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科罗拉多州的下午，农场上灌溉沟渠纵横，小山谷里树阴掩映——小男孩常来这里游泳——这种平平常常的午后怎么会有叮咬斯坦·谢泼德的甲壳虫？他坐在车里，胳膊搭在坏了的车门上，谈笑风生，突然一只甲虫飞到他的胳膊上，蜇了一下，在他皮肉里留下一根长刺，痛得他哇哇直叫。美国的下午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使劲拍打胳膊，想把刺抠出来，不出几分钟，那只胳膊又肿又疼。迪安和我不知道是什么虫子。能做的事只有等肿疼自行消退。我们前往情况不明的南方，离开儿时生活过的家乡还不到三英里，不知什么地方冒出一只恶狠狠的、异乎寻常的甲虫，使我们心里充满恐惧。“是什么呢？”
“我从没有听说这里有一种蜇了人会这么肿疼的甲虫。”
“该死的！”这仿佛是个不祥之兆，预示我们旅行的前景不妙。我们继续驱车前行。斯坦的胳膊越来越糟糕。我们一看到医院就停下来，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我们路过罗克堡，天快黑时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派克斯峰在我们右侧高耸入云。我们又快又稳地行驶在普韦布洛公路上。“我在这条路上免费搭过几千次车，”迪安说。“有一晚，我躲在那面的铁丝围栏后面，突然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
我们决定依次说说各人的经历，斯坦第一个讲。“我们要走的路很长，”迪安开个头说，“各位尽管慢条斯理，把记得起来的每一个细节都说说——即使这样，也不会讲全。慢点，慢点，”他提醒开始讲故事的斯坦，“你不要紧张。”我们飞快地进入黑暗中时，斯坦开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先从在法国的日子开始，但是越讲越困难，又回过头来，再从丹佛的儿童时期开始。他和迪安比对两人看见对方骑着自行车满街跑的情况。“我知道有一段时间你肯定忘了——阿拉巴霍汽车修理厂，记起来没有？我把球撞到你所在的角落里，你用拳头打了回来，结果球滚进了阴沟。那是小学时候的事。记得吗？”斯坦十分紧张。他想把什么都讲给迪安听。迪安现在似乎是裁判，老头子，法官，听汇报的人，批准人，点头的人。“不错，不错，接着说。”我们过了沃尔森堡；突然又过了特立尼达，查德·金大概在路那边什么地方，坐在篝火前面，也许同几个人类学家一起，讲述他的经历，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此时此刻在公路上驶往墨西哥，讲述自己的生平。哦，凄凉的美国夜晚！接着，我们到了新墨西哥，经过了拉顿的圆形岩石，在一家小餐馆停下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些汉堡包，又用餐巾纸包了几个带走，过边境的时候再吃。“展开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准备纵向穿过的得克萨斯州，萨尔，”迪安说。“我们以前经过的都是东西方向。无论是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路程长短一样。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进入得克萨斯地界了，不停地开下去，要明天这个时候才能走出州界。你想想看，有多么辽阔。”
我们继续前行。越过广袤的夜晚的平原就是得克萨斯州的第一个小镇达尔哈特，一九四七年我路过这儿。它模模糊糊地展现在五十英里外幽暗的平原上。月光照见的只是一片牧豆树和荒地。月亮悬在地平线上。显得扁扁的，硕大无比，颜色成了柔和的锈黄，然后冉冉升起，直到晨星出现与它争光，朝露从我们的车窗里随风飘进来。我们继续行进。达尔哈特的房屋建筑方方正正像是空饼干箱，过了这个小镇，我们到阿马里洛时已是早晨，四周是一片零星的草地，风呼呼作响，而仅仅几年前这里还是风吹草低，零零散散搭着野牛皮帐篷的地方。现在有了加油站，还有一九五〇年出厂的新式投币式自动唱机，外观装饰华丽，唱片十分精彩。从阿马里洛到柴尔德里斯的一路上，迪安和我应斯坦的要求把我们看过的小说情节一本一本的讲给他听。到了柴尔德里斯，我们在烈日下朝南拐弯，上了一条小路，快速通过糟透的荒地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帕迪尤卡、加斯里和阿比林。迪安现在困得非睡一会不可，斯坦和我便到前座，轮换驾驶。那部老汽车的引擎发烫，车子跳动着，挣扎前进。一阵阵夹着沙粒的风从闪烁发亮的空间向我们吹来。斯坦一面开车，一面讲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法国的滨海卡涅和芒通附近的情况，那地方的人肤色黧黑，墙壁都刷成白色。
周围的景色无可否认地说明我们已在得克萨斯：我们缓缓地把发烫的汽车开进阿比林，大家都醒来观看。“这里离开大城市有一千英里，住在这里真没有意思。嗨，嗨，轨道那边就是老镇阿比林，人们把牛运来杀了，换钱买胶鞋，买酒，喝得眼睛发红。瞧那边！”迪安把头伸出窗外嚷道，嘴巴扭曲得像是威·克·菲尔兹。他不管这里是得克萨斯还是什么别的地方。红脸膛的得克萨斯人在灼热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根本不理会他。我们在城南的公路上停车吃饭。我们重新上路，前往得克萨斯的中心地区科尔曼和布雷迪，天色迟迟不黑下来，周围一片荒野，只有少许灌木，干涸的小溪旁偶尔有一幢房屋，一条五十英里长的绕行的土路，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燠热。“老墨西哥和它的土坯房屋还远着呢，”后座的迪安睡意蒙眬地说，“伙计们，接着开，天亮时我们就可以同小姐们亲嘴了，假如你懂得怎么对待这辆老福特，一路上抚慰它，它能跑呢——只不过尾巴快要脱落了，但是在到达墨西哥之前问题不大。”他说罢又睡了。
我接过方向盘，驾驶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再次在旧的路线图上往返奔波，这里正是一九四九年一个下雪的早晨玛丽卢和我两手相握的地方，目前玛丽卢在什么地方呢？“吹呀！”迪安在睡梦中嚷道，我猜想他梦到了旧金山的爵士音乐，也许是即将看到的墨西哥曼博舞曲。斯坦喋喋不休，说起来没有完；迪安头天夜里给他上足了发条，现在他停不下来了。这会儿他说到了英国，说到他在英国公路上从伦敦到利物浦免费搭车的经历，他头发留得很长，裤子破破烂烂，古怪的英国卡车司机在欧洲昏暗的、空荡荡的路上让他上车。得克萨斯干冷的西北风把我们的眼睛都吹红了。我们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尽管慢，最终还是能到的。汽车以四十迈的时速颤动着行进。从弗雷德里克堡开始，我们在西部大高原走下坡路。飞蛾扑打在我们的挡风玻璃上。“现在我们到了炎热的地方，我们看到沙漠鼠和龙舌兰了。我第一次到得克萨斯南部这么远，”迪安惊叹说。“该死的！这是我老爸冬天来的地方，狡猾的老流浪汉。”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处于一道五英里长的山麓的热带燠热之中，前方高处就是圣安东尼奥的灯光。你会觉得这里以前确实是墨西哥的土地。路边的房屋不同，加油站比较破旧，路灯比较少。迪安高高兴兴地接手驾驶，把我们开进圣安东尼奥。我们进入的小镇有一些稀稀落落、摇摇晃晃的墨西哥式的木屋，房屋没有地下室，门廊上摆着摇椅。我们停在加油站弄一点机油。墨西哥人闲散地站在电灯下，电灯泡上黑压压地爬满了山谷地的甲虫，当地人把手伸进一个装汽水的箱子，掏出瓶装啤酒，把钱扔给工作人员。一家老少都待在外面喝酒闲聊。到处是木屋和弯曲的树木，空中弥漫着浓烈的肉桂的香气。墨西哥少女少男忙乱地走来走去。“嚯！”迪安喊道。“好啊！明天！”四面八方传来各种音乐。斯坦和我喝了几瓶啤酒有了醉意。我们几乎出了美国边境，但是肯定还在美国，并且在它最疯狂的地点。改装过的高速汽车飞驶而过。圣安东尼奥，啊哈！
“哥们，听我说——我们不妨在圣安东尼奥待一两个小时，找一家医院治治斯坦的胳膊，与此同时，萨尔，你和我到处看看——你瞧街对面的屋子，一眼就可以看到前屋里那些人家的俊俏的女儿躺在床上看《真爱》画报，哟！咱们走吧！”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了一会儿，打听附近有没有医院。快到镇中心的地方才找到。那一带房屋比较光鲜，有点美国风味，有几座高楼、霓虹灯和连锁药房，可是这里的汽车不管三七二十一会从暗地里猛地冲出来，仿佛镇上没有交通规则似的。我们把汽车停在医院的车行道上，我和斯坦去看一位实习大夫，迪安待在汽车里换衣服。医院的候诊厅里全是穷苦的墨西哥妇女。有的怀孕，挺着大肚子，有的病了，有的抱着生病的娃娃。叫人看了伤心。我想起了可怜的特雷，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斯坦足足等了一小时，才来了一位实习大夫，看看他肿胀的胳膊。他的感染有个专门的医学名称，但是我们都懒得去记。大夫让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在此期间，迪安和我到医院外面看看圣安东尼奥带有墨西哥情调的街道。空气柔和芳香——是我前所未遇的最最柔和的——并且幽暗、神秘、嘤嘤发响。在那有声有色的黑暗中，突然会冒出穿白底扎染花布衣服的姑娘的身影。迪安默默走着。“哦，简直太棒啦！”他悄声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用眼睛瞧就行。看哪！看哪！圣安东尼奥居然也有台球房。”我们走了进去。十来个小伙子，全是墨西哥人，分别在三张桌子旁边玩球。迪安和我买了可口可乐，把硬币塞进自动唱片机，放起温诺尼·“布鲁斯”哈里斯、莱昂内尔·汉普顿、“好运”米林德演奏的音乐。迪安叫我注意。
“我们一面听温诺尼吹奏，一面呼吸你所说的柔和的空气——你用眼角的余光瞄瞄第一桌打球的瘸腿小伙子，他是所有人开玩笑的靶子，你瞧，他一辈子都遭人取笑。别人把他整得够呛，但爱他。”
那个瘸腿的小伙子是个畸形的侏儒，有一张好看但大得有点出奇的脸，以及一双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瞧见没有，萨尔，那是圣安东尼奥的墨西哥汤姆·斯纳克，天下人都那么坏。他们用台球杆打他的屁股，看见没有？哈—哈—哈！听他们在笑。他想赢这一局，他下了五毛钱的赌注。看呀！”我们看那容貌像天使般的侏儒瞄准后想打一个回弹球，可是没有成功。他的球伴大声起哄。“啊，老兄，”迪安说，“再看。”他们揪住那个小子的后颈，玩笑似的围打他。他尖叫起来，大步走到外面，不时还害臊地往后面看一眼。“哦，老兄，我真希望认识那个可爱的小东西，了解他在想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女人——哦，这里的空气让我陶醉！”我们信步走去，过了几个昏暗的、神秘的街区。无数房屋隐藏在树木茂盛、几乎像是丛林的院子后面；我们瞥见前屋里的姑娘、门廊上的姑娘、和小伙子一起躲在树丛里的姑娘。“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来劲的圣安东尼奥！墨西哥肯定更来劲了！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们赶回医院。斯坦已经了事，说他感觉好多了。我们抱住他的肩膀，把我们做过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他。
我们准备好踏上通向神奇边境的最后的一百五十英里路程了。我们跳进汽车出发。这时候，我筋疲力尽，倒头就睡，一路上经过迪利、恩西纳尔都不知道，凌晨两点钟，到了拉雷多，他们在一家快餐店门口停车时才醒来。“唉，”迪安叹气说，“得克萨斯结束了，美国结束了，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拉雷多的天气热得要命，我们个个大汗淋漓。没有夜露，没有凉风，除了无数飞蛾扑打点亮的灯泡和附近一条发臭发热的河水之外，什么都没有——在凉爽的落基山谷发源、在全球闻名的山谷结束、在墨西哥湾同密西西比河的淤泥汇合的里奥格兰德河。
那天早晨，拉雷多是个险恶的城镇。出租汽车司机和边境耗子四处走动等待机会。他们的总人数不是太多，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这些人是美洲渣滓的最底层，歹徒恶棍在这里沉淀下来，迷惘的人必须到达一个特定的地点，以便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入境。糖浆一样黏稠的空气里酝酿着走私活动。警察板着汗津津的红脸膛，没有咋咋呼呼的神气。女侍者身上很脏，带着厌恶的神情。过去一点就能感到整个墨西哥的巨大的存在，几乎闻到了夜里千万张煎玉米饼子的焦味。我们想象不出来墨西哥究竟会是什么模样。我们所处的高度又回到了海平线，当我们试图吃些东西时，很难下咽。我用餐巾纸包好食物，反正路上还可以吃。我们感到不舒服。当我们经过里奥格兰德河上那座神秘的桥，我们的汽车轮子接触到墨西哥的土地时，尽管那只是边境检查的车辆通道，一切都变了。街对面就是墨西哥的开始。我们好奇地张望。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的正是墨西哥的模样。现在是凌晨三点，戴草帽、穿白色长裤的人一拨一拨地靠在商店门面有擂实凹窝的土墙上。
“瞧——瞧那群小猫！”迪安低声说，“哦，”他悄声说，“等一等。”墨西哥官员咧着嘴出来了，请我们把行李搬出来。我们照搬了。我们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街对面。我们渴望立即跑过去，消失在那些神秘的西班牙式的街道里。那只不过是新拉雷多，可在我们眼里却像是喇嘛教圣地拉萨。“老兄，那些家伙似乎整宿不睡觉的，”迪安低声说。我们匆匆忙忙办理了入境手续。他们提醒我们，一过国境就别喝自来水了。墨西哥人满不在乎地看着我们的行李。他们一点也不像他们的官员。他们懒散而温和。迪安不停地盯着他们看。他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国家的警察。难以置信！”他揉揉眼睛。“我似乎在做梦。”我们必须兑换随身携带的钱币。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放着一摞一摞的墨西哥比索，打听后知道大约八比索兑换一美元。我们把身边绝大部分的钱换成了比索，高高兴兴地把大卷大卷的钞票塞进我们的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