网,卫护着老夫人,替她抵御冲击,减少打扰;这张网笼罩着布鲁克大街上这幢屋子,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需要时由头发灰白的珀金斯拣出来,丝毫不差,他已跟随布鲁顿夫人整整三十年了;当下,这老家人写下了彼得的地址,交给惠特布雷德先生,于是他掏出笔记本,抬一下眉毛,把那纸片夹在最重要的文件中间,随即说,他要叫伊芙琳请彼得来吃饭呢。

(仆人们在等惠特布雷德先生夹好纸片。)

布鲁顿夫人自忖:休的动作实在慢。她还注意到,他发胖了。理查德则始终保养得神清气爽。老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的整个身心绝对地、无可否认地、甚至专横地倾注于一项计划,急于甩掉这桩微不足道的琐事(彼得·沃尔什和他的私生活);那项计划使她全神贯注,不仅如此,而且占据了她的灵魂,渗入灵魂深处,那是她的命根子,倘若没有它,米利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利森特·布鲁顿了;这计划乃是让上等人家年轻的子女们出国,帮他们在加拿大立足,并且相当顺利地发展。哦,她夸大了。敢情她已失去中庸之道了吧。对于别人来说,移民的计划却非灵丹妙药,也不是崇高的设想。对于他们(包括休、理查德,甚至忠心耿耿的布勒希小姐)来说,这项计划不能使郁积在内的自我主义得到发泄,而布鲁顿夫人却感到,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正在高涨,因为她是一个刚强与威武的女人,营养充足,家世显赫,直率而冲动,感情奔放而缺乏自省的智力——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坦朗和单纯,为何不能呢?像她这样的女人,一旦青春消逝,就必须将自我主义发泄到某个目标上,不管是“移民”还是“解放”;无论如何,她在灵魂深处日日夜夜围着这一计划转,所以它必然变得光华四射,熠熠生辉,仿佛一面明镜,又似一块宝石,时而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惟恐人们嗤笑,时而又拿出来炫耀。总而言之,“移民”已变成布鲁顿夫人的血肉了。

不管怎样,她非写信不可。然而,正如她惯常对布勒希小姐说的,写封信给《泰晤士报》所费的心思,比筹划一支南非远征军还要多(尽管在大战期间,她并未如此卖力)。为了写封信,她得搏斗整整一个上午,先开头,随后撕掉,再开头,弄得筋疲力尽,这才感到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在其他任何场合,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于是她会怀着感激之情,想起休·惠特布雷德,他充分掌握如何写信给《泰晤士报》的艺术,这是无人怀疑的。

此人跟她自己的禀赋截然不同,他对语言精通之极,写起信来会使编辑们中意;还有各种热情,不可一概称之为贪嘴。对于男性,布鲁顿夫人时常从宽判断,因为他们(而非女性)同宇宙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神秘的契合,使她不胜钦佩;他们知道怎样措词才合适,也知道别人讲了些什么;所以,要是她唤理查德当顾问,叫休替她捉刀,那就八成儿放心了。于是她让休吃完蛋奶酥,还问候可怜的伊芙琳;等到他们开始抽烟了,然后说道:

“米莉,去把信纸拿来好吗?”

布勒希小姐立即出去,回来后把信纸摊在桌上;休掏出自来水笔,他那支银制的钢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边说边抽掉笔套。他说:这支笔一点没坏,他曾给制造商检查过,他们说,保管你用一辈子,永远不会有毛病的;这可要归功于休写起来小心,也得归功于他用此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查德·达洛卫是这样想的);当下,休一笔一划地开始写了,先写花体的大写字母,一字一句把布鲁顿夫人紊乱的思绪表达得条理清晰、语法谨严,委实神乎其神;布鲁顿夫人看到这神奇的变化,不禁思忖:《泰晤士报》的编辑对此必然会敬佩的。休写得很慢。他有一股牛劲儿。理查德说,一个人必须冒点风险。休却建议把语气改得婉转些,为了尊重人们的情感;理查德嗤之以鼻,休则尖刻地说,人情是“必须考虑的”,一面朗诵信里的句子:“故而,我们的陋见乃是,时机成熟了……鉴于我国人口日益增长,部分青年成为多余……此乃吾辈对死者应尽之责……”理查德以为这些全是废话,不过,当然没什么关系;于是休继续逐字逐句草拟信稿,表达极其崇高的情感,一面掸去背心上的雪茄烟灰,不时小结一下写到哪一段了;最后完成全稿,朗读一番;布鲁顿夫人想,无疑是篇杰作;他把她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奇妙,简直不可思议!

休不能保证编辑必定刊登此信,然而他说,他将在宴席上遇见某个人物呢。

于是,难得做出优雅动作的布鲁顿夫人,竟把休赠送的康乃馨花一古脑儿塞在胸前,同时挥舞双手,喊他一声:“我的首相呀!”假如没有这二位,她真不知该怎么办哩。两人站起身。理查德·达洛卫照常悠悠然走出去,瞅一下老将军的肖像,因为他打算忙里偷闲,写一本布鲁顿夫人的家史呢。

米利森特·布鲁顿对其家世是很自豪的。然而,她边看画像边说:他们可以等一阵,他们可以等一阵子呢;她的意思是,可以暂缓描述她家的祖辈,那些武将、海军上将与文官们,都是实干的人,生前已经尽到职责;而目前,理查德首先要为祖国尽责;不过她瞅着画像道,那张脸是很英武的;要写家史嘛,所有的档案都在奥尔特密克斯顿,保藏得好好的,时机一到,理查德便可以引用了;她的意思是,等工党政府垮台了再写;同时,她嚷道,“啊,听见印度来的消息吗?!”

尔后,当他们站在门厅内,各自从孔雀石桌上一只瓷盆里拿起黄手套时,休故作姿态,礼仪周到地送给布勒希小姐一张用不着的戏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布勒希小姐对他的装腔作势深恶痛绝,脸都涨得通红了;此时,理查德手里捏着帽子,转身向布鲁顿夫人道:

“今晚,您能光临我们的宴会吗?”于是布鲁顿夫人重新摆出架势,而写信时她的气势已瘪掉了。她答道,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克拉丽莎真是活力充沛。不过,布鲁顿夫人对宴会怕得要命。再说,她一天比一天老啦。她如此这般宣称,站在门道口,身子笔挺,仪态万方;这时,她那只中国种的狗在她背后摊开四脚躺着,布勒希小姐捧着信纸和白纸等,退到后边去了。

布鲁顿夫人拖着滞重的步子,端庄地走向自己的卧室,躺在沙发上,一只胳膊伸展着。她吁了口气,又打起鼾来,并未入睡,只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仿佛是这六月里大热天,骄阳烤炙下田里的三叶草,周围一只只蜜蜂与黄蝴蝶飞来绕去。她老是回忆起德文郡老家附近的田野,童年时常和兄弟莫蒂默与汤姆结伴儿,骑着她那匹小马帕蒂,跃过溪涧。还想起那些狗、那些耗子;还有她的父母,在草坪上树荫里憩息,面前放着茶具;还有那些花坛,栽着大丽花、蜀葵与蒲苇;当年,他们这些小鬼老是淘气哩!从灌木丛里偷偷地踅回来,生怕被人发现;由于顽皮,浑身上下都弄脏了。哎,那老奶妈怎样厉害地呵斥她那些鬼把戏!

哦,她从回忆中苏醒过来——眼下是礼拜三,在布鲁克大街。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理查德·达洛卫同休·惠特布雷德,在这样的大热天,穿过一条条街道而去了;喧嚣的市声传到耳边,她怡然躺在沙发上。权势、地位、金钱,她全有了。她曾站在时代的前列。她有过知心朋友,结识过当代才能卓荦的人物。此刻,伦敦的市声轻些了,仿佛潺潺的水声,流到耳畔;她的手搁在沙发背上,手指弯起来,攥着一根幻想的指挥棒,就像她的祖先握过的那样;她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依稀觉得自己在指挥大军向加拿大挺进;同时想起,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正在伦敦街上行走,穿过他们这辈上等人的“领土”,梅弗尔区,宛如大都市里一方小小的地毯。

他们离她愈来愈远了,虽然刚才和她一起进餐,彼此有一条纤细的纽带联系着,可是当他们穿过市区的时候,这条带子将曳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细;仿佛请朋友们吃过一顿饭后,就有一条纤细的纽带把他们同自己联结起来;在她迷迷糊糊瞌睡之际,响起了报时的钟声,也许是教堂的钟声,号召信徒们祈祷呢;随着这悠然的音波,纤细的纽带模糊不清了,恰似一滴滴雨珠洒在一张蜘蛛网上,它经不起重荷而披垂了。于是她入眠了。

米利森特·布鲁顿就这样躺在沙发上,让那纽带折断,自己打起鼾来;正在此时,理查德·达洛卫与休·惠特布雷德在康杜依特街角上踟蹰着。拐角上,刮着两股逆风。两人在瞧一家商店的橱窗,他们并不要买东西,也不想交谈,只想分手;不过,由于拐角上刮着逆风,精神有些萎靡,便逗留在那儿,仿佛两种力量卷入一个漩涡,从早晨纠缠到下午,只得歇息一下了。这当儿,有一家报纸的活动广告牌耸入高空,好像风筝,起先洒脱地扶摇直上,尔后稍停,接着嗖地飞下,在空中飘忽。哪家窗口隐现着一位女士的面纱。鹅黄的帷幔在飘摇。早晨川流不息的车辆稀少了,偶尔有几辆大车在空荡荡的街上悠闲地踱过,发出嘎嘎声。此时,理查德隐隐约约想起了诺福克郡:一阵温馨的微风吹拂着花瓣儿,水面上泛起了粼粼的涟漪,芳草芊芊,波浪般起伏。晒干草的农夫们干了一个早晨,在竹篱边打盹,休憩一会,有时拨开茂密的绿草和迎风颤动的、圆球似的欧芹(73),眺望天空,那亘古长存的、火一般的夏日蓝天。

理查德只觉得懒洋洋的,既不能想,又不能动,尽管他知道自己在看橱窗里一只双柄的、詹姆斯一世(74)时期的银酒杯;惠特布雷德则摆出行家的模样,矜持地欣赏一串西班牙项链;他想进去问一下价钱,可能伊芙琳会喜欢呢。生活的激流使这些赝品浮上来,商店橱窗里尽是些人造宝石;人们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宛如僵化的老人,没精打采,死气沉沉。伊芙琳·惠特布雷德兴许要买那串西班牙项链——她可能喜欢的。他却非打呵欠不可了。休在走进店里去。

“瞧你的!”理查德边说边跟进去。

天晓得,他并不想跟休一起去买什么项链。不过精神之流仿佛潮汐,忽涨忽落。早晨同下午汇合了。恰似一叶扁舟,在深深的、深深的波涛里载浮载沉。布鲁顿夫人的祖先以及他的回忆录,连带他那些北美战役,都被人生的洪流吞掉、淹没了。布鲁顿夫人亦如此。她沉溺了。理查德压根儿不关心她的“移民”计划;那封信会不会刊登,关他鸟事。眼下只见那串项链吊在休的优雅的手指间。假使他真的要买首饰,那就让他送给一个姑娘吧——随便什么姑娘,哪怕街头的女郎。理查德打心眼里痛感这种生活之无聊——给伊芙琳买项链呢。倘若自己有个儿子,就会叮嘱他:工作,工作。不过他只有伊丽莎白,他可宠爱他的伊丽莎白呐。

“我要去找杜邦尼特先生,”休简短地说,依然用他那世俗的口吻。原来这位杜邦尼特量过惠特布雷德太太的脖子,知道那尺寸,而且更奇怪的是,他还了解她对西班牙首饰的看法,她拥有多少这一类珠宝(休却记不清了)。在理查德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从未正式给过克拉丽莎任何礼物,除了两三年前送过一对手镯,但没有讨她的喜欢。她从来不戴这玩艺儿,这使他一想起就难受。理查德的心灵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此刻他的心思倾注于自己的妻子,克拉丽莎身上,犹如一张蜘蛛网飘来晃去,终于粘住了一片叶尖儿;彼得·沃尔什曾经神魂颠倒地爱她;理查德忽然瞥见了自己同她进餐的幻景,只有他和克拉丽莎,他俩生活在一起;于是他把店里一盘旧的珠宝挪到面前,先挑一枚胸针,再捡一只戒指,估量着,问道:“那一只多少钱?”心里却怀疑自己的鉴赏力。他要在回家时,打开客厅的门,手里握着一样东西——给克拉丽莎的礼品。不过,究竟买什么呢?当下,休又在走动,要离开了。那家伙摆出一副无法形容的架势。然而,他毕竟是这家店的老主顾,做了三十五年的交易了,他才不愿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店员打交道呐,那小子一窍不通嘛。可惜杜邦尼特不在店里,除非那老板回来,他决不买任何东西;那小伙计听他这么说,不由得脸涨得通红,毕恭毕敬地一鞠躬。完全合情合理。可是,理查德无论如何不会那样讲的。为什么那些店员竟甘心忍受这种可恶的傲慢呢,简直不可想象。休变成一头蠢驴了,令人无法容忍。理查德跟他作伴儿最多一小时,再拖下去便受不了。所以,一到康杜依特街口,他赶紧把大礼帽一扬,算是告别;接着连忙转过拐角,归心如箭地奔回家去,仿佛粘在叶尖上的那张蜘蛛网,急于同克拉丽莎见面;他要径直到威斯敏斯特去,同她相会哩。

然而,他走进家门时总要拿着些东西。鲜花吧?对,就是花儿,因为他对金银首饰的鉴赏力缺乏自信;随便买多少鲜花——玫瑰、兰花,都行,为了庆祝一番,不管怎样考虑,这是一桩大事;就是他俩在午餐桌上谈起彼得·沃尔什时,他对她怀有的情感;他俩从未谈到过这种情愫,好多年来都没谈过,他心里想,这是莫大的错误,手里捏着嫣红与洁白的玫瑰花(一大把,用薄纸包着)。到了节骨眼上却讲不出口,他思量着,过于腼腆了,一面把六便士左右的找头塞进口袋里,胸口捧着那一大把花儿,回到威斯敏斯特去;不管她对他有什么看法,他要把鲜花献给她,同时滔滔不绝地爽快地说:“我爱你。”为什么不表白呢?!当他想起大战时,觉得真是个奇迹:成千上万的可怜虫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却死掉了,埋成一堆,如今几乎被遗忘了;而他却安然无恙,眼下正在穿过伦敦,简直是个奇迹哟;他要回家去,对克拉丽莎翻来覆去地说:我爱你;不过他又想,实际上,这话儿是决不会说的,因为自己贪懒,并且害臊。唔,克拉丽莎……难以想象她的形象,除非在偶然的场合,譬如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能异常清晰地看见她,以及他俩的全部生活。他在十字街头停住了,反复寻思:真是个奇迹呢——他这样想是因为天性单纯,没有沾染习气;因为他曾行军与射击,而且有一股韧劲,曾坚定地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并在下议院中,按这天然的信念发言;他天真未泯,却又变得沉默寡言,相当古板——他反复思量:居然跟克拉丽莎结了婚,委实是奇迹呐——一个奇迹,他的生活就是奇迹嘛;他在沉思中踌躇着,不想穿过大街了。但是,他看见几个五岁上下的小孩没有大人领着,径自穿过皮卡迪利,便觉得怒火中烧。警察在干些什么呀,应当立即指挥车辆停住。他对伦敦的警察不存一点幻想。事实上,他正在搜集他们恶劣行径的证据,例如不准小贩把手推车停在街上喽,禁止娼妓拉客喽;老天爷哪,她们并没有过失,年轻的嫖客也不足怪,都是我们这可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等等;他在思考这一切,看得出他在思考;头发灰白,一股韧劲,而又衣冠楚楚,周身整洁;当下他穿过公园,要去告诉妻子,他如何爱她。

当他走进房间时,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句话。因为他思忖,倘若不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太可怜了;他边想边穿过格林公园,欣喜地看到树荫里躺着不少穷人,摊手摊脚的,都是扶老携幼,全家来逛公园;孩子们把小腿儿翘得高高的,吸着牛奶,纸袋扔了一地;其实,如果人们提出抗议,那些穿制服的大汉们中间只要一个人去收拾,便会弄干净的;他认为,在夏季,每个公园、每个广场都应该向儿童们开放。(这时,天光云影映照得公园内草坪忽隐忽现,衬托着威斯敏斯特区穷人家的母亲,以及在地上爬的婴儿,仿佛底下有一盏黄色的幻灯在移动。)刹那间,他又瞥见一个女人,像个流浪者,仰天躺在那儿。(好像她一下子扑倒在大地上,摆脱了所有的羁绊,以便好奇地观察一切,大胆地思索,探讨种种缘由;她嘴唇咧开,一派放肆而调皮的样子;)对她那样的女人该怎么办呢?他可毫无办法,只会捧着那一大把鲜花,恰如擎着一柄刀,走近那女子,目不斜视地踅过她面前;虽然只有一瞬,还是燃起了一星通灵的火花,她向他嘲弄地一哂,他则性情愉快地报以一粲,同时考虑如何处理浪荡女子的问题;当然他和她是决不会交谈的。反正他要告诉克拉丽莎,他爱她,他爱她,一遍又一遍。以前,他曾妒忌过彼得·沃尔什,妒忌他与克拉丽莎。不过,她常跟他说,她没有嫁给彼得·沃尔什是做对了;他深知克拉丽莎的性格,所以,她这样说显然是真心话,她要有人依靠呗。并非说她脆弱,而是她要靠得住的人。

至于白金汉宫呢(它好比一位歌剧名演员,半老徐娘,穿着一身白礼服,面向观众),不可否认有一种庄严的气派,他是这样想的,而且并不鄙视它,因为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眼下就有一小圈人围在宫门口,想看陛下乘车出巡),这宫殿毕竟是一个象征,尽管它看上去是可笑的;他想,一个孩子用一盒砖形玩具,便能搭得比它像样哩;他兀自瞧着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他还记得她老人家戴着玳瑁边眼镜,乘车经过肯辛顿的情景);那一座白色雕像,波纹似的白石塑出慈母般的体态;他可乐意被霍沙(75)的后裔统治呢,因为他赞成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把昔日的传统世代相传之感。生活在她统治的伟大时代才有意思哩。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奇迹嘛,这是毫不含糊的,不要有任何错觉;瞧,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此刻在折回威斯敏斯特,到家后要跟克拉丽莎说,他爱她。他想,这才是幸福呐。

“正是如此,”他自言自语,一面走进教长场。大本钟鸣响了,起先是预报的乐声,悠悠扬扬地,然后报时,分秒不差。他走近家门,兀自寻思:午餐宴会把整个下午都消磨掉了。

大本钟的钟声响彻克拉丽莎的客厅,她坐在那里,靠着写字台看信,心烦意乱,焦躁不堪。她确实没有请埃利·亨德森赴宴,是故意忽视的。而马香夫人却来了这封信:“我已告诉埃利·亨德森,我将为她要求克拉丽莎……埃利真想参加哩。”

可是,为什么要我请伦敦所有的蠢女人来赴宴呢?!为什么马香夫人要插手?况且,这一阵子伊丽莎白总是跟多里斯·基尔曼关在密室里。再也没有比这使她更恶心的了。跟那个女人在这时刻一起祷告,真是!当下,钟声悒郁的音波在屋子里流荡,渐渐消退了,又卷土重来,再次鸣响;此时,她只听得有什么东西在门上搔,摸摸索索地,叫人心烦。这个时候有什么人来呢?钟打了三下,老天爷哪!已经三点啦!大本钟敲了三下,极其干脆,庄严得很,有一种威慑的力量;除了钟声,她什么也听不见,不过房门的把柄转动了,进来一个人,竟是理查德!真令人惊讶!理查德走进来,把鲜花递到她面前。以前有一回,在君士坦丁堡,她曾使他失望;这一次,布鲁顿夫人没有请她参加午宴,而那老夫人主持的宴会,据说是非常有趣的。不过此刻,他却献上鲜花了——是玫瑰,嫣红的雪白的玫瑰花。(可是他鼓不起勇气说他爱她,至少不能反复地说。)

她接过花儿,说道:多可爱哟!她了解他,用不着他讲,她就懂得他的心思,毕竟是他的克拉丽莎嘛。她把鲜花插在炉架上的花瓶里,啧啧赞叹:看上去多可爱哟!尔后问道:午餐会有趣吗?布鲁顿夫人问候她了吗?彼得·沃尔什回国了。马香夫人写信来说项。非请埃利·亨德森不可吗?那女人基尔曼在楼上呢。

“咱们坐下来,谈一会吧,”理查德说。

客厅里看起来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靠着墙。他们在干些什么呀?哦,是准备设宴,他可没有忘记她要请客。她说: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已经见到他了,那没错儿。他打算离婚,在国外爱上哪个女人了。他样子一点没变。她坐在那儿,絮絮而谈,一面补衣裳……

“想念老家布尔顿哩,”她边补边说。

理查德却道,“午餐会上休也来了。”嗯,她也见到他了。哎,这个人变得越来越糟,讨厌透了:要给伊芙琳买项链呢,胖得不像话,讨厌透顶的蠢驴。

“我忽然想跟他说,‘有一阵子我可能嫁给你的。’”她说着便想起那天彼得坐在那儿,系着蝴蝶结,掏出随身带的小刀子,不断地从鞘子里拔出来,塞进去,“他老是这样神经质的,你懂嘛。”

理查德说:午餐会上谈起他来着。(然而,他讲不出他爱她这句话,只是握住她的手,一面自忖:这就是幸福。)还告诉她,饭后,他们替布鲁顿夫人拟了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休也只配做这种动笔头的事。

接着他问道:“咱们那位亲爱的基尔曼小姐呢?”克拉丽莎却觉得,玫瑰花可爱极了,起先还簇拢着,此刻已经自然地纷披了。

“我们刚吃过饭,基尔曼便来了,”她答道,“伊丽莎白一见她就脸红。现在两人关在密室里。敢情在祈祷吧。”

上帝呵!他可不喜欢那样,不过这种事情任其自然,便会淡下去的。

“那女人穿了雨衣还带伞哩,”克拉丽莎道。

他仍然没说“我爱你”,讲不出口嘛,只好握紧她的手,心里想:幸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可是,我干吗要把伦敦所有的蠢女人都请来呢?!”克拉丽莎道,“要是马香夫人自己设宴的话,难道她会请所有的客人吗?”

理查德叹道,“可怜的埃利·亨德森;”一面思量,真怪,克拉丽莎对她的宴会太操心啦。

但是,对于怎样布置一间客厅,理查德是个外行;不过除了这个,他还能提出什么话题呢?

如果她对宴会过于操心,他就要劝她不必举行了。以前她曾愿意嫁给彼得吗?可是眼下他得出去了。

于是他站起来说:我得走了。却又站着不动,想了一会儿,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她心里纳闷:他要说些什么呢?为什么那样?一面瞧着玫瑰。

“那个委员会开会吗?”她在他开房门时问道。

“讨论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他回答,兴许他说的是“阿尔巴尼亚人”。

凡是人都有一种尊严,都有独处的生活,即便夫妻之间也不容干扰;必须尊重这种权利,克拉丽莎思忖着,一面望着他开门;自己不愿丧失独处的权利,也不能强求丈夫放弃它,否则就会失去自主和自尊——这毕竟是无价之宝哩。

他却抱着枕头与被子回到屋子里。

“午饭后要安安静静躺一小时,”他说着便走了。

他就是这种脾性!他会一天又一天地唠叨,“午饭后安安静静躺一小时,”因为有一次医生曾经嘱咐过;他会划一不二地照医生的话做,这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那令人敬爱的、圣洁的赤子之心的一种表现,任何人都不像他那么单纯;正是这天性使他不辞奔波,去干必需的事情,而她却跟彼得吵嘴,消磨时间。此刻,他已经在去下议院的半路上了,要去讨论他的亚美尼亚人,或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却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欣赏玫瑰呢。人们会说:“克拉丽莎被宠坏啦。”可不是,她只喜欢玫瑰花,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亚美尼亚人。尽管那些人被迫害得走投无路,受尽煎熬,又冻又饿,成为暴政与专制的牺牲品(她曾听见理查德翻来覆去地这样说),她却无动于衷,不会对阿尔巴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吧?)有一点儿同情;她只喜欢她的玫瑰,(这对亚美尼亚人有些帮助吧?)只有这种花才使她能忍受别人摘下来供养。不过此时理查德大概已到了下议院,正在他的委员会里开会,他已解决了她所有的困难。哎,不,不对。他还没懂得为什么她不愿请埃利·亨德森呐。要是他想请那女人,她自然会照办的。此刻,既然他已把枕头拿来了,她就躺一会吧……可是——可是——为什么她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觉得挺难受,好闷哪?恰如什么人丢了一粒珍珠或一块钻石,落到野草丛里,因而小心翼翼地拨开高高的草茎,拨到东又拨到西,这儿寻寻,那儿觅觅,老是找不到;最后,总算在一些草根那里发现了;就这样,她心潮起伏,思前想后,感到苦闷并非由于萨利·赛顿说过:理查德肯定进不了内阁,因为他的脑子是第二流的(她想起萨利说过这句话);不,对于这一点,她毫不介意;苦闷的缘故同伊丽莎白与基尔曼也无关,她俩的行径是明摆着的嘛。这种感觉,很不惬意的感觉,兴许在当天早些时候就有了:敢情是彼得说的什么话引起的,加上自己在卧室内脱帽子时心中的抑郁,再加上理查德讲了令人烦闷的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献给她那些鲜花,还有,提到她的宴会。可不是!她的宴会!他们两人都很不公平地批评她,极不公正地嘲笑她,为了她的那些宴会。正是这个!正是这缘故!

唔,她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弄清了苦闷的原因,她便觉得异常舒坦了。他们俩认为,至少彼得认为,她爱突出自己,喜欢有一批名流围着她转,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总之,她实在是个势利鬼。嗯,彼得可能这样想的。至于理查德嘛,仅仅以为她有些傻,因为她爱热闹,而那种兴奋对她的心脏是不利的。他认为,这是孩子气。可是,两人都想错了。她爱过简朴的生活呗。

“我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一目标,”她对生活宣称。

由于她躺在沙发上,幽居室内,与世隔绝,故而在清静中感到,这十分明显的道理变得有血有肉一般;当下,街上传来一阵阵声浪,户外阳光灿烂,灼热的微风轻轻吹来,拂动了窗帘。嗯,假如彼得跟她说:“不错,不错,但是你那些宴会——你的宴会有什么意思呢?”她只能回答(而且预料没有人会理解):那是一种奉献。听上去模糊得很。然而,彼得算得上什么,他有资格领会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吗?——彼得老是陷入情网,老是找错对象,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也可以质问他:你的爱情算什么?她知道他会这样回答: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女人会理解的。好得很,但是,哪个男子能了解她的意思——关于生活的意义呢?她不能想象,彼得或理查德会无缘无故费心去开宴会的。

再深一层想,在人们的风言风语之外,(那些评头论足的话多浅薄、多琐碎呀!)挖到自己内心,对她来说,所谓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哎,想起来真怪。就好比某人在南肯辛顿(76),某人在倍士沃特(77),另一个人在梅弗尔(78);她每时每刻感到他们各自孤独地生活,不由得怜悯他们,觉得这是无谓地消磨生命,因此心里想,要是能把他们聚拢来,那多好呵!她便这样做了。所以,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嘛。然而,奉献给谁呢?

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吧。不管怎样,这是她的天赋。此外,她没有一丁点儿才能,不会思考,不会写作,甚至弹钢琴也不行。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却好大喜功,贪图安逸,一心讨人喜欢,胡言乱语一大通;至今都不知道赤道是什么东西,倘若有人问她,那可僵啦。

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同休·惠特布雷德相遇,尔后理查德忽然回家来,捧着那些玫瑰花;这就够了。之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一切都会了结,而世界上没有人会懂得,她多爱这一切呀,每时每刻,多么……

门打开了。伊丽莎白悄悄地踅进来,她知道母亲在憩息。这姑娘静静地伫立着。她母亲在寻思:也许一百年前,有个蒙古人翻了船,漂流到诺福克海岸上(有如希尔伯里太太所说的),后来跟达洛卫家的几位女士交配了吧?因为一般说来,达洛卫家的人大都是蓝眼睛、浅色头发;伊丽莎白却相反,头发乌黑,苍白的脸上一双中国式的眼睛;东方人神秘的风韵;温柔、体贴、娴静。她小时候嬉笑谑浪,现在十七岁了,却变得异常庄重;克拉丽莎简直弄不懂怎么会变的;宛如绿叶遮蔽的一棵风信子,只生出淡淡的萌芽,阳光照不到嘛。

姑娘兀自不动地站着,瞅着母亲。门虚掩着,外面是基尔曼小姐;克拉丽莎知道她在那里,穿着雨衣,窃听母女俩谈些什么。

可不是,此刻基尔曼小姐立在楼梯平台上,穿着雨衣,她穿这个是有道理的。首先是便宜,其次,她四十出头了,穿什么,戴什么,毕竟不是为了讨人喜欢。况且,她穷,穷得不像样。要不然,她才不会替达洛卫这号人当差哩,他们是富人,喜欢做出好心的样子。不过,说句公道话,达洛卫先生是真正的好心。达洛卫太太却不,她仅仅恩赐而已。她属于最不值钱的阶级——富人,只有一点儿肤浅的文化。他们家堆满了奢华的东西:图画喽,地毯喽,而且奴仆成群。基尔曼小姐认为,无论达洛卫家给了她什么好处,她都是当之无愧的。

她被欺骗了,这样说毫不夸张,因为一个姑娘肯定有权利享受某种幸福吧?她却从未享过福,因为那么穷、那么笨拙。况且,恰恰她在多尔比小姐的学校里可能得到幸福时,大战爆发了,而她从来不肯对德国人的看法言不由衷。多尔比小姐对她的想法不以为然,认为同那些跟自己对德国佬的意见一样的人相处,要愉快些。结果基尔曼非退学不可。诚然,她家是有德国血统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她家的姓氏是基艾尔曼(79);不过,在大战期间,她的兄弟照样被德国人打死了。校方开除她,是由于她不愿违心地说德国人全是坏蛋——当时她还有德国朋友嘛,并且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是在德国度过的!以后,她不得不随遇而安。她毕竟念过些历史。当她为友谊会工作的时候,遇见了达洛卫先生。他让她给自己的女儿教历史(他真是好心肠)。此外,她在夜校之类的学校里兼些课,等等。尔后,上帝给她启示了(对于天主,她总是稽首的)。她是在两年零三个月之前蒙受圣恩的。从此,她再也不妒忌克拉丽莎·达洛卫之流的女人了,现在她只觉得她们可怜呢。

她从心坎里怜悯而又鄙视那种女人,当下她正站在柔软的地毯上,瞧着一幅版画,上面是一个小女孩,还戴着皮手筒哩。到处是这类奢侈的东西,怎能指望世道好起来呢?!克拉丽莎不该躺在沙发上(她女儿说:“妈妈在休息;”)——她应当在工厂里干活,或者站柜台;达洛卫太太和所有其他的贵妇人,都得工作!

两年零三个月之前,满腔愤恨的基尔曼小姐到一所教堂里去了。她倾听爱德华·惠特克牧师讲道,唱诗班的孩子们咏唱着,她见到了圣光照耀;当她坐在教堂内的时候,无论由于音乐或歌声(她在晚间独处时,常玩小提琴来排遣,不过琴声吱吱嘎嘎,非常刺耳;她没有乐感,听觉不灵嘛;)她内心燃烧着的怒火熄隐了,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她到肯辛顿区惠特克先生家里去拜访。他说:这是上帝的援助,主给你指引道路了。所以现在,每当她怒火或妒火中烧时,当她憎恨达洛卫太太时,当她愤世嫉俗时,她总是想起上帝。她也想到惠特克先生,从而镇静克服了愤怒。她只觉得周身一股暖流,美滋滋的,嘴唇咧开;她就这样穿着雨衣,站在楼梯平台上,显得挺威严;并怀着刻毒的心理,稳重而平静地瞅着达洛卫夫人走出来,后面跟着她女儿。

伊丽莎白说,她忘记戴手套了。其实是借口,因为基尔曼小姐同她母亲是冤家。她看见她们在一起便受不了。她跑到楼上去找手套了。

然而,基尔曼小姐并不恨达洛卫夫人。此刻,她那双醋栗色眼睛凝视着克拉丽莎,端详着那张娇小的粉红色脸蛋儿、那纤细的体态、那一派容光焕发的时髦模样,基尔曼小姐只觉得:好一个傻瓜!白痴!你既没吃过苦,也没享过乐,你只是白活了!于是她内心异常强烈地感到,要压服那女人,要撕下她的假面具。如果基尔曼小姐能打倒她,心里便舒服了。可不要打击她的身体,而是要压倒她的灵魂与伪装,叫她感到自己胜过她。基尔曼小姐多么想逼得她哭,毁灭她,羞辱她,迫使她跪下来,哭道:你是对的!不过,这并非基尔曼小姐的意图,而是上帝的意志。那将是宗教的胜利。她就怀着这种心情,瞪着眼珠,怒目而视。

克拉丽莎真给吓坏了。这样一个基督徒——这个女人!这女人抢去了她的女儿!她居然能受到神灵的感应!她粗笨、难看、平庸,既不仁爱,又不风雅,却洞悉生活的意义!

“你带伊丽莎白到艾与恩商店(80)去吗?”达洛卫夫人问道。

基尔曼小姐说是的。两人对峙着。基尔曼小姐不想跟这位太太和颜悦色。她一直是自立的。她对现代史精通之极。尽管她收入菲薄,却为了自己信仰的宗教事业积了一大笔钱;而这个女人却什么也不干,没有任何信仰,把女儿教养得……这当儿伊丽莎白回来了,跑得气喘吁吁,那漂亮的姑娘。

这么着她俩要去艾与恩商店了。真怪,当基尔曼小姐站在那儿的时候(她确实挺直地站着,好像洪荒时代的庞然怪物,沉默而有威力,为了打一场原始战争而全身武装),渐渐地,慢慢地,她的自我观念、她的憎恨(那是针对某些观念而不是对人的)淡下来了,分崩离析了,她的恶意消失了,她的气势瘪掉了,逐渐地变成普普通通的基尔曼小姐,穿着破旧的雨衣;上帝明鉴,克拉丽莎是愿意帮助她的呀。

随着这怪物的气焰收敛起来,克拉丽莎笑了。她笑着说:再见。

接着一下子冲动,觉得钻心地痛苦,因为这女人把她女儿抢走了,于是克拉丽莎靠着楼梯杆儿,喊道:“别忘了宴会呀!别忘了今晚有宴会!”

但是,伊丽莎白已打开前门;外面有一辆运货车驶过;她并不答应。

克拉丽莎思量着:嗬,爱与宗教!一面走回客厅,浑身震颤。多么可恶,这两样东西,多可恶啊!此刻,基尔曼小姐不在眼前了,所以,克拉丽莎并不觉得被她这个人压倒,而是被她所代表的观念震慑了。克拉丽莎自忖:像她之类的人,都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东西,笨拙而又火辣辣,专横,虚伪,窃听,嫉妒,不择手段,残酷之至——穿着雨衣,站在平台上:爱与宗教的化身。自己可从来不像她那样,要去改变任何人的信仰,不是吗?!自己不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本色吗?!当下,克拉丽莎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那位老太太在攀上楼去。让她上楼吧,然后让她停住,然后(像克拉丽莎时常窥见的那样)让她走进卧室,拉开窗帘,接着重新消隐。不知怎的,这些动作会引起人们的尊敬——那个老妇人,悠然地望着窗外,丝毫不觉得有人在注视她。这形象含有庄严的意味——而爱和宗教将破坏它,以及它象征的一切,如幽静的性灵。那个讨厌的基尔曼将破坏它。相反,老妇人的形象却使自己感动得要哭了。

爱情也有破坏性。它会毁掉所有美好的事物、所有真实的事物。就拿彼得·沃尔什来说吧。这样一个可爱而聪敏的男子,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譬如你要知道教皇如何,或艾迪逊(81)如何,或只是瞎扯一通,诸如某人怎样,某事意味着什么,等等,只要去问彼得,他比谁都清楚哩。正是彼得帮了她的忙,还借给她书看。可是瞧他爱上的那些女人吧——那么庸俗,婆婆妈妈,平淡无奇。想一想彼得谈恋爱的情景吧——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来看我,可他谈了些什么哟!老是谈自己,那种可怕的激情!她寻思着,令人屈辱的激情!她思忖着,想起了基尔曼跟自己的女儿,眼下正在走向艾与恩商店呢。

大本钟敲响了——半小时过去了。

多么出奇,多奇怪,呃,多么动人——看到那老太太(她是不知多少年的老邻居了)从窗口走开,仿佛她依附着那钟声,那条纽带。虽然钟声十分洪亮,却同这纤弱的老妇人有关。它的触角伸入平凡的事物中,伸进去,伸到底,使这一刹那显得庄严。克拉丽莎想象着:钟声使那老妇人不得不走动——上哪儿呢?克拉丽莎盯着她,看见她转过身子,不见了,只依稀窥到,她戴的白帽子在卧室里边隐现着。她还在那里,在房间的另一头走动。克拉丽莎兀自寻思:这就是奇迹嘛,这就是神秘(她指的是那老太太),还要什么信仰、祈祷和雨衣呵?!这会儿,她看得见老妇人从衣柜边走向梳妆台。她还能看到那老太太,息息相通呗。而基尔曼却会说,她已参透了最神秘的真理,或者,彼得可能说,他已体验了最奥秘的道理;不过,克拉丽莎却认为,这两个人连神秘的影子都没沾上边呢。真正的神秘不过如此:这里是自己的房间,那里是老太太的卧室,无形地相通。难道宗教,或爱情,能解决这奥秘吗?

爱情嘛……当下,另一座钟敲响了,它总是比大本钟慢两分;音波传来,宛如披着衣服,曳步而来,衣兜里装满了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一古脑儿倒在地上,好像这钟声认为,尽管威风凛凛的大本钟完全可以制订法律,那么严肃,那么公正,不过它得记住,人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小东西呐——马香太太喽、埃利·亨德森喽、放冰块的杯子喽——五花八门的小东西,跟随着庄严的大本钟声;那口大钟犹如一根金条,躺在海面上,那些小东西好比浪花,迸溅着,跳跃着,蜂拥而来。唔,马香太太、埃利·亨德森、放冰块的杯子。她得立刻打电话了。

那只慢两分的钟跟随着大本钟,敲响着,声波传过来,仿佛曳着步子,衣兜里装满了小东西。然而钟声被市声搅乱了,打破了:户外一片车马声,包括横冲直撞的运货车,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瘦骨嶙峋的男人、招摇过市的女人,推推搡搡,急匆匆向前直奔;办公楼和医院的圆顶与尖顶耸入云霄;这一切搅乱了钟声,携带着各式各样小东西的钟声,似乎奄奄一息了,仿佛筋疲力尽的波浪,只剩下一星浪花,溅在基尔曼小姐身上,她在街头伫立片刻,喃喃自语:“问题在于肉体。”

她要控制的正是肉体。克拉丽莎·达洛卫侮辱了她。那是意料之中的。然而,她自己并没有胜利,她并未控制肉欲。克拉丽莎·达洛卫嘲笑她寒碜、笨拙,从而刺激她要漂亮些、伶俐些,因为跟克拉丽莎在一起,她自惭形秽。而且,她的口齿也不及克拉丽莎。不过,为什么要像那女人呢?为什么?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达洛卫太太——她不正经,她不好,她的生活交织着虚荣和欺诈。但是我,多里斯·基尔曼,却被她压倒了。事实上,当克拉丽莎·达洛卫嘲笑她的时候,她差点儿放声大哭。“问题在于肉体,在于肉体;”她喃喃自语(这是她的习惯),一面沿着维多利亚大街彳亍,竭力想克制骚乱和痛苦的心情。她向上帝祷告。她天生难看,这是无可奈何的;她穷,买不起漂亮衣裳嘛。可是克拉丽莎就为了这些嘲弄她……别想了,在走到邮筒那儿之前,还是把心思集中在其他方面吧。无论如何,她已经抓住伊丽莎白了。

她继续自言自语:要是能隐居在乡间,像惠特克先生劝告的那样,同自己愤世嫉俗的激烈心情斗争而克服它,那多好啊;不过,这个社会确实蔑视她,对她嗤之以鼻,抛弃她,首先是这种屈辱——讥刺她那不可爱的体态,人们简直没法瞟她一眼。不管她梳什么发型,那前额总是像只蛋,光秃秃、白乎乎的。穿什么衣服都不像样。买任何东西来打扮都白搭。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当然意味着,从不接近异性。她决不会主动跟任何人接触。近来有些时候,她似乎感到,除了伊丽莎白,她生活着只是为了吃,为了舒适:美餐啰、茶点啰、晚上用的热水袋啰。然而,人必须战斗,战胜,坚信上帝。惠特克先生就说过,她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活在人间的。可是,那份痛苦呵!没人知晓。他却指着十字架道:上帝明白。不过,为什么单单她得吃苦而别的女人,比如克拉丽莎·达洛卫,却免了呢?惠特克先生答道:痛苦产生知识嘛。

她已走过邮筒,而伊丽莎白已转身走进艾与恩商店,到了卖烟卷的棕色柜台前,那里很阴凉的;此时,基尔曼小姐还在喃喃自语,唠叨着惠特克先生讲的那句话:痛苦产生知识;还有肉体的问题,“呃,肉体,”她自言自语。

伊丽莎白打断了她,问道:您要到哪个柜台去?

“卖裙子的,”她简截地说,径自昂首阔步走向电梯。

她俩登上楼。伊丽莎白领路,走这边,绕那边;基尔曼小姐听凭她引领,恍恍惚惚的,像个大孩子,又像一艘笨重的军舰。到了,瞧,五光十色的裙子:褐色的、条纹的、大方的、艳俗的、厚实的、蝉翼似的,应有尽有;她心不在焉地挑选,怪里怪气的,站柜台的姑娘以为她是个疯婆子呐。

当她们包扎的时候,伊丽莎白心里纳闷:她在想什么心事呀。基尔曼小姐终于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说道,该吃茶点了。于是她俩吃了茶点。

伊丽莎白心想,敢情基尔曼小姐是饿了。她像惯常一样狼吞虎咽,尔后瞅着旁边桌子上一盘糖衣蛋糕,望个不停;一会儿,一位太太带着孩子,坐到桌边,那小孩把蛋糕吃了。基尔曼小姐心疼吗?嗳,她心疼的,因为她真想吃那块蛋糕呢——粉红色的。如今,她在生活里仅有的真正的乐趣,几乎只有吃了,而此刻,连那块蛋糕也没福消受咧!

她曾经对伊丽莎白说:幸福的人总有一种来源,可以取之不尽;她却像一个没有车胎的轮子(她喜欢用这种比喻),老是碰着小石块而颠簸——她往往在星期二早晨说这类话,那是在课后休息时,她站在炉边,夹着书包(她叫作“小提包”)。她也谈论战事:说到底,总还有人认为,英国人并非一贯正确的。书上就是这样讲的。还有集会呢。还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哩。伊丽莎白要不要跟她去听某人演讲?(那是一位气概非凡的老人。)然后,基尔曼小姐带她上肯辛顿的一所教堂去,同一位教士用了茶点。她还借给伊丽莎白各种书:法律、医药、政治,等等。基尔曼小姐道:对于你这一代的妇女来说,所有的职业都是敞开的。至于她自己呢,前程毁灭了,毁得干干净净,这是她的过错吗?天哪,伊丽莎白道,不是。

有时,这姑娘的母亲会走进来说:布尔顿老家的人送来了一大篮鲜花,基尔曼小姐要不要拿一些?克拉丽莎对待基尔曼小姐总是非常之好;那位小姐却把篮里的花一古脑儿扎成一大束,拿下了,但不跟她聊什么闲话;况且,基尔曼小姐感兴趣的东西,伊丽莎白的母亲却觉得厌烦;总之,这两人在一起别扭之极;再加基尔曼小姐长得实在不好看,却自以为了不起;不过,基尔曼小姐的确异常聪明。伊丽莎白从来没想到过穷人。因为她家要什么有什么——妈妈每天在床上进早餐,照例由露西端上去;伊丽莎白还喜欢那些老太太,因为她们全是公爵夫人,祖上还是什么勋爵哩。然而,基尔曼小姐跟她说过(就是在一个星期二早晨,课后休息时):“我的祖父在肯辛顿开过油画颜料商店。”嗬,基尔曼小姐委实与众不同,她使别人显得那么渺小。

基尔曼小姐又饮了一杯茶。伊丽莎白却不要再喝了,也不要吃什么了;她端端正正地坐着,一派东方风韵,姿态神秘莫测。她在找手套——她的白手套。在桌子底下呢。哎,她非走不可了!可基尔曼小姐不让她走!这个少女,那么漂亮!这个姑娘,叫人从心窝里爱她!基尔曼小姐的一双大手在桌上忽而摊开,忽而合拢。

有点儿乏味呢,伊丽莎白心想,真想溜掉。

但是基尔曼小姐道:“我还没吃完。”

这么着,伊丽莎白当然要等一下,不过这里相当闷。

“今晚你去参加宴会吗?”基尔曼小姐突然问道。

伊丽莎白说,兴许要去吧,母亲要她去的。基尔曼小姐抚摸着快吃光的巧克力奶油小蛋糕的边儿,说道:不要被宴会迷住了。

伊丽莎白答道,我不太喜欢宴会的。当下,基尔曼小姐张开嘴巴,稍微突出下颌,把剩下的一小片巧克力奶油蛋糕咽下去,然后擦擦手指,搅着杯子里的茶。

她感到自己要炸开了。内心的痛苦简直可怕。只要我能抓住这姑娘,搂紧她,叫她完全属于我,永远属于我,而后死去,那多妙呀!这便是自己的愿望。可是此刻,呆坐在这里,搜索枯肠,却想不出什么话题,眼看伊丽莎白对她起了反感,嘿,甚至这姑娘都觉得她讨厌——真难堪呵!她受不了。粗壮的手指捏紧了。

“我从来不参加什么宴会,”基尔曼小姐道,这是为了不让伊丽莎白脱身,“没有人请我去赴宴;”——她说这句话时,心里明白,正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作风使她变得惹厌的;惠特克先生曾经为此提醒过她,可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受过那么多苦。“她们干吗要请我呢?!”她说下去,“我不好看,不幸福嘛。”她明知这样说是可笑的。要怪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人,鄙视她的人,是他们逼得她说这样可笑的话。然而,她是多里斯·基尔曼。她得过学位。她是靠奋斗而争得社会地位的妇女。她关于现代史的知识是相当精深的呀。

“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她接着说,“我觉得,可怜的是……”她想说“你的母亲”,但是不行,不能对伊丽莎白这样说,所以改口道,“我觉得别人比我可怜得多。”

伊丽莎白·达洛卫坐在那儿,不吭一声,恰似一匹不会说话的动物,被人牵到一个大门口,不知道要把它曳进去干什么,因而呆呆地停着,只想一溜烟跑掉。基尔曼小姐还要唠叨下去吗?

“别忘了我呀,”多里斯·基尔曼道,声音都颤抖了。那只不会开口的小动物怕极了,飞快地逃掉,直奔到田野尽头。

那双大手摊开了又合拢。

伊丽莎白转过头去,只见女招待过来了。伊丽莎白便说:到账台上去付账;她边说边跑;基尔曼小姐感到,那姑娘奔得连肠子都要脱出来了,一直拖到餐室的另一端;只见她扭过身,恭恭敬敬一鞠躬,扬长而去。

她走了。基尔曼小姐兀自坐在大理石桌边,桌上摆着巧克力奶油蛋糕;一阵阵剧痛刺伤了她。姑娘跑了。达洛卫夫人胜利了。伊丽莎白走掉了。美消失了,青春消逝了。

基尔曼小姐枯坐了一会。她终于站起身,在小餐桌之间踉踉跄跄,摇摇晃晃,有人把她忘了拿的裙子送过来;她在百货公司里迷失了,一忽儿夹在运往印度的一箱箱货物之间,一忽儿陷入一堆堆产妇用具和婴儿内衣中间;穿过世界上所有的商品:耐久的、易坏的,诸如火腿、药物、鲜花、文具,等等,各式各样的气味,有的甜,有的酸;她东倒西歪地蹒跚着,帽子都歪戴了;她在一面大镜子里看见自己这副模样,跌跌撞撞,脸涨得通红;最后,总算挤出门,到了大街上。

她面前耸峙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塔顶,那是上帝的宫殿。在嘈杂的车水马龙中间,屹立着上帝的宫殿。她拎着包儿,一个劲儿向前走,到另一座圣殿——威斯敏斯特寺院去;到了那里便坐下,举起双手遮住脸;两旁坐着许多信徒,也像她那样不得不到这里来躲避:形形色色的信徒,大都丧失了社会地位,几乎没什么性生活了;此刻大家举起双手,遮住面孔,然而一旦放下手,立即露出英国中产阶级男男女女的面貌,一副虔诚的神态,其中有些人还想去参观里面陈列的蜡像呢。

然而,基尔曼小姐始终把手掩住脸。时而有人离开,时而有人来坐下。又一批信徒从户外进来,代替那些溜掉的人;人们东张西望,穿梭一般经过无名英雄墓,她却一直绕着手指,遮住眼睛,企望在这双重黑暗中(眼睛遮没,再加寺院内光线黯淡),超越世俗的虚荣、情欲和商品,荡涤爱与憎。她双手扭曲着,仿佛在搏斗。然而,对别人来说,上帝是易于接近的,通向他老人家的道路是平坦的。譬如已退休的财政部官员弗莱彻先生,一位名人(克·西)的遗孀戈勒姆夫人,都轻而易举地接近他老人家,祈祷之后便靠在椅子上,欣赏音乐(管风琴的演奏多么美妙),一面看见基尔曼小姐端坐在同一排的末位,祷告又祷告;这些人还在红尘的边缘徘徊,因而怀着同情,把她看作一个灵魂,在相同的大千世界里逡巡;一颗虚无飘渺的灵魂,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颗灵魂。

但是,弗莱彻先生要走了。他得经过她跟前;他自己衣冠楚楚,因此看到这位可怜的女士如此狼狈,不禁有些愀然;只见她披头散发,一包东西掉在地上。她没有立刻让他过去。他只得稍停片刻,眺望四周,赞叹那些洁白的大理石柱、灰蒙蒙的窗玻璃,以及世代累积的珍贵文物(他对威斯敏斯特寺是异常自豪的);同时看到这位女士硕大如牛,茁壮而强健,端坐着,不时摆动双膝(她接近上帝之路是如此坎坷——因为她的七情六欲极其强烈);这一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达洛卫夫人(那天下午,她心里总是萦绕着基尔曼小姐的形象)、爱德华·惠特克牧师,以及伊丽莎白,都对基尔曼小姐有鲜明的印象。

此时,伊丽莎白正在维多利亚大街等候公共汽车。户外多清爽呀!她心想,眼下不必急着回家吧。在户外多畅快呵!所以她只想搭上公共汽车兜风。那天,她穿着剪裁合身的衣服,在车站上伫立的时候,引得……人们开始把这少女比作白杨、曙光、紫蓝色风信子、小鹿、清溪和百合花;这使她觉得难堪,因为她只想在乡间独处,与世隔绝,自由自在地过日子;人们却把她比作百合花,她不得不去参加宴会;在乡间,单独跟父亲在一起,逗着狗儿玩,多么愉快;相形之下,伦敦乏味极了。

公共汽车疾驶着,停下来,又开去了——一辆又一辆,闪耀着红色与黄色的光泽;她究竟搭上哪一辆好呢?她才无所谓呢。诚然,她不想向前闯去。她宁愿随遇而安。她只需要表情,而她生就一双美目,中国式的,东方型的;并且,像她母亲所说的,她那修削的肩膀非常优美,亭亭玉立,看上去总是那么妩媚;她似乎从不激动,可是近来,特别在晚间,当她感兴趣而有些兴奋时,看起来几乎是漂亮的;她显得十分端庄,十分娴静。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每个男子都爱上她了,她却实在觉得厌烦得紧。情窦初开嘛。她母亲觉察到这一点——人们对她女儿才开始献殷勤哩。女儿对这些个并不怎么在意——比如不太讲究穿着——使克拉丽莎有时担心;不过,也许这种小妞儿、小妮子闹点别扭反而有趣,平添了些风韵嘛。如今,又交上了基尔曼小姐这样一个怪朋友。也好,这证明女儿的心肠不坏;克拉丽莎转这些念头是在半夜里三点钟,因为她失眠,就边看闲书边想心思。

却说伊丽莎白在车站上,蓦地一个箭步,抢在众人之前,挺麻利地登上了公共汽车。她占了顶上一个位置(82)。那辆闯劲十足的庞然大物(活像海盗船)一下子开动,疾驰而去;她得抓紧座位边的铁杆才不摇晃;这辆车简直是艘海盗船,风驰电掣,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压倒一切,危险地绕圈子,大胆地让一个乘客跳上来,干脆撇下另一个乘客,在车水马龙中间挤来挤去,恰似一条鳗鲡,然后开足马力,仿佛鼓起风帆,神气活现地冲向白厅那边。当下,伊丽莎白有点儿想起基尔曼小姐吗?那可怜的朋友毫不嫉妒地爱着她,把她比作旷野里的小鹿、林中空地的月光。她却高兴地摆脱了那位友人。户外的空气多么清新、甘美呵!而在百货公司里那么窒闷。此刻真像快马加鞭,奔向白厅;随着汽车的每一个动作,她那漂亮的身子自如地摆动,宛如一名骑手,或船头雕像;她身穿幼鹿色外衣,微风吹得衣衫有些飘忽,头发稍稍披拂,炎热使她的脸色苍白,好似白漆木;她那秀美的眸子,由于没有注视的对象,便向前凝望,茫然而明亮,仿佛一尊塑像,瞪着眼,天真得不可思议。

基尔曼小姐老是谈到自己的痛苦,这就是叫人讨厌的原因。不过,兴许她讲得不错吧?如果基尔曼小姐所谓做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是,要在救济穷人的委员会里任职,每天得花掉好多时间去干这种工作(天哪,她父亲正是如此,她在伦敦简直很少看到他);不过,基尔曼小姐究竟指的什么,可吃不准。嗬,眼下她真想再乘一会儿车。到河滨大街还得付一个便士吗?喏,给,一个便士。她就是要上河滨大街呗。

基尔曼小姐喜欢照顾病人,还跟她说,对于你们这一代妇女,每一种职业都是敞开的。这么说来,她可以做一个医生啰,也可以当个农民。牲畜不是常常生病吗?!她可以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手下有许多雇工。她将到他们的茅屋去探望。噢,车子开到萨默塞特大厦了。唔,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农民——说来也怪,尽管这样想是受了基尔曼小姐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了萨默塞特大厦的启发,几乎是决定性的。它看上去那么华美、那么庄严——这幢宏大的灰色建筑物。她感到里面的人们在工作,这是惬意的。她喜欢那些教堂,好像用灰纸糊成的一栋栋屋子,面对河滨的流水,矗立着。她在钱赛里巷下车,一面自忖:这一带跟威斯敏斯特是完全不同的。气氛非常严肃,非常繁忙。总之,她要有一个职业。她要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农民,必要的话,也可能去当议员。这一切想法都是由于河滨大街的感召。

大街上人们忙忙碌碌奔走着,工人们用双手不断堆积石块,人们从来不会嘁嘁喳喳地扯淡(把女人比作白杨,等等——这些诚然叫人激动,但也无聊透顶),而总是专心致志于船舶、贸易、法律、行政管理,全是那么庄严的事业(她走进了法学协会),又很愉快(瞧那流水),而且虔敬(教堂嘛);因此她下定决心,不管母亲怎么说,一定要做个农民或医生。不过,她确实相当懒呢。

最好什么打算也不讲。听起来很傻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时会受外界影响而忽发奇想——那些没有工程师署名的房屋,从城里回家的人群,他们比肯辛顿单身的教士更有权势,比基尔曼小姐借给她的任何书更有教益,会刺激一个人的潜意识——沉睡在流沙似的心灵底层,笨拙而羞涩;一旦受外界的刺激,便会冒上来,犹如一个小孩突然伸出胳膊;一种冲动,一种启示,产生的效果是永恒的,可是眼下,又沉到流沙似的心灵深处去了。她得回家了。她必须穿得端端正正,去吃晚餐。现在几点钟了?哪儿有钟呀?

她向舰队街望了一下。然后,向着圣·保罗大教堂走了几步,怯生生的,仿佛蹑手蹑脚,在一栋陌生的屋子里秉烛夜探,东张西望,提心吊胆,生怕主人突然打开卧室的门,问她来干什么;她不敢踅入那些离奇的小巷,有如在陌生的屋子里,不敢碰开一扇门,那可能是卧室或起居室的房门,也可能是通向贮藏室的门。事实上,达洛卫家没有人天天到海滨大街来,所以她是个开拓的先锋、迷途的羔羊,富于冒险精神,而又信任别人。

她的母亲觉得,女儿在许多方面是极其幼稚的,仍然像个小孩儿,喜欢玩偶,爱穿旧拖鞋,简直是个小娃娃。这使她显得更可爱。但是,话得说回来,达洛卫家的人并不都是天真无邪,而是历来有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拿女性来说吧,家族里就出了修道院长、大学校长、中学校长,以及各种显要人物——其中没有一个才华出众,却都是显赫的。此刻,伊丽莎白继续向圣·保罗大教堂走了几步。她喜爱这一带热闹的景象,感到有一种融洽的气氛,人们好像兄弟姐妹,亲密无间,还有母爱哩。这使她觉得舒服。不过,周围实在喧闹,震耳欲聋;忽然,响起了尖利的喇叭声(失业者在结队游行),在一片噪声中回荡,宛如一阵军乐,为行军的士兵们伴奏;然而,倘若失业者快死了——倘若有个妇人奄奄一息,终于完成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庄严使命——死亡,那时,任何旁观者要是打开死者房间的窗子,向下俯视舰队街,那喧嚣的噪声,那一阵军乐,将意气风发地冲击他的耳鼓;这闹声对人间一切是淡漠的,因而有抚慰的作用。

这种作用是无意的。人们从闹声中并不觉得有何利害关系,也无命运之感;正因为如此,它起了抚慰的作用,即使对那些注视着垂死者脸上即将寂灭的表情而目眩神迷的人们,也不例外。

人们的健忘可能令人伤心,他们的忘恩负义也许会腐蚀别人,然而这种噪声,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喧腾着,将吞噬人间一切——(她自己的)誓言、这开拓者、这沸腾的生活、滔滔的人流;噪声将囊括一切,把它们席卷而去,恰如在汹涌的冰川中,巨大的冰块载着一小片骨头、一枚蓝色花瓣、一些橡树的残骸,把它们全都卷去,滚滚向前。

不过天色晚了,比她想的还晚。母亲不会喜欢她这样独自游荡的。于是她从河滨大街折回了。

虽然天气炎热,却吹着劲风;此时一阵风吹拂着稀薄的乌云,遮掩了太阳,使河滨大街蒙上云翳。行人的脸变得模糊了,公共汽车猝然失去了光辉。一簇簇浮云,仿佛群山,边缘参差,令人遐思:好似有人用利斧砍去片片云絮,两边绵延着金黄色斜坡,呈现出天上的乐园,气象万千,宛如仙境中诸神即将聚会;尽管如此,云层却不断推移,变幻:仿佛按原定计划,忽而云端缩小了,忽而金字塔般的大块白云(原来是静止的)运行到中天,或庄重地率领一朵朵行云,飘向远方去停泊。虽然云层似乎巍然不动,交织成和谐的整体,休憩着,其实,乃是白雪似的流云,闪耀着金色彩霞,无比地清新、自在而敏感;完全可能变幻、移动,使庄严的诸神之会涣散;尽管看上去,霭霭白云肃穆而凝固,一堆堆的,雄浑而坚实,它们却留出罅隙,时而使一束阳光照射大地,时而又让黑暗笼罩万物。

伊丽莎白·达洛卫平静而麻利地登上了公共汽车,朝威斯敏斯特驶去。

此时,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正躺在起居室内沙发上,谛视着糊墙纸上流水似的金色光影,闪烁而又消隐,犹如蔷薇花上一只昆虫,异常灵敏;仿佛这些光影穿梭般悠来悠去,召唤着,发出信号,掩映着,时而使墙壁蒙上灰色,时而使香蕉闪耀出橙黄的光泽,时而使河滨大街变得灰蒙蒙的,时而又使公共汽车显出绚烂的黄色。户外,树叶婆娑,宛如绿色的网,蔓延着,直到空间深处;室内传入潺潺的水声,在一阵阵涛声中响起了鸟儿的啁鸣。万物都在他眼前尽情发挥力量,他的手舒适地搁在沙发背上,正如他游泳时,看见自己的手在浪尖上漂浮,同时听到远处岸上的犬吠声,汪汪,汪汪,十分遥远。不要再怕了,他在内心说,不要再怕了。

他并不害怕。因为每时每刻,大自然都欢笑着用一种暗示(譬如墙上那闪来晃去的金色光斑,就在那儿、那儿、那儿),表明她的决心:要尽情表现自己,她飘扬着装饰的羽毛,秀发纷披,把斗篷挥来挥去,仪态万方,总是仪态万方;而且站到他跟前,从纤嫩的指缝里喁喁细语,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曲传她的意蕴。

那时,雷西娅坐在桌子边,手里扭弄着帽子,凝视着他,只见他在微笑。哦,他感到幸福了。不过,她看见他的笑容便受不了。这不像夫妻,做丈夫的不该有这种怪样:老是一忽儿惊跳,一忽儿狂笑,或者沉默,呆坐着,接连几小时不动,要么一把攫住她,叫她记录。抽屉里塞满了她记下的他讲的话:关于战争,关于莎士比亚,关于伟大的发现,还有,无所谓死亡。近来,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霍姆斯大夫和威廉·布雷德肖爵士都说,激动对他是最有害的),挥舞双手,喊道:我知道真理了!他什么都知道!有一回他说:在大战中死掉的那个朋友,埃文斯,来了,在屏风后唱歌咧。他说的时候,她就记下来。他说,有些东西非常美,另一些完全是胡闹。他总是讲了一会便住口,改变主意,想加几句话;忽而又听到什么新奇的声音,扬起手倾听着。她可什么也没听见。

有一次,他们发现,打扫房间的姑娘念着那些记录,发出一阵阵嗤笑。真是可怕而又可怜,因为这使得赛普蒂默斯嚷道:人多么残酷哟!——他们相互死咬,扯得粉碎,特别把倒下去的可怜虫撕得粉碎。“霍姆斯在迫害咱们哩,”他会这样说,还想象霍姆斯在干啥:霍姆斯吃粥喽,霍姆斯念莎剧喽——一面狂笑,或怒吼。因为在他心目中,霍姆斯代表某种可怕的力量,他称之为“人性”。此外,还有种种幻觉。他常说:快溺死了,正躺在悬崖边,头上海鸥飞翔,发出凄厉的唳声;这时他靠在沙发边,望着地下,说是俯瞰海底。有时,他会听见美妙的音乐。其实只是街上流浪艺人在摇风琴,或仅仅是什么人在喊叫。他却嚷道,“美极了!”同时脸上淌下眼泪;这使她觉得最最可怕,眼看勇敢的打过仗的赛普蒂默斯,堂堂男子汉,竟然哭起来。有时他会静静地躺着,蓦然喊道:我跌下去啦,跌到火里去啦!她真的会四面张望,看哪儿失火了,因为他讲得那么逼真。当然,连一丁点儿火星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他俩。她便对他说,你在做梦吧。最后总算使他安静了。不过有时她也会毛发直竖。此刻,她则边缝纫边叹息。

她的叹息是温馨的、魅人的,犹如树林边吹拂的晚风。她时而放下剪刀,时而转身,从桌上拿一些东西。她只要稍微动一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微声,轻轻地拍几下,便在桌上做出些东西了。她总是坐在桌子边缝呀缝的。他从睫毛缝里模糊地窥见她的倩影,那穿着黑衣的娇小的身体,她的面孔和双手,她在桌边怎样转动着,捏起一个线圈,或寻找一块丝绸(她常会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这会儿,她在给菲尔默太太的已嫁的女儿做一顶帽子,那少妇的名字是……他忘了。

“菲尔默太太的出嫁的女儿叫什么来着?”他问道。

“彼得斯太太,”雷西娅回答,又说,恐怕这帽子做得太小了;一面把做好的帽子擎在面前打量。彼得斯太太长得高大,敢情帽子是小了点儿。雷西娅并不喜欢她,给她效劳仅仅因为菲尔默太太待他俩非常好——“今天早晨她还送葡萄给我呐,”——所以雷西娅想为她做些事情,表示感谢。不过,前天晚上雷西娅走进房间,却发现彼得斯太太在开唱机,她以为主人出去了。

“真的吗?”他问,“她在开唱机吗?”她说,是的;当时就告诉过他了,她发现彼得斯太太在开唱机。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看房里究竟有没有唱机。但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会叫人过于激动。他必须谨慎。他不想发疯。起先,他望着书架底层的时装样纸,然后逐渐注视那装有绿喇叭的唱机。再也没有比这更实在的了。因而他鼓起勇气,环顾四周,瞧着餐具柜、一盘香蕉、版画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再看看炉架,上面一只广口瓶,插着蔷薇。所有这些都一动不动。一切都静止,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个女人有一张利嘴,毒得很,”雷西娅道。

“彼得斯先生是干什么的?”赛普蒂默斯问。

雷西娅“呃”了一声,尽力回忆。她想起菲尔默太太讲过,女婿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常到外地出差。“眼下他到赫尔去了,”雷西娅说。

“就是这几天!”她重复道,带着意大利语音。他听见她亲口这样说。他用手半掩着眼睛,以免一下子看清她的面孔,而要一点一点地瞧,先看下巴,再看鼻子,然后,慢慢地窥那额头,生怕它是畸形的,或有什么可怕的斑痕。他想错了,她可没什么怪样,十分自然地坐在那儿,缝着帽子,像一般女人那样,缝纫时抿紧嘴,撅起嘴唇,露出悒郁的神情。他一次又一次谛视她的脸、她的手,叫自己放心,没有丝毫可怕的迹象,她只是大白天坐在那里缝纫,有什么吓人或可恶的呢?彼得斯太太却有一张恶毒的利嘴。彼得斯先生则到赫尔去了。那自己为什么要发怒或预言呢?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自绝于人呢?为什么要凝望浮云而颤抖、哭泣呢?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传播福音呢?瞧,雷西娅不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缝纫,把针插入外衣的前襟么?彼得斯不是照常出差,到赫尔去了么?什么奇迹、启示、痛苦、孤独啰,摔到海底,跌进火里啰——全都无影无踪了,因为,当他注视雷西娅替彼得斯太太做草帽时,只感觉到那条绣花床罩。

“对彼得斯太太来说,这帽子是太小了,”他说。

好多日子以来,这是第一回他像往常一样说话了!她应着道:可不是,实在……小得不像话呢。不过,这是彼得斯太太自己挑的嘛。

他把帽子从她手里拿过来,说道:这是摇风琴艺人耍的猢狲戴的帽儿。

哈,她听了多高兴呀!他俩好久没在一块儿欢笑了,此刻又像一般夫妻那样,私下里寻别人开心。她的意思是,眼下要是菲尔默太太走进来,或彼得斯太太、或任何人闯进来,都不会懂得她和赛普蒂默斯在嘲笑什么。

“瞧!”她把一朵玫瑰插上帽边。她从来没感到这么快活!一生中从未有过!

赛普蒂默斯道:插上花儿更可笑啦,那可怜的女人戴了活像动物展览会上一头猪哩。(没有任何人会像赛普蒂默斯那样叫她大笑的。)

她的针线盒里还有些什么呢?有丝带、小珠子、流苏、纸花,等等。她把这些一古脑儿倒在桌上。于是他把颜色各别的玩艺儿拼起来——尽管他的手不灵,连一只小包儿都扎不好,眼光却尖得出奇,对色彩常看得准,当然有时也会闹笑话,不过有时确实妙得很。

“这一下她会戴上漂亮的帽子啦!”他喃喃道,拣这样挑那样的;雷西娅蹲在他身旁,从他肩上望着。一会儿就拼好了,就是说,花样设计好了,现在她得缝起来。他说:你必须非常、非常细心,完全要“依样画葫芦”。

她便着手缝了。他觉得,她缝的时候有一种微声,仿佛炉子铁架上煮着水壶,冒出咝咝的水泡声;她忙个不停,纤小而有力的指尖一忽儿掐、一忽儿戳,手上的针闪亮着。随便太阳忽隐忽现,时而照着流苏,时而映出墙纸,他只管安心等待,躺在沙发上,脚伸得长长的,眼睛望着沙发那一头的环纹短袜;他要在这安乐窝里待着,四周一片宁谧,空气都静止了,仿佛有时树林边薄暮的气氛:由于地上有些坑洼,或由于树木分布的格局(首先要科学性、科学性),温暖的空气逗留着,微风迎面吹拂,恰似鸟翼在抚摸。

“喏,好了,”雷西娅道,指尖上绕着彼得斯太太的帽子,“暂时就这样吧,以后再……”她的话像水泡一般冒着,低下去了,一滴、一滴、一滴,犹如没关上的水龙头,满意地滴着水。

妙极了。他得意扬扬,感到从未有过这样称心的事。那么真实,那么实在——彼得斯太太的帽子。

“瞧呀,”他说。

真的,只要看见这顶帽子,她会永远感到幸福。因为做帽子的时候,他恢复本来面目了,他笑了。他俩又单独在一起了。她将永远喜欢这帽儿。

他要她戴上试试。

“嗐,我肯定会变成丑八怪的!”她嚷道,随即跑到镜子前面,头侧来侧去,端详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赶紧脱掉帽子。难道是威廉·布雷德肖先生来了?已经来叫了吗?

不!原来只是那小女孩,送晚报来了。

每天总是例行的事——每晚都是这些事情。那小女孩照常来了,舔着大拇指,呆在房门口,雷西娅走过去,蹲下来,轻声轻气地跟孩子闲聊,亲吻她,再从抽屉里掏出一袋糖,塞给她吃。每天老是这样。一桩事接着另一桩事。她就这样按部就班做着,先做这桩,再做那桩。她拉着小孩跳来蹦去,溜呀滑的,在屋子里转圈儿。他看着晚报,念一则新闻的标题: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雷西娅应声道: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一面仍然同小孩(菲尔默太太的孙女)玩儿,跟她一起嬉笑谑浪,玩得挺有劲儿。他却很倦了,他很快乐。他想睡了。他闭上眼睛。可是,双眼一闭,她们玩耍的声音立即变轻了,有点怪了,似乎有人在寻什么,却找不到,招魂一般喊着,声音愈来愈渺远了。她们失去他了!

他惊恐地跳起来。看见了什么?餐具柜上一盘香蕉。屋里没有人(雷西娅陪孩子回到妈妈那里去了,该上床睡了)。原来如此:一辈子孤独。这是命里注定的,以前在米兰,走进住所的房间,看见那些人用麻布剪出花样时,已经注定了:一辈子孤独。

此刻,他独自面对餐具柜与香蕉。他孑然一身,躺着,栖息在阴沉的高处——不是在峰顶,也不在峭壁上,而是在菲尔默太太起居室的沙发上。至于那些幻觉、那些死者的面孔与声音,都消逝了?他面前只有一列屏风,上面显出黑油油的香蒲和蓝幽幽的燕子。在幻觉中一度呈现的山、脸、美,都杳无影踪了,惟有屏风。

“埃文斯!”他嘶喊。没有回音。一只老鼠在吱吱地叫,也许是帷幕沙沙地响。那是死者的声音。只剩下屏风、煤桶和餐具柜了。那就让他面对屏风、煤桶和餐具柜吧……忽然,雷西娅闯进来,跟他聊天了:

来了几封信。每个人的打算都改变了。菲尔默太太终究不能到布赖顿去了。来不及通知威廉斯太太,雷西娅觉得懊恼之极;这时她瞥见了那顶帽子,心里想……也许……她……可以做些小小的……她那心满意足的、悦耳的声音渐渐轻下去了。

“啊,见鬼!”她猝然嚷道(她这句粗话是他俩开玩笑的一种方式);原来针断了。帽子、孩子、布赖顿、针。她一桩桩应付着:先处理这桩,再对付那桩;她按部就班做着,眼下在缝帽子。

她想拿掉那朵玫瑰,或许帽子会好看些,她要问他怎么想。当下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突然她丢下帽子说,现在咱们是完全幸福的。此时此刻,她可以对他随意聊天,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其实,他俩初次相逢时,她就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在咖啡馆里,他和朋友们(都是英国人)走进来,显得有些腼腆,四面张望,想挂起帽子,却掉在地上。她记得那情景。当时,她知道他是英国人,可不是她姐妹爱慕的那种魁梧的英国人,因为他总是瘦削的,不过他的气色挺好,神清气爽;脸上一个大鼻子,眼神明亮;坐的时候有点伛偻,这使她想起(后来好多次跟他说过)一只年轻的鹰;那是他俩相逢的第一晚,当时她和伙伴们在玩多米诺牌,他进来了——像一只年轻的鹰,不过他待她始终是温存的。她从未看见他撒野或喝醉过,仅仅有时,由于经历过可怖的战争,仍然感到痛苦,然而,只要一见她进来,便丢掉一切烦恼了。她会对他讲任何事情,世界上任何事情,哪怕工作上一点小小的麻烦,只要她想说,便对他倾诉,他会立刻理解。即便她娘家的亲人也不如他。他比她大几岁,而且那么聪明——他多么一本正经呵,要她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呐,那时她连英文的童话都念不懂哩!——他的经验比她丰富得多,因而能帮助她。她呢,也能帮助他。

眼下先谈这帽子吧。待会儿(天色愈来愈黑了)就要应付威廉·布雷德肖爵士了。

她用双手撑着头,等他说喜欢不喜欢这帽子;她坐在那儿,期待着,向下望着,这时他能感到她的心灵,像一只鸟儿,在枝柯间窜来窜去,总是拣稳当的树枝栖息;她坐在那儿,天然有一种潇洒自如的姿态,这时他能揣摩她的心思;只要他一开口,随便说什么,她立即嫣然一笑,仿佛一只鸟儿,利爪攫紧树枝,安稳地栖息着。

可是,他记得布雷德肖讲过:“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即便自己最亲爱的人也没用,只有害处。”布雷德肖还说:他俩必须分开,必须教他如何静养。

“必须”,“必须”,干吗“必须”?!布雷德肖凭什么权力管他?!“布雷德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必须……’?!”他质问。

“因为你讲过要自杀嘛,”雷西娅答道(幸亏现在她可以跟他随便说什么)。

哦,他落在他们手掌中了!霍姆斯同布雷德肖抓住他啦!那个蛮鬼把猩红的鼻子伸入每个隐秘的旮旯!它胆敢说“必须”!我的那些稿子呢?我写的东西在哪儿?

她把稿子给他看,所谓他写的东西,其实是她记下来的。她把一叠叠纸一古脑儿撒在沙发上。他俩一起观看:形形色色的构图与图案、侏儒般的男人与女人,挥舞着小棒,算是武器,背上长着羽翼(像翼子吗?);还有先令和六便士钱币,四周描着圆圈,象征太阳和星星;弯弯曲曲的线条,画的是悬崖,一群登山者用粗绳捆住,在攀上去,宛如一串刀叉;海里的精灵,从波浪似的曲线中探出小脸蛋儿,嬉笑着;还有世界地图。他嚷道,全都烧掉!再来看写的东西吧:死人在杜鹃花丛后歌唱;时光老人颂;同莎士比亚谈话;埃文斯、埃文斯、埃文斯——他从冥冥中带来信息;不要砍树;告诉首相。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他嚷道,全烧掉!

然而雷西娅把手按在纸上。她认为,有些画与文字很美。她要用丝线扎好(因为没有大信封)。

她说,即便他们把他带走,她将跟他一起去;又说,他们不能硬把他俩拆分。

她把一张张纸叠齐,折起来,扎停当,几乎不用瞅一眼;她挨近他坐着,就在身旁;他觉得,她仿佛鲜花苞放。她是一株花朵盛开的树,从枝桠间露出立法者的面容;她已到达圣殿,无所畏惧,不怕霍姆斯,也不怕布雷德肖;一个奇迹、一次胜利,最后的、最伟大的胜利。他看见她蹒蹒跚跚登上可怕的陡梯,背上驮着霍姆斯与布雷德肖,这两个家伙的体重常在十一英石(83)六磅之上呐!他们把老婆推上法庭,每年赚一万镑,却侈谈什么平稳;他们的判决是不同的(霍姆斯这样说,布雷德肖那样说),但两个都是判官;他们混淆幻景与餐具柜,对什么都看不清,然而统治着,迫害人。而她,战胜了他们!

“好啦!”她喊道。图纸与稿纸都扎好了。任何人都不许碰。她要把它们藏起来。

尔后她说:什么都不能使他俩分离。她坐在他身边,叫他鹰或乌鸦,那种恶鸟,老是恣意糟蹋庄稼,就像他,一模一样。接着又说: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俩分离。

然后,她站起来,到寝室去整理东西,可是听见楼下有人声,以为也许是霍姆斯大夫来了,便奔下去,不让他上楼。

赛普蒂默斯听得见她在楼梯上同霍姆斯谈话。

“亲爱的夫人,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拜访的,”霍姆斯在说。

“不行。我决不让你见我的丈夫,”她说。

他想象她好比一只小母鸡,扑开翅膀,挡住去路。但霍姆斯硬是要上去。

“亲爱的夫人,请允许我……”霍姆斯道,一下子把她推开(他是条粗壮的汉子)。

霍姆斯在上楼了。霍姆斯将猛地打开门。霍姆斯将说:“害怕了吧,呃?”霍姆斯将攫住他。不!霍姆斯别想、布雷德肖别想抓住他。他摇摇晃晃站起身,简直是踉踉跄跄,心里盘算着,想用菲尔默太太切面包的锃亮光滑的刀子(柄上刻着“面包”字样)。窣,不能糟蹋那把刀。煤气呢?来不及了。霍姆斯上来啦。兴许能找着刀片,可是成天价整理东西的雷西娅把它放好了。唯一的出路是窗子,布卢姆斯伯里住房特有的大窗;唔,打开窗子,跳下去——麻烦,叫人厌烦,像闹剧。他们却认为是悲剧,他和雷西娅才不这样想哩(她始终跟他一条心的)。然而,他要等到最后关头。他不要死。活着多好。阳光多温暖。不过,人呢?对面楼梯上,一个老人走下来,停住,瞪着他。霍姆斯到门口了。他喝一声:“给你瞧吧!”一面拼出浑身劲儿,纵身一跃,栽到菲尔默太太屋内空地的围栏上。

“胆小鬼!”霍姆斯大夫猛地打开门嚷道。雷西娅奔到窗口,她一看就明白了。霍姆斯大夫同菲尔默太太撞了一下。菲尔默太太挥舞着围裙,叫雷西娅回到寝室去,遮住眼睛。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阵脚步声,人们在跑上跑下。一会儿,霍姆斯大夫进来了,脸色异常苍白,浑身战抖,手里擎着一只杯子。他说:你必须勇敢,不要怕,先喝点儿吧(什么东西?甜滋滋的);你的丈夫摔得不像样了,可怕得很,不会恢复知觉了;你决不能去看,应当尽量让你少受痛苦,你还要经受审讯的考验哩,可怜的女人,年纪轻轻的;谁料得到呢?!他一时冲动嘛,怪不得任何人(霍姆斯对菲尔默太太说)。至于那人究竟为何要干这见鬼的事,霍姆斯大夫简直莫名其妙。

雷西娅喝下那甜滋滋的液汁时,恍惚觉得自己开了落地窗,走进一座花园。什么所在呀?大钟在敲响:一下、两下、三下;跟那一片嘈杂声、窃窃声相比,钟声多明智呵,就像赛普蒂默斯。她昏昏欲睡了。然而钟声不断敲响:四下、五下、六下;菲尔默太太挥舞着围裙,(他们不会把尸体抬到这儿来吧?)那形象宛如花园内什么景物,也许像一面旗。当年,她跟姑母待在威尼斯的时候,有一回曾看见一面旗,徐徐升起,在桅杆上飘扬。那是向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致敬,而赛普蒂默斯曾经打过仗呢。她的忆念,大都是幸福的。

她戴上帽子,穿过小麦田——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登上丘陵,靠近海滨了,看得见船、海鸥、蝴蝶。他俩趺坐在巉岩之巅。在伦敦,他俩也这样坐着,梦幻似地,从卧室门缝里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喁喁细语声,干麦田里的窸窣声;她依稀感到海洋的抚摸,似乎把他俩裹在半圆形壳中,当她在那里安息之时,波浪在耳畔絮语,仿佛落红点点,洒在坟上。

“他死了,”她说,一面朝那监视她的可怜的老婆子莞尔一笑,那老妇人一双纯朴的浅蓝眼睛盯住了房门。(他们不会把他抬到这里来吧?)菲尔默太太轻蔑地“呔”了一声;窣,不,窣,才不呢!他们这就把他抬走啦!应当告诉她一下吧?夫妻应该待在一块儿嘛,菲尔默太太是这样想的。不过眼下,他们必须听医生的话。

“让她睡吧,”霍姆斯大夫按着她的脉说。她瞥见窗上映现他那粗壮的身影,阴森森的。噢,这便是霍姆斯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