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马上告诉了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了。我们当即发现我们的处境尴尬而又危险。船长如果有钱留下，其中一部分无疑应归我们。然而，他的那些同船伙伴，尤其像我见到过的两个——黑狗和盲丐——看来不会愿意放弃他们猎获的钱财为死人付账。我要是遵照船长的嘱咐立即骑马去找李甫西大夫，就会撂下我母亲独个儿无人照应，这是不能考虑的。看来，我们俩谁也不敢再待在家里：炉栅上煤块落下的声音，甚至时钟的滴答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我们老是觉得周围有自远而近的脚步声。想到船长的尸体在客厅的地板上，而那个面目可憎的盲丐就在这里附近，随时可能回来，我有好几次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寒毛都竖了起来。必须当机立断。我们终于决定一起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求援。说做就做。我们连帽子也没戴，立刻跑出店门，冲向苍茫的暮霭和寒冷的浓雾。
那个小村庄从我家虽然看不见，其实只隔几百码地，坐落在邻近一个小湾的另一边。使我大大壮胆的一点是：这与瞎子所自来的方向（想必他还是回到那里去了）正好相反。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尽管几次停下来互相拉住，侧耳静听，但是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动静，只有微波轻轻拍着海岸，林鸟呱呱叫上几声。
我们到达村子里已是上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看见门里和窗上昏黄的灯火时那份高兴的劲儿。不过，在这一带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也仅止于此了。你们想必认为，村里人应当感到惭愧，因为谁也不愿同我们一起回到本葆将军客店去。我们愈是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就愈是往自己家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村里某些人却相当熟悉，听了大起恐慌。此外，有些种地要到本葆将军客店那边去的人，回想起曾在大路上见到过一些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贩，只顾匆匆避开他们了事。至少有一个人还在我们叫做基特海口的小港里看见一艘小帆船。说实在的，只要是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够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总而言之，愿意骑马朝另一个方向去报告李甫西大夫的人倒是有那么几个，可是肯帮我们守卫客店的却一个也没有。
据说，胆怯会传染。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大增。等大家都说完以后，我母亲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她表示不愿放弃应当属于我这失怙的孩子的钱。“既然你们都不敢，”她说，“吉姆和我敢去。我们仍走原路回去，不再打扰你们这些体壮如牛、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只箱子打开。克罗斯利太太，请你把那只提包借一借给我去装依法该归我们的钱。”
我当然表示要跟母亲一起回去，村里人当然纷纷叫嚷劝阻，说我们不顾死活。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愿意陪我们去。最后他们只借给我一支装好弹药的手枪〔12〕，以备遇到袭击时防身之用；还答应准备好马匹，以便我们遭到追逐时可以逃跑。同时，有一个小伙子骑马去找大夫讨救兵。
我们母子两人重新走上寒夜的险途，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红红的满月刚刚升起，透过雾幕的上缘向下窥视，这促使我们加快脚步；因为我们明白，到我们再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月光就会把一切照耀得如同白昼，任何人都能发现我们。我们沿着树篱潜行，声息全无，动作又快，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动静足以加剧我们心中的恐惧，直到走进本葆将军客店关上大门，方始如释重负。
我当即把门上闩。有一会儿工夫我们站在黑暗中喘气。除了我们娘儿俩，这所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柜里摸着了一支蜡烛，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客厅。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死人仍仰卧在地上，睁着眼睛，伸出一支胳臂。
“吉姆，把窗帘放下，”母亲悄悄地说。“不然他们来了会从外面看见的。”等我放下了窗帘，她说：“现在我们得从这死人身上找到钥匙。可是，谁敢去碰他呢？”她说着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我随即跪下去。船长手边的地上有一小片圆的硬纸，一面涂着黑色。我确信这就是所谓的黑券。我把它捡起来，发现另一面十分工整地写着短短的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钟交出”。
“妈，他们十点钟来，”我说。话音刚落，我家的一座老钟便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我吓了一大跳。不过幸而时钟只敲了六下。
“快，吉姆，”母亲说，“把钥匙找到。”
我把他衣服的口袋逐一搜遍。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儿、一些线和几根大针、一条头上咬过的烟草卷、他的那把柄上裂开的大刀子、一具袖珍罗盘、一只火绒盒——东西全在这里了。我开始感到绝望。
“会不会套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
我按捺住强烈的厌恶，撕开他衬衫的领子，那里果然套着一条涂柏油的绳子。我用他的刀子把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上的钥匙。由于这次得手，我们充满了希望，赶紧上楼到他住了那么久的小房间里去。从他来到我们店中的那天起，他的箱子一直放在那里。
从外型看，这是一只很普通的水手衣物箱。盖上用烙铁烫着一个B字，箱角有些破损，看得出已用了很久而又不加爱惜。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锁虽然很不灵活，她还是能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从箱子里冲出来，可是面上只见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很仔细，折得也齐整。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穿过。它下面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架象限仪、一只铁皮罐、几条烟草卷、两对精工制作的手枪、一根银锭、一块老式的西班牙表、几件不值大钱的饰物（大多是外国货）、一对镶铜框的罗盘、五六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奇异的贝壳。事后我常常心里纳罕，他过着这样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犯罪生活，老是带着这些贝壳做什么？
当时，除了那根银锭和一些饰物，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然而我们要的却是现钱。箱底里有一件旧的水手斗篷，已被不知多少处沙洲上的海盐染成白色。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撂在一边，于是箱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裹在油布里的一包东西像是文件；一只帆布口袋用手触碰时发出的声音像是金币。
“我要让那些流氓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要收回欠我们的账，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把克罗斯利太太的提包张开。”她开始数着把船长欠我们的钱从帆布袋里装进我张开的提包。
这是一桩费时间的麻烦事，因为袋里各国的钱币都有，大小不一，包括西班牙的杜布龙金币和每枚值八个里亚尔的比索、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金畿尼，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叫什么的，统统胡乱混在一起。其中畿尼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畿尼结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钱，我突然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胳膊上。我从寂静而寒冷的空气里听到的一种声音，使我的心简直要从喉咙口跳出来。那是瞎子的拐杖敲在冻硬的路上的哒哒声。这声音愈来愈近，我们蹲着连气也不敢喘。接着有人猛敲店门，我们听到转动门把和摇撼门闩的响声，大概那恶棍想进来。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房屋内外都鸦雀无声。最后，哒哒声又响了起来，并渐渐去远，直至完全消失。这使我们高兴得难以形容，真要谢天谢地。
“妈，”我说，“把钱都拿了，我们快走吧。”我相信店门上闩一定已引起疑心，势必招致那群黄蜂倾巢而出向我们进攻。我是多么庆幸把门上了闩啊！谁要是没有遇见过那个可怕的瞎子，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
可是，我母亲尽管怕得要命，却不同意在收回欠她的账之外多拿一个铜板，又顽固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她说，七点钟还没到呢。她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就要得到什么权利。她还在同我争论，突然，从远处小山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唿哨。要制止我们娘儿俩的争执，没有比这更有效了。
我突然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胳膊上。
“我先把数好的拿走，”她说着跳起身来。
“我把这东西带走抵账，”我说着捡起了油布裹着的那个小包。
接着我们就摸索着下楼去，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边。我们开了门赶紧逃走，再不动身可就晚了。雾正在很快地消散，月光已把高地的每一边都照得透亮。只有谷底正中和酒店门口还垂着面纱似的一层薄雾，正好掩护我们通过最初一小段逃亡之路。距离到小村庄的一半路还差一大段，刚从小山脚下经过，我们就非进入月光照亮的地带不可。这还不算；好些人奔跑的脚步声已传到我们耳边。我们回头朝那个方向一看，只见一点摇曳不定的亮光正在迅速地冲将过来。这表明来者之中有一个人提着风灯。
“我的孩子，”母亲忽然说道，“你拿了钱快跑吧。我眼看就要昏倒了。”
我想：这下我们母子一定都完了。我诅咒村民的胆怯，埋怨母亲的诚实和小气。她刚才是那么糊涂，现在又是那么不中用！幸亏我们来到一座小桥旁。我扶着她踉踉跄跄走到岸边。她在那里总算喘过一口气来，靠在我肩头上。我不知道哪来这份力气，想必动作一定相当粗鲁；总之我拖着她下河岸往桥洞里走了几步。我没法再把她往里拖，因为桥太低，只能容我在下面爬行。母亲几乎毫无遮蔽。我们只得待在那里，与客店的距离甚至没有超出听觉所及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