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久远的过去，追忆起自己童年那段浑噩岁月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清晰形象，一个是满头秀发、体态仍如少女的母亲，一个是毫无体态可言的佩格蒂。佩格蒂的眼睛黑极了，黑得几乎把整个眼睛四周的脸都映黑了。她的双颊和两臂则那么结实、红润，因而使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鸟儿不来啄她，而偏爱去啄苹果呢。
我相信我还记得，她们两人都在相隔不远处俯下身子或跪在地上，让我看起来觉得她们已变矮小，我则摇摇晃晃地从这一个走到那一个跟前。佩格蒂惯常伸出一个食指让我攥着，由于常做针线活，那食指磨得像豆蔻擦子[1]般粗糙，这种接触的感觉，在我脑子里留有一种印象，我怎么也无法把它和回忆起来的实际景象分开。
这也许只是想象，不过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都能回溯到比通常人们所设想的更为久远的年代。我还认为，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观察起事物来，在精密性和正确性方面是十分惊人的。其实，我认为大多数在这方面特别出色的成年人，与其说是他们后来学会了这种本领，不如说是他们没有丢掉这种天赋，这样也许更为适当。当我每每看到这些人朝气蓬勃、和蔼可亲、性格乐观时，更觉得如此，这些也是他们从儿时保留下来的传统啊。
停下正文来说这个，我本该感到不安，我这是又在“东拉西扯”了，但继而一想又不以为然，原因是我的这些结论，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得来的。要是我在这本传记里写下的东西中，有什么表明我是一个有精确观察力的孩子，或者是一个对童年时代有很强记忆力的成人，对这两个特点，我是毫无疑问会直认不讳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在我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那段浑噩岁月时，不免感到事物纷纭，但超乎这一切之上，最先让我想起的是我的母亲和佩格蒂。我还记得别的什么呢？让我来想想看吧。
在一片朦胧中出现的是我们家的房子——对我来说，它并不陌生，而是很熟悉，仍是最初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底层是佩格蒂做饭的厨房，与后院相通，在后院正中的一根杆子上，有一个鸽子棚，可是里面并没有鸽子；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大狗窝，可是也没有什么狗。那儿还有一群我觉得高得可怕的家禽，它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摆出一副凶猛的样子。
其中有一只老是飞到柱子上去打鸣的公鸡，当我从厨房的窗子里看着它时，它似乎特别注意我；它非常可怕，吓得我直发抖。边门外面还有一群鹅，每当我走过那儿时，它们就伸长脖子，摇摆着身子使劲追我。我连晚上都梦见它们，就像一个四周被野兽包围的人，晚上会梦见狮子一样。
还有一条很长的过道——我觉得它真是幽深极了！——从佩格蒂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在过道的一边，有一间阴森森的储藏室，那是一个夜间经过时得跑着过的地方。因为要是没有人拿着昏暗的灯进到里面，让那股霉气冲到室外来，我不知道在那些盆盆罐罐和旧茶叶箱之间会藏着什么；在房里的那股霉气中，混杂着肥皂、泡菜、胡椒、蜡烛和咖啡的气味。屋子里还有两间客厅，一间是我们晚上常坐的，母亲、我和佩格蒂三个人——佩格蒂做完工作，我们又没有别的客人时，她常和我们在一起——另一间是我们星期天才坐的较好的客厅，很阔气，但是并不那么舒适。我觉得这间客厅里有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佩格蒂曾对我说起过——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但显然是在很久以前——有关我父亲的葬礼，以及穿着黑色外套的人们。有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母亲给佩格蒂和我念了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2]。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闹得她们后来只好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指给我看卧室窗外安安静静的教堂墓地，说明在肃穆的月光下，死者都静静地长眠在坟墓中。
不管在哪儿，我都从未见过有什么东西有那教堂墓地里的草一半翠绿，没有东西有那儿的树木一半葱郁，也没有东西有那儿的墓碑一半宁静。在清晨，当我从母亲卧室套间里的小床上跪起来，朝那儿看时，看到有羊在那儿吃草；还看到照耀在日晷上的红光，于是我心里想：“日晷又能报时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这感到高兴呢？”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里的座位。那座位的椅背多高啊！旁边就有一扇窗子，从窗子里可以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在做早祷的时候，佩格蒂朝我们家的房子看了许多次，她要尽可能地弄清楚，我们家有没有遭到盗窃，有没有着火。不过，尽管佩格蒂的眼睛可以四处张望，要是我也那么做了，她就会非常生气；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直皱眉头，要我看着那个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那套白衣服，我也认识他，而且我怕他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老是这样盯着他，说不定会停下礼拜来问我什么——那我该做点什么呢？打呵欠是很不好的，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呀。我看我母亲，可她装作没有看到我。我看过道里的一个孩子，他朝我做鬼脸。我看穿过前廊从敞开的门口进来的阳光，看到那儿有一只迷了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3]，而是宰肉吃的羊——好像正犹豫着有点想进入教堂。我觉得，要是我再朝它多看一会，我也许会忍不住高声说出什么来。那样一来，我就会变成什么啦！我抬头看墙上的那些纪念牌，试着想到本区新近去世的鲍杰斯先生，当他久受病痛折磨，医生束手无策时，鲍杰斯太太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请过齐利普先生，是不是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这事每星期都会让人想起一次，他会怎么想呢。我把目光从戴着礼拜天围领的齐利普先生身上转到讲坛上。我心里想，这个讲坛用作玩耍的地方多好啊，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城堡，由另一个孩子沿楼梯往上进攻，在上面的人可以拿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往他头上扔。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渐渐地闭上了，开始好像还听到牧师热情地在唱一支催眠曲，以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声从座位上跌了下来，然后佩格蒂把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抱到了外面。
现在我又看到我们家房子的外面了。卧室的方格子窗全都敞开着，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房内，那些残破的旧鸦巢，仍在前院外侧的榆树上摇晃。现在我来到了后园，来到有个空鸽子棚和狗窝的庭院后面——我现在还记得，那儿真是一个蝴蝶保护区，有一道高高的围篱，还有一扇门，门上挂着锁。那儿的树上挂满成簇的果子，一直比任何园子里的果子都长得多，而且更成熟。我母亲把一些果子采摘下来放进篮子，我就站在一旁，偷偷地把醋栗塞进嘴里，囫囵吞下，尽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阵大风刮起，夏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在冬天的暮色中玩耍，在客厅里跳舞。当我母亲喘不过气来，在扶手椅上坐下来休息时，我看她往自己手指上缠绕发亮的秀发，还把上衣的衣服拉平整。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她喜欢自己显得漂亮精神，并为自己长得美丽而自豪。
这是我最小时留下来的一部分印象。除此之外，我和母亲两人都有点怕佩格蒂，大小事情大部分都听从她的调度，这也是我最早的一个看法——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看法的话——这看法是我亲眼目睹了种种事实后形成的。
一天晚上，剩下佩格蒂和我两人坐在小客厅的壁炉前。我给她念了一篇有关鳄鱼的故事。我一定是念得过于清楚了，说不定是这可怜的人听得过于认真了，因为我记得，待我念完以后，她竟然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认为鳄鱼是一种蔬菜。这时我已经念得很累，困极了。可是，这次作为一种特别优待，我已得到母亲允许，可以坐到她从邻居家串门回来，（当然啦）我宁可坐在这儿困死，也不愿上床去睡。可我当时实在困极了，只见佩格蒂变得越来越大，大得都不成样子了。我用两个食指使劲把眼皮掰开，坚持着看她在那儿做针线活，看她那一小块用来擦线的蜡头儿——它已经用得很久了，浑身上下全是皱纹！——看她那码尺“住”的草顶“小房子”，看她那绘有圣保罗教堂（有一个红色的圆屋顶）带滑盖的针线匣子，看她手上戴的铜顶针，看她本人，我觉得她非常可爱。我当时简直困极了，我知道，要是有那么一会儿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我就完了。
“佩格蒂，”我突然问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大卫少爷，”佩格蒂回答说，“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的呢？”
她回答时显得这般吃惊，把我都给吓清醒了。接着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看着我，把针都拉到线儿尽头了。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呀，佩格蒂？”我说，“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我当然认为，她和我母亲的样子不同，不过在另一种美里，她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在我们那间好客厅里，有一张红色天鹅绒面子的脚凳，我母亲在那上面画了一束花。依我看来，那脚凳的底色跟佩格蒂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虽说凳子光滑，佩格蒂粗糙，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
“说我漂亮，大卫！”佩格蒂说，“啊哟，没有的事，我的宝贝！可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的呢？”
“我不知道！——一个人一定不能同时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是吗，佩格蒂？”
“当然不能！”佩格蒂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可要是你嫁给一个人，而那个人死了，那你就可以再嫁另一个人了，这可以吗，佩格蒂？”
“可以那样，”佩格蒂说，“要是你想那样做，亲爱的。这是一个看法问题。”
“那么你的看法怎么样呢，佩格蒂？”我问道。
我一面问她，一面还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这么好奇地看着我。
“我的看法是，”佩格蒂犹豫了一下，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重又做起针线活来，然后接着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大卫少爷，我也不想结婚。有关这件事，我只知道这一点。”
“我想，你没生气吧，佩格蒂？是吗？”我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后，问道。
我真以为她生气了，看上去她对我很冷淡，可是我大错特错了，因为接着她便把针线活（她自己的一只袜子）放到一边，张开双臂，把我满是鬈发的头使劲抱了一下，我知道她一定使了很大的劲，因为她很胖，穿上衣服后，任何时候只要稍一使劲，她的长外衣背后的纽扣就会绷飞几颗。我记得，那天她搂抱我时，就有两颗纽扣一直飞落到小客厅的那头去了。
“现在你再给我讲讲鹅鱼的故事吧，”佩格蒂说，她连鳄鱼的名字也还没能完全说对，“因为我还没有听够呢。”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佩格蒂的神情那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急于要听鳄鱼的故事。不过我还是振作起精神，开始重又念起那些怪物的故事来，念到我们让鳄鱼把蛋留在沙子里，让太阳去孵化；然后就躲开它们，在它们周围绕圈子，用这来捉弄它们，因为它们身子很笨，转弯很不灵活；我们还像土人一样下水追它们，用削尖的木棍捅进它们的喉咙。总之我们对鳄鱼进行了一切惩罚。至少我是那么做了。不过我对佩格蒂有点起疑，发现她一直若有所思地用针扎自己的脸和手臂的各个部位。
我们讲完了鳄鱼的故事，就开始讲起鼍龙来，这时前院的门铃响了。我们急忙跑到门口，是我母亲回来了；我觉得，她看上去比往常更漂亮了，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长有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个星期天，他曾陪我们一起从教堂回来。
当我母亲在门旁弯下身来搂着我亲我时，那个男人说，我是一个比国王更有特权的小家伙——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话；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他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隔着母亲的肩头问他道。
他拍拍我的头；可是，不知怎么的，我不喜欢他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我忌妒他的手摸我时碰到我母亲的手——他的手确实已碰到。我尽力把它推开。
“哎，大卫！”我母亲阻止说。
“是个乖孩子！”那个男人说，“他这样爱自己的母亲，我不会感到奇怪的！”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脸上有这样美丽的颜色。她只是温和地责备我有失礼貌。她把我搂着，紧贴在自己的披肩上，一面转过身去感谢那位男人不怕麻烦送她回家，她一面说着一面朝他伸出手去，他也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这时，我觉得她朝我看了一眼。
“让我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子把头俯到——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小手套上时，对我说。
“再见！”我说。
“好！让我们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吧！”那男人笑着说，“握握手！”
这时，我的右手正握在母亲的左手中，我便朝他伸出左手。
“哦，伸错手了，大卫！”那男人笑了起来。
我母亲把我的右手拉到前面，可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我打定主意不把右手伸给他。我还是朝他伸出了左手，他也就带着亲热的样子握了握这只手，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小家伙，接着便走了。
这时，我看见他在庭园里转过身来，用他那双不吉利的黑眼睛朝我们最后看了一眼，随后关上了门。
一句话没说、一个指头也没动的佩格蒂，这时立即上去锁了门，然后我们都进了小客厅。我母亲一反平常的习惯，没有走向壁炉的扶手椅，而是留在房间的另一头，在那儿坐下，顾自唱起歌来。
“你今天晚上很快活吧，太太。”佩格蒂说，她手里拿着烛台，像只圆桶似的直挺挺地立在屋子的正中间。
“多谢你，佩格蒂，”我母亲用一种满意高兴的声音回答说，“我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有个生人什么的，换换胃口，总能让人开心的。”佩格蒂暗示说。
“是啊，换换胃口，真让人开心。”我母亲回答说。
佩格蒂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的正中间，我母亲就又唱起歌来。我睡着了，不过睡得并不熟，还能听到声音，只是听不清她们说些什么。当我从这种难受的瞌睡中蒙蒙眬眬地醒过来时，发现佩格蒂和我母亲两人都在一面哭，一面说话。
“不应该找这样一个人，要是能让科波菲尔先生说的话，他也不会喜欢的。”佩格蒂说，“这是我说的，我就是这么说！”
“哎呀！”我母亲叫了起来，“你要把我给逼疯了！有哪个女孩像我一样受自己用人的气的！我为什么要亏待自己，把自己叫作女孩呢？难道我没结过婚吗，佩格蒂？”
“上帝知道你结过婚，太太。”佩格蒂回答说。
“那你怎么敢——”我母亲说，“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怎么敢，佩格蒂，而是说你怎么忍心——把我弄得这样难受，对我说出这样让人伤心的话来；你很清楚，出了这房间，我连半个可以求助的朋友都没有了啊！”
“正是因为这样，”佩格蒂回答说，“所以说更加不行。不！不行！不行！怎么也不行！不行！”我觉得，佩格蒂准会扔了那烛台，她说话时，那么使劲地用它来加强语气。
“你怎么能这样夸大其词，”我母亲说，哭得比先前更厉害了，“说话这样不讲道理！我已经对你说过许多遍了，佩格蒂，我们一点也没有超出最普通的一般交际，你太狠心了，你怎么还老是这么说，好像全都已经成为定局，全都安排停当了呢！你谈到爱慕的事。这我有什么呢？要是有人犯傻，硬要滥用自己的感情，这能怪我吗？我问你，我有什么办法？难道你希望我削光头、涂黑脸，或者是用火烧、水烫等等办法来把自己弄丑吗？我敢说，你希望我那么做，佩格蒂。我敢说，你很高兴我那么做。”
我觉得，佩格蒂听了这番冤枉她的话，伤心极了。
“我的宝贝孩子，”我母亲走到我坐的扶手椅前，搂住我喊着说，“我的小大卫！这还不是对我暗示，说我对我的小宝贝缺少爱心，说我不疼爱这个最可爱的小家伙吗！”
“从来没有人暗示过这样的事情。”佩格蒂说。
“你就是那么暗示的，佩格蒂！”我母亲回答说，“你自己明白，你那么暗示了。你说的话的意思，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你太损人了，你跟我一样清楚，完全为了这孩子，上一季我连把新阳伞也舍不得买，虽说那把绿色的旧伞整个边都磨破了，穗子也全都不成样子了。这你都知道，佩格蒂，你不能否认。”接着，她温柔亲切地转向我，把自己的脸贴到我的脸上，说，“我是个坏妈妈吗，大卫？我是个讨厌、狠心又自私的坏妈妈吗？说呀，说我是这样一个妈妈，我的孩子。你说‘是’吧，宝贝，那样佩格蒂就会疼你了，那样她就会比我更多地爱你了。大卫，我一点也不爱你，是不是？”
说到这儿，我们三人全都哭了。我觉得，我是其中哭得最响的一个，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哭全都发自内心。我自己就感到伤心极了，恐怕在非常激动时，还骂过佩格蒂“畜生”。我记得，那个忠厚老实人听到我这样骂她，万分痛苦，当时，她的纽扣一定全都一粒不剩了。因为她跟我母亲和好后，又跪在扶手椅旁，跟我和好，于是她的那些纽扣便像排枪似的，纷纷绷飞了。
我们上床睡觉了，但心里仍非常难过。我不断被抽噎惊醒，很久都没能睡熟。当一次非常剧烈的抽噎把我惊醒从床上坐起时，我发现我母亲正坐在被子上，俯在我身上。后来她就抱着我，我才在她怀中睡着，睡得很熟。
我再次见到那个男人，是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天，还是过了很久，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从来不敢自夸自己擅长于记日子。不过我又看到他来到教堂里，然后跟我们一起步行回家。这一次，他还进了我们家，看了摆在我们家小客厅窗口上一盆极好的天竺葵。我觉得他并不怎么在意那盆花，可是在临走之前，他要求我母亲送他一朵花，她请他自己选摘一朵，但他不肯那么做——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所以我母亲便采了一朵，交到他的手中。他说他要跟这朵花永远、永远不再分离。我当时想，他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连这花儿一两天就会凋谢都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佩格蒂不像先前那样常和我们在一起了。我母亲事事对她言听计从——我觉得比以前更听了——我们三人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不过跟以前相比，还是有了不同，我们之间不再像先前那样融洽愉快了。有时候我猜想，也许佩格蒂反对我母亲穿衣柜里那些漂亮衣服，或者是反对她老往那个邻居家跑。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找不出能使自己满意的答案。
渐渐地，我对那个长有黑胡子的男人也看惯了，不过我并没有比刚见到他时喜欢他，对他仍抱有同样不安的妒忌心。我对他的憎恶，完全出于一种儿童的本能，而且总认为，我母亲有佩格蒂和我拥有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别人的任何帮助，除此之外，即使我还有什么理由的话，也决不会是我年纪大一点时所能发现的那种理由。当时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想法，类似的想法也没有。要说的话，我也只能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些事。至于要把这些零零星星的事联在一起，织成一张网，把什么人网罗其中，那是我还没法做到的。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前面的花园中，这时谋得斯通先生——现在我已知道他叫这名字——骑着马来了。他见了我母亲便勒住马，向她问了好，并说他要去洛斯托夫特看几个朋友，他们那儿有一条游艇。他满面春风地向我母亲提议，说要是我想要骑马的话，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子上，把我带了去。
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舒适，就连那匹马，自己也像很喜欢让人骑似的，它站在花园的门口，又是喷鼻，又是刨蹄，引得我也非常想去了。于是我母亲便打发我上楼去，让佩格蒂把我打扮一番。这时谋得斯通先生便翻身下马，把马缰拢在胳臂上，在蔷薇围篱外慢步来回走着，我母亲则在围篱里边陪着他走来走去。我记得，佩格蒂和我从小窗子里往外偷偷看着他们。还记得，他们俩一边溜达，一边仿佛非常仔细地在察看他们之间的那些蔷薇。这时，佩格蒂原来那天使般的脾气，突然变得粗暴起来，猛地使劲梳我的头发，还梳错了方向。
谋得斯通先生和我不久就出发了，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骑马一路小跑前去。谋得斯通先生毫不费劲地用一只胳臂搂着我；我认为，我往常并不是一个好动的孩子，可是那一天，我没能定下心来乖乖地坐在他的前面，而是不时地转过头去朝上看他的脸。他有着那种浅浅的黑眼睛——我很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说明那种看上去没有深度的眼睛——当它出神的时候，似乎由于某种光线特殊的关系，变成了斜眼，有时看上去仿佛像整个五官都不端正似的。我偷着朝他看了好几次，一看到他的这种样子，就产生一种畏怯的心情，而且心里纳闷，他想得这么出神，不知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头发和胡子，现在从近处看，比我原先认为的更黑更浓。他的脸的下部成方形，他那每天都刮得光光的浓黑胡子的碴儿，使我想起大约半年前来我们附近展览的蜡像，以及他那两道整齐的眉毛，还有他那白色、黑色、棕色的肤色——他那该死的肤色，一想起他来，就要骂他该死的！——使我觉得，虽说我对他存有疑虑，他还是个很英俊的人。我相信，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来到海滨的一家旅馆，那儿有两位先生正在一个房间里抽雪茄烟。他们两人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占了四张椅子；他们都穿着宽大的粗呢短大衣。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外套和海员斗篷，还有一面旗子，全都捆在一起。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两人都懒洋洋地翻身站了起来，并且说道：“哦，谋得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有呢！”谋得斯通先生回答说。
“这小家伙是谁呀？”两人中有一个拉住我问道。
“这是大卫。”谋得斯通先生回答说。
“姓什么？”那人问，“是大卫·琼斯？”
“不，是大卫·科波菲尔。”谋得斯通先生说。
“什么！是那个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累赘？”有一位先生叫了起来，“那个标致的小寡妇的？”
“昆宁，”谋得斯通先生说，“请你说话留点神。有人的耳朵可尖呢！”
“谁呀？”那位先生笑着问道。
我赶快抬起头来看，急于想知道是谁。
“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4]罢了。”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也就放心了，因为开始时，我还真以为说的是我呢。
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个人，似乎很有让人可笑的地方，因为当时一提到他，那两位先生就都纵声大笑起来，谋得斯通先生也非常开心。笑过一阵之后，叫作昆宁的那位先生问道：
“对正在进行的这桩买卖，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的意见怎么样？”
“哦，我想眼下布鲁克斯对这件事懂得还不多，”谋得斯通先生回答说，“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
说到这里，大家又笑了起来。跟着昆宁先生说，他要按铃叫人送雪利酒来为布鲁克斯干杯。他这么做了，当酒送来后，他要我也就着饼干喝一点；在我喝酒之前，他还要我站起来说，“为布鲁克斯的失败干杯！”这一祝酒词引得大家一阵喝彩和纵声大笑，使得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这一笑，他们笑得更加厉害了。总之，我们全都非常开心。
这以后，我们就到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在草地上闲坐，以及用望远镜看远处的景物——可是当望远镜放到我的眼前时，我却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假装说看见了——后来我们就回到旅馆吃午饭。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那两位先生一刻不停地抽烟——我心里想，从他们那粗呢外套上的气味来看，打从这两件衣服从裁缝铺里拿回来穿上起，他们一定就不断地抽烟了。我还不该忘记，那天我们还去乘了游艇。在游艇上，他们三人全都下到船舱，在那儿忙着摆弄一些文件。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只见他们一个个都很卖力地在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把我交给一个很和蔼的人照顾，那人的脑袋很大，满头红发，头上戴一顶闪光的小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斜纹布衬衣或背心，胸前用大写字母印着“云雀”两个大字。我原以为这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没有街门，没地方挂姓名牌，所以他就把名字标在衣服上。但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船的名字。
据我一整天来的观察，谋得斯通先生要比另外两位先生严肃、稳重。那两位先生整天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他们两人相互之间经常随随便便地开玩笑，可是很少跟谋得斯通先生逗趣。我觉得他比起他们两人来似乎更精明、更冷漠。他们看待他，也有一点像我一样的味道。我注意到，有一两次，在昆宁先生说话时，他一边说，一边斜眼看着谋得斯通先生，好像要弄清会不会惹得他不高兴似的。还有一次，当帕斯尼吉先生（另一位先生）高兴得得意忘形时，昆宁先生踢了踢他的脚，还用眼色暗暗警告他，要他留神正颜厉色地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的谋得斯通先生。那一天，除了那个谢菲尔德的笑话外，我不记得他另外还曾笑过——而那个笑话，顺便说一句，那是他说的。
我们晚上很早就回家了。那是个非常晴朗美好的夜晚。母亲打发我进屋去吃茶点后，她又和谋得斯通先生在蔷薇围篱旁散步。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就问我那一天的经过情况，他们说些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她的话，她笑了起来，并对我说，他们真不要脸，净在胡说八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的话让她高兴。我当时就知道得跟现在一样清楚。我趁机问她，她是不是也认识那个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但她回答说不认识，不过她猜想那一定是个制作刀叉之类的人。
虽然我有理由说，我记得的是她已经改变了的容颜，我也知道那容颜已经不在人间，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容颜却出现在我的面前，和我想要在拥挤的街道上寻见的任何一副容颜一般清晰，所以，我怎么能说她的那副容颜已经消失了呢？现在，她的那股美的气息，仍和那天晚上一样，直扑我的面颊，我怎么能说她天真的少女般的美已经凋谢，已经不复存在了呢？既然我的记忆，正像刚才说的那样，使她复活了过来，而且记忆中的青春，比我或任何人所钟爱的青春更为栩栩如生，能把当时所珍爱的一切牢牢保持，那我怎么能说她已经改变了呢？
我们作了这番谈话后，我就上了床，这时她到我床前来道晚安，现在我写的就是她来我床前的情景。她淘气地跪在我的床边，双手托着下颏，笑着说：
“他们说些什么，大卫？再给我说一遍。我不相信。”
“那个迷人的——”我开始说。
我母亲用双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他们说的决不是‘迷人的’，”她笑着说，“他们决不可能说‘迷人的’，大卫。这会儿我知道了，决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这么说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理直气壮地说，“还有‘标致的’。”
“不，不，决不会是‘标致的’。不是‘标致的’。”我母亲又把手放到我的嘴唇上，插嘴说。
“是这么说的，‘那个标致的小寡妇’。”
“这些不要脸的傻瓜！”我母亲叫了起来，笑着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班可笑的男人！是不是？亲爱的大卫——”
“嗯，妈。”
“这话你可别告诉佩格蒂；她听了会对他们生气的，我自己听了就很生他们的气；我想还是别让佩格蒂知道的好。”
我当然答应了；接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互相亲吻，然后我很快就睡熟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佩格蒂对我提出的那个惊人的、大胆的建议，由于年代久远，我觉得这仿佛就发生在我和母亲那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可实际上这大概是过了两个来月后的事。
一天晚上，我们像先前一样，一块儿坐着（我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旁边放着袜子、码尺、蜡头、盖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子，还有讲鳄鱼的书。这时，佩格蒂一连看了我几眼，又张了几次嘴，像要说话的样子，可是又没有说——我当时以为她只是要打哈欠，要不我一定会吃惊的——最后终于用哄我的口气说：
“大卫少爷，我带你去亚茅斯[5]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你说好吗？那不是很好玩吗？”
“你哥哥是个有趣的人吗，佩格蒂？”我随口问了一句。
“哦，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佩格蒂举起双手喊了起来，“那儿还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渔的，有海滩，还有阿姆[6]跟你一起玩——”
佩格蒂说的是她的侄子汉姆，这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过，可她在这儿把他说得像是英语语法的一小部分了。
她扼要地说了这么些有趣的事，我兴奋得脸都红了，于是便回答说，看来那儿确实很好玩，可是我母亲会怎么说呢？
“我敢拿一个几尼打赌，”佩格蒂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咱们去的。要是你愿意，等她一回家，我就问她。就这么办啦！”
“不过，我们走了，她怎么办呢？”我把我的小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她，“她独自一个人没法过的呀。”
如果说佩格蒂忽然要在那只袜子的后跟上找一个洞的话，那么那个洞一定小而又小，不值得补的了。
“我说！佩格蒂！她独自一人没法过的，这你知道。”
“哦，你这乖孩子！”佩格蒂终于又看看我说，“你不知道吗？她要去格雷珀太太家住两个星期。格雷珀太太家要来一大帮客人呢。”
哦！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很乐意去了。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我母亲从格雷珀太太家（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家邻居）回来，以便最后确定，我们是不是真能得到许可，去实现这个了不起的计划。然而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我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吃惊的表示，她马上就同意了。当天晚上就安排好一切，我在这两个星期中的食宿费用，一切照付。
我们动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甚至连我也觉得这日子来得太快了，而原来，我是迫不及待地盼望这天快到来的，还有点怕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弄得我们走不成呢。我们乘的是一辆脚夫的马车，车子在早饭后就出发。要是允许我头天晚上不脱衣服，戴着帽子穿着鞋睡觉的话，不管跟我要多少钱我都肯。
回忆起当时我怎样急于要离开我那个快乐的家，想到我竟会一点没有觉察从此我永远离开了这一切，虽然叙述起来似乎很轻松，可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感到很难过呢。
我很喜欢回忆那段情景，当脚夫的马车停在大门前，我母亲站在那儿吻我时，对我母亲，对这个以前从未离开过一天的老家，我心中的感激依恋之情油然而生，使得我哭了起来。我高兴的是，我记得我母亲也哭了，我还感到她的心贴在我的心上直跳。
我还喜欢回忆起，当脚夫开始赶动马车时，我母亲突然跑出大门，叫他停下，为的是要再吻我一次。现在，我老是喜欢回忆她的脸贴上我的脸吻我时，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热和慈爱。
当我们离开站在路旁的母亲出发时，谋得斯通先生来到她的跟前，好像是在劝她不要这么动感情。我避开车篷向后张望，心里嘀咕，这跟他有什么相干。佩格蒂也从另一边往后张望，她好像很不满意；这从她带回车中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我坐在那儿，朝佩格蒂看了一些时候，心里幻想着这样一种假设的情况：要是她奉命把我像那个童话中的孩子一样抛弃，我是不是能够顺着她掉落的纽扣，找到回家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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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锉齿的管状厨房小用具，用来擦碎豆蔻、生姜之类。
[2].据《圣经》记载，耶稣使病死四日的拉撒路复活后从坟墓中出来。详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至四十四节。
[3].基督教以“迷途的羊”比喻误入歧途的罪人。
[4].英国著名刀剑制造商，此处暗指大卫伶俐如刀剑。
[5].英国东海岸的一个渔港。
[6].“汉姆”原文为“Ham”，英国未受教育的人往往不发“H”音，此处佩格蒂把“Ham”说成“Am”，成了“be”变来的“am”了，所以说它“像是英语语法的一小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