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都是题外话。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机缘巧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认识我。
刚刚被引入伦敦文学界，我既胆怯又兴奋，现在想来，不无忧虑。我很久没去伦敦了，假如现在的小说描写完全属实，伦敦一定变化很大。昔日文人聚会之处，早已不再。切尔西 [17] 和布鲁姆斯伯里 [18] ，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大门、高街和肯辛顿。过去不到四十岁的人物就很了不起，现在二十五岁已显得可笑。我想，在过去的那些日子，我们都羞于表达，因为怕人嘲笑，所以尽量约束自己，不让人觉得骄傲自大。我不相信当年风流不羁的文人会洁身自好，但真想不起，文艺界那时有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为自己荒诞不经的行为，蒙上一层体面的缄默，并不觉得虚伪。我们讲话得体，直言不讳。女性那时还没有取得自主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记得去一些热情的文艺家庭做客，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因为胆怯害羞，我会在街道上徘徊很久，最终鼓起勇气去敲门；之后，诚惶诚恐，被带进挤满各色人物的房间。我被介绍给这位大师，那位名人，他们对我的拙作所说的溢美之词让我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等我说些佳句妙语，可直到聚会结束，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只好假装沏茶倒水，把切得凌乱的黄油面包递到客人们手里。我希望谁也别注意我，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去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妙语连珠。
我记得，我见过不少身材高大、腰杆笔挺的女人，她们长着巨大的鼻子，贪婪的眼睛，身上的衣服好似甲胄；我也看到许多小老鼠似的老处女，骨瘦如柴，说话柔声细气，眼珠滴溜溜乱转。她们戴着手套吃黄油面包时的毛病真是好笑，以为没有人看见，就偷偷在椅背上抹抹，擦手指头，这让我十分钦佩。这么干，对主人家的家具肯定不好，不过我想，轮到主人到她们家去，肯定也会如此报复。这些女人，有的衣着时尚，她们说，反正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写一本小说，非要穿得寒酸？如果你身材苗条，就该尽情展现，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东西”。但也有人认为，这很轻浮，所以她们穿着“艺术范儿的丝织品”，戴着未经打磨的珠宝首饰。男人们的衣着都不奇怪。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个作家。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将他们当作大公司的高管。看上去，他们总是有点儿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作家，现在发现他们非常奇怪，但并不认为，他们就该像我看到的这样不真实。
我还记得，他们话锋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刚刚转身，立马被批得体无完肤，我经常为他们的嬉笑怒骂感到惊讶。艺术家，和别的行当不同，他们不仅可以讥讽同行的外表和性格，还能嘲笑他们的作品。他们有理有据，滔滔不绝，我真是望尘莫及。那时候，谈话依然被看作有教养的艺术，巧妙的对答比热锅下噼里啪啦的荆棘 [19] 更受人赏识。那时，格言警句还没有完全被笨拙的人拿来附庸风雅，交谈中突然冒出几句，立刻显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语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们谈起文艺行业的另一面——作品销售的一些细节，让我感觉舒适顺畅。在评判完一部新作的好坏之后，自然会谈及这本书能卖多少本，可以拿多少钱，预支也好总数也罢。后来，我们会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谁慷慨谁吝啬。我们还争辩，是把作品交给支付稿酬高的，还是交给会宣传会推销的。有的出版商不善推广，有的精于此道。有的恪守教条，有的顺应潮流。再后来，我们还会谈论一些代理人和他们为作家找到的门路。我们还会谈论编辑，他们欢迎什么样的作品，千字多少钱，是很快付清，还是拖泥带水。这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浪漫，让我有一种神秘兮兮的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