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 第十三章 百日

诺梯埃先生真是一个预言家,事情急速地演变,正如他的预料。谁都知道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的这件著名的史实,——那次奇异而神妙的归来,非但是前无古人,而且大概也会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个猛烈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这个他还没有重建成功的王朝,基础本来就不稳固,一向就是摇摇欲坠的,只要拿破仑一举手,这一切用旧偏见和新观念不调和地构成的上层建筑物,就都坍了下来。所以维尔福仅仅只获得了国王的感激(这在目前反而可说是对他有害的)和荣誉十字勋章,这个勋章,他倒很识相,并没有佩挂,虽然勃拉卡斯公爵按时把荣誉状送了来。

诺梯埃当时权倾全朝,要不是为了他,拿破仑无疑的早已把维尔福免职了。这个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徒和一八〇六年的上议员就这样保护着维尔福,而不久以前,维尔福还是他的保护人。

在帝国复活的那个期间——这个帝国是很易于预见到其二次倾覆的——维尔福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封住那几乎被邓蒂斯所泄漏的秘密。只有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忠心于王室的嫌疑。

帝国的权力刚刚重新建立,——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杜伊勒里宫,从我们已经向读者们介绍过的那间小书房里发出无数命令,在桌子上还可找到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的时候,——在马赛,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人民却已知道:内战的余烬(内战在南部只有部分地熄灭)已开始重新燃烧;保王党党员如敢冒险出外,一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这时如果要挑起人民来对他们报复,也不费吹灰之力。

由于这种转变,那可敬的船主在当时虽不能说势倾全市,——因为摩莱尔是一个谨慎而且可说是胆小的人,以致许多最热心的拿破仑党分子竟斥他为“温和派”——但却已有足够的势力可使他所提出的要求闻达于当局;而那个要求,我们很易于推测到,是以邓蒂斯作主题的。

维尔福的上司虽已倒台,他本人却依旧保住了原职,但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在一边,以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在位不去,则杰拉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联姻来帮助他的事业,他的父亲已负责在给他找一个。假如路易十八重登王位,则圣米兰侯爵的势力就会像他自己一样大大地增加,那桩婚事就比以前更美满了。

那时,代理检察官是马赛的首席法官,有一天早晨,仆人推开门来,报告摩莱尔先生来访。要是换了别人,就会赶快接见他。但维尔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知道这样等于是示弱。所以虽然他并没有别的客人,却仍让摩莱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只是因为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一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吩咐请摩莱尔先生进来。

摩莱尔预料维尔福将是垂头丧气的。但看到他的时候,却发觉他仍像六个星期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镇定,稳重,神色里充满着冷冰冰的礼貌,那种礼貌是一切隔阂中最难超越的一种,是教养有素的上等人和俗人之间的一道分界线。他已进入维尔福的书房,满心相信那法官一见他就会发抖,可是相反,当他看到维尔福坐在那儿,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头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周身一阵寒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维尔福向他凝视了一会儿,像是有点不认识他似的。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内,那诚实的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的帽子在两手之间转动着,然后——

“是摩莱尔先生吧,我相信?”维尔福说。

“是的,阁下。”

“请进来,”法官像赐恩似的摆一摆手说,“请告诉我是什么情况使我有这样的荣幸看到你的来访。”

“您猜不到吗,阁下?”摩莱尔问。

“猜不到,但假如我有能为您服务的地方,我是很高兴的。”

“阁下,”摩莱尔说,他的自信力渐渐恢复了过来,“您记得,在皇帝陛下登陆的前几天,我曾来为一个青年人说情,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关系。那种关系,在那时是一种罪名,今天却已是光荣。您那时是为路易十八服务,您不肯赐恩,——这是您的责任。今天您为拿破仑服务,您应该保护他,——这同样也是您的责任。所以我是来探问那个青年人的情形来的。”

维尔福极力作了一番自制的功夫。“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邓蒂斯。”

维尔福当然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而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脸上依旧毫不变色。

“邓蒂斯?”他念道,“爱德蒙·邓蒂斯?”

“是的,阁下。”

维尔福翻开一册很大的档案,捧到桌上,又从桌子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摩莱尔:

“您相信的确没有弄错吗?阁下?”他用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口吻说。

假若摩莱尔是一个较精明的人,或对这种事情较有经验,那他对于代理检察官之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问档案官,而这样亲自答复他一定会感到惊奇。但摩莱尔这时在维尔福身上找不出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做法果然不错。

“不,”摩莱尔说,“我没有弄错。我认识他十年了,在最后那一小时,他还是在为我服务。您或许记得,在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从宽办理。正像我今天来请求您从公处理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噢,在那些日子,保王党对拿破仑党是非常严厉的。”

“阁下,”维尔福答道,“我那时是一个保王党,因为那时我相信波旁王室不但是王位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拿破仑那次不可思议的归来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王。”

“那才对了,”摩莱尔喊道,“我很喜欢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说,一面翻阅一册档案,“有了,——一个水手,他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样?”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是被关到法院的牢里去的。”

“那末?”

“我上了一个报告给巴黎当局,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了去。你一定得承认,这是我的责任。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摩莱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他随时来都成,那个位置是给他保留着的。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在我看来,拿破仑党法院所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王党法院关在牢里去的人了。”

“别太心急,摩莱尔阁下,”维尔福回答,“一切事情我们必须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下来的,他的释放令也必须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没有满两个星期,那些信还没有送出去呢。”

“但是,”摩莱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除了期待这些正式手续以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有几个朋友,也有一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消逮捕的命令。”

“根本就没有逮捕令。”

“那末,在入狱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入监狱登记簿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入了册就有查考了。”

“在波旁王室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在目前——”

“这是始终一样的,我亲爱的摩莱尔,自路易十四那一朝以来就是这样的了。皇帝的狱规甚至比路易时还更严格,牢监里姓名不入册的犯人多得数都数不清。”

即使摩莱尔有任何疑惑,这番苦口婆心的辩解也足以使之完全消除。“那么,维尔福阁下,您可以给我什么忠告可以使可怜的邓蒂斯快点回来?”他问。

“请求部长呀。”

“噢,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部长每天要收到两百封请愿书,可是还看不了三封。”

“那是真的,但是有我批署,并由我呈上去的请愿书他是会看的。”

“您愿意负责送去吗?”

“非常愿意。邓蒂斯那时有罪,但现在他已无罪。当时把他判罪和现在使他自由都同样是我的责任。”

这样,维尔福就避免了查究的危险,一经查究,他就完了,这虽然并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却是可能的。

“但是我怎么对部长说呢?”

“在这儿坐下来。”维尔福一面说,一面把他的座位让给摩莱尔,“我说,您写。”

“您费心来办吗?”

“当然啰。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啦。”

“那是真的。想想那个可怜的青年人还在那儿等待,在那儿受苦,或许在那儿绝望了呢。”

维尔福一想到那个犯人在那黑暗寂静的牢狱里咒骂他,就不禁打了个寒颤。但他却绝不至于会让步,——在维尔福的野心的重压之下,邓蒂斯必须被摧毁。

维尔福口述了一封用意美妙的请愿书,当然,他夸大了邓蒂斯的爱国心和对拿破仑党的效劳。在那封请愿书里,邓蒂斯看来简直成了使拿破仑卷土重来最活跃的使者之一。据推测,一看到这个文件,部长就会立刻把他释放。请愿书写好了,维尔福把它朗诵了一遍。

“成了,”他说,“其余的事由我来办好了。”

“请愿书就送去吗?”

“今天就送出去。”

“由您批署?”

“我最乐意做的事就莫过于证明您请愿书内容的事实了。”维尔福于是坐下来,在信的末端签了字。

“还有什么别的步骤?”摩莱尔问。

“去等着吧,”维尔福回答,“一切由我来好了。”

这个保证很使摩莱尔高兴,于是他告别维尔福,赶快去告诉老邓蒂斯,说不久就可以看见他的儿子了。

但维尔福却并没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只是小心地把那封极易陷害邓蒂斯的请愿书保存了起来,以等待那件似乎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二次复辟。

所以邓蒂斯依旧还是一个被埋没在黑牢深处的囚徒,他毫未听到路易十八的宝座垮台的风声,以及当帝国倾覆时的更可怕的骚动。

但维尔福却在用戒备的目光注视着一切,用警觉的耳朵在倾听着一切。在拿破仑复位的“百日”期间,摩莱尔曾两次来重新提出他的要求,而两次都被维尔福用甜言蜜语把他哄走。最后发生了滑铁卢之役,摩莱尔就不再来了。他已尽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任何新的想法反而只会于事无补地连累他自己。

路易十八重登王位。马赛能引起维尔福内心愧疚的记忆太多,所以他请求并获得了调任图卢兹检察官的位置,两星期后,就和丽妮结婚,她的父亲在朝的地位已比以前更加巩固。这就说明了在“百日”期间和滑铁卢以后,邓蒂斯怎末会依旧关在牢里,好像被上帝所忘掉了似的——虽然人并没有忘记他。

邓格拉司充分明了那压倒了邓蒂斯的悲惨的命运是如何的痛苦,而像所有那些耍小聪明的人一样,诿称这是天命。但当拿破仑回到巴黎以后,邓格拉司可丧胆了,他怕邓蒂斯随时会来复仇,于是他把自己希望出洋的意思告诉了摩莱尔先生,得了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一个西班牙商人,就在三月底到那儿去供职,——那是在拿破仑回来后的第十一二天。他那时就离开马赛去马德里,此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弗南只晓得邓蒂斯已离开了眼前,其他的事毫无所知。究竟邓蒂斯的情形怎么样,他也懒得去问。只是,在他情敌离开以后这一段闲暇期间,他时时冥想,有时是想方法说明那个离开的理由来欺骗美茜蒂丝,有时或者想迁移和拐诱的计划,所以他时时忧郁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弗罗岬的顶上,从那儿可以同时望到马赛和迦太兰村,他是在守望一个年轻美貌的人出现在他眼前,那个人也就是他的复仇使者。弗南已下定决心:他要枪杀邓蒂斯,然后自杀。但弗南却错了,他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孕育着某种希望。

在这个时候,帝国作了最后一次的呼吁,法国境内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赶去服从他们的皇帝的号召,弗南和其他的人一同离开马赛,心里负着一个可怕的念头,深恐他的敌人会在他离开的时候回来,而和美茜蒂丝结了婚。假若弗南真的想自杀,则当他离开美茜蒂丝的时候就该这样做的了。他的忠诚,再加上他对她的不幸所表示的热情,产生了那种在心地高贵的人身上总是会产生的效力。美茜蒂丝一向很关怀弗南的,现在这种关怀更因感激而加强了。

“哥哥,”她在把行囊挂上他的肩头的时候说,“你要自己小心,因为要是你再一死,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些话在弗南心中注入一线希望。要是邓蒂斯不回来,有一天,美茜蒂丝或许会是他的。

现在只剩下美茜蒂丝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凝视这似乎从来不曾像这样荒凉的大平原,和从来不曾像这样广大的海了。她天天以眼泪洗脸,人们或可看见她不断地在迦太兰人住的这个小村周围徘徊。有时她一动不动地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呆望着马赛;有时她坐在海岸边上,倾听那像她自己的哀愁那个永恒的海的呻吟,并常常自问,要是把自己投身到海洋的无底深渊里,究竟是否比这样忍受着这残酷的变化,毫无希望地等待着更好。她并不是缺乏勇气来把这个念头付诸实行,而是她的宗教观念帮了她的忙,救了她的命。

卡德罗斯也像弗南一样被征入了陆军,但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比后者年长八岁,所以仅被派去防守边疆。老邓蒂斯的命原只是靠希望维持着的,拿破仑一倒,全部希望都落了空。在和他儿子分离的五个月以后,几乎也可说就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一刻,他就在美茜蒂丝的怀抱里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摩莱尔先生偿付了他的丧葬费用和那可怜的老人所借的几笔小债。

这个行动不仅需要出于慈悲心,而且也需要勇气,——因为像邓蒂斯这样危险的一个拿破仑党,即使你去帮助他临终的父亲,也会被人当做一个罪名来污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