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我哥哥的家具装在汽车后部,天黑时出发,计划三十小时之后回来——也就是说在三十小时内南北来回跑一千英里。迪安要这么干。这趟路程十分艰难,开头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加热器坏了,挡风玻璃上结了雾气和冰层;速度到每小时七十迈时,迪安不停地伸出手去,用破布在挡风玻璃上擦出一个透明的窟窿,以便看清道路。“啊,圣洁的窟窿!”那辆哈得孙内部宽敞,我们四个人坐在前排仍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膝盖上盖了一条毯子。车子里的收音机也坏了。五天前买来的时候还是一辆崭新的车子,现在已经坏了。分期付款只交了第一期。我们在华盛顿州北面三〇一公路上行驶,那是一条两车道的笔直的公路,交通并不繁忙。迪安一个人说话,别人都不开口。他使劲做手势,有时候为了证明一个论点,身子一直探到我面前,有时候他两手根本不搁在方向盘上,但是汽车仍旧笔直地行驶,我们的左前轮一刻也没有偏离公路上白色的中线。
促使迪安到来的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情况,我随他出行也根本没有道理。我在纽约上学,同一个名叫露西尔的姑娘谈恋爱,露西尔是个蜜黄色头发的、美丽的意大利女子,我真心实意地想娶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想与之结婚的女人。每遇到一个女人我总是自问:她能成为什么样的妻子?我把露西尔的情况告诉迪安和玛丽卢。玛丽卢要了解露西尔的一切,要同她见面。我们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通过里士满、华盛顿、巴尔的摩,到了费城,聊了一路。“我要同一个姑娘结婚,”我对他们说,“我们两人老了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可以在她身边得到宁静。不能老是过现在这样东跑西颠、紧张忙乱的日子。我们终究要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些事做做。”
“噢,哥们,”迪安说,“多年来,我一直注意家庭、婚姻,以及有关心灵的种种美好的东西。”那是一个悲哀的夜晚;也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在费城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小餐馆,用我们身边最后的一块钱买了汉堡包。当时已是凌晨三点钟,小餐馆的柜台服务员听到我们谈钱的事,主动提出,餐馆洗盘子的人那天没有来,假如我们到后面去卖些力气,把顾客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可以不收我们的汉堡包钱,还要给我们添咖啡。我们求之不得,立刻同意了。埃德·邓克尔说他很久以前就当过餐馆的洗盘子工,立刻挽起袖子,伸出他那双长手臂干起来。迪安拿着一条毛巾到处转悠,玛丽卢也这样。过了不久,他们退到餐具室一个黑暗的角落,在锅碗瓢盘中间搂着脖子接起吻来。只要埃德和我还在洗盘子,柜台服务员就感到满意。我们十五分钟后结束了工作。拂晓时,我们快速地通过新泽西,白雪茫茫的远处浮现出云蒸霞蔚的纽约市。迪安把一件圆领套衫围住耳朵保温。他说我们像是一帮要来炸掉纽约的阿拉伯人。我们嗖嗖地穿过林肯隧道,到了时报广场;玛丽卢要看看广场。
“妈的,但愿能找到哈塞尔。大家留些神,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我们用眼光仔细搜索人行道。“哈塞尔老伙计呀。早该在得克萨斯见到他了。”
迪安四天内跑了四千英里路,从旧金山,经过亚利桑那,到了丹佛,中间夹杂着无数冒险,而这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