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伯爵以少校即将来访为借口辞却了阿尔培的邀请，但他和培浦斯汀所说的确是实情。七点钟刚敲过，就是在伯都西奥奉命到阿都尔去的两小时以后，一辆出租马车在大厦门前停了下来，让乘客在门口下车以后，就立刻急急地驶开，像是感到羞于做这项差使似的。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是一位年约五十二岁的男子，身穿一件那种在欧洲流行了很久的绿底绣黑青蛙的外套。他的裤子是蓝布制的，皮鞋相当清洁，但擦得并不太亮，而且鞋跟略微太厚了一点；戴鹿皮手套；一顶略似宪兵常戴的帽子；一条黑白条纹的领结，这条领结假如不是物主爱惜的话，本来是可以停止使用的了。这位漂亮人物拉动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上的门铃，问基度山伯爵阁下是不是住在这儿，得到门房肯定的答复以后，他就进来，顺手掩上门，开始登上踏级。
来人的头颅又小又瘦，头发雪白，有灰色浓密的髭须。等候在大厅里的培浦斯汀很容易识别这位期待中的来客，因为他对于容貌，事先已得到明确的通知。所以，这位生客还不曾通报他的姓名，伯爵就已接到通报，知道他到了。他被引入一间朴素高雅的会客厅里，伯爵含笑起身来迎接他。“啊，我亲爱的先生，欢迎之至，我正在等候您呢。”
“大人的确在等候我吗？”那意大利人说。
“是的，我接到通知，知道今天七点钟可以看到您。”
“那末，关于我来的事，您已经详细接到通知了吗？”
“当然啰。”
“啊，那就好了，我深怕这一步手续被忘记了呢。”
“什么手续？”
“就是把我要来的情况事先通知您。”
“不，不，没有忘记。”
“但您确信您没有弄错吗？”
“我确信如此。”
“大人今天晚上七点钟等候的真是我吗？”
“我可以向您证明，使您毫无疑虑。”
“噢，不，不用了，”那意大利人说，“不必麻烦了。”
“是的，是的，”基度山说。他的客人似乎微微有点不安。“让我想一想，”伯爵说，“您不是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那意大利人高兴地答道，“是的，我真的就是他。”
“前奥地利驻军中的少校？”
“我是一位少校吗？”那老军人胆怯地问。
“是的，”基度山说，“您是一位少校，您在意大利的职位就等于法国人的少校。”
“好极了，”少校说，“我不要求更多的了，您知道——”
“您今天的访问不是您自己想来的吧？”基度山说。
“不，当然不。”
“是旁人要您来的？”
“是的。”
“是那一位好心肠的布沙尼长老吧？”
“一点不错。”少校快乐地说。
“您带了一封信来吧？”
“是的，这就是。”
“那末，请给我。”于是基度山接过那封信，拆开来看。少校用他那一对大眼睛凝视着伯爵，然后把房间里的情形察看了一眼，但他的凝视几乎立刻又回到房主人身上。“是的，是的，对了。‘卡凡尔康德少校，一位可敬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凡尔康德族的后裔，’”基度山高声继续念下去，“‘每年收入是五十万。’”基度山把他的眼睛从信纸上抬起来，鞠了一躬。“五十万，”他说，“可观！”
“五十万，是吗？”少校说。
“是的，信上是这样说，这一定是真的，因为长老对于欧洲所有的大富翁的财产都知道得很正确。”
“那末，算是五十万吧。但说老实话，我倒想不到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偷窃您。那方面您一定得改革一下。”
“您打开了我的眼睛，”那意大利人庄重地说，“我要请那位先生走路。”
基度山继续读那封信：“‘他生平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
“是的，的确，只有一件！”少校说，并叹息了一声。
“‘就是失落了一个爱子。’”
“失落了一个爱子！”
“‘是在幼年时代被他府上的仇人或吉卜赛人拐走的。’”
“那时他才五岁！”少校举眼向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不幸的父亲！”基度山伯爵说，并继续念道，“‘我给他以再生的希望，向他保证，说你有办法可以给他找回那个他枉自寻觅了十五年的儿子。’”少校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焦急的神色望着伯爵。“这种事我有办法。”基度山说。
少校恢复了他的自持。“啊，啊！”他说，“那末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了？”
“您不相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当然，当然相信。像布沙尼长老这样一个任教职的好人不可能骗人，也不可能跟人开玩笑，但大人还没有念完呢。”
“啊，不错！”基度山说，“还有一笔附言。”
“是的，是的，”少校跟着说，“还——有——一——笔——附——言。”
“‘为了省得麻烦卡凡尔康德少校向他的银行提款，我送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给他作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你欠我的那笔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显出很焦急的神色一直等到那笔附言读完。
“好极了。”伯爵说。
“他说‘好极了，’”少校心中自语，“那末——阁下——”他答道。
“那末什么？”基度山问。
“那末那笔附言——”
“哦！那笔附言怎么样？”
“那末那笔附言也像那封信的正文一样为您所接受吗？”
“当然啰，布沙尼长老和我有点小往来。我记不得究竟是否还欠他四万八，但我敢说，我们对于差额是不会起纠纷的。那末，您对于这笔附言觉得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
“我一定得向您解释一下，”少校说，“因为十分信任布沙尼长老的签字，我自己并没有另外带钱来，所以假如这笔钱来源靠不住的话，我在巴黎的情形就要弄得非常不好过了。”
“像您这样有地位的一位人物竟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吗？”基度山说。
“哦，说真话，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人家总认识您的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末——”
“说吧，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
“那末您可以把这四万八千利勿尔付给我的了？”
“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大大的。“但请坐呀，”基度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竟使您站了一刻钟。”
“没有关系。”
少校拖了一张圈椅过来，自动就座。
“现在，”伯爵说，“您愿意吃些什么东西吗？——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假如方便的话，我爱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不好？”
“好的。我吃点饼干，多谢您这样客气。”
基度山拉了拉铃，培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怎么样？”他低声说。
“那个青年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
“你领他到哪一个房间里去了？”
“遵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
培浦斯汀走了出去。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于心实在不安。”
“区区小事，请勿挂齿。”伯爵说。
培浦斯汀拿了酒杯、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注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流质滴了几滴。酒瓶上蛛丝满布，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的表记可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作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拿了那只注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培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他的客人旁边，后者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啜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是长住在卢卡的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得人尊敬——凡是可以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是具备的了？”
“都具备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实在都具备的了。”
“您只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是十全十美的了，是不是？”
“只缺少一样东西。”那意大利人说。
“而那样东西就是您那失踪的孩子！”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的确是我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位可敬的少校举眼向天，叹息了一声。
“且告诉我，那末，”伯爵说，“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独身汉。”
“一般都是那末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您还故意证实那种传说。我想，您当然是想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失足，免得社会上纷纷传扬啰？”
少校的神色恢复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镇定态度，同时垂低他的眼睛，大概是要借此恢复他脸部的表情或帮助他的想像力；他时时向伯爵偷看一眼，但伯爵的嘴巴上依旧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是的，”少校说，“我的确希望能使这种过失瞒过每一个人的眼睛。”
“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度山答道，“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微笑着摇摇头。
“而得怪那做母亲的？”伯爵说。
“是的，得怪那做母亲的——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喊道，拿起第三块饼干。
“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啦。”
“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想尽量使他的意志完全控制自己的泪腺，好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润湿他的眼角。
“我想，她是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的吧，是不是？”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而她的名字是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度山说，“您告诉我实在也是多余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阁下是什么都知道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终于娶了她？”
“是的，我娶了她。”
“您无疑的已把那种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度山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证书，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里吗？”
“我相信是的。”少校说。
“什么！您‘相信’是的？”
“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了。”
“那倒是真的，”基度山说，“那末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抱歉得很，因为不知道必须要利用到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大意，竟忘记把它们带来了。”
“那就很不幸了。”基度山答道。
“那末，它们竟是这样的必需吗？”
“它们是万不可少的呀。”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啊，糟糕，万不可少的！”
“当然是啰，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你们那孩子的合法性！”
“不错，”少校说，“可能有人怀疑的。”
“假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就会非常的不愉快了。”
“那是对他极其不利的。”
“那或许会使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糟透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在这些地方是极其看重的。像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够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不可否认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有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而，我有。”基度山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看着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将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恐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利勿尔发生困难，“啊，真的，那就很幸运了，是的，实在运气，因为我从来想不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样样都想到呀！但幸亏布沙尼长老代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极其审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可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儿就是。”
少校握紧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是的，的确，是这个。”那意大利人惊愕地望着说。
“这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的。”
“完全不错。”
“那末，拿了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当然会小心保存起来的。”
“我想他一定会的！假如他遗失了——”
“嗯，假如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度山说。
“那末，”少校答道，“就必须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花一些时间才能到手了。”
“那件事就难办了。”基度山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少校回答。
“我极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度山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意大利人焦急地照样复述了一遍。
“至于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似乎觉得眼前突然又跳出困难来了，“难道还要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度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
“是的，是的，”少校说，“她已经——”
“对自然偿清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度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还在哀悼她的早逝！”少校悲叹道，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想怎么样呢？”基度山说，“我们都是难逃一死的。现在您要懂得，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并不流行，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一省的某一个大学里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那个理由，您才不得不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一向就住在那儿。那就够了。”
“您是这样看法吗？”
“当然啦。”
“好极了，那末。”
“假如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奸恶的家庭教师，被府上的仇人买通——”
“被高塞奈黎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使府上这一族绝嗣。”
“那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一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定当了，这些新唤醒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无疑已经猜到我已为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是很可喜的事吧？”那意大利人问。
“啊，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过的。”
“嘿！”少校说。
“有人把那个秘密告诉您了吧，或是您或许已猜到他在这儿了吧。”
“谁在这儿？”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里！”
“我的确猜到了，”少校带着可能最从容的神气回答，“那末他在这儿了吗？”
“他来了，”基度山说，“刚才我的贴身跟班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少校说，他每喊一声，就抓一抓他上衣的纽扣。
“我亲爱的先生，”基度山说，“我懂得您这种情绪，您得要些时间来恢复您自己。我当利用这一段时间去让那个青年人准备这一场想念了许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这是我想象得到的。”卡凡尔康德说。
“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那末您还带他来吗？您甚至还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太好啦！”
“不，我不想来插身父子之间。你们私自相见吧。但不必不安，即使父子间的天性不提示您，您也不会弄错的。他将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一个很好看的青年人，肤色很白——或许太白了一点——态度很活泼，但您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了，还是由您自己来判断吧。”
“且慢，”少校说，“您知道我只有布沙尼长老送给我的那两千法郎，这笔款子我已经花在旅费上了，所以——”
“所以您要钱用，那是当然的事，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嗯，这儿先付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睛里发出明亮的光辉。
“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度山说。
“大人要收条吗？”少校说，同时把钱塞进他上衣的内口袋里。
“要收条做什么？”伯爵说。
“我想您或许要把它拿给布沙尼长老看。”
“哦，当您收到那余下的四万法郎的时候，您给我一张整数的收条好了。我们都是君子，不必这样斤斤计较。”
“啊，是的，的确如此，”少校说，“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句话。”基度山说。
“请说。”
“您可以允许我作一个建议吗？”
“当然啰，我求之不得。”
“那末我劝您别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吧。”
“真的！”少校说，带着很满意的神气望望他自己。
“是的。在维亚雷焦的时候或许可以穿它，但这种服装，不论它本身多么高雅，在巴黎却早已过时的了。”
“那真不幸。”
“噢，假如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您在离开巴黎的时候是可以换上的。”
“但我穿什么好呢？”
“您的皮箱里有什么衣服？”
“我的皮箱里？我只有一只旅行皮包。”
“我敢说您的确没有带别的东西来。一个人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来麻烦自己呢？而且，像您这样的一位老军人在出门的时候，总是喜欢尽可能地少带行李的。”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
“但您是一个审慎而有远见的人，所以您先派人把您的行李运来。现在已经运到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住在那儿。”
“那末在那些箱子里——”
“我想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大概需用的衣服都放进去了——您的便服和制服。逢到大场面，您必须穿上您的制服，那样看起来就威严极了。别忘了您的勋章。法国人虽然还在嘲笑勋章，但总还是把它们戴在身上的。”
“好极了！好极了！”少校喜不自胜说。
“现在，”基度山说，“您已经有了准备，不会兴奋过度的了，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请等着和您那走失的安德里相见吧。”
说着，基度山鞠了一躬，消失到门帷后面，让少校独自沉醉在狂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