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这是一场梦。
如果你梦中在彼得堡待过，就无疑知道那沉重的大门：那些硬木做的门上装着玻璃镜；过往的人们看着这些玻璃；可他们从来没有到这些玻璃的里边去过。
那些玻璃镜旁边，有一根顶部沉甸甸的锤形铜杖在发出闪闪亮光。
那里——一个八十岁老人的歪斜的肩膀：那些偶尔路过的人多年来却梦见这个肩膀，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梦，他们自己——也是梦；这个八十岁老人歪斜的肩膀上，还戴着一顶黑三角帽；八十岁的守门人还同样从那里以闪闪发亮的银饰纽扣招人显眼，他使人想起殡仪馆派出的管理出殡队伍的员工。
从来一直是这样。
顶部沉甸甸的锤形铜杖平稳地倒在八十岁守门人的肩膀上，而戴黑三角帽的守门人整年都拿《交易所公报》垫着睡大觉。然后，他会站起来，并把门打开。不管是白天、早晨、傍晚，只要你从那道硬木做的门旁经过——白天、早晨、傍晚，你都会见到那根铜杖，见到那种饰纽，见到——那顶黑三角帽。
你会在见到的那一切面前吃惊地停下来。上次来的时候，你见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形。已经五年过去了，悄悄地发生了轰动的事件：中国已经觉醒；旅顺口陷落了(29)；沿黑龙江边我们的地区拥满了黄种人；出现了关于成吉思汗铁骑兵的传说。
但见到的古老难忘的岁月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一个八十岁老人的肩膀，一顶黑三角帽，一身银饰纽扣服装，一脸大胡子。
瞬息间，如果玻璃边上那个白大胡子挪动了，如果那根大大的铜杖摇晃了，如果那身银饰纽扣服装发出刺眼的亮光，犹如从沟槽里哗啦啦倾注而下的有毒的水柱给住地下室的人们带来霍乱和伤寒的威胁，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那么古老的岁月也将发生变化，你将成为像个失去理智的人，急急忙忙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打转。
沟槽里流出的有毒水柱，将通过十月里凛冽的潮湿浇遍大地。
如果装着玻璃镜的大门那边，顶部沉甸甸亮晶晶的铜杖急速地一闪而过，那么大概，大概这里不至于到处流行霍乱和伤寒：中国不至于出事，旅顺口也不会陷落，沿黑龙江边我们的地区也不会拥满留长辫子的人，成吉思汗的骑兵也不会从千年古墓里重新出来了。
但是你听，你仔细听：马蹄声……从外乌拉尔草原过来的马蹄声。马蹄声不断在临近。
这——是铁骑兵。
岁月凝固在灰黑色的多圆柱大楼门上了，大门上依旧竖立着那尊女像柱：一尊长着浓密大胡子的巨大石雕像。
巨大的石雕像带着哀伤的千年讥笑，连同黑黝黝的一片空无，恰似一双一天能穿透好多年的眼睛，悬挂在那里：令人烦闷、沉重地悬挂着。一百年了，阳台上突出的飞檐向大胡子雕像的后脑上及两只石手臂上倾倒下来。它的腰部缠着石块凿成的葡萄树叶和一串串石刻葡萄粒。它的一双山羊爪模样的黑蹄，牢牢嵌在墙上。
一尊古老的大胡子石雕像！
许多年来，它面对街上的喧哗在微笑，许多年来，它超越夏、冬、春季——通过一圈圈的石雕装饰图形。夏、秋、冬季，然后又是——夏季和秋季；同是那个它；而它在夏季——满身又多又大的汗孔；冬季，它便冻得结上冰块；春季里，那些冰块和冰柱便淌出嘀嘀嗒嗒的水珠。但是它——还是那个它：岁月的流逝总绕过它。
女像柱和时间本身一样久长。
由于天灾人祸，它好像在时间的线条上一样在大街笔直的箭头上弯曲成弓形了。它的胡子上歇着一只乌鸦，面对大街在单调地哇哇叫；这条滑溜溜湿漉漉的大街满地泛着金属的亮光；在这些湿漉漉的地面上，好像是被十月的阳光不愉快地照耀着，反映出：绿莹莹的云朵、行人们绿莹莹的面孔及从沟槽哗啦啦淌出的银色水柱。
竖立在事件的漩涡之上的大胡子石雕像，一天天、一周周、一年年地支持着机构的大门。
……
这算个什么日子！
雨点打一清早就开始从窗口嗒嗒嗒、沙沙沙、哗啦啦地下着；灰色的云雾像一块毛毡，从海边拼命往前伸展；录事们成双成对地走过去；头戴黑三角帽的守门人为他们打开门；他们把自己的礼帽和湿衣服挂在衣架上，顺着铺红地毯的台阶往前跑，他们跑过白色大理石前厅，抬头看到一张大臣的照片；接着顺着不供暖的大厅——朝自己冷冰冰的办公桌走去。但录事们没有动笔：没有什么可写；主任室里没有递出纸张来；主任室里没有人；只有壁炉里，劈柴在噼啪响。
一个秃顶的脑袋没有在威严的硬木桌子上鼓出两鬓的青筋，他没有皱起眉头往壁炉里燃起的青蓝色火苗那边看；那个单独的房间里，壁炉里燃烧的熊熊火堆上徒劳地依旧升起火苗；那里在炸裂、脱开并来回冲撞——像一个个红色的公鸡冠，迅速飞向通风口，以便从那里冲出去，与房顶上的焦味、有毒的烟黑子融为一体，使房顶上不断地笼罩着一片窒息人、毒害人的黑暗。主任室里没有人。
这一天，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没有迈步走进主任室。
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种困惑莫解的悄悄声从一张桌子到一张桌子地传递着；传闻一闪就过去了；接着——隐隐约约感到出了麻烦事；副主任室里响起电话铃：
“是不是出去了？……不可能？……请通报给他，说必须出席……不可能……”
电话铃再次响了：
“通报了？……还一直在桌子边坐着？……请通报给他，说有紧急事……”
副主任下颚哆哆嗦嗦站着，他困惑莫解地摊了摊双手；一小时——一个半小时后，他戴好高筒大礼帽，顺着铺天鹅绒地毯的阶梯下去。出口的大门大开了……他跳进一辆四轮轿式马车里。
过了二十分钟，登上黄色房子的阶梯后，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正敞开平整的鼠灰色睡衣下摆，从尼俄柏雕像处慌忙地瞅着他。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花白头发的安娜勋章获得者从雕塑像处看到参政员胡子拉碴的下巴后大声嚷嚷起来，同时急忙开始把别在靠领带附近的大勋章弄弄好。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瞧您，在什么地方？而我却给您，我们给您，我们给您——使劲打电话，按铃。都在等着——您……”
“我……咩——咩——咩，”有点驼背的老头子开始咀嚼起来。“我在理自己的书……对不起，老兄，”他不满地补充说，“我这副家里随便的样子。”
接着，他双手指指自己穿破了的睡衣。
“这是怎么回事，您病了？唉，唉，唉——您好像肿……唉，这可是浮肿吧？”客人恭敬地接触到一个沾满灰尘的手指。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把自己的一块用过的脏抹布扔在镶木地板上。
“可不是您生病的时候啊……我可是给您带来了一个消息……给您道喜了：总罢工——在莫罗韦特林斯克……”
“您这是打哪儿说起？……我……咩——咩——咩……我没有病。”这时老头子脸上布满不满的皱纹（他对罢工的消息反应冷淡：看样子，他对什么都已经不会感到惊奇了）。“那就请吧，您瞧，到处是灰尘……”
“灰尘？”
“我就这么——用抹布擦的。”
一脸络腮胡子的副主任这时恭敬地向这位背有点驼的老人低着头，总想开始通报一份他已经摊开放在客厅里面前的一张螺钿小桌上的异常重要的文件。
可是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再次打断了他：
“知道吗，灰尘里有带病毒的微生物……因此，我就这么——用抹布擦……”
突然间，这位刚刚在老式靠背椅上坐下来的花白头发的老人，一只手支着扶把急速蹦立起来，他用另一只手的指头急忙指着那文件。
“这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向您通报的……”
“不——嗯，请吧——嗯……”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愤怒地扑向文件：一下显得年轻了，脸发白，变得苍白略带粉红（已经不可能变得通红了）。
“请等等！……他们这是疯了？……要我签字？在这个签字下面？！”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
“我不签。”
“可要知道——造反了！”
“把伊万契夫斯基撤了……”
“伊万契夫斯基已经撤了，您——忘了？”
“我不签字……”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带着显得年轻的脸，不雅观地敞开着睡衣下摆，双手缩在背后，低低耷拉着秃脑袋，在客厅里前后来回走着，走到吃惊的客人紧跟前，他唾沫四溅地说：
“他们会怎么想？一回事——是坚强的行政权力，而另一回事——违背直接的法律程序。”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安娜勋章获得者劝说道，“您是个坚强的人，您——是俄罗斯人……我们指望……不，您当然会签字的……”
但是，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把铅笔夹在两个手指骨当间；站着，眼睛直愣愣地看了看那张纸：铅笔吱吱响着折断了；现在，他激动地卷起睡衣袖子，下颚愤愤地颤抖着。
“我啊，老兄，是个普列维派的人……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鸡蛋不能教训母鸡……”
“咩——咩——咩……我不签字。”
沉默。
“咩——咩咩……咩——咩咩……”
他气得两腮像个泡似的鼓鼓的……
长一脸络腮胡子的先生纳闷地走下阶梯，对他来说，事情已经清清楚楚：参政员阿勃列乌霍夫多年为自己建立的仕途到头了，他完蛋了。机构副主任走了后，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仍极为愤怒地在几把老式靠背椅之间来回走着。他很快走开，又很快回来，他把腋下一包沉甸甸的纸张放在螺钿小桌上，带纸包一边的那个肩膀仍在发痛；纸包在自己面前放下后，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按了一下门铃，吩咐马上给自己生火。
在壁炉的火光下，一个僵死的脑袋从提醒注意的符号、问号、章节、段落及一行行文字中间，从已经是最后的一件工作中慢慢抬起来，嘴唇里发出嘟嘟哝哝的自言自语：
“没有什么—嗯……就这样……”
一大堆——燃烧成马林果色的和金黄色的滚热的东西，像打响鼻似的噼里啪啦响着开始沸腾起来，劈柴烧成了木炭。
一个秃顶的脑袋带着一张挖苦、讥笑的嘴和一双眯起的眼睛，面对壁炉举着，它现在正想象着那个大怒，一心只想向上爬的人这时正在泥泞之中，他竟要他阿勃列乌霍夫昧着没有任何污点的良心去做那简直是卑鄙的交易。
“我啊，我的阁下，是个普列维派的人……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是这样——嗯，阁下……”
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在他手指间打转；这支削尖的铅笔在文件上打了一大堆问号；这已经是他最后一项工作了；再过一小时，这项工作就结束了；再过一小时，就会往机构里咖咖咖响——打电话：一条令人不可思议的新闻。
……
一辆四轮轿式马车朝大门口的女像柱飞驰着过来，而女像柱——却一动不动：一尊古老的——大胡子石雕像，它支持着机构的大门。
一八一二年，它被人从森林里解救出来。一八二五年，它因为十二月事件的咆哮。它们都过去了；不久前爆发的一月事件也这样过去了；这——是在一九〇五年。
大胡子的石雕像。
一切都曾在它的眼睛底下发生，一切都在它的眼睛底下停止了。他看到的那件事，他不会对任何人讲。
它还记得，马车夫怎么猛地勒住自己的两匹良种马，马儿肥厚的屁股后边怎么扬起一道尘土；一个头戴三角帽、身穿两边绣着海龙皮大衣的将军姿势优雅地从四轮轿式马车里跳出来，在一片“乌啦！”声中跑进敞开着的大门里。
然后，将军在一片“乌啦”声中伸长一只穿白驼鹿皮靴的脚踏在阳台突出部位的地面上。支持着阳台飞檐的大胡子将隐瞒那个人的名字，大胡子的石雕像在这之前也知道那个名字。
但是关于他，它不会对任何人讲。
它永远不会向任何人讲述妓女的眼泪，她今天就蜷缩在它脚下大门台阶上过的夜。
它永远不会向任何人讲述不久前一位大臣的偶尔到来：他戴着高筒大礼帽，一双眼睛——绿莹莹地深凹了进去；头发开始花白的大臣从轻巧的雪橇上下来时，伸出戴灰色瑞典手套的手摸摸修得漂亮的小胡子。
他然后飞快跑进敞开着的大门，以便到窗边好好想想。
那里玻璃上显露出一张苍白苍白的脸；看到这张脸，这张贴在玻璃上的脸，偶然路过的人也许想不到——偶然路过的人也许想不到这个贴在玻璃上的斑点竟是个颐指气使的人，他从这里主宰着俄国的命运。
大胡子的石雕像认得他，而且——记得，但要讲述——不会讲述的，任何时候，无论对谁！……
够了，够了，我亲爱的！
心要求平静……日子一天天在飞逝，
每天都带走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俩
一起在安排生活；可一转眼，已命归黄泉。(30)
如今已过世的、孤独的、头发花白的大臣这样对自己孤独的朋友说。
他去世了——他抛下了罗斯，
因为有他才发达起来的罗斯……(31)
因此——让他安息吧……
但是，手拿锤形铜杖、垫着《交易所公报》睡觉的守门人很熟悉这张受折磨的脸：上帝保佑，机构里的人们还记得维亚切斯拉夫·康士坦丁诺维奇(32)。可已故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沙皇，机构里却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人们只记得洁白的大厅、圆柱、栏杆。
大胡子的石雕像记得。
由于天灾人祸，它好像在时间的线条上一样在大街笔直的箭头上弯曲成弓形了，这是因为痛苦的、咸味的、不是自己的——而是人的眼泪？
世上没有幸福，却有意志和宁静……
老早我就幻想着这种企盼的命运：
老早了，我这个疲倦的奴仆就想逃跑，
跑到那劳动和纯洁爱抚的遥远去处(33)。
一个秃顶的脑袋抬起来了——一张恶魔般暗淡无神地突然发出衰老的微笑的嘴巴；脸突然变红了；一双眼睛好像在燃烧；但毕竟还是——石头般的眼睛：蓝色的——陷在绿莹莹的眼窝里！目光是凛冽的，惊讶的，而且——空空的，空空的。时间、太阳、光明，因为纠缠不清的事件一下燃烧起来了。整个生活——只是弥漫的云雾。这样值得吗？不，不值得：
“我啊，我的阁下，是普列维派的人……我，我的阁下……我——咩——咩——咩……”
秃顶的脑袋倒下了。
……
机构里，一种悄悄的声音从一张桌子到一张桌子传递着；突然，门开了，一位官员脸色煞白地向电话机跑过去。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要退休了……”
大家都跳了起来；科长列戈宁放声大哭；一下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白痴似的号叫，杂乱地跺脚，副主任室里传出清楚明白的声音；还有——咖咖咖的电话机声（打给第九局的）；副主任下颚哆哆嗦嗦地站着，他的一只手好不容易才握住电话筒：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其实已不再是机构的首脑了。
一刻钟过后，胸前挂着安娜勋章、身穿扣得整整齐齐、腰部绷得紧紧的文官礼服的花白头发副主任，已经在下达命令了；二十分钟过后，他仰着刚刮过及因为激动而显得年轻的脸，从大厅走过去。
一个具有难以描述的重要性的事件，就这样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