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武器 第四十一章

有一天早晨,我三点钟左右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翻来覆去。

“你好吗,凯特?”

“有点痛,亲爱的。”

“是不是有规则的阵痛?”

“不,不太有规则。”

“要是有规则的话,我们上医院去。”

当时我很困,就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过来。

“你最好还是打电话给医生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是真的了。”

我打电话找医生。“每次疼痛相隔多少时间?”医生问。

“多少时间痛一次,凯特?”

“大概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么应当上医院去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另打个电话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叫一部出租汽车。好久没人来接电话。最后,总算有个人答应即刻开部车子来。凯瑟琳正在穿衣服。她的拎包已经收拾好,里边放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孩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上去按电铃喊电梯。没有回音。我走下楼去。楼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夜班警卫员。我只好自己开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拎包放进去,她走进电梯,我们便朝下开。警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汽车来。夜空无云,满天星星。凯瑟琳很兴奋。

“我真高兴,这可开始了,”她说。“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倒希望汽车早一点来。”

我们听见车子在街上开来,看见车前灯的灯光。车子转入车道,我扶凯瑟琳上了车,司机把拎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往医院开,”我说。

我们出了车道,开始上山。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提着拎包。有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她在一本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宗教信仰等等。她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的空白处打了一条杠子。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她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了电梯,领着我们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臂。

“就是这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衣服上床吧?这里有件睡衣给你换。”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这一件吧,”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上一张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一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方领的朴素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被单改成的。她对我笑笑。

“我现在在好好的疼痛了,”她说。那女人抓着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从她脸上我看得出疼痛的程度。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正躺着睡觉。用得着他时他就会来的。”

“我现在得给夫人做件事,”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趟好不好?”

我到走廊上去。廊上空无一物,有两个窗户,长廊上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有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祷告。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就进去。

“哈啰,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相当勤了。”她的脸扭成一团。过后她笑笑。

“方才真痛得厉害。护士,你能不能再把你的手放在我背上?”

“只要对你有帮助,”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到外边去吃点什么吧。护士说我还要拖好久哩。”

“初次分娩通常是拖得很长的,”护士说。

“请出去吃点东西吧,”凯瑟琳说。“我真的很好。”

“我再呆一会儿。”

产痛相当经常了,接着缓解了。凯瑟琳很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痛一减轻她就觉得失望,怪不好意思的。

“出去吧,亲爱的,”她说,“你在这儿,反而叫我不自在。”她的脸扭曲起来。“来了。这次好一点。我很想做个好妻子,好端端地生下这孩子。请你出去吃些早点,亲爱的,然后回来。我没你也行。这位护士待我很好。”

“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吃早点,”护士说。

“那我就走吧。再会,亲爱的。”

“再会,”凯瑟琳说,“同时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点。”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吃早点?”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下去,广场上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总该开门了吧。”

外边天在亮了。我顺着空空的街道走到咖啡店。店窗上有灯光。我走进去,站在白铁的酒吧前,有个老头儿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拿它泡在酒里吃,过后又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做什么?”老头儿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原来这样。祝你运气好。”

“再给我一杯酒。”

他拿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白铁面上去了。我喝完这杯酒,付了账,跨出店去。沿街家家门口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有一条狗正冲着一只垃圾桶在嗅。

“你要找什么?”我问,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的上面只有些咖啡渣、尘埃和几朵凋谢了的花朵。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走过街去了。到了医院,我由楼梯走到凯瑟琳躺着的那一层,顺着长廊走到她的房门口。我敲敲门。没有回音。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拎包还搁在一张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一只钩子上。我走出房去,顺着走廊找人。我找到了一名护士。

“亨利太太在哪儿?”

“有位夫人刚进接生间去。”

“接生间在什么地方?”

“我指给你看。”

她领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另一边站着医生,医生的旁边有些圆筒。医生手里拿着一个一头通一根管子的橡皮面罩。

“我给你件白大褂,你可以进去,”护士说。“请上这儿来。”

她给我披上一件白大褂,在脖子后边用只别针扣住。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去。

“哈啰,亲爱的,”凯瑟琳用一种勉强的声调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就是亨利先生吗?”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上这儿来,为了上麻醉药,减轻产痛,比较方便。”

“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动一只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在急促地深呼吸。她随即把面罩推开。医生关掉小龙头。

“这次并不痛得厉害。方才有一次痛得很厉害。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可不是吗,医生?”她的声调很怪。说到“医生”这两字时调门特别高。

医生笑笑。

“我又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橡皮面罩紧紧地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微微呻吟着。接着,她把面罩推开,微笑起来。

“这次可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你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去再吃一顿早饭。”

“我要呆在这里,”我说。

我们上医院是早上三时左右。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接生间里。产痛又消退了。看她样子非常疲乏,但是情绪还是好的。

“我一点也不中用,亲爱的,”她说。“很对不起。我本以为很便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住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这次不算什么,”凯瑟琳说。她笑笑。“我太痴爱麻药了。它真奇妙。”

“将来我们家里也装它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每次相隔多久?”

“一分钟左右。”

“你要吃中饭吧?”

“我等一会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得这么久。可不可以叫我丈夫给我上麻药。”

“如果你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拨到二字上。”

“我明白,”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个把手转动。

“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罩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字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关掉。医生让我做点事真好。

“是你输放的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我的手腕。

“当然。”

“你多么可爱。”她吸了麻药,有点醉了。

“我上隔壁房间端个托盘吃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喊我。”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已经非常疲乏了。

“你看这孩子可生得出来吗?”她问。

“当然生得出来的。”

“我拼命想生。我把孩子往下挤,但是它溜开了。又来了。给我上麻药啊。”

午后二时,我出去吃中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着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者苹果白兰地。我拣了一张桌子坐下。“有东西吃吗?”我问侍者。

“午饭时间过了。”

“你们没有什么常备的菜吗?”

“你可以吃酸泡菜。”

“就拿酸泡菜和啤酒来好了。”

“小杯还是大杯?”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酸泡菜,上边放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腊肠埋在这烫热的酒浸的卷心菜里。我边吃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看看咖啡店里的人。有张桌边有人在打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在抽烟谈话。咖啡店里烟雾腾腾。我吃早饭的那个白铁面的酒吧的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了:那老头儿,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坐在一个柜台后边计算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一条围裙的孩子。我不晓得那女人生过多少孩子,生的时候又怎么样。

吃完了酸泡菜,我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已经打扫干净了。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都拿掉了。天阴多云,但是太阳还是想冲出来。我乘电梯上楼,跨出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因为我的白大褂放在那里。我穿上大褂,在脖子后边扣好。我照照镜子,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接生间走。接生间的门关着,我敲敲。没有回音,我便转动门把手走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护士在房间的尽头做些什么。

“你先生回来了,”医生说。

“哦,亲爱的,我有个最奇妙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讲给我听最奇妙的故事,当我痛得太难过时,他便叫我完全失去知觉。他好极了。你好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用不着说出来。”过后又是“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喘吁吁地吸气,又短促又深入,弄得面罩答答响。接着她一声长叹,医生伸出左手拿走面罩。

“这次可真痛得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了,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往那儿闯。”

“我不会的。但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情,”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的先生就走的。”

“哦,对。我不愿死。我不会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亨利先生,你出去一会儿,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究竟怎么样,”凯瑟琳说。“你等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进来。”

我走出门,顺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呆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看房间四下。我上衣口袋里有份报,是我出去吃中饭时买来的,现在就拿出来翻看。外边天开始黑下来。我开了电灯看报。过了一会儿,我不看了,便熄了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晓得为什么医生不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好一点吧。他也许要我走开一会儿。我看看表。十分钟内他再不来喊我,我自己看看去。

可怜又可怜的好凯特啊。这就是你同人家睡觉的代价。这就是陷阱的尽头。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谢谢上帝,总算有麻药。在有麻药之前,不晓得还该怎么苦。产痛一开始,女人就投入了运转水车的流水中。凯瑟琳怀孕的时期倒很顺利。没什么不好过的。简直很少呕吐。她到了最后才感到十分不舒服。到末了她还是逃不了惩罚。世界上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就是结婚五十次,结果还会是一样。倘若她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现在女人分娩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只是难受一阵子罢了。生头胎通常是拖得很久的。她不过是难受一阵子罢了。事后我们谈起来,说当时多么苦,凯瑟琳就会说并不真的那么苦。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我告诉你。不要傻里傻气。只是受一阵子罪罢了。只是“自然”在使她活受罪罢了。只是因为是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拖得很久的。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只是一个孩子要生出来,那是米兰夜夜欢娱的副产品。孩子引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抚养他,说不定还会喜欢他。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没事。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嗨,那怎么办呢?倘若她死去呢?

医生走进房来。

“有什么进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把检查的结果详尽地讲给我听。“从那时候起我就等着看。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应当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种是用产钳,但是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况且对婴孩可能不利,还有一种就是剖腹手术。”

“剖腹手术有什么危险?”倘若她死去呢!

“危险性并不比普通的分娩大一点。”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大约要用一小时作准备,请几个人来帮忙。或许不到一小时。”

“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主张剖腹手术。要是这是我自己的妻子,我也采用这种手术。”

“手术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有开刀的刀疤。”

“会不会有感染?”

“危险性不比用产钳那么大。”

“倘若不动任何手术呢?”

“到末了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的精力已经大大消耗了。越趁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么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吩咐作准备。”

我走进接生间。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正躺在台子上,被单下肚子高突出来,人很苍白疲惫。

“你告诉他可以动手术吧?”她问。

“是的。”

“这多好啊。这样一小时内就全能解决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给我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是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新的。”

“我真是傻瓜啊,亲爱的,”凯瑟琳说。“但是那东西再也不灵了。”她哭起来。“哦,我多么渴望生下这个孩子,不要招麻烦,现在我可完了,完全垮了,而它不灵了。哦,亲爱的,它完全不灵了。我只要止痛,死也不顾了。哦,亲爱的,请止住我的痛。又来了。哦哦哦!”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你不要在意,亲爱的。请你别哭。不要在意。我不过是完全垮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努力。这次我要熬一下。他们不可以再给我点什么吗?但愿他们再给我个什么。”

“我一定使它灵。我把它全开到头。”

“现在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用力作深呼吸,抓在面罩上的那只手放松下来。我关掉麻药,拎起面罩。她慢慢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来似的。

“这好极了,亲爱的。哦,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一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命的。”

“我再也不是勇敢的了,亲爱的。我全垮了。人家已经把我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太可怕了。疼痛来个不停,直到使你垮掉为止。”

“一小时内就都解决了。”

“这岂不是太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包管你不会。”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只是我给弄得累死了,而且我觉得就要死了。”

“瞎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的。”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可以。”

“但是倘若我死呢?”

“我不让你死。”

“赶快给我。给我!”

过后她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愿让自己死去。”

“你当然不会的。”

“你陪着我吧?”

“我不看手术。”

“我的意思是你别走开。”

“当然。我始终不会走开的。”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给我。多给我一些。它不灵了!”

我把指针拨到三字,然后拨到四字。我希望医生早点回来。拨过了二字,我心里就慌张。

终于另一位医师来了,带来了两名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有车轮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上走去。担架迅速地在走廊上前进,被推进一部电梯,人人都得紧贴着墙,才能容纳这担架;电梯往上开,接着打开一道门,出了电梯,这橡皮车轮的担架顺着走廊往手术间。医生戴上了帽子和口罩,我几乎认不得了。此外还有一位医生和一些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哦,医生,求求你,多给我一点,叫它有效!”

有一位医生拿个面罩罩住她的脸,我从门口望进去,看见手术间附有梯形座位的小看台,灯光明亮。

“你可以从那道门进去,坐在上边看,”一名护士对我说。手术间的上边摆着几条长凳,用栏杆隔开。俯瞰着白色的手术台和那些灯。我望望凯瑟琳。面罩罩在她脸上,现在她很安静。他们把担架往前推。我转身走上走廊。有两名护士正往看台的入口处匆匆赶来。

“是剖腹手术啊,”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手术了。”

另外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刚赶上。岂不是好运道?”她们走进通看台的门去。

又一名护士走进来了。她也在匆匆赶来。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呆在外边。”

她赶紧进去了。我在走廊上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已黑了,但是借着窗内的灯光,我看得出外面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看看一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签条。接着我又走出来,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望着手术间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名护士。医生双手捧着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刚刚剥了皮的兔子,跨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走到他刚走进去的门前,发现他们正在房间里对付一个新生的婴孩。医生提起孩子来给我看。他一手提着孩子的脚后跟,一手拍他。

“他没事吧?”

“他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没有当父亲的感觉。

“这儿子你不觉得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洗他,用什么东西包着他。我看见那张小黑脸和一只小黑手,但是没见到他动或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孩子做些什么。看医生样子有点不安。

“不,”我回答。“他差一点儿要了他妈的命。”

“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1〕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神情疲惫。

“我看你缝好的。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

“你这么想吗?”

“是的。疤痕会不会平下来?”

“哦,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进了电梯。我也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哼叫。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房间里有名护士。我站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来。“哈啰,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细弱疲乏。

“哈啰,亲爱的。”

“婴孩是男是女?”

“嘘——别讲话,”护士说。

“是个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很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非常疲乏,”凯瑟琳说。“而且方才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讲话了。”

“你待我真好。哦,亲爱的,我方才可痛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蹙起脸来的老头儿。”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

“我在外边等吧,”我说。

“出去搞点东西吃。”

“不。我就在外边等。”我吻吻凯瑟琳。她人很灰白,很衰弱,很疲乏。

“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我对护士说。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婴孩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

“原来他死啦。”

“是的。说来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我本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

我找张椅子坐下,椅前有张桌子,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我望望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孩子死了。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但是在那房间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他没有呼吸过。他根本没有活过。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可能早闷死了。可怜的小孩子。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不过,早闷死了倒也爽快,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造成的。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即刻杀死你。〔2〕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样。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那蒂那样。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然后再掺水在内。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

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并没有出来,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悄悄地开了门,探进头去。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房间里一片黑暗。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回答。“你该去吃晚饭,饭后你要来再来吧。”

我走下长廊,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找那咖啡店。咖啡店里灯光明亮,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老头儿正在喝啤酒,看晚报。我坐下了,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

“红烧小牛肉——可是卖光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火腿蛋,干酪鸡蛋,或者酸泡菜。”

“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我说。

“对啦,”他说。“对啦。中午你吃了酸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上秃了,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他的脸很和气。

“你吃什么呢?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蛋吧,”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他说。

我吃火腿蛋,喝啤酒。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鸡蛋在上。菜很烫,我吃了一口,赶紧喝些啤酒,凉凉嘴巴。我肚子饿,叫侍者再端一客来。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咖啡店里很热,空气浑浊。桌子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两个客人走进来,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叫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哩。回医院太早。我努力什么都不想,保持十分镇静。那两个人站了一会,看不见有人要走,只好走了出去。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把它放进眼镜盒子,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现在双手捧着酒杯,望着店里的人们。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侍者来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

“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出了什么事?”

“亨利夫人刚出过血。”

“我可以进去吗?”

“不,还不可以。医生在里边。”

“有危险吗?”

“很危险。”护士走进房去,把门关上。我坐在外边走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别让她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了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她进入房间,我进去时,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悄悄地说。她脸色灰白。

“你没事吧,凯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就要死了,”她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笑。“可怜的宝贝。你要碰就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以防万一,可是没有写。”

“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

“有你在就够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话别讲得太多,”医生说。

“好的,”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凯特?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

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

“永远不会。”

“不过,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

“我不要她们。”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你不会死的。别傻了。”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话非常吃力。

“请你出去吧,”医生说。“你不可以讲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她脸色灰白。“我就在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勇敢而可爱的人儿。”

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我等了好久。护士出门来,向我走来。

“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她说。“我替她害怕。”

“她死了?”

“没有,不过失去了知觉。”

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没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吧?”

“不,谢谢你。我想在这里再呆一会儿。”

“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我没办法对你说——”

“不必说了,”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谢谢你。”

“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房门口。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本章注释

〔1〕 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用苦刑逼口供,惨无人道。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

〔2〕 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