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女人 第2节

六月十五日——他们初到时的那阵骚乱已逐渐平息。旅游者归来,两天又已过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黑水园府邸里新的生活秩序已进入正常。现在我又可以多少像往常那样定下心来继续记日记了。

我想,首先需要记的是劳娜归来后我注意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两个自己家里人,或者两个亲密的朋友,一旦分离,一个远渡重洋,一个留在本地,等到出外旅行的亲人或朋友归来,初次会面时,留在本地的亲人或朋友总会感到很尴尬。一个积极地接受了新的思想习惯,另一个消极地保留着旧的思想习惯,双方突然相遇,开始时最要好的亲人与最知己的朋友之间也仿佛失去了同情,突然体会到一种彼此都不曾料到、也无法控制的生疏感。我和劳娜重逢时最初的一阵快乐逝去后,两人手握着手坐在一起,缓过了气,镇定下来,开始谈话,这时我就立刻觉出了,而她也觉出了这种生疏感。现在,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大部分旧的习惯,这种感觉已经部分淡薄,不久也许会完全消失。但是,既然我们又在一起生活,而这种感觉肯定已经影响了从前我对她的印象,所以我认为这里应当就此事提上一笔。

她认为我仍和从前一样,但是我发现她已经改变了。不但容貌改变了,而且性格的某一方面也改变了。我不能断言她不及从前美,我只能说我觉得她不及从前美了。其他的人,由于不会像我那样作今昔对比,不会用我的眼光观察她,也许认为她比从前更好看了。她的脸显得比以前更有血色,也更丰满和定型了,她的姿态好像更加稳重,一举一动都比出嫁前更沉着,也更娴雅了。然而,仔细看时,我就发现她缺了一些什么特点,那是劳娜·费尔利在快乐、天真的岁月中所具有,但我现在在格莱德夫人身上看不到的一些什么特点。从前,她脸上有着一种鲜艳、柔和、随时都在变化但永远不会消失的娇柔的美,那种媚态是你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或者,像可怜的哈特赖特常说的,也是你无法用画笔描绘的。而这一特点现在消失了。她那天晚上回来,在我们突然相会的那一阵激动下脸色曾经变白,我好像就在那一刹那里看到那种美淡淡地映现出来,但此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从她所有的来信中,我都没料到她在外表上会有改变。相反,看了那些信,我只以为,至少在容貌方面,她婚后是不会有改变的。也许,过去我误解了她信中所谈的话吧?也许,现在我看错了她的面貌吧?管它呢!她比以前美也好,不及以前美也好,反正过去六个月的分离只使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可爱了——无论如何,这总是她结婚的一个好处啊!

第二个变化,也就是我注意到她性格上的变化,但并未使我感到惊奇,因为,这一点我早已从她信中的口气里料到了。现在她回来了,但完全像我们在整个分别期间只能从信中了解对方时一样,我发现她仍旧不愿意仔细谈她的婚后生活。我只要一接近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她就捂住我的嘴,她那种神情和举动使我深为感动地,几乎是痛苦地回忆起她的童年时代,回忆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岁月,因为那时候我们之间是毫无秘密的。

“以后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玛丽安,”她说,“只要对我的婚后生活听其自然,尽可能少去谈它想它,咱们就会更快乐,也更自在一些。我倒想要把凡是有关我的事都讲给你听,亲爱的,如果我的私事能够只讲到那里为止的话,”她接下去说,一面紧张地把我腰带上的扣子一会儿扣上,一会儿解开。“但是,它们是不可能只讲到那里为止的,它们总会牵涉到我丈夫的私事,既然现在已经结婚,我想,为了他的原故,为了你的原故,也为了我的原故,我最好是避免谈到那些事。我并不是说,讲了那些话就会使你难过,或者使我难过,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要使自己高兴,因为你又来到了我身边;我要使你也高兴——”刚说到这里,她突然住了口,四面看了看我们在那儿谈话的那间屋子,也就是我的那间起居室。“啊!”她叫了一声,把双手一拍,因为认出了什么东西而愉快地笑了,“我又发现了一个老朋友!你的书橱,玛丽安——你的宝贝——小——椴木——旧书橱——我真高兴,你把它从利默里奇庄园搬来了!再有那把男人用的可怕的沉重的雨伞,你雨天出去总是带着它!再有,最重要的,这个可爱的吉普赛人的黑里俏的脸蛋儿,仍旧像从前那样对着我!坐在这儿真像又回到了家里。咱们还能使它更像自己家里吗?我要把我父亲的画像挂在你屋子里,不挂在我那里——我要把我所有从利默里奇庄园带来的小宝贝都放在这里——咱们每天都要在这四堵叫人感到亲切的墙壁当中消磨许多时光,哦,玛丽安!”她说时突然在我双膝跟前一只凳子上坐下,仰起头来急切地瞅着我的脸,“答应我:你永远别结婚,别离开我。说这种话很自私,但是,你如果不出嫁,那要比现在好得多——除非——除非你爱你的丈夫——但是,除了我,你不会那样爱其他的人,对吗?”她又住了口,把我两只手交叉在膝上,然后把自己的脸伏在我手上。“你近来写了很多信,也收到了很多信吧?”她突然改变口气,放低了声音问。我明知道这句问话指的是什么,但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去迎合她的意思。“你收到他的信了吗?”她接下去问,吻了吻仍把脸贴在它们上面的双手,想要哄着我宽恕她这样大胆直接提出的问题。“他身体好吗?快乐吗?仍旧工作吗?他已经定下心来了吗——已经把我忘了吗?”

她不应当问这些话。她应当记得,珀西瓦尔爵士那天早晨要她信守婚约,她把哈特赖特的画册永远交给我时是怎样表示决心的。可是,咳!世上哪有那么一位完人,他一经作出决定,会永远不失言反悔呢?世上哪有那么一位妇女,她一旦出于真挚的爱情,在心中树立了一个形象,此后又能真的摧毁它呢?虽然书里告诉我们,说是有这样超凡入圣的人,然而我们自己的经验又是怎样答复书里的话呢?

我之所以不去劝诫她,也许因为我真佩服这种大胆的坦率,想到如果是处于她的地位,其他妇女尽可以瞒着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许因为我扪心自问,想到如果处于她的地位,我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怀抱同样的想法。我只能回答她说,近来我没写信给他,也没收到他的信,接着就转到其他不这样危险的话题上。

她回来后,我们第一次谈体己话时,有许多事使我感到难过。自从她结了婚,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已发生变化,我们有生以来首次遇到了一个谁都不能去谈的问题;我听了她勉强说出的一些话,就感到愁闷,相信他们夫妻间根本不是感情融洽和相互体谅的;我痛苦地发现,那件不幸的爱情(不管它是多么纯洁,多么无害)仍旧深深地在她心中留着影响,而这些发现当然会使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关怀和爱怜她的妇女为之烦恼。

只有一件事可以减轻上述烦恼——这件事应当使我感到宽慰,而它也确实使我感到宽慰。她性格中所有的温柔娴雅,她天性中所有的深挚感情,所有使接近她的人都会喜欢她的那种魅力,又随着她回到了我身边。对其他的印象,我有时候还会有点怀疑。对最后这一最宝贵、最令人快慰的印象,随着每小时的消逝,我越来越肯定了。

现在让我从她转而谈到那一些和她同来的人吧。我首先当然注意到她的丈夫。这次珀西瓦尔爵士回来后,我可曾从他身上看出一些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

我不知道怎么说是好。自从回来以后,他好像一直为了一些琐事烦恼;而每逢这种时刻,他对谁都看不入眼。我觉得他比离开英国时更消瘦了。他那扰人的咳嗽和坐立不安的举动显然比以前加剧了。他的态度,至少是对我的态度,变得比往常生硬得多了。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根本不像从前那样彬彬有礼,他没说欢迎的客气话,看到我时并没表示特别高兴,只是简慢地握了握手,急促地说了句“您好,哈尔科姆小姐,很高兴又见到您。”他好像把我看作黑水园府邸中必不可少的一件附属物,一经把我安顿在适当的地方就可以了事,此后就完全把我丢在脑后了。多数人都会在自己家里露出他的某些特性,尽管这些特性他们在其他地方总是隐瞒着;珀西瓦尔爵士已表现出一种酷爱整齐的怪癖,这可是我的新发现,是我以前不曾在他身上觉察到的。如果我从书房里取了一本书,随手把它放在桌上,他就会跟了过来,把它归还原处。如果我从椅子里站起,仍让它放在我刚才坐的地方,他就会很当心地把它靠墙摆好。他从地毯上拾起偶尔落在那里的花朵,一面不高兴地向自己嘟哝,好像它们是一些炭碴,会烧坏了地毯;如果枱布上有一条绉纹,或者饭桌上哪里缺了一把刀,他就会向仆人凶恶地咆哮,就仿佛他们侮慢了他似的。

我已经提到,他自从回来后就被一些烦恼的琐事困扰着。我注意到他表现得不及从前那样好,也许主要就是由于这些事情吧。我试图用这一理由向自己解释,因为我真希望不要因此就对未来灰心。无论什么人,离乡日久,刚回到家就遇到一些烦恼的事,当然要生气,而据我亲眼目睹,珀西瓦尔爵士确实遇到了这类恼人的事。

他们回来的那天晚上,女管家跟着我走到门厅里,迎接她男女主人和他们的客人。珀西瓦尔爵士一看见她就问最近有人来过吗。女管家回话时,提到了以前曾经向我提及的那件事,说有一位生客来打听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他立刻询问那人的姓名。没留下姓名。那位先生有什么事情?没提到有什么事情。那位先生是什么样子?女管家试着形容他,但是没法举出什么特征,可以使她的主人想出那位无名的客人是谁。珀西瓦尔爵士蹙起眉头,气忿地一跺脚,也不去理会别人,就径自走进了屋子。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为了一件小事这样烦恼,然而,毫无疑问,他确实显得十分烦恼。

不管怎样,我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对他在自己家里的态度、语言和举动下结论,还是再过一个时期,先等他摆脱了目前分明使他在暗中感到不安的烦恼,不管这些烦恼属于什么性质。现在我要翻到下一页,暂时把劳娜的丈夫搁下不提。

接下去要谈的是两位客人:福斯科伯爵和伯爵夫人。我要先谈伯爵夫人,这样可以尽快给这女人作一番交代。

劳娜在给我的信中说,我遇见她姑母时会认不出她来,这确非过甚其辞。我还从来不曾见过一个妇女像福斯科夫人这样在婚后有这样大的变化。

从前当她是埃莉诺·费尔利时(那时三十七岁),她老是说狂妄自大的糊涂话,老是像虚荣愚蠢的妇女那样向长期受罪的男人进行种种无聊的挑剔,折磨着那些倒霉的家伙。如今做了福斯科夫人(现年四十三岁),她可以接连几小时不吭声,怪模怪样地僵坐在那儿。从前披在两颊的怪可笑的鬈发,现在改成了小排僵硬的、极短的鬈结儿,像我们看到的那种老式假发。头上戴了一顶朴素而庄严的帽子,她在我记忆中首次显得像一个正派妇女。

现在再没有谁(当然,除了她的丈夫)看到以前大伙看到的那副样儿了(我指的是女性的锁骨与肩胛骨以上那部分的骨骼结构)。她穿一件纯黑或者灰色衣服,领子高高地裹着脖子(没出嫁的日子里,她看见别人这种打扮,会轻狂地大笑或者发出惊呼),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她那双苍白干燥的手(干燥得连皮肤上的毛孔都像蒙了一层垩粉)不停地做着活计:或者是呆板无聊地刺绣,或者是没完没了地卷那些专为伯爵吸的烟卷儿。偶尔她也让那双冷漠的蓝眼睛离开活计,这时候一般总是注视着她的丈夫,我们只习惯在一条忠实的狗的眼光中看到那种默然恭顺的探询神气。我只一两次发现她那严冰冻结的外壳里边开始融化,那是伯爵向家里某一个妇女(包括女仆)说话,或者露出近似注意关心的神情时,她对那妇女表示出难以克制的狠毒的妒意。除了这一特殊情况外,她不论早晨、中午或者晚上,不论室内或者户外,不论晴天或者雨天,总是那么冷冰冰的像一座塑像,死板板的像用来雕刻塑像的石头。对一般人说来,她这种非常的转变肯定是件好事,因为这一来她就成了一个文静的、有礼的、不再干扰他人的妇女。至于实际上她究竟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那可是另一个问题了。我有一两次看见她抿紧的唇边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听见她平静的声音里突然发生变化,当时我就怀疑,她这样克制着自己,是不是她性格中某些危险的成分现在被封闭住,而从前则是在自由表现中无害于人地散发出了呢。我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根据自己的印象,我仍旧认为那是对的。这只好让时间来证明了。

还有那位完成这一神妙的改造工作的魔术师,那位将这个一度骄纵的英国妇女驯服得连她自己的亲属都几乎无法认识的外国丈夫——我的意思是说,那位伯爵。那伯爵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他像是能驯服一切的人。如果他娶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头雌老虎,他会驯服了那头雌老虎。如果他娶的是我,我也会像他妻子那样给他卷烟卷儿,如果他朝我看上一眼,我也会不再开口了。

甚至在这本私人日记中,我几乎害怕坦白地说出:这人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被他吸引,并且不得不喜欢他。他在短短两天之内已引起我的好感与重视。若问他怎样会创造出这一奇迹,那连我也说不上来。

使我十分惊讶的是,现在一想到了他,我就会多么清楚地看见他的形象!除了劳娜以外,其他的人,不论珀西瓦尔爵士,或者费尔利先生,或者沃尔特·哈特赖特,或者任何其他不在我身边但是被我想到了的人,形象都不及他那么清晰!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仿佛他这会儿正在对我说话。我记得他昨天怎样和我谈天,清晰得就像我这会儿听见了一样。叫我怎样形容他呢?他在容貌、习惯、娱乐方面都具有许多特点,如果这些特点是属于另一个人的,我就会用最粗鲁的语言去诋毁,或者用最无情的方式加以嘲笑。又是什么力量使我不能在这些方面对他进行诋毁或嘲笑呢?

比如,他长得非常胖。在这以前,我一向特别厌恶胖子。我老是讲,一般人认为身体异常胖与心肠异常好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无异于说:

只有心肠好的人才会长得胖,或者,只要随便在一个人身上多添上几磅肉,就会直接使那个人的性格变得更好。为了驳斥这两种荒谬不经之谈,我总是引证一些肥胖的人,说明他们卑鄙、险恶、残酷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那些最瘦弱的同胞。我总是问:亨利八世【注】是心肠好的人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注】是性情善良的人吗?杀人犯曼宁先生和曼宁夫人【注】不都是长得很肥胖吗?一般被描写为全英国最残忍的雇佣的保姆,她们多数不也是全英国最肥胖的妇女吗?诸如此类的例子,现代的,古代的,本国的,外国的,上流社会的,下等社会的,还可以举出很多。尽管我竭力辨析这个问题,坚定地抱有以上看法,然而,现在见到了福斯科伯爵,他虽然胖得像亨利八世,但并没有由于身躯臃肿而惹人讨厌,反而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了我的好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注】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年在位)。

【注】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一四九二至一五○三年任教皇。

【注】曼宁夫妇谋害奥康纳,于一八四九年被判死刑处决,是最轰动英国社会的一件谋杀案。

是他那张脸赢得了我的好感吗?可能是他那张脸。他在很大程度上长得极像伟大的拿破仑。他的五官和拿破仑的一样端正英俊;他的表情使人想起了这位伟大军人的威武沉着与刚毅坚定。这一明显的相似之处,肯定首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除了面貌相似以外,他还有一些地方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大概,我现在试图探索的那股力量就潜藏在他眼睛里。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神秘莫测的灰色眼睛;它们有时候闪出一种冷静的、晶莹可爱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光芒,迫使我朝他看,但看时却又有一种畏缩之感。他头上和脸上的其他部分也有奇怪的特征。比如,他的脸色就很特别,白里泛出灰黄,和他那深棕色的头发很不相称,我甚至怀疑他的头发是假的;虽然(珀西瓦尔爵士说)他已年近六旬,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全部刮得很干净,比我的脸更加光洁。他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显得很特出,在我看来,主要并不是由于这些面貌上的特点。目前我只能说,我之所以会一眼看出了他与众不同,那完全是因为他眼光中具有一种特殊的表情和特殊的力量。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态度,以及他使用我国语言的才能,可能也赢得了我对他的尊重。他斯文有礼,听妇女谈话时露出喜悦与关心的神情;和妇女说话时声调中流露出一种神秘的柔和,不管怎样,反正谁也无法抗拒那种影响。在这方面,他使用英语的才能肯定也对他有帮助。我常听说,有许多意大利人在掌握我国强硬的北方语言方面显露了非凡的才能,但是,在见到福斯科伯爵之前,我从未想到一个外国人的英语竟能说得像他这样纯正。有时候,从伯爵的腔调中,你几乎没法觉察出他不是我们本国人;谈到流利程度,极少地道的英国人能像他那样一不重复二不打顿。他多少也会用外国人所造的那种句子,但是我还从来没听到他用错一个词语,或者在挑选字眼时迟疑过一下。

这个怪人的特点,哪怕是那些极细微的特点,都明显地含有离奇难解的矛盾成分。他虽然身体那么胖,年纪那么老,但是他的行动却轻捷得惊人。

他在屋子里,安静得就像我们妇女一样。此外,虽然你一看上去就明知道他意志坚强,但他却像我们最柔弱的妇女那样神经质地敏感。他偶尔听到轻微的响声,就会像劳娜那样不由自主地感到吃惊。昨天珀西瓦尔爵士打一只大耳朵长毛狗,伯爵就哆嗦了一下,吓得躲开了;和他相比,我就感到自己不够慈悲和敏感,觉得很是惭愧。

讲到以上这件事,我就联想起他最古怪的一个特点,这特点我前面还没提到,那就是他爱好一些小动物。

他把一些小动物留在大陆,但是仍把一只鹦鹉、两只金丝雀和一窝小白鼠带到府邸里来。他亲自一一照料这些罕有的宠儿,还教会了这些小动物怎样出奇地喜爱他,怎样和他亲昵。那个对其他的人都十分阴险凶恶的鹦鹉,看来却是一心地爱他。他把鹦鹉从它的大笼子里一放出来,它就跳上他的膝头,用爪子抓着攀上他那肥大的身体,十分亲热地用它的冠蹭他灰黄色的双下巴颌。他只要一打开金丝雀的笼门,向它们唤上一声,那两个调驯了的漂亮小鸟就毫不畏惧地歇在他手上,他一吩咐它们“上楼”,它们就依次登上他伸出的肥胖的手指,而一到了大拇指上,就扯直了嗓子快乐地歌唱。他的小白鼠住在他亲自设计编制的花漆铁丝小宝塔里。它们几乎和金丝雀一样驯服,而且也像金丝雀那样经常被放出来。它们白得像雪一样,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他坎肩里钻出钻进,成双结对地蹲在他那宽阔的肩上。在所有的小动物中,他好像最怜爱他的小老鼠,老是对着它们笑,吻它们,还用种种爱称呼唤它们。如果一个英国人也有这种童稚的兴趣与娱乐,那他被成年人看见时,肯定会为此事感到很难为情,急忙为此事道歉。然而,这位伯爵在他自己粗大的身体和他娇小的动物奇怪的对比下,分明并不觉得有任何可笑之处。他会当着一群猎狐的英国人温柔地吻他的小白鼠,对着他的金丝雀叽叽喳喳学鸟语,而如果那些人大声笑他,他只会对这些野蛮人表示惋惜。

我记述这些事时,几乎觉得它们是不可信的,然而却确有其事,而且这个人,尽管钟爱他的鹦鹉时好像一个老处女,管理他的小白鼠时,每个小动作灵活得像拉手风琴的乐师,但是,一时兴起,他又能大胆地敞开思想谈话,他熟悉各国文字的书籍,他曾进入欧洲一大半国家首都里的上流社会,他在文明世界的任何集会上都可以成为一位显要人物。这个调驯金丝雀的人,这个给小白鼠编制宝塔的人,又是当今一位第一流的实验化学家(这是珀西瓦尔爵士亲口对我说的),除了其他一些惊人的发明以外,他还研究出一种方法,可以僵化一具尸体,使它坚硬得像块云石,可以将它永远保存起来。这个肥胖的、懒得动弹的、已过中年的人,神经十分灵敏,偶尔听到一点声响就会惊起,看到家里一条狗被鞭子抽了就要躲开,他来到的第二天早晨到马房里去,把一只手放在一条拴着的猎狗头上,那畜生十分凶狠,连那喂它的马夫也远远躲开它。那一次伯爵夫人和我也去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虽然历时很短,但我是不会忘记它的。

“当心那狗呀,爵爷,”马夫说,“它什么人都咬!”

“它咬人,我的朋友,”伯爵沉静地回答,“既然人家都怕它。咱们倒瞧瞧它会不会咬我。”说着他就伸出了十分钟前金丝雀曾歇在上面的那根黄里泛白的胖手指,揿在那个可怕的畜生的脑袋上,逼视着它的眼睛,“你们这些大狗都是胆小鬼,”他轻蔑地对狗说,他的脸和狗的脸相距只一寸,“你会咬死可怜的猫,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你会扑上去咬饥饿的乞丐,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只要谁被你冷不防吓倒了,只要谁怕你这个大身体,怕你这一口恶毒的白牙齿,怕你这个淌着口水想吸血的嘴,你就要向他扑上去。这会儿你可以把我吞了呀,你这个卑鄙可怜、欺软怕硬的家伙,可是,你连正眼都不敢对我看,因为我不怕你呀,你会再耍什么鬼主意?准备用你的牙齿在我脖子上试一试吗?呸!你才不敢呢!”他转过身对院子里几个吃惊的人大笑,而那狗却乖乖地爬回它窝里去了,“嗳呀!瞧我这件漂亮的坎肩!”他懊丧地说,“我不该上这儿来的。干净漂亮的坎肩上沾了那畜生的口水。”

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另一个令人难解的怪癖。他像傻气十足的人爱穿好看的衣服,来黑水园府邸刚两天,他已换了四件上好的坎肩,都是浅色花哨的,连穿在他的身上都显得很宽大。

除了性格上表现出的奇怪的矛盾,以及一般嗜好与活动中流露出的孩子气,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他在一些小事中显示出的机智。

我已经看出,他准备在旅居此地期间与我们融哈相处。他分明已经感到劳娜心中不喜欢他(经我追问,她也向我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同时又发现她是热爱花儿的。她每次想要一个花束,他就把自己采摘整理、已经扎好了的赠给她,我觉得很有趣,见他总是那样狡滑地备下了双份花束,另一份花种完全相同,搭配得完全一样,不等到他那孤僻妒忌的妻子感到委屈,他已经去讨好她了。他怎样对待伯爵夫人(当着大伙的时候),那情景也很有趣。他向她鞠躬,习惯称呼她“我的天使”,让他的金丝雀站在他手指上向她敬礼,唱歌给她听,她把烟卷儿送给他时,他吻她的手,还用一些小糖果作为回敬,从口袋中一只盒子里取出糖果,戏谑地放在她嘴里。他用来管制她的那根铁棍从来不当着众人拿出,永远藏在楼上,那是一根从不公开的棍子。

他向我献殷勤时用的方法又完全不同。他把我当男子对待,和我谈话时严肃认真,以此满足我的虚荣心。可不是!我离开他后,就明白了他的用意,我到了楼上自己房间里想起他时,就知道他是在取悦我的虚荣心,然而,我一到楼下,再和他在一起时,他又把我迷住了,我就像始终不曾明白他的用意似的,又去受他奉承了!他能够制服我,一如他能够制服他的妻子和劳娜,昨天制服了马房院子里的猎狗,随时都制服了珀西瓦尔爵士。“我的好珀西瓦尔!我多么爱听你这种粗俗的英国人的玩笑话啊!”——“我的好珀西瓦尔!我多么欣赏你这种健全的英国人的判断力啊!”每逢珀西瓦尔爵士嘲笑他那些娘儿们腔的兴趣和娱乐,他总是用这方式把那些最粗鲁的话轻轻地支吾过去,总是用教名称呼从男爵,拍拍他的肩膀,向他露出泰然自若的微笑,像一位慈父对待执拗的儿子那样毫不计较地宽容他。

我对这个奇特的人物实在感兴趣,终于去向珀西瓦尔爵士打听他的历史。

珀西瓦尔爵士也许是知道得很少,也许是不肯多告诉我。他和伯爵在罗马的初次会见已经事隔多年,当时那种惊险的场面我已在前面什么地方提到过。从那时起,他们俩就经常聚会,在伦敦,在巴黎,在维也纳——但是再不曾在意大利相会;说也奇怪,许多年来伯爵始终不曾进入故国国境。也许他是受到了什么政治迫害吧?不管怎样,看来他对故土仍是一往情深的,只要有本国人来到英国,他都不肯错过见到他们的机会。他那天晚上一到这里,就问最近的城镇离我们这儿有多远,我们可知道那里住有什么意大利人。他肯定是和大陆上的人通信的,因为他收到的信上贴有各种奇怪的邮票,今天早晨我看见早餐桌上放着一封他的信,上面盖了一颗很大的官印。也许他是在跟本国政府通信吧?可是,这又和我原来的想法不一致了,我本来还以为他可能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哩。

瞧我写了多少有关福斯科伯爵的事!可怜的好吉尔摩先生又要用他那一味讲求实际的口气问:“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能重复一遍:即使认识不久,我确实感到,我对伯爵的喜爱有一种既愿意又不愿意的奇怪之处。他好像已经控制了我,一如他显然已经控制了珀西瓦尔爵士。珀西瓦尔爵士对待他的胖朋友,虽然有时候会不客气,甚至很粗暴,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却害怕真的得罪了伯爵。我怀疑自己是否也害怕他。我肯定生平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我自己唯恐与他为敌的人。这是因为我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我害怕他呢?Chisa?像福斯科伯爵用他本国语言。谁知道呢?

六月十六日——除了自己的感想与印象而外,今天还有一件事要记。来了一位客人,这人是劳娜和我完全不认识的,分明也是珀西瓦尔爵士完全不曾料到的。

我们都在法国式新窗子临阳台的那间屋子里进午餐,伯爵(除了寄宿学校里的女生,我从未见过有人那样狼吞虎咽地吃糕点)刚一本正经地要吃第四个果馅饼,把我们都逗乐了,这时仆人进来回话,说有客人到。

“梅里曼先生来了,珀西瓦尔爵士,他这就要见您。”珀西瓦尔爵士吃了一惊,望了望仆人,露出气恼和慌张的神情。

“梅里曼先生!”他重复了一遍,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珀西瓦尔爵士,是梅里曼先生,从伦敦来。”

“他人呢?”

“在书房里,珀西瓦尔爵士。”听到最后一句答话,他立即离开餐桌,也不向我们打个招呼,就匆匆忙忙走出了屋子。

“梅里曼先生是谁?”劳娜问我。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能这样回答。这时伯爵已吃完他的第四个果馅饼,走到靠墙的一张茶几跟前去照护他那只凶恶的鹦鹉。接着他回到我们这边,肩上立着那只鸟。

“梅里曼先生是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他安详地说。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这已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劳娜的问话,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未说明全部问题。如果梅里曼先生是他的委托人特意找来的,那么他应召出城这件事该是毫不足奇的。但是,如果律师未经召唤就从伦敦赶到汉普郡,而且来到这儿又大大惊动了他的委托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来访的律师带来了一条十分重要也十分意外的消息——这消息也许是极好的,也许是极坏的,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类,它总不会是普通性质的。

劳娜和我一句话不说,在餐桌上坐了一刻钟或更长的时间,心里七上八下地揣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盼望珀西瓦尔爵士会很快回来。最后,看样子他不会回来了,于是我们站起身,准备离开那里。

伯爵仍像平时那样礼貌周到,他原来在角落里喂他的鹦鹉,这时仍让那只鸟歇在肩上,从那儿走上前给我们开门。劳娜和福斯科夫人先走出去。我刚要跟着她们往外走,还没绕过他身边,他就向我做了个手势,样子很古怪地跟我搭讪。

“是呀,”他仿佛正在冷静地答复我当时藏在心中尚未全部吐露的话,“是呀,哈尔科姆小姐,是出了什么事故。”我刚要回答“我并没说这话”,那凶恶的鹦鹉便扇起那剪短了的翅膀,尖厉地一声叫喊,我立刻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只想快点离开那间屋子。我在楼梯口赶上了劳娜。真没想到,福斯科伯爵刚才脱口道破的不只是我的心事,也是劳娜的心事,这时她几乎是重复了他的话。她也悄悄对我说,害怕出了什么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