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天空阴云密布。殡仪馆的人已在夜间执行了他们郁闷的任务，把尸体裹在一块包尸布里，而不论人们怎样论述死的平等，这块包尸布却是一个最后的证据，证明了生前所享受的奢侈。这块包尸布是那青年女郎在两星期前买来的一幅美丽的白葛布。那天晚上，执行这种任务的那两个人已把诺梯埃从凡兰蒂的房间搬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而出大家意料之外的是：要他离开他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困难。布沙尼长老一直守候到天亮，然后不招呼任何人径自走了。阿夫里尼在早晨八点钟左右回来。他在到诺梯埃房间去的路上遇到维尔福，就陪他去看看那老人睡得如何。他们发觉他在一张当床用的大圈椅里，享受着一场宁静的几乎面带微笑的睡眠。他们都诧异地在房门口站了下来。
“瞧，”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自然知道如何来减轻最深切的悲伤。谁都不能说诺梯埃先生不爱他的孩子，可是他却睡着了。”
“是的，您说得对，”维尔福惊奇地答道，“他真的睡着了！这真奇怪，因为以前最轻微的骚扰就会使他整夜睡不着。”
“悲哀使他麻木了。”阿夫里尼回答，于是他们都深思地回到检察官的书斋里。
“看，我不曾睡过，”维尔福指着他那张一丝不乱的床说，“悲哀并没有使我麻木。我有两夜不上床了，但看看我的书桌。看看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写了多少东西。我写满了那些纸，已草成了控告凶手贝尼台多的起诉状。噢，工作！工作！工作是我的热情，我的愉快，我的喜悦！你减轻了我的悲伤！”于是他痉挛地握住阿夫里尼的手。
“您现在需要我效劳吗？”阿夫里尼问。
“不，”维尔福说，“只是请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到十二点，那——那——噢，天哪！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孩子！”于是那检察官又变成一个人，抬起眼睛呻吟起来。
“您要到客厅里去吗？”
“不，我的一个堂弟担任了这种悲伤的职务。我要工作，医生，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一切了。”的确，医生一离开那个房间，维尔福便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阿夫里尼在大门口遇见维尔福所提及的那个堂弟，这位人物在我们的故事里也像在他所处的世界里那样都是一个无关重要的角色，——是那种自出生以来就只求为他人所用的人物之一。他很守时刻，穿着一身黑衣服，手臂上缠着一条丧礼上用的纱带，带着一副根据情况需要而变化多端的面孔去见他的堂兄。到十二点钟，丧车滚进那铺着石板的前庭，圣奥诺路上便挤满了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对节日或有钱人家的丧事感到同样有兴趣，他们像去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同样热烈地跑去看一次大出丧。客厅里渐渐挤满了，我们的几位老朋友也已在这儿出现，——狄布雷、夏多·勒诺和波香，他们与当时司法界、文学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混在一起；因为维尔福先生是巴黎第一流社会中的人物，——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个人才干的力量。那位堂弟站在门口接引宾客，而使宾客们感到轻松的是，他也像他们一样无动于衷，并没有像一位父亲，一位兄长，一个爱人那样扮出一副哀伤的面孔或勉强挤出几滴眼泪。那些相识的人不久便各自组成了小团体。其中有一个小团体的组成者是狄布雷、夏多·勒诺和波香。
“可怜的姑娘！”狄布雷说，他像其余的来宾一样，也对这件悲伤的事情勉强说上几句，——“可怜的姑娘，这样年轻，这样有钱，这样漂亮！夏多·勒诺，当我们——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三个星期，或最多一个月以前吧——来签订那次并没有签订成功的婚约的时候，你可会想象到这幕场面吗？”
“的确想不到。”夏多·勒诺说。
“你认识她吗？”
“我在马瑟夫夫人家里跟她谈过一两次话，那时还有旁人在一起，我觉得她很可爱，只是有点儿抑郁。她的继母在哪儿，你知道吗？”
“她去陪伴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的太太去了。”
“他是谁？”
“你指哪一个？”
“那个接待我们的人。他是一位代理官吗？”
“噢，不，我是命中注定每天要看见我们那些可敬的代理官的，”波香说，“而他的面孔我却不认识。”
“你有没有在你的报纸上提及这件丧事？”
“报纸上提及过，但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真的，我很怀疑维尔福先生看了那篇文章是否会高兴，因为它说，假如那接连四次丧事不是发生在检察官的家里，他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更大的兴趣了。”
“可是，”夏多·勒诺说，“为家母看病的阿夫里尼医生却说维尔福灰心透顶了。你在找谁呀，狄布雷？”
“我在找基度山伯爵。”那青年说。
“我在到这儿来的途中曾在马路上遇见他，”波香说，“我想他快要离开巴黎了，他正要去找他的银行家。”
“他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是邓格拉司，是不是？”夏多·勒诺问狄布雷。
“我相信是的，”那秘书带着轻微的不安回答，“但这儿不仅只少基度山一个人，我还没有看见摩莱尔。”
“摩莱尔！他们认识他吗？”夏多·勒诺问。
“我想他只被介绍认识过维尔福夫人。”
“可是，他应该到这儿来的呀，”狄布雷说，“今天晚上谈论些什么？就是这件丧事，这是今天的新闻。但是，嘘！我们的司法部长来了。他一定得对那个痛哭的堂弟说几句话。”于是那三个青年挨近去听。
波香说的是真话。在他来参加丧礼的途中，他曾遇见基度山，后者正在向安顿大马路邓格拉司先生的府邸那个方向驶去。那银行家看见伯爵的马车驶进前庭，便带着一个抑郁但却殷勤的微笑出来迎接他。“噢，”他伸手给基度山说，“我想您是来同情我的吧，因为不幸的确已占领了我的家了。当我看见您的时候，我正在自己问自己：究竟我是否希望伤害那可怜的马瑟夫一家人，假若我曾那样希望，那末谚语所谓‘凡希望旁人遭遇不幸者，他自己必也遭遇不幸’那句话就说对了。唉！我凭人格担保，不！我并没有希望马瑟夫遭祸。他有一点儿骄傲，那或许是因为，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但我们都是有过错的。啊！请看，伯爵，请看看我们这一段年龄的人，——您不属于那个阶段，您还是一个年轻人，——我们这一段年龄的人今年非常倒霉。举例来说，试看那清正严谨的检察官所遭遇的怪事，他刚才失掉了他的女儿，而事实上他的全家几乎都已死光，马瑟夫已身败名裂地死了，而我又受了贝尼台多的耻辱，而且——”
“而且什么？”伯爵问。
“唉！您不知道吗？”
“又有什么新的灾祸了？”
“我的女儿——”
“邓格拉司小姐怎样啦？”
“欧琴妮已离开我们了！”
“老天爷！您说的是什么话呀？”
“是真话，我亲爱的伯爵。噢，您没有妻子儿女是多幸福哪！”
“您这样想吗？”
“我的确这样想。”
“那末邓格拉司小姐——”
“她受不了那坏蛋对我们的侮辱，要求准许她去旅行。”
“她已走了吗？”
“前天晚上走的。”
“与邓格拉司夫人一起去的吗？”
“不，与一位亲戚。可是，我们简直等于失掉我们亲爱的欧琴妮了，因为我怀疑她的骄傲是否会允许她再回法国来。”
“可是，男爵呀，”基度山说，“家庭里的伤心事，或是其他任何的苦恼，会压毁那些只有他们的儿女可作为惟一宝物的穷人，但对一位百万富翁，那些痛苦却是可以忍受的。哲学家说得好：金钱可以减轻许多苦恼。这种意见，凡是实事求是的人始终是加以支持的，假如您承认了这贴万应灵丹的效力，您应该是非常容易宽慰的了，——您是金融界的国王，是一切力量的交叉中心点！”
邓格拉司斜眼望着他，像是要确定他说话的态度是否正经。“是的，”他答道，“假如一笔财富可以带来宽慰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宽慰的了，我很富有。”
“富有极了，我亲爱的男爵，您的财产像金字塔，——您要想销毁它都不能够，即使可能您也不敢！”
邓格拉司对伯爵这种好心的打趣微笑了一下。“那使我记得，”他说，“当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签署五张小支票。我已经签好两张，您能允许我把其余那几张也签好它吗？”
“请签吧，我亲爱的男爵，请签吧。”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这期间，只听见那位银行家嗖嗖的签票声，基度山则在细察天花板上镀金的图案。“那是西班牙支票、海地支票或那不勒斯支票吗？”基度山说。
“都不是，”邓格拉司微笑着说，“那是凭票即付的法国银行的支票。噢，”他又说，“伯爵，假如我可以称为金融界的国王的话，您就应该称为金融界的皇帝了，可是，像这样大小的每张价值一百万的纸头，您可曾多见吗？”
伯爵从那非常骄傲地递给他的邓格拉司的手里接过那些纸片，读道：——
总经理台鉴，——请在本人存款名下按票面额付一百万整，——邓格拉司男爵。
“一，二，三，四，五，”基度山说，“五百万！啊，您简直是一个克罗苏斯[1]啦！”
“我就是这样做生意的！”邓格拉司说。
“真令人可惊，”伯爵说，“尤其是，我相信，这是见票即付的吧。”
“的确是的。”邓格拉司说。
“有这种信用真不错，真的，只有法国才有这样的事情。五张小纸片就等于五百万！这一定得亲眼见了才能相信。”
“您不怀疑它吗？”
“不。”
“您的口气里还有一点怀疑的成分，等一等，我来使您相信。带我的职员到银行里去，您就会看见他留下这些纸片，带着同等数目的国库券出来。”
“不必了！”基度山一面说，一面折起那五张支票，“绝对不必，这种事情是这样的新奇，我要亲自去体验一番。我预定在您这儿透支六百万。我已经提用了九十万法郎，所以您还欠我五百一十万法郎，我就拿了这五张纸片吧，只要有您的签字我就相信了，而这是一张我收足六百万的收条。这张收条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我今天急需用钱。”于是基度山一手把支票放进他的口袋里，另外那只手把收条递给邓格拉司。即使一个霹雳落到那位银行家的脚前，他感到的震惊也不会比现在更大了。
“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您的意思是要拿那笔钱吗？对不起，对不起！但这笔钱是我欠医院的，——是我答应在今天早晨付出的一笔存款。”
“噢，嗯，那末！”基度山说，“我并不指定要这几张支票，换一种方式付给我吧。我拿这几张支票是出于好奇心，希望我可以对人家说：邓格拉司银行可以无须准备就毫不迟延地付我五百万。这一定会使人家惊奇。这儿是您的支票，另外开几张给我吧。”他把那五张纸片递给邓格拉司，后者急忙伸手来抓，像是一只秃头鹰从笼子里伸出利爪来要夺回旁人想拿走的食物一样。但他突然住手，竭力约束住他自己，然后，一个微笑渐渐地展开在他那失态的面孔上。
“当然啰，”他说，“您的收条就是钱。”
“噢，是的。假如您在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就会像您刚才那样毫无困难地凭我的收条付钱。”
“原谅我，伯爵，原谅我。”
“那末我可以收下这笔钱了？”
“是的，”邓格拉司说，他的头发根里冒出汗来，“是的，收下吧，收下吧。”
基度山把那几张支票重新放回到他的口袋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像是说：“来，想一想，假如您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不，”邓格拉司说，“不。绝对不，收了我签的支票吧。您知道，银行家办事最讲究手续。我本来是预备把这笔钱付给医院的，所以我一时间头脑糊涂，以为假如不用这几张支票来付，就像是抢了它的钱似的！——就好像是这块钱没有那块钱好似的！原谅我。”于是他开始高声大笑起来，但那种笑声总不免有点气馁。
“我当然可以原谅您，”基度山宽宏大量地说，“那末我收藏起来了。”于是他把支票放进他的皮夹里。
“还有一笔十万法郎的款子未了结呢。”邓格拉司说。
“噢，一笔小数！”基度山说，“差额大概是那个数目，但不必付了，我们算是结清了。”
“伯爵，”邓格拉司说，“您现在是正正经经在说话吗？”
“我是从来不和银行家开玩笑的，”基度山用一种冷冰冰的态度说，他老是用那种态度来抑止他人的鲁莽，然后他就转向门口，而正在这时，跟班进来通报：“慈善医院出纳主任波维里先生来访。”
“哎呀！”基度山说，“我来得正巧，刚好拿到您的支票，不然他们就要和我争执了。”
邓格拉司的脸色又顿时苍白，急忙送走基度山。基度山与站在候见室里的波维里先生交换了一个客气的鞠躬，伯爵离开以后，波维里先生便立刻被引入邓格拉司的房间。伯爵注意到那位出纳主任的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夹，他那往常极其严肃的脸上便现出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他在门口找到他的马车，立刻向银行驶去。
这时，邓格拉司抑制住内心的种种情绪，走上去迎接那位出纳主任。毋庸说，他的嘴上当然挂着一个殷勤的微笑。“早安，债主，”他说，“因为我敢拿一切来打赌，这次来拜访我的是一位债主。”
“您说对了，男爵，”波维里先生答道，“医院派我来见您。寡妇、孤儿委托我到您这儿来收那五百万捐款。”
“大家说孤儿是应该怜悯的，”邓格拉司说，希望拖长开玩笑的时间，“可怜的孩子！”
“我是凭他们的名义来的，”波维里先生说，“您收到我昨天的信了吗？”
“收到了。”
“我已把收条带来了。”
“我亲爱的波维里先生，我不得不请您的寡妇和孤儿等候二十四小时，因为基度山先生，就是您刚才看见他离开的那位先生——您看见他的吧，我想？”
“是的，嗯？”
“嗯，基度山先生刚才把他们的五百万带走了。”
“怎么会呢？”
“伯爵曾在我这儿开了一个无限透支户头，——是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介绍来的，他刚才来立刻要提取五百万，我就开了一张银行支票给他。我的资本都存在银行里，而您可以懂得，假如我在一天之内提出一千万，总经理就会觉得奇怪。分两天提，”邓格拉司微笑着说，“那就不同了。”
“哦，”波维里用一种不信任的口吻说，“那位刚才离开的先生提去了五百万！他还对我鞠躬，像是我认识他似的。”
“虽然您不认识他，或许他认识您，基度山先生的交游非常广阔。”
“五百万！”
“这是他的收条。请您像圣多马[2]一样，验看一下吧。”
波维里先生接过邓格拉司递给他的那张纸条，读道：
兹收到邓格拉司男爵伍佰壹拾万法郎整，此款可随时向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取偿。
“的确是真的！”波维里说。
“您可知道那家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吗？”
“是的，我一度曾与它作过二十万法郎的交易，但此后就不曾再听人提到过它。”
“它是欧洲信用最著的银行之一。”邓格拉司说，把那张收条随随便便抛在他的写字台上。
“而他单在您的手里就有五百万！咦，这位基度山伯爵是一位富豪了！”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他有三封无限透支的委托书，——一封给我，一封给罗斯希尔德，一封给拉费德。而您看，”他漫不在意地又说，“他把优先权给了我，并且留下十万法郎给我做佣金。”
波维里先生表示出极其钦佩的样子。“我一定去拜访他，去捐一点款。”
“他那儿您可以拿得稳，他每月的慈善捐总在两万以上。”
“真可佩！我当把马瑟夫夫人和她儿子的榜样讲给他听。”
“什么榜样？”
“他们把全部财产捐给了医院。”
“什么财产？”
“他们自己的，——已故的马瑟夫将军的财产。”
“为了什么理由？”
“因为他们不愿意承受这样罪恶得来的钱。”
“那末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那母亲去隐居在乡下，儿子去投军。”
“嗯，我必须承认，这些都是造孽钱。”
“我昨天把他们的赠契登记好了。”
“他们有多少？”
“噢，不太多！约莫一百二三十万法郎左右。来谈谈我们的那笔大数吧。”
“当然啰，”邓格拉司用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那末，您急于要这笔钱吗？”
“是的，因为我们明天要盘查库存了。”
“明天，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等于一个世纪一样长！几点钟查库？”
“两点钟。”
“十二点钟送来。”邓格拉司微笑着说。
波维里先生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拿起那只公文夹。
“现在我想起来了，您可以有更好的办法。”邓格拉司说。
“您的意思是怎么样？”
“基度山先生的收条等于是钱，拿它到罗斯希尔德或拉费德的银行里去，他们立刻可以给您兑现。”
“什么，罗马付款的单据都能兑现吗？”
“当然啰，只收您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六的贴息就得了。”
那位出纳主任吓得倒退。“不！”他说，“我情愿还是等到明天吧。多妙的一个建议！”
“我以为，”邓格拉司鲁莽地说，“您或许有亏空要补足。”
“啊！”那出纳主任说。
“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值得牺牲一些的了。”
“感谢上帝，不！”波维里先生说。
“那末您愿意等到明天吗，我亲爱的出纳主任？”
“是的，但不会再失约了吗？”
“啊！您在嘲笑我！明天十二点派人来，我先通知银行。”
“我亲自来好了。”
“那就更好，那样我就可以多见您一次了。”他们握了握手。
“顺便问问您，”波维里先生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遇见那可怜的维尔福小姐出丧，您不去送丧吗？”
“不，”那银行家说，“自从发生贝尼台多的事情以后，我似乎有点惹人可笑，所以我不出面！”
“您弄错了。那件事情怎么能怪您呢？”
“听着：当一个人有了像我这样一个纯洁无瑕的名誉的时候，他总是有点敏感的。”
“每一个人都同情您，阁下，尤其同情邓格拉司小姐！”
“可怜的欧琴妮！”邓格拉司说，“您知道她要进修道院吗？”
“不知道。”
“唉！这件事很不幸，但却是太真了。那件事情以后的第二天，她就决定带着一个她所认识的修女离开巴黎。她们已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去寻找一座教规非常严格的修道院去了。”
“噢！真可怕！”于是波维里先生带着这种表示同情的叹息出去了。但是他刚刚出去，邓格拉司便做了一个很富于表情的姿态，喊道，“傻瓜！”只有看过弗列德里克扮演罗伯·马克[3]的人才能想象出这个姿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一面把基度山的收条放进一只小皮夹里，一面又说，“是的，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吧，那时我早就去得很远啰。”他把房门上闩落锁，倒空他所有的抽屉，集了约莫五万法郎的钞票，烧了一些文件，其余的让它堆在那儿，然后开始写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邓格拉司男爵夫人启”。
“我今天晚上亲自去放在她的桌子上。”他低声地说。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护照，说，“好！还有两个月可用。”
* * *
[1] 克罗苏斯，六世纪时里地的国王，以富有闻名。
[2] 圣多马，宗教传说他是十二“圣徒”之一，曾怀疑耶稣复活。后人将他比喻多疑的人。
[3] 《罗伯·马克》是一八三四年前后在巴黎流行的一个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