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李捷依内大街保持一段间隔、略略偏向主显圣容大教堂的地方，坐落着属于叶班钦将军的一幢大楼。这幢宏伟的楼房六分之五出租，其余部分是将军自己住的；此外，他在花园街还拥有一幢大楼，收入也非常可观。除了这两宗房产，叶班钦将军在彼得堡近郊有一处盈利颇丰的大田庄，在彼得堡县还经营着一家不知什么工厂。众所周知，叶班钦将军从前曾与别人合伙包税。如今，他在好几家大公司都有股份，并且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是个出名的大富翁、大忙人，而且神通广、路子宽。在某些地方，例如在他供职的那个部门，他懂得如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人物。而与此同时，大家也知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班钦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于士兵家庭；后面那一点无疑只会给他增光，然而将军尽管是个聪明人，却也未能免俗，不喜欢人家提及某些事情。不过，他无疑是个头脑灵活、手段高明的人。比方说，他奉行的一条原则就是尽少出头露面，必要时故意退居次要位置。很多人就是器重他为人谦逊，器重他有自知之明，从不忘乎所以。其实，那些人何尝了解，有这般自知之明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某些时候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尽管他在处世行事方面确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有若干出类拔萃的本领，但他宁愿显得像在执行他人的意志，而不是自作主张，宁愿让人家认为他“忠诚不阿”[1]，甚至具有一副俄罗斯人的热心肠（符合时代精神嘛！）。关于最后那一点，外界甚至谈论着他的一些逸闻趣事；不过，将军从来不泄气，即使成为最可笑的谈助亦然如此。此外，他总是很走运，甚至打牌的手气也好；他惯于豪赌，并且非但不想隐瞒自己这个小毛病，反而故意招摇；其实，打牌的癖好对他颇有实惠，还有其他许多好处。他结交的人杂得很，各界都有，当然都是“头面人物”。他的前途无量，他有的是时间，一切都还来得及，将来什么都会水到渠成。论年纪，叶班钦将军也还处在通常所说的生龙活虎之际，才五十六岁，一点也不多，无论如何，这是真正的生活正式开始的茂龄盛年。健康、气色、牢固的牙齿（虽然是黑的）、敦实的身材、上午办公时专心致志的表情、晚上打牌或在伯爵大人身边时高高兴兴的神态——无不有助于他目前和未来一帆风顺，为将军阁下的道路铺满鲜花。
将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诚然，这里并非处处鲜花，但这里也有好些方面将军阁下早已认真而殷切地把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集中其上。的确，身为一家之主，生活中还有什么目标比这更重要、更神圣的？除了把一颗心贴着家庭，还能往哪儿贴？将军的家属包括一位太太和三位千金。将军结婚很早，当时他还只有中尉军衔，娶的是一个差不多和他同年的女子，既无貌、又无才，只带来五十名农奴的陪嫁[2]，而这份妆奁却为他日后的富贵奠定了基础。不过，将军后来从不抱怨自己早年结的这门亲，从不把它说成是少不更事糊涂所致；他对太太十分敬重，有时很有点儿怕她，甚至可以说爱她。将军夫人出身于梅诗金公爵家族，这个家族虽然不算显赫，但是源远流长，将军夫人也因此而自视颇高。当初有位要人，一位什么也不用破费的保护人，表示愿意关心一下这位公爵小姐的婚姻。他为年轻的军官开了扇小门，并把他往里推了一把；而对于叶班钦中尉来说，莫道是推一把，只消看一眼就够了——没错儿！除了少数几次例外，这对夫妇长期以来一直和睦相处。将军夫人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善于物色一些女贵人做靠山，大概因为她身为公爵小姐，又是自己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也可能她本人的品质使然。后来，丈夫升官发财，她在那个贵人圈子里渐渐地简直如鱼得水。
最近几年，将军的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黛拉伊达和阿格拉雅——都已长大，像果子一样成熟了。虽然这三姐妹从的是没有爵位的父姓，但按母系论来也是公爵之后，陪嫁既可观，父亲来日又可能出任极高的官职，再有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就是：三姐妹的品貌个个都俊俏，即使已经二十五岁的大小姐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二小姐二十三岁，最小的阿格拉雅刚满二十岁。这位三小姐简直美若天仙，在交际场中已开始非常引人注目。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三姐妹在所受的教育、智能和才具方面也都出类拔萃。人们知道这姐妹仨始终相亲相爱，抱成一团。据说，大小姐、二小姐还为全家的宠儿三小姐作了不知什么样的牺牲。她们在人前非但不喜欢炫耀自己，甚至过于羞怯。任何人都不能指责她们傲慢骄矜，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自尊心很强，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价。大小姐是位音乐家，二小姐作得一手好画；可是此等情况好多年内几乎无人知道，还是最近才被发现的，而且纯属偶然。总之，外界对于她们赞誉很多。但是也有人非议。有人带着恐怖的表情谈到她们读过的书数量之多。她们不急于出嫁，对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虽然看重，但并不过分。这一点尤其值得指出，因为她们都了解父亲的志向、性格、目标和愿望。
当梅诗金公爵在将军住所门前打铃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将军住在二楼，居处一点也不豪华，尽管与他的身份还是相称的。一名穿号衣的侍从给公爵开了门，并且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目光瞧了瞧他和他所带的小包裹。公爵不得不花很大的工夫向这人说明来意，不止一次明白无误地申述自己的确是梅诗金公爵，有要事必须与将军面谈，听差方始困惑不解地领他走进书房隔壁接待室前的小小过道，把他交给上午在这间前室值班、有谁来访便向将军禀报的另一个人。后面那个人身穿燕尾服，四十开外年纪，是在将军阁下书房外伺候、兼司接待通报的侍从，所以颇不小看自己。
“您到接待室去等一会，包裹可以放在这里，”他说着从容而矜持地坐到他的一把圈椅里，并以严肃而纳罕的目光看了看双手捧住包裹、就在他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的公爵。
“如果可以的话，”公爵说，“我还是愿意在您这儿等一会，这比一个人待在那儿好。”
“您待在过道里不合适，因为您是来访者，也就是客人。您要见将军本人？”
侍从显然不甘心让这样一个来访者去见将军，故而决定再问一问他。
“是的，我有事要……”公爵刚欲开口。
“我并不问您有什么事情，——我的职责仅仅是给您通报。可是，我已经说过，没有得到秘书的许可，我不去禀报。”
看来这人的疑心越来越加重了，因为公爵跟那般经常可以看到的来访者实在太不一样。虽则将军经常——几乎每天——在一定的时间会客，来访者中间各色人等都有，特别是有事求见的人，但是，这个既非新手、又可便宜行事的侍从却有满腹疑虑，一定要先通过秘书，然后通报。
“您真是……从国外来？”他不禁问道；话刚出口，就显得有些尴尬。其实，他大概是想问：“您真是梅诗金公爵？”
“是的，才下火车。我觉得您是想问：我到底是不是梅诗金公爵？只不过出于礼貌才没有这样问。”
“嗯……”侍从打鼻子里发出惊讶之声。
“请放心，我没有对您撒谎，您也不会代我受过的。至于我怎么会落得如此模样，还带着一个小包裹，说来并不奇怪：目下我的景况不佳。”
“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您也知道。我有责任往里边通报，秘书也会来见您的，除非您……。问题就在这上头，除非……。如果可以的话，我斗胆请问：您不是来求将军接济的吧？”
“哦，不，这您完全可以放心。我有别的事情。”
“请原谅，我是瞧着您的光景才这样问的。您等秘书来吧；将军本人正在和上校谈话，回头秘书……公司的秘书会来的。”
“如果要等上好久的话，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件事：这里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抽烟？我随身带着烟斗和烟丝。”
“抽——烟？”侍从困惑中带着轻蔑看了他一眼，似乎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抽烟？不，在这里您不能抽烟，即使在头脑里想这样做您也应当感到惭愧。嗯……真是异想天开！”
“哦，我不是要求在这间屋子里抽烟；这我知道；我只是想请您指点一个地方让我去，因为我有这个习惯，可是已经三个小时没抽烟了。不过，随您的便吧。常言道：入国问禁，入境问俗……”
“像您这么一位，叫我怎么通报好呢？”侍从不由得嘟哝出声，“第一，您不应该待在这里，应该坐到接待室去，因为您本人属于来访者，也就是客人，我有责任……您莫非打算在我们这里住下来？”他向公爵的包裹瞟了一眼后又说。那个包裹显然使他放心不下。
“不，我没有这个想法。即使请我也不留下。我来只不过想见见面认识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什么？认识一下？”侍从惊异地问道；现在他的疑心又加重了两倍。“那您起初怎么说有事？”
“哦，其实几乎谈不上有事！不过，也可以说有一件事，无非想请求指点，但我主要是想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是梅诗金公爵，而叶班契娜将军夫人也是梅诗金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小姐。除了我和她，梅诗金家族没有别人了。”
“那您还是亲戚喽？”侍从这一惊非同小可。
“这也几乎谈不上。当然，要是勉强牵扯的话，可以说是亲戚；不过这亲实在太远，简直不能算数。我在国外曾经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但她没有给我答复。回国以后，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来结识一下。我现在向您说明这一切，是要消除您的怀疑，因为我看得出您还不大放心。您只消通报：梅诗金公爵来访。这句话本身就能说明我的来意。如果肯见——那很好；如果不肯见——也许同样很好。只是不见好像不大可能。将军夫人肯定想见一见辈分较高的唯一本家，因为她一向非常看重自己的家族——关于这一点，我听到的说法是很确实的。”
公爵的话似乎是再老实不过的了。然而，他的话越老实，在此时此地就越是要不得，那个老练的侍从不能不产生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在一般人之间完全得体，而在客人与仆人之间就完全不得体。因为仆人通常比主子心目中的他们要聪明得多，所以这名侍从认为眼前的情况有两种可能：要么公爵是个浪荡成性的无赖，此来定系请求接济无疑；要么公爵是个十足的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一个有头脑、有自尊心的公爵决不会坐在过道里跟下人谈自己的事情。反正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这个公爵都会给他招来麻烦。
“不过，您还是请到接待室去为好。”他用尽可能坚决的口气说。
“我要是坐在那里，就没法向您解释这些情况了，”公爵笑呵呵地说，“那么，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裹，岂不直到此刻还在提心吊胆？现在，我看您也不必等秘书了，干脆直接去向将军禀报吧。”
“我不能不通过秘书给您这样的来客去禀报；再说，将军刚才特地吩咐过，在上校离开之前，任何人来访都不得打扰他，如果是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不用报告就可以进去。”
“是给公家办事的？”
“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吗？不。他在公司里任职。包裹您就搁在这里吧。”
“我也这么想，只要您允许。干脆我把斗篷也脱了，您看怎么样？”
“当然，总不能穿着斗篷进去见他。”
公爵站起来，急忙卸去斗篷，露出一件旧虽旧、还相当可以、缝制得挺合身的上装。背心上有一条钢链，挂着一块日内瓦银表。
将军的侍从虽然已经断定公爵是个傻瓜，但他觉得自己继续跟一位来访者交谈毕竟有失体统，尽管不知怎么的他对公爵有好感，当然是一种独特的好感。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公爵又激起他强烈而粗鲁的愤慨。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见将军夫人？”公爵问道，一边在原先的位子上重新落座。
“这不关我的事。夫人在不同的时间会见不同的对象。女裁缝即使十一点钟来也让进去。对于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也总是比别人优先接见，甚至请他共进午餐。”
“冬天，你们这儿屋子里倒比国外暖和，”公爵说，“不过，外国的街上比这儿街上暖和。冬天在国外，俄国人要是不习惯的话，屋里根本没法儿待。”
“不生炉子？”
“是的，而且房屋的构造也不一样，我是说炉子和窗户都跟咱们不一样。”
“嗯！您去了很久吗？”
“四年。不过，我差不多老待在一个地方，在乡下。”
“对于这儿反倒不习惯了？”
“的确如此。信不信由您，我自己也纳闷儿，怎么没把俄国话忘掉。比如现在我跟您说话，可我心里在想：‘我的俄国话说得蛮不错。’我的话那么多，也许正是这个缘故。真的，打昨天起我就老是想说俄国话。”
“嗯！嗬！您以前常住在彼得堡？”侍从虽然故作矜持，但是人家这样彬彬有礼、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话，总不能不搭茬儿。
“彼得堡？差不多从来没住过，只是路过。以前我对这个城市也一无所知，而现在，听说有了许多新鲜事儿，据说即使以前有所了解的人对彼得堡也得重新认识。这儿现在对审判制度谈得很多。”[3]
“嗯！……审判制度。是啊，对审判制度谈得很多。外国的法院是不是公正一些？”
“不知道。说我国审判制度好的话我听到很多。咱们这儿又没有死刑了。”[4]
“外国有没有把犯人处死的？”
“有。我在法国看见过处死犯人，在里昂。[5]是施奈德带我到那里去的。”
“把犯人绞死？”
“不，在法国都是砍脑袋的。”
“犯人叫喊不？”
“哪里来得及！才一眨眼的工夫。那是用机器执行的，叫作断头台；犯人给放到固定的位置上，一把这么宽的铡刀就会落下来，真是力猛刀沉……。甚至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脑袋已经落地。刑前的准备倒是挺费事的。在宣读判决书以后，要把犯人收拾停当，捆绑起来，押上行刑台，那才叫可怕！老百姓纷纷来到刑场，妇女也来，尽管那里不赞成妇女看杀人。”
“她们不应当看。”
“当然！当然！太惨了！……我看到的那个罪犯人挺聪明，胆儿大，力气也大，年纪已经不轻，他姓雷格罗。可是，我告诉您，信不信由您，他登上行刑台的时候哭了，脸色煞白。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太惊人了吗？有谁因为害怕而哭的？我从没想到，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又不是小孩，从来没有哭过，居然会害怕得哭起来。那时节他的心灵该有什么反应，该忍受多大的痛苦？这是对心灵的摧残，不可能是别的！《圣经》上明明写着：‘不可杀人’[6]；难道因为他杀了人，就得把他也杀死？不，不能这样。这情景我看到后已过了一个月，可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我还梦见了大约有五次之多。”
公爵说得甚至有些动了感情，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红，虽则他的语调依然是平和的。侍从同情而又好奇地注视着他，似乎已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大概也是个有想象力和试图独立思考的人。
“还好，脑袋掉下来的时候不太痛苦。”他说。
“您知道不？”公爵兴冲冲地接过话茬，“您这么说了，别人也都跟您说的完全一样，发明那机器——断头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想法：会不会这样更糟？您一定觉得可笑，您一定觉得荒唐；然而，只要稍微有些想象力，即使这样的想法也会在头脑里冒出来。请想一想：就拿肉刑来说吧，这当然是折磨，皮肉痛苦，身体受伤，可这一切能把注意力从灵魂的痛苦引开去，这样便只消忍受伤痛的折磨，直到死去。其实，最主要、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在于身体的创伤，而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现在，马上——灵魂就要飞出躯壳，你再也不是人了，而这是毫无疑问的，主要的是毫无疑问。当你把脑袋放到铡刀下面，听见铡刀从头上滑下来时，这四分之一秒钟才是最可怕不过的。要知道，这不是我凭空瞎想，好多人都这么说。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所以我愿把我的意见老实告诉您。对杀人者处以死刑，是比罪行本身不知要重多少倍的惩罚。根据判决杀人，比强盗杀人不知要可怕多少倍。夜里在树林中被强盗割脖子或用其他方法杀死的人，一定直到最后一刹那还抱着得救的希望。有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人喉管也给割破了，可他还没有绝望，还想逃脱，还在求饶。可是，对于被处决的人来说，这最后的一点希望却毫无疑问被剥夺了，抱着这点希望死去本来可以减轻十分之九的痛苦。死刑可怕的痛苦就在于此，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没有得救的希望。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痛苦了。如果把一个士兵拉出去，叫他站到战场上一门大炮面前，然后对准他开炮，他还不至于绝望；但要是向这名士兵宣读必死无疑的判决，他会发疯或哭的。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也许有这么个人，别人先对他宣读判决书，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你被赦免了。’这么个人也许可以谈谈体会。[7]基督也讲到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侍从虽然不可能像公爵那样表达所有这些见解，但主要的意思还是能懂的，当然不是全懂——这一点甚至从他已经变得温和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您实在想抽烟的话，”他松口了，“那么就抽吧，只是得快一点儿。因为指不定什么时候会问到您，要是您偏偏走开了就不大好。您瞧，那边楼梯下面有一扇门。您从那扇门进去，右首有个小房间，那儿可以抽烟；不过您得把气窗打开，因为规矩是不准……”
但是公爵没能到那边去抽烟。一个年轻人忽然来到过道里，手中拿着一些文件。侍从帮他脱去皮大衣。年轻人瞟了公爵一眼。
“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侍从开始说，语调似很机密，甚至近乎亲昵，“这一位据称是梅诗金公爵，跟将军夫人是亲戚，刚坐火车从国外回来，还提着个包裹，只是……”
底下的话公爵没有听清，因为侍从已把嗓门压得很低。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仔细听着，并以非常好奇的眼神打量公爵；最后，他不再听侍从说下去，急忙走到公爵面前。
“您就是梅诗金公爵？”他十分客气地问。
这是一位很漂亮的年轻人，也不过二十八岁上下，身材略高于中等，体态匀称，头发金黄，蓄着一部拿破仑[8]式的短胡须，一张眉清目秀的脸显得挺聪明。不过，他的笑容尽管极其和蔼，总有些过于纤巧；他微笑时启露的牙齿过于像珍珠般齐整；他的目光诚然洋溢着热情和显见的厚道，但也失诸过于专注，似在窥测秘密。
“这个人在背地里恐怕完全不是这副神态，也许从来不笑。”公爵情不自禁地忖道。
公爵尽自己所能草草说明了情况，大体就是刚才向侍从以及先前向罗果仁谈过的那些。其时，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似乎在记忆中搜索什么事情。
“是不是您给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寄过一封信？”他问，“时间大概在一年前，可能还不到一年，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的，是不是？”
“正是这样。”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的，而且肯定还记得。您要见将军阁下？我立即去报告……。他马上就有空了。只是您……最好先到接待室稍坐……”接着他声色俱厉地问侍从：“怎么让这位客人待在此地？”
“我已经说过了，这位客人不愿意去……”
这时，书房门开，一位手拿公文包的军人一边大声说话，一边连连鞠躬，从里边走出来。
“加尼亚[9]，是你在那儿吗？”书房里有人叫唤，“你上这儿来一趟。”
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向公爵点了点头，急忙走到书房里去。
约莫过了两分钟，门重又打开，随即传出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响亮而热情的声音：
“有请公爵！”
* * *
[1] 沙皇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幸臣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在自己的族徽上标有“忠诚不阿”的字样作为铭文。
[2] 在1861年以前的俄国，地主拥有的农奴数一般表示田庄的规模，因而这里指的并不仅仅是50个劳动力。
[3] 俄国于1864年进行司法改革后，原先按阶层划分的法庭被代之以不分阶层的司法机构。与改革前的不同在于：法院当众开庭审理案件，并有陪审员和律师参加。庭审记录在报上公布。
[4] 俄国曾于1753—1754年正式废除死刑，但不久重新实行死刑作为对“叛国、触犯军法以及其他若干罪行”最严厉的惩罚。19世纪60年代，为了镇压蓬勃兴起的解放运动，死刑尤被经常采用。1866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前不久，沙俄政府在彼得堡绞决了曾于当年4月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的青年学生卡拉柯佐夫。作者本人也曾于1849年被判死刑，想必为了防止公爵谈自己对死刑的看法的一些段落遭书报检查机关干涉，才故意说俄国“没有死刑”云云。
[5] 在法国，公开处决刑事罪犯的做法一直沿袭到19世纪末。
[6]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
[7] 作者在这里谈的首先是他自己以及和他一起曾被判死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遭遇。
[8] 指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
[9] 加尼亚是加甫里拉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