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本国的语言惊喜交集，那句话也同样使我诧异。我回答他说，比他抱怨的更倒楣的事儿，多得很呢。我三言两语，说出我才经历的悲惨事儿，但我精神又不济了。他抱我到邻近一所屋子里，放在床上，给我吃东西，殷勤服侍，好言相慰，恭维我说，他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美人儿，他对自己那个无可补救的损失，也从来没有这样懊恼过。他道：‘我生在拿波里；地方上每年要阉割两三千儿童：有的割死了，有的嗓子变得比女人的还好听，又有的大起来治理国家大事。我的手术非常成功，在巴莱斯德利那公主府上当教堂乐师。’我叫起来：‘那是我的母亲啊！’——‘你的母亲！’他哭着嚷道。‘怎么！你就是我带领到六岁的小公主吗？你现在的才貌，那时已经看得出了。’——‘是我呀；我母亲就在离开这儿四百步的地方，被人剁了几块，压在一大堆死尸底下……’
“我告诉了他前前后后的遭遇；他也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某基督教强国派他来见摩洛哥王，商量一项条约，规定由某强国供给火药，大炮，船只，帮助摩洛哥王破坏别个基督教国家的商业。那太监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正要到葛太去搭船，可以带你回意大利。可是多倒楣啊，一个人没有……’
“我感动得流下泪来，向他千恩万谢。但他并不带我回意大利，而是带往阿尔泽，把我卖给当地的总督。我刚换了主人，蔓延欧、亚、非三洲的那场大瘟疫，就在阿尔泽发作了，来势可真不小。你们见过地震，可是，小姐，你可曾见过鼠疫？”——“没有，”男爵小姐回答。
老婆子又道：“要是见过，你们就会承认比地震可怕得多。鼠疫在非洲是常事；我也传染了。你们想想罢：一个教皇的女儿，只有十五岁，短短三个月时间就变做赤贫，变做奴隶，几乎天天被强奸，眼看母亲的肢体四分五裂，自己又尝遍饥饿和战争的味道，在阿尔泽得了九死一生的鼠疫。可是我竟没有死。不过我那个太监和总督，以及总督的姬妾，都送了命。
“可怕的鼠疫第一阵袭击过了以后，总督的奴隶被一齐出卖。有个商人把我买下来，带往突尼斯，转卖给另一个商人；他带我上的黎波里，又卖了；从的黎波里卖到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卖到斯麦那，从斯麦那卖到君士坦丁堡。最后我落入苏丹御林军中的一个军官手里，不久他奉派出去，帮阿左夫抵抗围困他们的俄罗斯人。
“那军官是个多情种子，把全部姬妾都带着走，安置在阿左夫海口上一个小炮台里，拨两个黑人太监和二十名士兵保护。我们这边杀了无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也照样回敬我们。阿左夫变了一片火海血海，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只剩下我们的小炮台；敌人打算教我们活活饿死；可是二十名卫队早就赌神发咒，决不投降。他们饿极了，没有办法，只得拿两名太监充饥，生怕违背他们发的愿。几天以后，他们决意吃妇女了。
“我们有个很虔诚很慈悲的回教祭司，对卫兵恳切动人的讲了一次道，劝他们别把我们完全杀死。他说：‘你们只消把这些太太们割下半个屁股，就可大快朵颐；倘若再有需要，过几天还有这么丰盛的一餐等着你们。你们这种大慈大悲的行为，足以上感苍天，得到救助的。’
“他滔滔雄辩，把卫兵说服了。我们便受了这个残酷的手术。祭司拿阉割的儿童用的药膏，替我们敷上。我们差不多全要死下来了。
“卫兵们刚吃完我们供应的筵席，俄罗斯人已经坐了平底船冲进来，把卫兵杀得一个不留。俄罗斯人对我们的情形不加理会。幸而世界上到处都有法国军医；其中有个本领挺高强的来救护我们，把我们治好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的伤疤完全结好的那天，他就向我吐露爱情。同时还劝我们大家别伤心；说好几次围城的战争都发生同样的事，那是战争的定律。
“等到我的同伴们都能走路了，就被带往莫斯科。分派之下，我落在一个贵族手里；他叫我种园地，每天赏我二十鞭子。两年之后，宫廷中互相倾轧的结果，我那位爵爷和三十来个别的贵族，都被凌迟处死。我乘机逃走，穿过整个俄罗斯，做了多年酒店侍女，先是在里加，后来在罗斯托克，维斯玛，来比锡，卡塞尔，攸德累克德，来顿，海牙，罗忒达姆。贫穷和耻辱，磨得我人也老了；我只剩着半个屁股，永远忘不了是教皇之女；几百次想自杀，却始终丢不下人生。这个可笑的弱点，大概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时时刻刻要扔掉的枷锁，偏偏要继续背下去；一面痛恨自己的生命，一面又死抓不放；把咬你的毒蛇搂在怀里抚摩，直到它吃掉你的心肝为止：这不是愚不可及是什么？
“在我命里要飘流过的地方上，在我当过侍女的酒店里，诅咒自己生命的人，我不知见过多多少少；但自愿结束苦命的，只见到十二个：三个黑人，四个英国人，四个日内瓦人：还有一个叫做罗贝克的德国教授。最后我在犹太人唐·伊萨克家当老妈子；他派我服侍你，美丽的小姐；我关切着你的命运，对你的遭遇比对我自己的还要操心。我永远不会提到自己的苦难，要不是你们把我激了一下，要不是船上无聊，照例得讲些故事消遣消遣。总而言之，小姐，我有过经验，见过世面；你不妨请每个乘客讲一讲他们的历史，借此解闷；只要有一个人不自怨其生，不常常自命为世界上最苦的人，你尽管把我倒提着摔下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