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我哥哥的家具装在汽车后部，天黑时出发，计划三十小时之后回来——也就是说在三十小时内南北来回跑一千英里。迪安要这么干。这趟路程十分艰难，开头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加热器坏了，挡风玻璃上结了雾气和冰层；速度到每小时七十迈时，迪安不停地伸出手去，用破布在挡风玻璃上擦出一个透明的窟窿，以便看清道路。“啊，圣洁的窟窿！”那辆哈得孙内部宽敞，我们四个人坐在前排仍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膝盖上盖了一条毯子。车子里的收音机也坏了。五天前买来的时候还是一辆崭新的车子，现在已经坏了。分期付款只交了第一期。我们在华盛顿州北面三〇一公路上行驶，那是一条两车道的笔直的公路，交通并不繁忙。迪安一个人说话，别人都不开口。他使劲做手势，有时候为了证明一个论点，身子一直探到我面前，有时候他两手根本不搁在方向盘上，但是汽车仍旧笔直地行驶，我们的左前轮一刻也没有偏离公路上白色的中线。
促使迪安到来的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情况，我随他出行也根本没有道理。我在纽约上学，同一个名叫露西尔的姑娘谈恋爱，露西尔是个蜜黄色头发的、美丽的意大利女子，我真心实意地想娶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想与之结婚的女人。每遇到一个女人我总是自问：她能成为什么样的妻子？我把露西尔的情况告诉迪安和玛丽卢。玛丽卢要了解露西尔的一切，要同她见面。我们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通过里士满、华盛顿、巴尔的摩，到了费城，聊了一路。“我要同一个姑娘结婚，”我对他们说，“我们两人老了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可以在她身边得到宁静。不能老是过现在这样东跑西颠、紧张忙乱的日子。我们终究要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些事做做。”
“噢，哥们，”迪安说，“多年来，我一直注意家庭、婚姻，以及有关心灵的种种美好的东西。”那是一个悲哀的夜晚；也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在费城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小餐馆，用我们身边最后的一块钱买了汉堡包。当时已是凌晨三点钟，小餐馆的柜台服务员听到我们谈钱的事，主动提出，餐馆洗盘子的人那天没有来，假如我们到后面去卖些力气，把顾客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可以不收我们的汉堡包钱，还要给我们添咖啡。我们求之不得，立刻同意了。埃德·邓克尔说他很久以前就当过餐馆的洗盘子工，立刻挽起袖子，伸出他那双长手臂干起来。迪安拿着一条毛巾到处转悠，玛丽卢也这样。过了不久，他们退到餐具室一个黑暗的角落，在锅碗瓢盘中间搂着脖子接起吻来。只要埃德和我还在洗盘子，柜台服务员就感到满意。我们十五分钟后结束了工作。拂晓时，我们快速地通过新泽西，白雪茫茫的远处浮现出云蒸霞蔚的纽约市。迪安把一件圆领套衫围住耳朵保温。他说我们像是一帮要来炸掉纽约的阿拉伯人。我们嗖嗖地穿过林肯隧道，到了时报广场；玛丽卢要看看广场。
“妈的，但愿能找到哈塞尔。大家留些神，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我们用眼光仔细搜索人行道。“哈塞尔老伙计呀。早该在得克萨斯见到他了。”
迪安四天内跑了四千英里路，从旧金山，经过亚利桑那，到了丹佛，中间夹杂着无数冒险，而这仅仅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