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最深沉的寂静中入座，陪审官也入座，维尔福先生是大众注意的目标，而且几乎可说是大家崇拜的对象，他坐在圈椅里，以宁静的目光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每一个人都惊奇地望着那张庄重严厉的面孔，私人的悲伤并不能打扰平静的表情，大家看到一个人竟能这样斩断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不禁产生一种恐怖感。
“宪兵！”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几个字，大众的注意力更紧张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贝尼台多就要进来的那扇门。门不久开了，被告出现了。在场的人都得到同样的一个印象，谁都明白地看出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脸上毫无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他的两只手的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住他的帽子，一只手放在他那白背心的开口处，手指一点不颤抖，他的眼光很平静，甚至可说很明亮。走进法庭以后，他用询问的眼光向法官和陪审官扫射了一遍，然后让他的凝视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安德里的旁边坐着那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因为安德里自己并未请律师，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脸上所表露的激动情绪百倍于那犯人。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那份起诉书，我们知道，是维尔福那支铁面无私的灵巧的笔草拟出来的。宣读起诉书占去了相当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中，大众的注意力不断地倾注到安德里的身上，安德里则以斯巴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忍受着那种注视。维尔福的话从来不曾这样简洁或这样雄辩。他极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生活，他的变化，他从童年以来的连续犯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用尽人类的头脑里所能有的全部才智写出来的。单凭这一份起诉书的力量，不必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台多已经完蛋了。安德里对那接连提出来的罪名并不加以注意。维尔福先生时时留神打量他，无疑地在向他实施他惯用的种种心理攻势，但他虽然目不转睛地凝视那被告，却始终不能使他垂低他的眼睛。宣读终于完毕了。
“被告，”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安德里站起身来。“原谅我，审判长阁下，”他用清晰的声音说，“我看您是采用了普通的审问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我要求——而且不久就可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开一个例外。我恳求您允许我在回答的时候遵从一种不同的程序，但所有的问题我都愿回答。”
那惊奇的审判长望一望陪审官，陪审官则去望检察官。整个法庭都显出很大的惊奇，但安德里则依旧不动声色。
“你的年龄？”审判长说，“那个问题你肯回答吗？”
“那个问题像其他的问题一样，我都愿回答，审判长阁下，但却要到适当的时候才答复。”
“你的年龄？”审判长重复那个问题。
“我二十一岁，说得更确切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忙于记笔记，听到这个日期，便抬起头来。
“你是在哪儿生的？”审判长继续问。
“在巴黎附近的阿都尔。”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他的头，他望着贝尼台多，像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色苍白了。至于贝尼台多，他用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葛布手帕潇洒地抹一抹他的嘴唇。
“你的职业？”
“最初我是一个伪币制造者，”安德里平静地答道，“然后我变成一个贼，后来我成为一个暗杀犯。”
法庭里到处爆发出愤慨的低语声。法官们也似乎呆住了，陪审官现出厌恶的表示，想不到一个时髦人物竟会采取这样无耻的自嘲态度。维尔福先生用手压住他的额头，他的额头最初发白，然后转红，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起来，像丧失了知觉似的四面环顾，他要透一透气。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阁下？”贝尼台多带着他和蔼可亲的微笑问。维尔福先生并不回答，只是像摔倒似地坐回到他的椅子上。
“现在，犯人，你肯讲出你的姓名了吗？”审判长说。“你历数自己的罪名时那种残酷的装腔，你认罪时的那种骄傲，——不论从人道上讲或从道义上讲，法院方面都将判处严厉的惩罚，——大概就是你延迟宣布你的姓名的原因吧，你是想把你的姓名作为你自嘲的一个高潮。”
“真神妙，审判长阁下，您把我的心思看得多么正确呀，”贝尼台多用他最柔和的声音和最礼貌的态度说，“这的确就是我为什么要求您把审问程序颠倒一下的理由。”
大众的惊奇已达到最高点。被告的态度上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兴奋的群众等待着那必然会从黑云深处来的雷声。
“嗯！”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我不能把我的姓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但我知道我父亲的姓名，我可以把那个姓告诉您。”
一阵痛苦的晕眩使维尔福看不见东西。大滴的冷汗滚下他的脸颊，落在他用痉挛的颤抖的手所抓住的纸上。
“那末，说出你父亲的名字来。”审判长说。
那么大的法庭里听不到一声耳语或一声呼吸，每一个人都屏息静气地在等待。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安德里平静地回答。
“检察官？”审判长说，他愣住了，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先生脸上那种焦急的神色，“检察官？”
“是的，假如你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可以讲出来，——他名叫维尔福。”
旁听席上由于对法庭的尊敬感而抑制了这么久的激动情绪，现在像雷鸣似地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爆发出来了，法官也并不去约束众人的骚动。群众对那屹立不动的贝尼台多喊叫、辱骂、讥诮、舞臂挥拳、口沫四溅，宪兵跑来跑去，——这一切原是任何骚动时必有的现象，而这一切继续了五分钟，法官和宪兵才恢复了肃静。在这种骚乱中，只听到那审判长的声音喊道：
“被告，你在戏弄法院吗？你要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独创一帜，胆敢在你的同胞面前创立一个藐视法庭的榜样吗？”
有几个人赶上去照顾那几乎已倒在椅子里的维尔福先生，劝慰他，鼓励他，对他表示热忱和同情。法庭里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只是有一个地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骚动。据说有一位太太刚才昏了过去，他们给她吸了嗅瓶，她已醒过来了。
在那种种骚动的期间，安德里始终以他那微笑的面孔向着大家，然后，他一手靠着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以优美的态度说：“诸位，上帝禁止我侮辱法庭或在这可敬的会场上造成徒然的纷扰。他们问我的年龄，我说了。他们问我是在哪儿生的，我答复了。他们问我的姓名，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无法讲出我自己的姓名，因为我根本没有姓名，我却能把我父亲的姓名告诉他们。现在，我再说一遍，我父亲名叫维尔福先生，而我很愿意来证明这一点。”
那个青年人的态度里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心和一种真挚使骚动平静了下来。一时，所有的眼睛都转移到检察官身上，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一个霹雳已把他击成了一具尸体似的。
“诸位！”安德里说，他以他的声音和态度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我对于刚才所说的话，应该向你们提出证据和解释。”
“但是，”审判长恼怒地说，“在预审的时候，你自称是贝尼台多，说你自己是一个孤儿，并声称你的原籍是科西嘉。”
“那是我随便说说的，目的是为了可以使我发表刚才那个庄严的宣布，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受阻止。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在阿都尔降生的，我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的儿子。你们想知道更详细的情节吗？我可以讲出来。我降生的地点是芳丹街二十八号，在一个挂着红缎窗帷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把我抱在他的怀里，对我的母亲说我是死的，就把我包在一张绣有一个‘霭’字和一个‘奈’字的餐巾里，抱我到后花园，就在那儿活埋了我。”
法庭里的人都打了一个寒颤，他们看见那犯人的信心和维尔福先生的恐怖在成正比例地增加。
“但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细节的呢？”审判长问。
“我来告诉您，审判长阁下。有一个人曾发誓要向我的父亲报仇，他早就在留心杀死他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偷偷地爬进我父亲埋我的那个花园。他躲在一丛树木里，他看见我的父亲把一样东西埋在地里，就在这个时候上去刺了他一刀，然后，一心以为里面藏着某种宝物，他挖开地面，发觉我还活着。那个人抱我到育婴堂里，在那儿，我被编为五十七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嫂从洛格里亚诺赶到巴黎来，声称我是她的儿子，把我带走。所以，你们看，我虽然生在巴黎，却是在科西嘉长大的。”
法庭里静寂了一会儿，在这期间，外面的人或许会以为法庭里是空的，因为当时的沉静是这样的深沉。
“说下去！”审判长说。
“当然啰，”贝尼台多继续说，“抚养我的那些人很钟爱我，我本来可以和那些好人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我那乖戾的本性超过了我继母竭力灌输在我心里的美德。我愈变愈坏，直到我犯了罪。有一天，当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样恶劣，给我注定这样一个命运的时候，我的继父对我说：‘不要亵渎神明，倒霉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你生命的时候并无恶意。罪孽是你的父亲的，不是你的，——是你的父亲的，他连累你生遭孽报，死入地狱。’自从那次以后，我不再诅咒上帝，而诅咒我的父亲了。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说了你们责备我的那一番话，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使法庭上充满了恐怖。假如这一番话加重了我的罪名，那末请惩罚我，但假如我已使你们相信：自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就悲惨、痛苦和伤心，那末请怜悯我。”
“但你的母亲呢？”审判长问道。
“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正当那时，在那以曾经昏厥过一次的那个贵妇人为中心的人群中间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接着是一阵啜泣，原来那个贵妇人现在陷入一种剧烈的歇斯底里状态了。当她被扶出法庭的时候，遮住她的面孔的那张厚面纱掉了下来，邓格拉司夫人的真面目被认出了。维尔福虽然精神恍惚，耳聋脑涨，却依旧认出了她，他站起身来。
“证据！证据呢！”审判长说，“要记得：这种恐怖的话是必须要有最清楚的证据来支持的。”
“证据？”贝尼台多大笑着说，“您要证据吗？”
“是的。”
“嗯，那末，先看看维尔福先生，然后再来问我要证据。”
每一个人都转过去看检察官，后者不能忍受现在只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那一片目光，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中心，头发散乱，脸上刻着指甲的痕迹。全场的人发出一阵历时颇久的惊奇的低语声。
“爸爸，”贝尼台多说，“他们问我要证据，你希望我给他们吗？”
“不，不，”维尔福先生用一种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必了！”
“怎么不必呢？”审判长喊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要和这种已落到我身上来的致命的重压抗争是不可能的，诸位。——我是——我看出——我是落到一个复仇之神的手里了！无须要证据，这个青年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全场弥漫着一种像预示某种恶劣的自然现象那样阴森凄惨的沉寂，大家打了一个惊慌的寒颤。
“什么！维尔福先生，”审判长喊道，“你难道昏了吗？什么！你的理智还在不在？你的头脑显然是被一个这样奇特、这样可怕、这样意想不到的污蔑弄糊涂了。来，恢复你的理智吧。”
检察官垂低了头，他的牙齿像一个大发寒热的人那样格格地打抖，可是他的脸色却像死人一般苍白。
“我的知觉十分清楚，阁下，”他说，“你可以看得出：失常的只是我的肉体。那个青年所控告我的罪，我全部承认，从此刻起，我悉听下任检察官的处置。”
当他用一种嘶哑窒息的声音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走去，一个法庭上的警官机械地打开了那扇门。全场的人都惊奇得哑口无言，这一场揭发和承认使半月来轰动巴黎社会的那一连串可怕的事件达到了最高峰。
“噢，”波香说，“他们说这幕戏演得不自然，让他们现在再来说说看！”
“噢！”夏多·勒诺说，“我情愿像马瑟夫先生那样结束他的生命，比起这场灾祸来，一颗手枪子弹似乎是很可爱的了。”
“那末他犯了杀人罪了。”波香说。
“而我以前还想娶他的女儿呢！”狄布雷说，“她死得好，可怜的姑娘！”
“诸位，审问暂停，”审判长说，“本案延期到下次开庭办理。案情当另委法官重新审查。”
至于安德里，他依旧很自然，而且比以前更使人感到兴趣了，他在宪兵的护送下离开法庭，宪兵们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
“嗯，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的好汉？”狄布雷问那副警长，并塞了一块金路易到他的手里。
“可能酌量减刑。”他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