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快,快,快,马儿重新奔跑

楼道上,院子里,议论纷纷,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双手插在口袋里,领子竖到耳朵上,脑袋和帽子缩在两只肩膀之间,没有参与。但他始终站在三三两两的人群里倾听,站在三三两两的人群里四面倾听。后来,他在一旁做了观众,他们夹道欢迎,木匠和他那肥胖的婆娘穿过走廊,被人带到街上。脚步沉重地上了路。我也跑过的。不过当时天色昏暗。瞧,人家的眼睛瞪得多直。无地自容。是的,是的,你们可以说风凉话。你们知道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小市民,蹲在炉子后面,招摇撞骗,可就是没人来抓他们。弟兄们的骗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现在打开绿衣亨利(4)。是的,进来吧,只管进来好了,孩子们,还有那位矮小的少妇,大概酒喝多了,她没错,她一点也没错。让人家笑话去吧。他们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一言为定,说话算话,完事。

人们仍然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则站在楼门前,显得异常的冷静。他从外面看着那个楼门,目光越过这道堤坝,这个人现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将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该死的冷静,狗一般的冷静。我不上去了。那我干什么呢。

他站在那里,转过身去——却不知道,自己就是这样被人吵醒的。他和那帮站在那里嚼舌头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到别处去看看。人家把我从这里赶走。他于是轻快敏捷地上了路,沿着艾尔萨斯大街下行,沿着地铁的建筑围栏,向着罗森塔尔广场,向着任意的一个方向前进。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爬出了他所在的那幢建筑物。那个被人家的议论驱逐着的男人,那个长得圆滚滚的、喝得醉醺醺的女人,那场偷窃,那辆绿衣亨利,和他一起行进。一家小酒馆在还不到广场拐角的地方出现,这下可来劲了。他的两手自动地往口袋里一伸,没有瓶子可灌。什么都没有。没有瓶子。忘了。落在楼上了。因为那件屁事。乱哄哄的,只想着穿上大衣,下楼,却没把酒瓶放在心上。见鬼。溜达回去?他的内心活动着:不回去回去,回去不回去。脉搏急促地跳动,翻来覆去,骂娘,放弃,推迟,唉,怎么办,让我尽兴吧,我要进去,这样的想法弗兰茨已经好久没有过了。我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呢,我渴了吗,渴了喝塞尔脱斯矿泉水就够了,如果你进去了,你就只会是乱喝一气,哎呀,真的,我都快渴死了,非常渴,渴极了,上帝呀,我多想狂饮一顿啊,你最好还是呆在这儿别动,不要进去,不然的话,你马上又会喝它个狗啃泥,喂,到时候你又要蹲在那个老婆子的阁楼里了。到时候又是绿衣亨利和那两个木匠,锵,向右转,不,这里我们不呆,或许别的什么地方,继续走,继续,跑啊,不停地跑。

就这样,弗兰茨揣着兜里的一点五五个马克跑到了亚历山大广场,他是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跑来的。接着,他对自己进行了强迫,虽然他并不情愿,但还是在一家小食店吃了一顿,好好地吃了一顿,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顿正经饭,五香小牛肉丁拌土豆。饭后,他的饥渴感稍有平息,还剩十五芬尼,被他攥在手里揉搓。我去找莉娜吗,莉娜对我有什么用,我不喜欢她。他的舌头发懵发苦,他的嗓子开始冒烟。我还得灌下一瓶塞尔脱斯才行。

于是——在吞咽的时候,在灌下清凉宜爽的时候,在碳酸气泡挠痒痒的时候,他知道他想去哪里了。去找米娜,他给她送去过小牛里脊,那几件围裙她没有要。是的,这样做是对的。

我们起来吧。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在镜子前打扮自己。人家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他看着自己那苍白、松弛、长满疙瘩痘的面颊,那就是毕勃科普夫。这个家伙有着一副嘴脸。额头上的印子,哪里来的红印子,帽子勒的,还有这黄瓜鼻子,哎呀,这么肥厚的红鼻子,这可没必要说是白酒烧的了,因为今天很冷;只是这双可怕的、讨厌的金鱼眼,像头母牛,我怎么会长着这样的两只小牛眼呢,直愣愣的,好像我不会转眼珠子似的。好像人家把糖浆浇了我一身似的。不过,这在米娜面前不打紧。把头发梳整齐一点。就这样。我们继续往下走,去她那儿。她会给我几个芬尼的,我们先用着,等到了星期四再说吧。

走出鸽子笼,走上寒冷的街道。人很多。亚历山大一带人山人海,大家全都有事要做。全都需要有事做。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向他们走去,一双眼睛左顾右盼。湿漉漉的沥青路上,仿佛有匹老马滑倒了,肚子上挨了马靴的一踹,痒得向上一跃,拉起车子发疯似的奔跑起来。弗兰茨有的是肌肉,他在田径俱乐部呆过;此时,他慢慢地穿过亚历山大大街,他知道自己迈着怎样的步伐,坚定的,坚定的,就跟普鲁士的禁卫骑兵一样。我们和别人一样地迈步前进,不差毫厘。

今天中午的天气预报:天气预计将稍有好转。虽然仍以严寒为主,但气压正在上升。太阳重又羞答答地露出笑脸。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可望回暖。

谁要是能够亲自驾驶NSU-6缸型,谁就会感到激动万分。啊,我的情郎,让我和你一起去到那里,去到那里。

弗兰茨来到她住的那栋楼里,站在她的门口,那里有一只门铃。他猛地一把扯下头上的帽子,拉响门铃,谁来开门,那会是谁呢,当一个姑娘遇见一位男士的时候,我们就行屈膝礼,那到底会是谁呢,心里好痒痒。啪嗒一声。一个——男人!她的丈夫!这是卡尔!那位锁匠先生。但这一点也不打紧。做你们的苦相去吧。

“怎么是你?怎么回事?”“得了,卡尔,只管让我进来好了,我不会咬人的。”他这就进了屋。看来我们都在这里。这种无赖,这种东西已经让人领教过了。

“尊敬的卡尔先生,虽说你是个正规的锁匠,我只是个临时工,可你也别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既然我说早上好,那你也可以说你好嘛。”“喂,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叫你进来了吗?你干吗要挤进屋来?”“得,你老婆在吗?也许我可以对她说声你好。”“不,她不在。你休想。没有谁愿意见到你这号人。”“是这样呀。”“是的。没人。”“得——可你在啊,卡尔。”“不,我也不在。我只是回来拿毛背心的。我马上就得到下面的店子里去。”“这生意,好兴旺啊。”“那当然啦。”“那我就是被人撵出去的。”“我根本就没有叫你进来过。嘿,你到底落什么东西在这儿了?你一点也不觉得丑吗,跑上楼来,让我丢脸,这楼里的人全都认识你。”“让他们发牢骚去吧,卡尔。我们犯不着为这种事情自寻烦恼。我又不是想进他们家的客厅。你可知道,卡尔,不要为这些人去自寻烦恼。我那里今天有人被穿绿制服的抓走了,是个正规的木匠,而且此人还是我们楼里的管理员呢。你想想。和老婆一起。把人给偷了个底朝天。我偷了吗?啊?”“喂,我要下去了。你走吧。干嘛要把我和你扯在一起。要是让米娜撞上你,你可得准备好了,小心她操起扫帚打你个稀里哗啦。”这人知道米娜什么呀。这种被老婆戴上绿帽子的男人还想来教训我。真是让我笑掉大牙了。要是一个姑娘遇见一个她爱的、她喜欢的男士。卡尔走到弗兰茨跟前:“你还看什么?弗兰茨,我们不是你的亲戚,不是,根本就不是。如果你是刚从牢里出来的,那你可得自个儿瞧瞧你要干什么。”“我还没求你呢。”“是的,米娜忘不了伊达,姐妹就是姐妹,在我们眼里,你还是从前的那个你。你完了。”“伊达不是我打死的。什么人一着急,都会有失手的时候。”“伊达死了,你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吧。我们可是讲脸面的人家。”

这个狗娘养的,戴绿帽子的,这个恶毒的东西,真恨不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要活脱脱地把他老婆从他床上抢走。“我坐了四年牢,一分钟也不少,你可不能像法院似的添油加醋了。”“你的法院跟我无关。你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一了百了了。这里没你的事儿。一了百了了。”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位锁匠先生,他还会加害于我的。

“我现在告诉你,卡尔,我愿意与你们和解,对我的惩罚已经结束了。我要与你握手言和。”“我不会握你的手的。”“这我倒想要弄弄清楚。(猛一把抓住这个家伙,拎起他的两条腿,狠狠地往墙上撞。)我现在明白了,心里有数了。”手跟先前一样,猛地一挥,啪地一声戴上帽子:“那么早上好,卡尔,锁匠师傅卡尔先生。也问米娜好,告诉她我来过了,只是看看,过得如何。你这个杂种,可是天底下最最愚蠢的无赖。你给我好好记着,你要是打什么主意,当心我的拳头,可别来烦我。你是个流氓无赖,米娜跟着你,真让我难过。”

离去。平静地离去。平静地、缓慢地下楼。如果有人跟在后面,可要当心。到对面灌下一独杯白酒,一杯热辣辣的强心剂。他说不定也要过来。我等着。弗兰茨心满意足地继续前进。我总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弄到钱的。他感到了自己的肌肉的粗壮,我会重新让自己得到充足的补给的。

“你企图在路上拦截我,把我打倒。可我有一只能掐死人的手,你根本不能战胜我。你含讥带讽地向我发起进攻,你企图用鄙视来把我埋葬——不是我,不是我——我非常强壮。我可以对你的嘲讽充耳不闻。你的牙齿咬不破我的铠甲,我不怕蝰蛇。我不明白,你哪来的权力,向我进攻。但我能够抵挡住你。我主支持我和敌人对峙。”

“你只管说吧。逃脱了鸡貂魔掌的鸟儿们,唱起歌来是多么的美妙。可是,鸡貂多的是,小鸟还是应该尽情地歌唱!你的眼睛还没有对准我。你还没有必要看着我。你在倾听人群的叨唠,街道的喧闹,电车的呼啸。尽情地呼吸吧,尽情地倾听吧。在这万物之中,你总有一天会听到我的声音的。”

“谁?谁在说话?”

“我不告诉你。你会看见的。你会感觉到的。武装好你的心。然后我再对你说话。然后你就会看见我了。你的双眼将满是泪水。”

“你还可以这样说上一百年。我只需付之一笑。”

“别笑。别笑。”

“因为你并不了解我。因为你并不知道,我是谁。谁是弗兰茨·毕勃科普夫。这个人什么都不怕。我有两只拳头。看哪,我的身上长着什么样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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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曾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残酷镇压工人运动。

(2) 奥托·恩斯特(1862—1926)著有《蜡人为师,庸人为师》的教育讽刺喜剧,1901年首演,1920年拍成电影。

(3) 古斯特的昵称。

(4) 柏林方言,意为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