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福先生遵守他对邓格拉司夫人所作的诺言，努力去调查基度山伯爵究竟是怎么发现阿都尔别墅的历史的。他在当天就写信给波维里先生（波维里先生已经从典狱长升迁到警务部里做大官），向他索取他所需要的情报；后者请求给他两天的时间去进行调查，届时大概就可以把所需要的情报提供给他。第二天晚上，维尔福先生收到下面这张条子：
基度山伯爵有两个密友，一个是威玛勋爵，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行踪不定，目前适在巴黎；另一个是布沙尼长老，是一个在东方广行善事、颇得该地人士称誉的西西里教士。
维尔福先生回信吩咐严密调查这两个人的情形。他的命令被执行了，第二天晚上，他接到这份详细报告：
长老抵巴黎已达一月，住在圣苏尔菲斯教堂后面的一座小房子里，那座房子是租的，只有上下两层，每层有两个房间。楼下的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有桌子一张，椅子数把，胡桃木碗柜一只；另一间是嵌壁板的客厅，并无壁饰、地毯或时钟。长老显然只限于购置绝对必需的用具。长老很喜欢楼上的那个起坐间，里面堆满神学书和经典，这一个月来，他常常埋头在书堆里，所以那个房间倒不像是客厅，而像是一间书斋。他的听差先要从一个门洞里望一望访客，假如来者的面孔他不认识或不喜欢，就回答说长老不在巴黎——这个答复大多数人都能满意，因为大家知道长老是一位大旅行家。而且，不论是否在家，不论在巴黎或开罗，长老总留下一些施舍的东西，那个听差就用他主人的名义从门洞里把东西分散给人。书斋旁边另外那个房间是寝室。全部家具只有一张没有帐子的床、四把圈椅和一只铺黄色天鹅绒厚垫的睡榻。
威玛勋爵住在圣乔琪街。他是一个英国游历家，在旅行中花掉的钱极多。他的房子和家具都是租的，白天只在那里逗留几个钟头，极少在那里过夜。他有一样怪脾气，就是从来不说一句法国话，但所写的法文却极其纯正。
在检察官得到这些详细情形的下一天，在费洛街的拐角上，有一个人从马车里下来，走去猛敲一扇深绿色的门，问布沙尼长老在不在家。
“不在家，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听差回答。
“我对于这个答复不能满意，”来客答道，“因为对于派我来的那个人，是谁都必须在家的，还是请你费神去告诉布沙尼长老——”
“我已经告诉你他不在家啦！”听差又说。
“那末，当他回来的时候，把这张名片和这封密封信交给他。他今天晚上八点钟在不在家？”
“当然在的。除非他在工作，那也就和他出去了一样。”
“我到那个时候再来。”来客说完，就走了。
到了指定的那个时间，那个人还是乘着那辆马车回来，但这一次马车并不停在费洛街的街尾，却直驶到那扇绿门前面。他一敲门，门就立刻打开放他进去。从听差对他所表示的那种敬意上，他看出那封信已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长老在家吗？”他问。
“是的，他在书斋里工作，但他在恭候您，先生。”听差回答。来客走上一座陡峭的楼梯，看到长老坐在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一盏灯，灯罩很大，把灯光都集中在桌面上，以致房间里其余部分相当黑暗，他看出长老穿着一件和尚长袍，头上戴着中世纪学者所用的那种头巾。“幸会，幸会，阁下就是布沙尼长老吗？”来客问。
“是的，阁下，”长老回答，“而您就是那位以前做过典狱长，现任警察总监波维里先生派来的人吗？”
“一点不错，阁下。”
“保卫巴黎安全的使者之一？”
“是的，阁下。”来客犹豫了一下，面红耳赤地回答。
长老重新戴上他那副不但遮住两眼，并且连他的颧骨也盖住的大眼镜，重新坐下来，并示意请他的客人也就座。“我悉听您的吩咐，阁下。”他带着很明显的意大利口音说。
“我所负的使命，阁下，”来客吞吞吐吐地说，“不论在执行这项使命的那方面，或是接受这项使用的那方面，都是机密的。”长老鞠了一躬。“您的正直，”来客继续说，“总监素所景仰，因此，他以一个法官的资格，希望到您这儿来打听一点有关公共安全的消息。为了打听这些消息，他委托我来见您。希望友谊的联系或人情上的考虑不会使您掩饰事实的真相。”
“阁下，只要您所希望得到的消息不至于引起我良心的不安就行了。我是一个教士，阁下，譬如说，人们在忏悔的时候所讲出来的秘密，那就必须留待我去和上帝的法庭解决，而不是由我去和人类的法庭解决。”
“您别担心，长老阁下，我们必当尊重您良心的安宁。”
这个时候，长老把靠近他自己那一边的灯罩压下去，另外那一边就抬了起来，使一片明亮的灯光射到来客的脸上，而他自己则仍在阴暗里。
“对不起，长老阁下，”警察总监的使者说，“灯光太刺我的眼睛了。”
长老把灯罩压低，“现在，阁下，”他说，“我在恭听了，请说吧！”
“我来直截了当地说。您认不认识基度山伯爵？”
“我想您是指柴康先生吧？”
“柴康！难道他的名字不叫基度山吗？”
“基度山是一处产业，或说得更正确些，是一座岩山的名字，不是一个姓。”
“好吧，就算是吧——我们不要在字面上来争辩，既然基度山先生和柴康先生是一个人——”
“绝对是一个人。”
“我们就来谈谈柴康先生吧。”
“好吧。”
“我问您认不认识他？”
“我和他交往很密。”
“他是谁？”
“一个有钱的马耳他造船商的儿子。”
“我知道，那是报告上的话。但是，您知道，警务部不会满足于空泛的报告。”
“但是，”长老带着一个温和的微笑答道，“当报告与事实相符的时候，谁都必须相信——别人得相信，警务部也得相信。”
“但您能确信您所断定的这一点吗？”
“您那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阁下，我对于您的诚实并无丝毫怀疑之意，我只是问您，您对于这一点能不能确定？”
“我认识他的父亲柴康先生。”
“啊，啊！”
“小时候，我常常和他的儿子在船坞里玩耍。”
“但他这个伯爵的衔头是哪儿得来的？”
“您知道那是可以买到的。”
“在意大利？”
“到处都行。”
“而他的财产，据一般人说，简直是无限——”
“噢，至于那方面，”长老说，“‘无限’这两个字用得很恰当。”
“您以为他有多少？”
“每年十五万至二十万利勿尔左右。”
“这很合理，”来客说，“我听说他有三四百万。”
“每年有二十万收益就等于有四百万本金了。”
“但我听说他每年有四百万收益。”
“噢，那是不可信的。”
“您知不知道这个基度山岛？”
“当然啰，凡是从巴勒莫、那不勒斯或罗马经海道回法国的人，是一定知道的，因为要在岛的近旁经过，一定看得到。”
“据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那是一座岩山。”
“伯爵为什么要买一座岩山呢？”
“为了要做一个伯爵。在意大利，假如想做一个伯爵，就必须有一处采邑。”
“您当然听到过柴康先生青年时代的冒险生涯啦？”
“那老的吗？”
“不，他的儿子。”
“我知道得不确切，那个时期我没有看到我那青年朋友。”
“他去从军了吗？”
“我好像记得他当过兵。”
“加入哪一方面？”
“海军。”
“您是不是他的忏悔师？”
“不，先生，我相信他是一个路德教徒。”
“一个路德教徒？”
“我说我相信如此，我并没有确定，而且，我相信法国是有信教自由的吧？”
“当然啰，我们现在所调查的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行动。凭警察总监的名义，我请求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我。”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极其好善的人。由于他对东方基督教徒的种种服务，我们的圣父教皇曾封他为基督爵士——这种恩典一向是只赐给亲王的。他还有五六种尊贵的勋章，都是东方诸国国王报答他种种服务的纪念品。”
“他戴不戴那些勋章？”
“不，但他很以此为荣。他喜欢人类的造福者所赠送给他的褒奖，而不喜欢人类的破坏者所赠送的报偿。”
“那末，他是个教友派信徒了？”
“一点不错，他是一个教友派，只是他没有穿那种古怪的服装而已。”
“他有没有朋友？”
“有，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但他有没有仇人呢？”
“只有一个。”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威玛勋爵。”
“他在哪儿？”
“他现在正巧在巴黎。”
“他能不能给我一些消息？”
“他可以供给您重要的消息，他曾在印度和柴康相处过一个时候。”
“您知不知道他的寓处？”
“大概在安顿大马路那一带，但街名和门牌号码我都不知道。”
“您跟那个英国人有点意见不合吗？”
“我爱柴康，他恨柴康，所以我们不是朋友。”
“您以为基度山伯爵在这次访问巴黎以前，有没有到过法国？”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打保票。不，阁下，他从来不曾到这儿来过，因为在六个月以前，他曾向我打听过法国的情形。我呢，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巴黎，我曾介绍卡凡尔康德先生去见他。”
“安德里？”
“不，是他的父亲，巴陀罗米奥。”
“阁下，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我凭人格、人道和宗教名义，要求您坦白地答复我。”
“什么事，阁下？”
“您知不知道基度山先生在阿都尔买房子有什么计划？”
“当然啰，因为他告诉过我。”
“是什么计划，阁下？”
“要成立一所疯人院，像庇沙尼男爵在巴勒莫所办的那所一样。您知不知道那所疯人院？”
“我听说过。”
“那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机构。”说完了这句话，长老就鞠了一躬，表示他要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了。来客大概懂得长老的意思，不然就是他再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他站起身来，长老陪他到门口。
“您是一位大施舍家，”来客说，“虽然您很有钱，但我愿意冒昧地捐献一些东西，请您代我布施给穷人。您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捐献？”
“谢谢您，阁下，我只在一件事情上从不愿意别人沾手，就是，我所赠送的周济品必须完全出于我自己的经济来源。”
“可是——”
“我的决心，阁下，是无法改变的，但您只要自己去找，总是找得到的，唉！可以让您施行善举的对象是太多啦。”长老一面开门，一面又鞠了一躬，来客也鞠躬告辞。那辆马车一直把他载到维尔福先生的家里。一小时以后，那辆马车又受命出发，这一次，它驶到圣乔琪街，停在五号门前，那就是威玛勋爵所住的地方。来客曾写信给威玛勋爵，约定在十点钟的时候前来拜访。警察总监的使者到的时候是十点差十分，仆人告诉他说，威玛勋爵还不曾回家，但他为人极其遵守时刻，十点正必定会回来。
来客被引入客厅，客厅里的布置像其他一切连家具出租的客厅一样。一只壁炉，壁炉架上放着两只新式的瓷花瓶；一只时钟，时钟顶上连着一具张弓待发的恋爱神童像；一面两边都刻花的镜子——一边刻的是荷马盲行图，另一边是贝利赛行乞图；灰色的糊壁纸；红色和黑色的窗帘——威玛勋爵的客厅，外表就是如此。房间里点着几盏灯，一色都配着毛玻璃的灯罩，所以光线很微弱，像是顾念到警察总监的密使受不了强烈的光线似的。经过十分钟的等待以后，时钟敲打十点了，敲到第五下，门开了，威玛勋爵走了进来。他的个子略高于中等身材，脸上长着暗红色的稀疏的髭须，肤色很白，浅黄色的头发已渐渐灰白。他的衣服完全表示出英国人的特征——就是：一件一八一一年式的高领蓝色上装，上面钉着镀金的纽扣；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紫花布的裤子，裤脚管比平常的短三法寸，但有吊带夹住，所以倒也不会滑到膝头上去。他一进来，第一句话就是：“阁下，您知道我是不说法语的吗？”
“我知道您不喜欢用我国的语言谈话。”密使回答。
“但您可以说法语，”威玛勋爵答道，“因为我虽然不讲，但听得懂。”
“而我，”来客改口用英语回答，“我也懂得一些英语，可以用英语谈话。您不必感觉不便。”
“！”威玛勋爵用那种只有道地的大不列颠人民才能懂得的腔调说。
密使拿出他的介绍信，后者带着英国人那种冷淡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我懂得，”他仍用英语说，“我懂得十分清楚。”
于是就开始提出问题，那些问题和问布沙尼长老的差不多。但因为威玛勋爵是伯爵的仇人，所以他的答案较少约束，答得比较详细。他描写基度山青年时代的生活，他说后者在二十岁的时候投入印度一个小王国的军队里和英国人作战；威玛第一次和他相见以及第一次和他发生战斗的地方便是在印度，在那场战争里，柴康成了俘虏，被押解到英国，关在一艘囚犯船里，但被他游泳逃走了。于是他就开始到处旅行，到处决斗，到处闹桃色事件。希腊发生内乱的时候，他在希腊军队里服役。那次服役期间，他在塞萨利山上发现了一个银矿，但他小心地把这件事瞒过了每一个人。纳瓦里诺一役以后，希腊政府局面稳定，他向国王奥图要求那个区域的开矿权，国王就给了他。他就此立成巨富。据威玛勋爵的意见，他每年的收入达一两百万之多——但那种财产是不稳定的，假如开矿失败，就会突然化为乌有。
“但是，”来客说，“您知道他到法国来的目的吗？”
“他是来做铁路投机的，”威玛勋爵说，“他是一个老练的药物学家，也是一个同样出色的物理学家，曾发现一种新的急报术，他正在寻门路想推行他这种新发现哩。”
“他每年花多少钱？”总监的密使问。
“不过五六十万法郎，”威玛勋爵说，“他是一个守财奴。”
英国人的这种话显然是仇恨逼着他说出来的，他因为在别的方面无可责备伯爵，就骂他吝啬。
“您知不知道他在阿都尔所买的那座房子？”
“当然啰。”
“您所知道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您想知道他为什么买那所房子吗？”
“是的。”
“伯爵是一个投机家，他将来一定会在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里弄得自己倾家荡产。他认为在他所买的那座房子附近，有一道像巴尼里斯、罗春和卡德斯那样的温泉。他想把他的房子改成德国人所说的那种‘寄宿疗养院’。他已经把整个花园挖掘过两三遍，想找到温泉的泉源，但没有成功，所以他不久就会把邻近的房子都买下来。我讨厌他，我希望他的铁路、他的电气急报、他的寻觅温泉会弄得他倾家荡产，我正在等着看他失败，不久那是一定会实现的。”
“你们争吵的起因是什么？”
“在英国的时候，他勾引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您为什么不向他报复呢？”
“我已经和他决斗过三次了，”英国人说，“第一次用手枪，第二次用剑，第三次用双手长剑。”
“那几次决斗的结果如何？”
“第一次，他打断了我的手臂。第二次，他刺伤了我的胸部。第三次，造成了这个大伤口。”英国人翻开他的衬衫领子，露出一处伤疤，伤口的疤痕还是鲜红的，证明这是一个新伤。“所以我是他的仇人，我相信他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
“但是，”那位密使说，“据我看来，您现在似乎还不能杀死他呀。”
“！”英国人说，“我天天都在练习打靶，每隔一天，格里塞要到我家里来一次。”
来客想打听的事情已完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那个英国人所知道的事情似乎仅止于此了。警察总监的使者站起身来告退，向威玛勋爵鞠了一躬，威玛勋爵用英国人那种僵硬的腔调规规矩矩地还他一礼。然后，当他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回到寝室里，一手扯掉他那浅黄色的头发、他那暗红色的髭须、他的假下巴和他的伤疤，重新露出基度山伯爵那种乌黑的头发和珍珠般的牙齿。至于回到维尔福先生家里去的那个人，也并不是警察总监的密使，而是维尔福先生。检察官虽然并没有打听到真正满意的消息，但他已安心不少，自从在阿都尔赴宴以来，他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