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丝不挂地出来开门，即使敲门的是总统他也不在乎。他赤条条地迎接这个世界。“萨尔！”他见到我真正惊奇地喊道。“没想过你真的会来。你终于来看我了。”
“不错，”我说。“我真是糟透了。你过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们有许多话要谈。萨尔，我们终于有时间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我们认为确实如此，便进了屋。我的到来有点像是最邪恶的、陌生的天使到了雪白羊毛铺垫的家庭，迪安和我在楼下厨房里兴奋地谈话时，引起了楼上的啜泣声。我每次说什么，迪安总是压低嗓音，激动而颤抖地说：“是啊！”卡米尔知道会发生什么。迪安安分守己过了好几个月；现在随着天使的来到，他又要疯狂了。“她怎么啦？”我悄悄问道。
迪安说：“她的情况越来越糟，老兄，她老是哭，发脾气，不让我出去看瘦高个儿加亚尔，我每次回家晚了，她就大吵大闹，我不出去待在家里时，她又不和我说话，骂我是畜生。”他跑上楼去安慰她。我听见卡米尔在嚷嚷：“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我乘机看了他们的房子。这是一幢挤在经济公寓中间的、歪歪扭扭的二层楼木头房子，坐落在俄罗斯小山顶，面向海湾；有四个房间，楼上三个，楼下是一个极大的底层厨房。厨房门外是个杂草丛生的庭院，拉着晾衣服的绳子。厨房后面是储藏室，里面放着那天晚上哈得孙陷在布拉索斯河附近时迪安沾了一英寸厚的泥巴的旧皮鞋。哈得孙当然没有了；迪安无力缴纳以后的分期付款。他现在根本没有汽车。不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听到卡米尔抽抽嗒嗒哭得这么伤心，实在难受。我们便出去买了啤酒回厨房里喝。卡米尔终于睡了，或者两眼在黑暗中呆呆地睁着。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觉得也许是迪安把她逼疯了。
我上次离开旧金山后，他再次疯狂般地迷恋上了玛丽卢，白天黑夜在她住的公寓附近徘徊，她每晚带一个不同的水手回公寓，迪安从房门的信箱口可以瞥见她的床。他早晨看见玛丽卢摊开四肢和一个男人睡在床上。他在街上跟踪她。他要取得玛丽卢是婊子的绝对证据。他爱玛丽卢，因她而感到恼火。最后，他误买了一点低级的绿货，行话这么叫——没有烤制过的低级大麻——抽过了量。
“第一天，”他说，“我僵硬得像一块木板似的躺在床上，既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我只能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出现种种美妙的彩色幻象，感觉好极了。第二天，各种各样的事情纷至沓来，凡是我生平做过的、知道的、看过的、听过的，或者猜测过的都回忆起来，在我心中以崭新的、合乎逻辑的形式重新组合，由于我在内心惊异和感激之余想不出别的话，我不断地说：‘是啊，是啊，是啊。’声音不大。只有轻轻的‘是啊’，那些绿货引起的幻象一直持续到第三天。那时我彻底醒悟，我的整个生活定了下来，我知道我爱玛丽卢，我知道不管我的父亲在什么地方，我必须找到他，挽救他，我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等等，我知道卡洛是多么伟大。我知道各个地方的各个人的许多事情。第三天，我开始做一系列的白日噩梦，梦境灰暗发绿，可怕到极点，我双手抱住膝盖，蜷缩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哦，哦，哦，啊，哦……’邻居们听到我折腾，替我请了一个大夫。卡米尔带着小孩回娘家了。邻居们都为我担心。他们来我家时看到我躺在床上，手臂始终僵直地伸着。萨尔，我拿了一点大麻跑去看玛丽卢。你知道吗，那个婆娘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同样的幻象、同样的逻辑、对所有事物的同样的终极决定、导致梦魇和痛苦的全部真理劈头盖脑地扑来——哎呀！那时我明白我太爱她了，以至于想杀了她。我跑回家，用脑袋撞墙。我跑去找埃德·邓克尔；他同贾拉蒂一起回到了旧金山；我向他打听我们认识的一个有枪的人，我去找那个人，拿到了枪，我到玛丽卢那里，从信箱口望进去，她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我不得不退回去，琢磨琢磨，一小时后我又回来，闯进去，她一个人——我把枪交给她，叫她杀掉我。她把枪在手中握了很久很久。我要她作出甜蜜的死亡保证。她不肯。我说我们中间必须死一个。她说不。我用头撞墙。老兄，我精神错乱了。她会讲给你听的，她劝说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后来怎么啦？”
“那是前几个月——在你离开以后。她最后和一个经营二手汽车的商人结了婚，那个杂种扬言说，只要我落在他手里就杀了我，必要的时候我得自卫，杀了他，进圣昆丁监狱，因为，萨尔，我只要再犯一次无论什么样的错误，就会判我无期徒刑，进圣昆丁监狱——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手也伤了。”他给我看他的手。我和他见面时过于兴奋，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出了可怕的事故。“二月二十六日傍晚六点钟，事实上是六点十分，我打了玛丽卢的脑门，因为我记得我要在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内赶乘一班快速货运列车——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作出决定，你听我说：我的大拇指从她额头滑开，她连皮肤都没有擦破，事实上，她哈哈大笑，我的大拇指却在手腕上方骨折，一个大夫替我接骨，可是技术极差，分别打了三处石膏，我坐在硬板凳上前后一共等了二十三个小时，苦头吃足，最后的一处石膏还有一枚牵引钉从我的拇指尖穿过，四月份拆石膏的时候，发现牵引钉引起指骨感染，发展成骨髓炎，后来又转为慢性，手术失败，又打了一个月的石膏，结果把指尖切除了一小段。”
他解开绷带给我看。指甲下面缺失了半英寸左右的一块肉。
“情况越来越坏。我得使劲干活挣钱，养活卡米尔和埃米，我在费尔斯通轮胎厂做模子工，把经过翻新的轮胎进行硫化处理，后来的活是把一百五十磅重的大轮胎从地面搬到车顶——我只能用一只好手，那只坏手老是受到碰撞——坏手再次骨折，重新接好，再次感染，又肿得老大。于是现在由我来照看小孩，卡米尔出去工作。你知道，烦躁不安，我被列为三A级，沉湎于爵士乐的莫里亚蒂拇指发炎，他的老婆每天帮他注射青霉素，由于过敏反应，他出了荨麻疹。一个月内，他每天必须注射六万单位的青霉素。这个月里，他每隔四小时必须吃一片药，以防止青霉素引起过敏反应。他必须服用可待因阿司匹林，以减轻大拇指的疼痛。他腿上一个囊肿发了炎，必须手术。下星期一早晨六点钟他必须起床去洗牙齿。他每周两次必须去足病大夫那里接受治疗。他每晚必须喝咳嗽药水。他必须经常擤鼻子，因为前几年做的一次手术不太成功，鼻梁下方有点塌陷。他扔球的那条手臂的大拇指坏了。他是新墨西哥州少年犯管教所有史以来最棒的七十码传球手。可是——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愉快，充满信心，我喜欢看活泼可爱的小孩在阳光下玩耍，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亲爱的、了不起的萨尔，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你明天就可以看到她了，我那可爱的、美丽的女儿现在一口气可以独自站稳三十秒钟，她体重二十二磅，身长二十九英寸。我刚算出来，她的血统百分之三十一又四分之一是英格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是爱尔兰，百分之二十五是日耳曼，百分之八又四分之三是荷兰，百分之七点五是苏格兰，百分之百了不起。”他满怀深情地祝贺我写完了我的那本书，并且已经有出版社接受出版。“我们了解生活，萨尔，我们两人年纪都逐渐大了一些，懂的事情也多了一些。我懂你所说的你的生活经历，我一向理解你的情感，假如你能找到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好姑娘，同她培养感情，使她关注你的心灵，正如这些年来我试图同我那些该死的女人所做的那样，你完全有条件同她结合。呸！呸！妈的！”他说道。
第二天早晨，卡米尔把我们两个连人带行李都扔出了门。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打电话找罗伊·约翰逊，丹佛的老罗伊，叫他过来喝啤酒，与此同时，迪安在后院照看小孩，洗盘子，洗衣服，但是他太激动了，这些活儿干得太马虎。约翰逊答应开汽车送我们去米尔市看雷米·邦库尔。卡米尔在医师诊所工作，下班回家，一副烦恼的样子，没有好脸色给我们看。我同她打了招呼，话说得尽可能热情，向这个烦恼的女人表明我对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恶意，但她知道这是哄骗，也许是从迪安那里学来的，只是淡淡一笑。早晨，情况糟透了：她躺在床上啜泣，而我突然要去浴室，去浴室必须经过她的房间。“迪安，迪安，”我嚷道，“最近的酒吧在哪里？”
“酒吧？”他惊奇地说，他在楼下厨房的水槽洗手，以为我想喝酒。我告诉他我内急，他说：“你管你去，她老是这副德行。”不，我可不能失礼。我冲出去找酒吧；我在俄罗斯小山四个街区的范围里跑上跑下，只看到自助洗衣店、干洗店、冷饮店、美容院，就是没有酒吧。我回到那幢东倒西歪的小房子。他们两人还在互相嚷嚷，我脸上堆着笑，讪讪地溜进去，赶紧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不一会儿，卡米尔把迪安的衣物扔到起居室的地板上，叫他走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到沙发上有一幅贾拉蒂·邓克尔的全身油画像。我突然领悟这些女人消磨了几个月的孤独和女人味十足的时光，凑在一起评论男人的疯狂。我听到整个房子里都是迪安疯疯癫癫的格格笑声，还有他小孩的哭叫声。我看到他像格劳乔·马克斯似的游走，他那伤痛的大拇指用绷带裹得又粗又大，像是屹立在惊涛骇浪中的灯塔。我又一次看到他那个破破烂烂、可怜兮兮的大衣箱漏出来的短袜和脏内衣；他弯着腰，把手头拿到的东西往衣箱里扔。接着，他拿来手提箱，那恐怕要算是全美国最次的了，是纸板做的，印着仿皮革的花纹，铰链也是用纸做了糊上去的。箱面有一条大裂口；迪安用绳子捆住箱子。然后，他抓起他的水手帆布袋，把箱子装不下的东西往里面扔。我也拿了我的旅行袋，往里塞我的物品，卡米尔躺在床上说：“骗子！骗子！骗子！”我们赶紧逃出去，吃力地提着行李，走到最近的缆车站——两个狼狈不堪的人，拖着大件小件的行李，绷带包扎的拇指跷得老高。
那只拇指成了迪安最后发展阶段的标志。他不像以前那样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相反是现在他原则上对任何事情都关心；也就是说，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他属于世界，却对世界无能为力。他在街上拦住了我。
“老兄，我知道你也许真正觉得恼火；你刚到，我们第一天就给轰了出来，你也许心中纳闷，我做了什么事竟落到这个下场——以及种种别的原因——嘻嘻嘻！——可是你瞧我。求求你，萨尔，你瞧瞧我。”
我瞧着他。他穿着一件T恤衫，破裤子破鞋子；胡子拉碴，好久没有刮，头发蓬乱，眼球布满血丝，那只硕大无比的扎着绷带的大拇指搁在胸前（他不得不这样），脸上堆着傻笑。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东张西望。
“我看到了什么？哦——蓝色的天空。朗—费罗！”他摇晃了一下，眨巴着眼睛。他揉揉眼睛。“还有窗户——你有没有研究过窗户？我们不妨谈谈窗户。我见过一些真正古怪的窗户，会朝我扮鬼脸，有些窗户拉上了窗帘，那是在眨眼睛。”他从水手帆布袋里掏出一本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把T恤衫的前襟扯扯平，摆出有学问的样子，开始在街角看书。“说真的，萨尔，我们有许多东西要研究……”他一转眼就把想说的话忘了，茫然地四处张望。我为自己来这里而高兴，他现在需要我。
“卡米尔为什么把你赶出来？你打算怎么办？”
“呃？”他说。“呃？呃？”我们苦苦思索，考虑去哪里，做什么。我明白现在完全要靠我了。可怜的迪安——那个倒霉鬼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落魄；白痴似的，感染的大拇指，周围几个破烂的手提箱，标志着他从小没有母亲，无数次往返横穿美国的狂热的日子，那个一事无成的可怜虫。“咱们步行去纽约，”他说，“一路上仔细观察——是啊。”我把我的钱掏出来数了一遍；然后给他看看。
“我这儿有八十三块和一些零钱，”我说，“如果你愿意和我同行，我们就去纽约——然后去意大利。”
“意大利？”他眼睛一亮说。“意大利，是啊——我们怎么去呢，亲爱的萨尔？”
我思考了一下。“我可以先挣些钱，我可以从出版商那里领一千块钱。我们可以去罗马、巴黎那些地方寻找所有疯疯癫癫的女人；我们可以坐在人行道咖啡馆里；我们可以住在妓院里。干吗不去意大利？”
“是啊，干吗不去？”迪安说，他认识到我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于是生平第一次从眼角瞟着我，因为我以前从没有在他开支浩大的生活方面表过态，那种眼神是人们权衡得失、决定下赌注之前才会有的。他那邪恶的眼神里含着得意和傲慢，他的眼光从不离我很长时间。我回瞅着他，不禁脸红起来。
我说：“怎么回事？”问这话时我感到苦恼。他没有回答，继续警惕而傲慢地斜眼看我。
我试图回忆他生平所做的各种事情，有没有什么事使他现在所做的值得怀疑。我坚定地重复了我说过的话——“和我一起去纽约吧；我有可供花费的钱。”我瞅着他，眼里含着窘迫的泪水。他仍旧凝视着我。现在他的眼神显得茫然，仿佛视而不见。当他领悟到我确实花了几个小时在考虑他和他的困难时，那一刻也许成了我们友谊中的支点，他试图把它纳入他极其复杂混乱的心理范畴。我们两人心里都咯噔一下。我的触动是突然关心一个比我年轻四五岁的、在这几年中命运同我搞在一起的人；而他的触动是我通过他后来的行动才明白的。他变得特别高兴，说是一切问题都已解决。“是那样吗？”我问道。他听我这么说感到伤心。他皱起眉头。迪安很少皱眉。我们都感到困惑，把握不定。我们在阳光灿烂的下午站在旧金山一个小山顶；我们的影子落到人行道上。卡米尔住处隔壁的公寓里走出十一个希腊男女，在有阳光的人行道上站成一排，另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后退到狭窄街道的对面，面带笑容地为他们取景。我们惊讶地望着这些老年人，他们是在替他们的一个女儿举行婚礼，这也许是微笑着站在阳光底下他们那绵延不绝的种族的第一千对新婚夫妇。他们穿着都很讲究，式样却有些古怪。话虽这么说，迪安和我仿佛到了塞浦路斯。头顶上海鸥从晶亮的空中飞过。
“哎，”迪安声调十分腼腆甜蜜地说，“我们走吗？”
“走吧，”我说，“我们到意大利去。”我们拿起行李，他用那条好胳臂挽起大衣箱，我拿着其余的行李，吃力地走到缆车站；不一会儿，我们两个失意潦倒的西部夜晚的英雄在颤动的板架上晃荡着腿下山，来到人行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