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屋外飘着鹅毛大雪。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里。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门迎接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对他说道。两人站在前厅里。她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就像挨了谁的打。
“来哪儿呀？找谁？在咱们这儿吗？”
“当然没来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想晚上再来一趟，说是要找你谈事儿。他很快就要过来了。”
“他为什么来这儿？”
“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好像是说他要到远东去，途中专门绕到尤里亚金，想跟咱们碰碰面，主要是想看看你和帕沙。他说了很多事儿，都和你们有关。他不停跟我解释，说你、帕沙和我三个人，都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让咱们听他的安排，这样才能救咱们。”
“那我出门了。我不想看到他。”
拉拉突然泪如泉涌，俯身抱住他的腿，把头紧贴在他的身上，打算跪在医生跟前。但他阻止了她，紧紧地将她抓住了。
“留下来吧，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我不怕单独同他大眼瞪小眼，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这样，可这样我会很恼火。别留下我一个人和他见面呀。再说，他经验老到，久经世故，也许真能帮上咱们的忙。我知道你很厌恶他，也很正常。但我请求你，克制一下，留下来。”
“你哭什么呀，我亲爱的天使？冷静一点。你这是做什么？下什么跪呀？快起来，要开开心心的。快甩掉折磨着你的妖术。他弄得你一直都这么心惊胆战。我会留下来。如果有必要，就算你让我杀了他，我也会这么做。”
过了半小时后，夜就暗了下来，屋外一片漆黑。地板上曾经随处可见的窟窿，在半年前都已经堵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细心，一旦发现新出现的窟窿，就立马填塞。家里还养了一只大猫，它长着一身长毛，总是神秘地望着房里每一个角落，虎视眈眈，一动也不动。屋里还是有很多老鼠，但很少出来，不再像以前那么放肆了。
在等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定量配给的黑面包切好放在桌子上，还往桌上放了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一些煮熟的土豆。旧主人的以前的餐厅，现在也作为餐厅用，他们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餐厅里摆着几张很大的橡木桌子，还放着一个笨重的黑橡木大酒柜。桌上放着一盏手提蓖麻油灯，插着灯芯，用药瓶罩着。
从十二月的黑夜中科马罗夫斯基走了进来，屋外纷纷扬扬飘落的大雪洒满了他全身。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一团团白雪，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最后融化成一洼雪水。因为被雪花盖着，科马罗夫斯基的胡子湿润了，他先前从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看上去就像一个滑稽的小丑。他穿了旧西装上衣，还穿着一条熨出裤线的条纹裤子，看得出来他保存得很用心。他进屋和主人打了个招呼，没有再说话，而是掏出把小梳子，理了一会儿被雪水打湿了的乱糟糟的头发，然后又掏出手绢把胡子擦干，并理了理。然后他还是默默不语，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主人们，同时伸出了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首先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抛来这么一句：“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我和您的父亲也很要好。他是在我的怀里咽气的。我一直很仔细地看您，想知道您和您父亲到底哪儿相似，但我找不出，看来，您不像您父亲。他这人开朗耿直，做事麻利，但很冲动。您长得更像您的母亲。她性格温和，很爱幻想。”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告诉我，您要找我，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我留下来。因为是她的请求，我才做了让步，不得已留在这里。依我看，我们并不是什么熟人，我也不愿意同您相识。因此，请快说正事儿吧，您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
“你们好，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之间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也都了解得很透彻。请原谅我的大胆，我只想说，你们在一起真是太和谐了，你们这一对儿太相配了。”
“我不得不打断您。与您无关的事，请您不要干涉。我们并没有要您同情我们。您太忘乎所以了。”
“您别这么快红脸呀，年轻人。看来您也是个火暴脾气，这一点上您还是很像您父亲的。好吧，那请你们允许我献上对你们的祝贺，我的孩子们。很遗憾，不只是我在说你们是孩子，事实上你们的确是孩子，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的孩子。我到这儿后才住了两天，就听说了很多关于你们的疯言疯语，这些事情你们自己都料想不到。你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上游荡。要是不想出些什么办法防患于未然的话，我敢说，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甚至是你们在世的日子，都已经数得出来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虽然很少有谁能符合这种标准，但却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完全背离了这种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且如此的明目张胆。我就想不通了，您干吗要这样呢？您知不知道，您这样做是在嘲笑整个世界，是在侮辱它。这要是只有您一个人知道也就罢了。可现在，就连从莫斯科来这里的有威望的人物，对您整个人也是知根知底的。你们俩太不合当地司法与正义的女神西弥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是宙斯的妻子，为宙斯主管神界的法律与道德，被称为正义女神）的心意啦。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怀恨在心，已经咬牙切齿了。
“您是个男人，是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或者像你们那儿称呼的那样。当然，您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您有权任意胡为，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你不一样，她是母亲，在她手里还有孩子的性命和命运，她不自由。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
“整个早上我都在劝说她，让她严肃地正视当前的情况，可她什么也不听，一早上的时间都浪费了。请您运用一下自己的权威，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无权拿卡坚卡的生命开玩笑，更不应该忽视我的劝说。”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尤其是我的亲人，游说过，更别说强迫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有她的自由，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自己的事。再说，您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懂，您提出的意见让我很茫然。”
“真的，您越来越像您的父亲了，同样是这般刚愎自用。那么，咱们就谈谈主要的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会说很久，请您要做好忍耐倾听的准备。请你们仔细地听，不要打断我。
“上头正在酝酿大的变动。不错，是这样的，这个消息非常可靠，不需要有丝毫的怀疑。据说是要向更为民主的方向发展，要对普通法律做出让步，要不了多久就要执行了。
“但正因为这样，那些可能被撤销的惩罚机构必然在最后的时间里算清旧账，一定会很残酷猛烈的。消灭您的议程已经排出来啦，也就是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上黑名单啦。我亲眼所见，请一定相信我，这并非玩笑。想想办法，准备逃跑吧，不然您就完蛋了。
“所有的这些话还只是个序言。下面我就要说实质性的问题了。那些拥护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太平洋的滨海地区集结。他们中有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还有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实业家，工业家。志愿军将领把自己的残余军队也带到了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有这样一个组织，作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器存在着，对苏维埃是有益处的。共和国政府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已经约定好了成员配置，会把一大半席位留给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便联合他们的帮助，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发动政变，把共和国占为己有。他们的意图太明显了，问题只在于怎样做到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
“革命前我在海参崴呆过一段时间，帮着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个商业和银行家族打点一些业务上的事，所以那里的人都认识我。秘密特使正在组织政府，一半是秘密进行的、一半是在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下进行的。我收到一份密使送来的邀请书，他们想请我出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在往哪儿赶。这一切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事先知道、并默默赞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目前都是机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过去，到了那里，你们可以越过大海到自己的家人那去，这样做很容易。您当然已经知道他们被驱逐的事了吧。这是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在谈论它。我答应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帮助她驱赶强加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打击。我会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用我已被莫斯科公认了的独立政府成员的身份，帮助他向我们的自治领域转移。如果他没能成功脱逃，我会提议用他来交换对莫斯科中央政权来说极为重要的某个人质。”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常常无法理解话中的一些意思。但当她听到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说起有关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安全性的问题时，她立马清醒了过来，结束了自己若有所思的状态。她的脸涨得红红的，警觉地插了一句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有多么重要呀？”
“你太轻信人了，我的朋友。这些事情都还是计划，你怎么能把它们当作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呢？我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有意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但所有这些都不大可信，完全是纸上谈兵！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现在我要代表自己说几句话。首先我要感谢您，如此关心我的命运，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来安置。而说到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是应该考虑考虑。”
“你是什么意思呀？咱们到底听不听他的建议，是跟他走，还是不跟他走？你应该很清楚，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
科马罗夫斯基不时地喝上一口放在桌子上的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嚼着土豆，慢慢地有些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