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邓蒂斯举行婚筵的同一个时候，大高碌路密沱莎喷泉对面那一座宏大的贵族式的巨宅里，也正在请吃订婚酒。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水手、士兵和那些属于最低等级生活里的人；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社会的花朵和精华，——文官曾在逆贼统治的时代辞职退休；武将曾不屑在他的旗下作战而投身于外国列强；而青年人则都在咒骂逆贼的环境中教养长大，知道痛恨这个五年放逐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帝政复辟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贺客们依旧围坐在餐桌前，席间的谈话热烈而紧张，谈话里充满了当时激动南方居民的复仇热情，法国南部曾经过五百年的宗教斗争，所以党派的情绪极其激烈。
一度曾统治过半个世界，听惯了一亿二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已被贬为厄尔巴岛王，只统治着五六千个人；在这批人看来，他已永远丧失掉法国，永远丧失掉法国的皇座了。
文官们滔滔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将们在谈论莫斯科和莱比锡诸役；女人们则议论着约瑟芬皇后的离婚案。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没落，而且还在庆祝一种主义的消灭，他们相信政治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开，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
一个佩着圣路易十字章的老人举杯祝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这位老年人是圣米兰侯爵。这一祝酒立刻使人回想到在赫德威尔的坚忍的放逐生活和那爱好和平的法国国王，大家的热情都奋发起来，纷纷学英国人举杯祝贺的那种样子把酒杯举到空中，太太小姐们拨弄着挂在她们洁白的胸膛前的花球，把散花女神的宝物撒了一桌。总之，席间充满着近乎诗意的热情。
圣米兰侯爵夫人有一对严厉而令人可憎的眼睛，虽然已有五十岁，看来却仍高贵风雅，她说：“呀！这些革命党，他们赶走我们，抢夺我们的产业，到后来在恐怖时期却只卖了一点点钱。他们要是还在这儿，就不得不承认，真正的信仰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相反，他们只靠东起的朝阳升官发财。是的，是的，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为他牺牲了爵禄财富的这位国王，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位的坏蛋呀，却永远只是他们的鬼天才，他们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得对不对，维尔福？”
“请您原谅，夫人。真的必须请您原谅我，可是——说真话——我刚才实在没有留心听您的话。”
“夫人，夫人！”先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年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青年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当然他们要谈也不会去谈政治了。”
“算了吧，最亲爱的妈妈，”一个可爱的，长着褐色的浓密头发，眼睛晶莹灵活得像流质的水晶似的青年姑娘说，“这都怪我不好，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妨碍了他听您说话。哪，现在您跟他说吧，您爱跟他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假如侯爵夫人愿意把我刚才没有完全听到的话再说一遍，我一定很乐于答复。”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丽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回答，她那严厉死板的脸上露出一种温柔慈爱的神色，使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奇。一个女人天性中的其他一切情感或许都会萎谢，但在母性的胸怀里，有一个角落总是永远保持着明朗的微笑的，这是上帝给母爱所特地创造的，——“维尔福，我刚才是说：拿破仑党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但他们倒也有代替那些好德性的一套，”青年回答说，“那就是妄想。拿破仑是西欧的穆罕默德，他那些碌碌无能而却野心勃勃的信徒很崇拜他，他们不但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而且还把他看做平等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代表平等！天哪，那末，你把罗伯斯庇尔[1]叫做什么？算了，不要把后者应得的权利剥夺了去赐给那个科西嘉人[2]。我看，篡夺的事情已经够多啦。”
“不，夫人，如果给这些英雄造起纪念像来，我要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正确的地位，——罗伯斯庇尔的应该筑在他树立断头台的地方；拿破仑的则刻在旺多姆广场的廊柱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平等，按其性质说是相反，实际其惟一的差别是在于——一个是主张压低在上的来实现平等，而另一个则赞成抬高在下的来实现平等。一个是要使国王也能上断头台，而另一个则是要把人民捧得和朝廷一样高。请注意，”维尔福微笑着说，“我并没有意思否认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人都是闹革命的混蛋，我承认热月九日[3]和四月四日[4]是法国的日子，是值得王朝和文明社会的每一个友人感激地记住的，但那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我虽然相信拿破仑已永远一蹶不振，但他却依旧保有着一批帮闲的党徒。还有，侯爵夫人，其他那些大逆不道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譬如说，克伦威尔[5]吧，他虽然还不够拿破仑的一半坏，但他有他的同党和辩护人呢。”
“你知不知道，维尔福，你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最可怕的强辩？但这个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特党徒[6]的儿子，要想他身上不带一点旧影响的气味，本来是不可能的。”
维尔福的脸涨得成了猪肝色。“不错，夫人，”他答道，“家父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却并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是一个和您一样的受难者，也几乎和令尊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回答，这个被唤醒的悲惨的记忆毫未使她动容，“假如你不嫌唐突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们两家的父亲虽同被迫害和问罪，但其中的原因却有天壤之别。为了证明我这句话，我可以把旧事重提一遍：亲王[7]被放逐的时候，我的家庭依旧是他最忠诚的臣仆，而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的去参加新政府。一介平民的诺梯埃，自从参加了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而为诺梯埃伯爵，并且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亲爱的妈妈，”丽妮插进来说，“您知道得很清楚，大家已经说好了的，这一切讨厌的往事别再提起了。”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同意圣米兰小姐的话，恳求您把过去忘掉了吧。这些陈年旧账还翻它做什么？在我个人这方面，我非但放弃了家父的政治主张，而且甚至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拿破仑党，他叫他的诺梯埃。我，相反的，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我姓我的维尔福。那些残余的革命的液汁，让它随着那枯萎的老树干一起死去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母干已隔开一个距离，它很想和母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有心无力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尽力在劝侯爵夫人，请她来个皇恩大赦，把过去的事情完全忘掉，来，现在，我希望能够得到允许了吧。”
“我非常赞成，”侯爵夫人答道，“让过去的永远忘记了吧！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就算这样吧。但至少，维尔福将来一定不能再动摇。记住，维尔福，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保证你的绝对忠顺，凭了我们的保举，皇上才答应不计过去（说到这里，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像我现在答应你的请求一样。但你要牢牢记住。要是有谁犯了倾覆政府的罪落到你的手里，你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出身于一个可疑的家庭的。”
“唉，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是使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的进行了几次公诉，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你真以为如此吗？”侯爵夫人问。
“我至少怕是如此。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他们每天都为了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阶级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阶级则时时闹暗杀。”
“你或许也听说过吧？”萨尔维欧伯爵说。萨尔维欧伯爵是圣米兰侯爵相从最久的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8]的侍从长。“听说神圣同盟[9]想要搬动他呢。”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这件事，”圣米兰侯爵说，“他们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圣爱仑。”
“到圣爱仑？那是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这儿有六千法里[10]。”伯爵回答。
“那就更好！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的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是科西嘉，是他出生的地方，一边是那不勒斯，他的妹夫在那儿做国王，而对面是意大利，他曾垂涎过那儿的主权，想使他儿子做国王的地方。”
“不幸，”维尔福说，“我们有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除非破坏那些条约，否则我们就无法动一动拿破仑。”
“哼，那些条约总是要破裂的，”萨尔维欧伯爵说，“不幸的邓亨公爵就是被他枪毙的，我们难道还要为他这样严守义务吗？”
“嗯，”侯爵夫人说，“凭了神圣同盟的帮助，我们还可能弄掉拿破仑，至于他在马赛的党徒，我们必须信任维尔福先生的警告来予以肃清。做国王就得像一个国王，不然就干脆不做国王，假如我们承认他是法国的至尊，就必须给他保持和平与安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忠贞不贰的使臣来平定每一个作乱的企图，——这是阻止祸事最好和最恰当的办法。”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不幸法律之手虽强却不能防患于未然。”
“那末，法律的工作只是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还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萨尔维欧伯爵的女儿，圣米兰小姐的密友，“您想想办法，乘我们在马赛的时候弄几件轰动的案子。我从来不曾到过法庭，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有趣，当然啰，”青年答道，“比起在戏院里看杜撰的悲惨故事而掉泪，当然要有趣得多，在一个法院里，您所看到的案子是真正的痛苦，——一幕人生的戏剧。您在那儿所看到的犯人，脸色苍白，焦急，惊恐，而当那场悲剧的幕落下以后，却不能回家平静地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然后退而休息，准备明天再来假扮一套悲哀的样子，他在离开您的视线以后，只是放回到他的牢房，被交给刽子手。我让您自己来判断，算算您的神经能不能受得了这样的一个场面。但关于这件事，请您放心，假如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记通知您，至于到不到，自然由您自己决定。”
丽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有看见您把我们吓得怎么样了吗？可是您还笑。”
“你们想要看些什么？这是一种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决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而谁能断定有多少把匕首已磨得极锋利，只等待着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插入我的心脏？”
“仁慈的天！维尔福先生，”丽妮说，她愈来愈害怕了，“您一定不是说真话吧？”
“我说的实在是真话，”青年官吏面带微笑回答，“碰到有趣的审问，年轻姑娘所希望满足的是她的好奇心，而我的希望是满足我的野心，所以这种案件只会更严重。譬如，举个例来说，如在拿破仑手下服务过的犯人。——您能不能相信，一个习惯于一听他的命令就不怕死地向敌人的刺刀冲上去的人，一个能去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俄国人，奥国人或匈牙利人的家伙，当他一旦知道了他的私人仇敌以后，竟会畏畏缩缩地不敢用小刀刺进他的心脏？而且，这种事情主要的是敌意作用，假如不是为了敌意，我们的职业就毫无理由了。在我这方面，当我看到被告眼中闪耀着怒火的时候，我觉得就增加了勇气，兴奋起来。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斗争。我攻击他，他还击我。我加一倍力量进攻，于是斗争就结束了，像所有的斗争一样，结果不是胜就是败。诉讼就是这末一回事，其间的危险在于讲话是否得当。假如一个被告对我的话只是微笑，我就想到，我一定说的很坏，我说的话是苍白无力而不得当的。那末，您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当他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的雷击之下脸色苍白，低头服罪的时候，他又会感到怎样的得意！那个低下的头就是要被杀掉的头——”
丽妮发出一声轻微的呼喊。
“好！”有一个来宾喊道，“这就是我所谓有意义的谈话。”
“正是我们目前这个时候所需要的人才。”第二个说。
“您上次那件案子办得多妙，我亲爱的维尔福！”第三个说，“我是指那次谋杀生父的案子。说真话，他还没有落到刽子手的手里，就已经被您杀死啦。”
“噢！说到弑父的逆子，像那种可怕的人，是什么都该受的，”丽妮插进来说，“至于那些不幸的可怜虫，他们惟一的罪名只是为了参与政治阴谋的人——”
“什么，那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名。因为，您不明白吗，丽妮，君为民父，凡是作任何阴谋或计划想危害三千二百万人民之父的生命和安全的人，不就是一个更坏的弑父逆子吗？”
“那种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丽妮回答，“可是，维尔福先生，您已经答应过我——不是吗？——对那些我为他们求情的人，总是要从宽办理的。”
“那一点您放心好了，”维尔福带着他最甜蜜的微笑回答，“关于我们的判决，您和我总是商量着办好了。”
“我的宝贝，”侯爵夫人说，“你顾着你的鸽子，你的小狗和刺绣吧，对于那些你不懂的事别来干预。这个年头儿，真是武事不修，文官得道。关于这一点，有一句拉丁话说得非常深刻。”
“‘把武器换成袍笏吧。’[11]”维尔福说，并鞠了一躬。
“我不敢说拉丁文。”侯爵夫人回答。
“嗯，”丽妮说，“我真觉得有点遗憾，您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种职业呢，——譬如说，做一个医生也好。杀人的天使，他虽然是一个天使，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可怕的。”
“可爱的，好心的丽妮！”维尔福低声说，带着说不出的温柔凝视着那可爱的发言人。
“我的孩子，”侯爵大声说，“维尔福先生将成为这一省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医生，这是一件高贵的工作。”
“而且就可以洗刷掉他父亲的行为所引起的记忆。”本性难移的侯爵夫人接上一句。
“夫人，”维尔福带着苦笑回答说，“我已很荣幸地看到家父已经——至少我希望如此——抛弃他过去的错误，他目前已是宗教和秩序的一个坚定而热心的友人，——一个或许比他儿子更好的保王党，因为他要偿赎过去的错误，而我的动机却仅出于热情而坚决的选择和信念。”说完这篇措辞适宜的演讲以后，维尔福就小心地四面环顾，观察他演辞的效力，好像他在法庭里对旁听席讲话似的。
“您知不知道，我亲爱的维尔福，”萨尔维欧伯爵大声说，“您这篇讲话简直就和我那次在杜伊勒里宫所说的话一模一样，那次是皇上的御前大臣问到我，他说，一个吉伦特党徒的儿子和一个保王党军官的女儿联姻是否有点奇特，他很了解这种政治上化敌为友的主张，也正是皇上的主张。想不到皇上却听见了我们的说话，他插口说‘维尔福’——请注意，皇上并没有说‘诺梯埃’这个名字，相反的，却很着重的道出‘维尔福’——‘维尔福，’皇上说，‘是一个极有判断能力、极小心细致的青年，他在他那一行一定会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我很喜欢他，我很高兴听到他就要做圣米兰侯爵夫妇的女婿。要不是高贵的侯爵预料到我的心思，先来征求我的同意，我自己本来也想把这一对撮合的。’”
“皇上是那样说吗，伯爵？”维尔福喜不自禁地问。
“我是照他的话讲给您听，一个字都没有改。假如侯爵肯坦白相告，他一定会承认，我这篇讲话和他六个月前晋谒皇上，请示您和他女儿的婚事时皇上对他讲的话完全一致。”
“当然，”侯爵回答，“他说的都是实情。”
“我对这位宽宏慈悲的亲王真是负恩深重！我还敢不尽心竭力来证明我衷心的感激吗？”
“那才对了，”侯爵夫人大声说，“你这个样子我看了才喜欢。现在，好了，要是一个叛党落到你的手里，那就是大可欢迎的事了。”
“至于我，亲爱的妈，”丽妮插嘴说，“我祈祷上帝请他不要听您的话，请他只许那些无足轻重的小犯人，穷苦的债务人和可怜的骗子落到维尔福先生的手里，那末我就满意了。”
“那还不一样，”维尔福大笑着说，“您这就等于祈祷只许一个医生治头痛，麻疹，蜂咬，或其他任何轻微的皮肤病一样。假如您希望我能做到检察官，您就必须希望我接受某些危险剧烈的疾病，医好了那些病，一个医生才会声誉鹊起。”
正在这时，像是维尔福的愿望一说出口就能达到似的，一个仆人走进房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维尔福立刻离席而起，声明有要事待办，走出房去。他不久就又回来，满脸洋溢着喜悦的神色。丽妮带着钟爱的情意望着他，她钦慕地凝视着她那温雅聪明的爱人。当然啰，他那漂亮的仪容，闪耀着不平凡的热情奋发的光芒，是足以使她爱慕的。
“您刚才希望我不在法律界做事而做一个医生。”维尔福向她说，“好吧，我至少有一件事倒和希腊神医亚斯古拉波司的教条很相似，——就是没有哪一天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即使在我订婚的这一天。”
“刚才又要叫你到哪儿去？”圣米兰小姐微微带着不安的神色问。
“唉！假如我听到的话是真的，则有一个病人一定命在垂危了。这种病很严重，已经病得行将就木了。”
“多可怕呀！”丽妮惊喊，她那本来激动得发红的双颊渐渐变成像大理石似的苍白。
“真有这么一回事？”凡是就近能听得到他的话的人都同时惊喊起来。
“噢，假如我的消息证实是正确的话，刚才又发现一宗拿破仑党的阴谋了。”
“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吗？”侯爵夫人喊道。
“至少，我可以把这封告密信念给你们听。”维尔福说：“‘敝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报告检察官，有爱德蒙·邓蒂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与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之船舱内。’”
“可是，”丽妮说，“这终究只是一封乱写的匿名信，况且还不是写给你的，而是给检察官的。”
“不错，但那位先生不在，他的秘书就受命拆开了这封信。他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派人找我，可是又找不到我。他就自己下了几道必要的命令，把被告逮捕了起来。”
“那末那个罪人已经逮捕了吗？”侯爵夫人说。
“那应该说是被告。”丽妮说。
“已经逮捕了，”维尔福回答说，“正如我刚才很荣幸地向丽妮小姐说过的那样，假如那封成问题的信被找到了，那个病人的确是病入膏肓了。”
“那个倒霉的人在哪儿？”丽妮问。
“他在我的家里。”
“来，来，我的朋友，”侯爵夫人插进来说，“不要因为和我们待在一起而疏忽了你的职责。你是皇上的臣仆，职务所在，不论哪儿你都得去。”
“噢，维尔福先生！”丽妮紧握着他的双手喊道，“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你得宽大一点。”
那青年绕着桌子，走到那美丽的求情者所坐的地方，靠在她的椅子上，温柔地说：
“为了使您欢喜，我甜蜜的丽妮，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答应尽量的宽大。但假如这位拿破仑党英雄被控的各节证明是确实的话，唉，那末，您一定得让我下令把他杀头。”
丽妮痉挛似的震颤了一下，把头转了过去，好像她那温柔的天性受不了听人冷酷地提及把一个同类的人杀掉似的。
“别管那个傻姑娘，维尔福，”侯爵夫人说，“她不久就会听惯这些事情的。”说着，圣米兰夫人就把她那瘦骨嶙峋的手伸给维尔福，他一面吻，一面望着丽妮，并用他的眼睛说，“我此刻所吻的是您的手；或至少我希望是在吻着您的。”
“这些都是不吉之兆！”可怜的丽妮叹道。
“说真话，孩子！”侯爵夫人愤愤地喊道，“你真是傻得没了边儿。我倒想知道知道，你这种讨厌的怪脾气和国家大事究竟有什么关系！”
“呵，妈！”丽妮低声埋怨地说。
“不，夫人，我求您饶恕她这次小小的错误，”维尔福说，“我答应您，我一定绝对严格办理以弥补她的不忠。”但当做官的维尔福在向侯爵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做情人的维尔福却向他的未婚妻丢了一个眼色，他的眼光说，“放心，丽妮，为了您的爱，我必从宽办理。”丽妮用她最甜蜜的微笑回答了那一眼，于是维尔福就心里怀着天堂走了出去。
* * *
[1]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在热月九日政变后被处死。
[2] 指拿破仑。
[3] 热月九日是罗伯斯庇尔等人被捕的日子。
[4] 这里指的是一八一四年四月初拿破仑退位被囚的日子。
[5]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
[6]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七九二年后转向反对革命。
[7] 指路易十八。
[8] 国王路易十八的弟弟。
[9] 一八一五年九月，俄、普、奥三国的统治者在巴黎缔结所谓“神圣同盟”，互相勾结，以保持君主政体和扑灭革命为目的。
[10] 法里，法国古代长度单位。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11] 原文为拉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