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五名审判员、检察官和坚决的陪审团组成的可怕的法庭，天天开庭。每天傍晚发布他们列出的名单，由各监狱的看守长向囚犯们宣布。看守长常说的笑话是：“里面的人，出来听念晚报！”
“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
于是福斯监狱终于开始念晚报了。
叫过一个名字，叫那个名字的人就走到一边，站到留给那些被宣布为上了死亡名单的人的地方。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的，当然知道这一惯例：他见过好几百人这样离开人世。
那位肿胀的看守长，戴上阅读用的眼镜，向他们看了一眼，拿准了自己已就位，便念起名单来，每念一个名字，就稍停顿一下。一共二十三个名字，却只有二十个人回应；原来其中一个被传唤的囚犯已死在狱中，被遗忘了，那两个也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遗忘了。名单是在那圆拱顶的厅里宣布的，达奈刚到那天晚上曾在这里见过那些难友。他们全在那次大屠杀中丧生，无一幸存；此后他为之担着心告别的每一个人，都死在断头台上。
大家匆匆说了几句告别的亲切的话，但告别很快结束。这是每天都发生的事，而且福斯监狱这个社会，又忙于准备那天晚上玩的输者受罚的游戏和小音乐会。他们涌向栅栏门，流下眼泪。但在筹备的娱乐活动中有二十个空缺必须找人补上，而且离上锁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到时候公用的房间和过道就要交给几条大狗通宵看守。囚犯们并非草木，无知无觉；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由当时的条件造成的。同样（尽管有细微的区别），有一种热情或激情，无疑大家都知道，导致一些人毫无必要地去冒上断头台的危险，而且死于断头台，这不仅仅是自负，也是受到狂热震撼的群众情绪的狂热感染所致。在鼠疫流行的季节，有些人往往有一种受这种病吸引的隐秘倾向——一种想死于这种病的可怕的一时的倾向。我们心里都隐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只需要唤起这些念头的环境。
通往法庭监狱的过道又短又黑；住在那个监狱的闹寄生虫的牢房，那天晚上又长又冷。第二天，在传唤查尔斯·达奈之前已经审了十五个囚犯。十五个都判死刑。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全部审理完毕。
“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终于传唤他出庭。
审判员戴着装饰了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此外，就是戴有三色帽徽粗呢红帽子的占优势。他瞧着陪审团和骚乱的观众，可能认为世道常规颠倒了，重罪犯在审判诚实的人。总少不了那份卑下，残酷和恶劣的城市里最卑下，最残酷和最恶劣的人，却是左右现场的人物：吵吵闹闹地对判决说长道短，或鼓掌叫好，或表示不赞成，或作预测，或起哄催促，肆无忌惮。男人们，大部分都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女人们，有的带着刀，有的带着匕首，有的一边看一边吃吃喝喝，不少人在编织。在编织的女人当中，有一个胳膊下还夹着一块备用的编织的东西。她在前排，她旁边那个男人，从他过那个关卡以后就没有见过，但他马上想起来，是德法日。他注意到，她凑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两次，她好像是他妻子；不过，这两个人他最注意的是，尽管他们被安置在尽可能靠近他的地方，他们却不向他看一眼。他们似乎已下定决心在等待什么，只看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也不看。马内特医生穿着平常穿的朴素的衣服，坐在审判长下首。这个囚犯也看出，他和洛里先生是那里与法庭无关的仅有的两个人，他们都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并没有穿革命派那种粗糙服装。
检察长指控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是移民，根据驱逐一切移民，违者处死的法令，应由共和国剥夺其生命。尽管法令上载明的日期是在他回法国之后颁布的，那算不了什么。反正他回国了，颁布了这条法令；他在法国被捕，那就要他的脑袋。
“砍下他的脑袋！”观众叫道，“他是共和国的敌人！”
审判长摇摇铃要叫喊的人安静下来，接着问这个囚犯，他在英国住了许多年一事是否属实？
毫无疑问，属实。
那么，他不是移民？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就法律的意义和精神来看，他希望不是移民。
为什么不是？审判长要求说明。
因为，他自愿放弃那使他厌恶的称号，使他厌恶的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他提出，那是在法庭目前使用移民一词的意义还没有通行以前——在英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过剥削生活。
他这一陈述有什么证明？
他提出两个提到名字的证人：西奥菲尔·加贝尔，和亚历山大·马内特。
但是，他已经在英国结婚了吧？审判长提醒他。
不错，但不是跟英国女人。
法国女公民？
按原籍，是的。
她的名字，她的娘家？
“露西·马内特，马内特医生，坐在这儿的那位好医生的独生女。”
这一回答对观众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为这位著名的好医生欢呼的喊声响彻大厅。群众受感动如此反复无常，这时几张凶恶的面孔上马上淌下眼泪，刚才还狠狠地盯着这个囚犯，仿佛急不可耐地要把他拖到街上宰了。
查尔斯·达奈遵照马内特医生的一再叮嘱，在他的危险的道路上走了这几步。这同一位谨慎的顾问对他要走的每一步都给予指导，处处都为他作了安排。
审判长问道，为什么他偏偏在那个时候回国，而不早一点？
他回答说，他没有早一点回国，仅仅因为，他在法国除了他放弃的财产，别无谋生的办法；而在英国，他靠教授法国语言和文学谋生。他在那个时候回国，是因为一位法国公民来信提出紧急请求，这位公民讲了由于他不在法国他有生命危险的遭遇。他为了救一位公民，不论冒什么危险，都要为他作证，说明事实的真相，才赶回国。在共和国看来，这有罪吗？
群众热情地叫道，“没罪！”审判长摇铃让他们安静下来。但不起作用，他们不断喊着“没罪！”一直喊到他们自行停止。
审判长问那个公民叫什么名字？被告解释说，那个公民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信心地提到那个公民的信，说信在关卡上被收缴了，但他毫不怀疑当时就放在审判长面前那堆文件里。
医生设法让人把信放在那里——也向他说过，信准放在那里——审讯进行到这个阶段，便拿出那封信宣读。传唤加贝尔公民证实，证实不误。加贝尔公民极为谨慎，委婉地暗示，由于庭上要处置大量共和国的敌人，工作繁重，百忙中不免有所忽略——其实，不如说法庭一心想着爱国，已把他全忘了——三天前才想起他还在阿贝义监狱；当即提审，经陪审团宣布，由于公民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自行投案，指控加贝尔本人一案查明之后，已将其释放。
接着询问马内特医生。他很高的个人声望，他清楚的回答，给人极深的印象；但是，当他继续陈述，说明被告是他经过长期监禁出狱后结识的第一个朋友；被告一直在英国，对流亡异国的他的女儿和他本人，始终忠诚不渝，关怀备至；他不但没有得到那儿的贵族政府的好感，反而被控为英国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确确实实要判他死罪——他极慎重地，以事实和真诚的直接说服力，摆出这些情况之后，陪审团和观众完全一致了。最后，他提到洛里先生，当时也在场的一个英国绅士，请他作证，跟他本人一样，他也是英国那次审判的证人，可以证实他对此案的陈述，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够了，只要审判长同意，他们准备表决。
观众对每一票（陪审员各自大声表示意见），都报以高声叫好。所有的叫声都支持这个囚犯，于是审判长宣布他获释。
接着，出现了那些奇特的场面之一，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情，或满足他们想表示宽大仁慈的行善的冲动，或把这些善举看作他们大量残酷暴行的一点陪衬。这时，谁也无法断定如此奇特的场面是出于上述哪一种动机。很可能三者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动机占优势。法庭刚刚判他无罪，观众的眼泪就像在另一个时候流血一样畅快地喷涌而出，能冲到他跟前的许多男男女女一拥而上，给他兄弟般的拥抱，经过长期有害健康的监禁之后，他因为精疲力尽有晕倒的危险，还因为，他很清楚，正是这些人，如果卷入另一股潮流，会以同样的狂热向他扑来，把他砍碎，撒到街上。
他给等待受审的其他被告让路，暂时才得以从他们的拥抱中脱身出来。接着，有五个人一起受审，因为他们没有以言行帮助过共和国，被指控为共和国的敌人。法庭很快就为自己和国家补偿了失去的一个机会，他还没有离开那儿，这五个人就来到他跟前，被判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走在前头的一个这样告诉他，一边打着监狱里惯用的表示死亡的手势——竖起一个指头——他们又一起补充了一句：“共和国万岁！”
这五个人没有拖延审理程序的旁听人，这是真的，因为，他和马内特医生一出大门，只见门外围着一大群人，人群中每一张脸，他似乎都在法庭上见过——只有两张脸，他没有找着。他一出大门，群众又向他扑过去，大家一起一会哭泣，一会拥抱，一会叫喊，在河岸上演出这疯狂的一场，一直演到仿佛河流也跟岸上的人一样发狂了。
他们让他坐在他们弄来的一把大椅子上，那椅子不是从法庭上，就是从法庭哪个房间或过道里弄来的。他们在椅子上搭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绑了一支长矛，矛尖上顶着一顶红帽子。即使医生一再请求，也无法阻止他们把他抬到他的家，他坐在这辆凯旋车里，周围一片红帽子的汹涌的海洋起伏着，一面从它那狂暴的深处泛起这样一片脸的残骸，以致他不止一次怀疑他心慌意乱了，怀疑他正坐在囚车里驶向断头台。
他们乱哄哄的像梦游似的抬着他走着，遇上谁就跟谁拥抱，还指指他。他们弯弯曲曲地经过一条条街道时，用共和国流行的颜色把积雪的街道染红了，如同他们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积雪下面的街道一样，他们这样抬着他进了他居住的楼房的院子。她父亲为了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已先走一步，在她丈夫下地之后，她倒在他的怀抱里人事不省。
他正搂着她，把她那美丽的头转过去，背对着吵吵嚷嚷的人群，他的眼泪和她的嘴唇会合时才不致被人看见，这时少数人开始跳舞。其他人马上全部跳了起来，院子里到处都在跳卡曼纽舞。接着，他们从人丛中举起一个少女放到那张空椅子上，把她当作“自由女神”抬走，这时人如涨潮，四处泛滥，漫到附近街上，漫到河岸上，又过了桥，卡曼纽舞吸引着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旋转着离开。
医生怀着满腔胜利的喜悦和自豪站在他面前时，他紧紧握住他的手；洛里先生由于和卡曼纽舞的龙卷风卷起的水柱搏斗，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时，他紧紧握住他的手；小露西让人抱起来搂着他的脖子，他亲了她，又拥抱了始终热情而忠实的抱起小露西的普罗斯，然后，他一把搂住他的妻子，随即把她抱上楼进了他们的房间。
“露西！我爱！我平安无事了。”
“啊，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跪下感谢上帝吧，我一直向他祈祷。”
他们俩虔诚地低首下心。当她再投入他的怀抱时，他对她说道：
“现在告诉你父亲，最亲爱的。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全法国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她把头靠在她父亲的胸上，如同很久很久以前，她把他那可怜的头靠在她自己的胸上一样。他报答了她的恩情，非常高兴，他所受的罪得到补偿，也为他的力量感到自豪。“你可不能软弱，宝贝，”他告诫道，“别这样发抖。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