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伦敦的途中，关于斯特里克兰，我想了很多。我该怎么对他妻子讲，得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办得不尽人意，我想象得出，她不会对我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斯特里克兰让我迷惑。我不明白他的动机。当我问他，是什么让他萌生了学画的念头，他说不清楚，或者不愿说。我不得而知。我试着这样解释：在他乏味的心灵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反叛意识；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推翻了上述解释：他对自己过去的单调生活从未流露出厌烦之情。如果只是无法忍受无聊的生活，才立志当一名画家，进而挣脱沉闷生活的枷锁，这可以理解，也很平常；但问题在于，我觉得他并非如此。最后，因为我的浪漫，我想出了一种解释，尽管显得牵强，却是唯一让我感到满意的解释。这就是：在他的灵魂中，也许有着深层的创作本能，尽管他的生活遮蔽了它，它却无情地疯长，像癌症一样扩大到细胞组织，直至占据了他整个人，使他无法抗拒，必须采取行动。杜鹃把蛋下在别的鸟窝里，当雏鸟孵出，它就会把人家的孩子从窝里挤出去，最后，还把窝掀翻。
但是，多么奇怪，这种创作的本能，居然会抓住这个迟钝的证券经纪人，让他身败名裂，也让依赖他生活的家人可能陷入不幸；不过，比起上帝的旨意让人臣服来，倒也不足为奇，这些人有钱有势，上帝对他们紧追不舍，直到最终将他们征服，让他们放弃世俗之情、男欢女爱，甘心到寺院中过凄苦清净的生活。皈依，有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有些人，是激变，仿佛愤怒的激流把石块瞬间化作齑粉；另一些人，则是渐变，好比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斯特里克兰，有着盲信者的直接和使徒般的狂热。
但以我务实的眼光来看，他的激情，能否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待观察。我当时问他，在伦敦夜校学画的同学怎么看他的画，他笑了笑说：
“他们觉得，我是瞎胡闹。”
“那你在这边也去学画了吗？”
“去了。今天早上那个笨蛋还来过呢——我是说那个老师，你知道；他看了我的画，眉头一皱，一言不发就走了。”
斯特里克兰咯咯地笑起来。他似乎并不灰心。别人的意见对他毫无影响。
在和斯特里克兰的来往中，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安。有人也说他们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这多半是自欺欺人。一般而言，他们能够自行其是，是因为别人看不出他们的怪异想法，最多因为三五知己的支持，他们才敢一意孤行。如果一个人的离经叛道切合他所在阶层的行事作风，那他在世人面前违反常规倒也不难。这会让他扬扬得意。既标榜了自己的勇敢，又不用担风险。但是，想让别人认可，这或许是文明人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一个标新立异的女人，一旦冒犯了礼仪，招惹了明枪暗箭的非议，没谁比她跑得更快，去寻求体面的庇护。那些告诉我，自己毫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我绝不相信。这只不过是无知，虚张声势。他们的意思仅仅是：他们不怕别人非议，因为他们确信没有人会发现。
但是，这里真有一个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传统对他无可奈何。他就像是一个身上抹油的摔跤手，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自由，让你火冒三丈。我还记得，我对他说：
“你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地球就不转了。”
“真是蠢话。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大多数人，平平淡淡，知足常乐。”
有一次，我想挖苦他。
“有一句格言，你肯定不相信：凡人一举一动，必是社会准则。”
“没听过，纯粹瞎扯。”
“嗯，这是康德说的。”
“随你，反正是瞎扯。”
就是这么个人，你指望他良心发现，根本没用。这就像不用镜子，却想照出自己一样。我认为，良心，是心灵的守门人，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然制订一套规矩礼仪。它是我们心中的警察，它就在那儿，监视着我们，不能违反。它是自我中心的间谍。人们想让别人认可自己的欲望如此强烈，害怕别人指责自己的恐惧如此剧烈，结果适得其反，引狼入室；而它就在那里监视，高度警惕，保卫着主人的利益，一旦这个人有了半点儿脱离集体的想法，马上就会受到它的斥责。它逼迫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把每个人，牢牢系于整体之上。而人，总会说服自己，相信某种集体利益大于个人，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将自己放在荣誉的宝座上。正如弄臣奉迎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最后，他也为自己有着敏锐的良心而倍感骄傲。于是，对那些违背良心的人，他会觉得，可以任由责骂，因为，他已是集体的一员，他很清楚，已经没有什么能反对他了。当我看到，斯特里克兰对良心的谴责无动于衷，我就像碰见了一个可怖的怪物，吓得毛骨悚然，只能仓皇退缩。
那晚，在我向他告别时，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
“告诉艾米，来找我没用。总之，我要搬走了，她找不到的。”
“我感觉，她摆脱你挺好的。”我说。
“伙计，我就希望你能让她看清这一点。可惜，女人都很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