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能够接受倡导自由的教育——比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要好得多的教育。但我在努力尝试表明的是，自由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威胁——人口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学的威胁。我们的疾病是由多个因素的合力造成的，只有通过相互配合的复合药方才能治愈。在处理任何复杂的关乎人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而不只是单独一个因素，少一个都不行。自由受到了威胁，迫切需要倡导自由的教育，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譬如说，倡导自由的社会组织、倡导自由的生育控制、倡导自由的立法。让我们从最后这几个因素开始吧。
从大宪章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英国的立法者一直关心保护个体的人身自由。一个因为被怀疑有违法行径而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根据一六七九年普通法的规定，有权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这张保护令由法官签署，要求警长或典狱长在规定的时间里将被关押的犯人带到法庭对案件进行庭审——请注意，带到法庭的不是那个人的诉讼状，也不是他的法律代表，而是他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个被强迫睡在木板床上，闻着监狱的恶臭，吃着令人作呕的监狱食物的人。这关系到自由的基本条件——不允许人身监禁——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并不足够。很有可能一个人虽然不在监狱里，但他并不自由——没有遭受人身监禁，却是精神上的囚犯，被迫按照国家或某个私人利益的代表所希望的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思想保护令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因为没有哪位警长或典狱长能够将一个被非法禁锢的思想带到法庭上，没有哪个思想被前面的章节罗列的手段所禁锢的人会抱怨自己遭到了囚禁。精神强迫症的本质是那些在禁锢下行动的人仍然以为自己在自由行动。思想控制的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对于他来说，监狱的高墙是看不见的，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别人才知道他并不自由。他的奴役完全是客观性的。
不，我要重复一遍，思想保护令这种东西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制订预防性的法律——禁止精神意义上的奴隶贸易，仿照保护身体不受寡廉鲜耻的贩卖劣质食物和危险药品的商贩的危害的法令，立法保护思想不受寡廉鲜耻的商贩有害的宣传内容的毒害。譬如说，我认为可以也应该立法限制民政或军政官员对受他们管辖控制的失去自由的个人进行睡眠教育的权力。我认为，可以也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或电视屏幕上进行潜意识映射。我认为，可以也应该立法限制政治候选人在选战上支出的金额，而且还要限制他们不得进行扰乱整个民主程序的非理性的宣传。
这样的预防性的法律或许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那些现在正在威胁自由的非人格化的力量继续肆虐的话，它们很快就会失效。最完善的宪法和预防性的法律也无力对抗逐渐增强的由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压力。宪法不会被废除，好的法律会继续存在于法典上，但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起到的作用只是掩盖和装饰深刻的非自由的本质。如果人口过多和过度组织没有得到遏止，我们或许将会看到民主国家将会出现促使英国变成民主政体但仍然保留君主政体外在特征的过程的逆转。在人口过度增长和过度组织化的无情冲击下，以及越来越有效的思想操纵手段的影响下，民主国家的本质将会改变，古老典雅的形式——选举、议会、最高法院以及其他——将会保留下来。而内在的本质将是一种新式的非暴力体制。所有传统的名字和神圣的口号将会和旧日的美好时光一般无二。民主和自由将会是每一次广播和每一篇社论的主题——但那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民主和自由。与此同时，寡头统治阶层与他们那些训练有素的士兵、警察、思想制造者和思想控制者会悄悄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操纵局势。
我们如何能够控制现在正威胁我们历经艰难才争取到的自由的那些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呢？在口头上对这些问题作出空泛的回答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思考一下人口过多的问题。迅速增长的人口数量正对自然资源构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显然，我们必须尽快将出生率降到不至于高于死亡率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尽快增加食物的供给，我们必须制订和执行世界性的政策保护我们的水土和森林，我们必须开发出不像镭那么危险而且不会迅速枯竭的实用的替代品作为燃料；此外，在节约地使用我们日渐减少的容易开发的矿物资源的同时，我们必须研究出新的不是太昂贵的方式，从越来越贫瘠的矿石中开采这些矿产——最贫瘠的矿则是海水。但无消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说得轻松做起来难。每年增长的人口应该减少。但该怎么做呢？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方面是饥荒、瘟疫与战争，另一方面是生育控制。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控制——然后立刻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同时涉及生理学、药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神学的难题。“灵丹妙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即使它被发明出来了，该如何将它送至数以亿计的潜在的母亲（或者，如果那是对男性起作用的药丸的话，就是数以亿计的潜在的父亲）的手中，并让他们吃下去以降低生育率呢？在当前，由于现有的社会风俗、文化影响力和心理惰性的影响，该如何劝服那些应该服药但不愿意服药的人改变想法呢？要是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反对呢？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只接受所谓的安全期避孕法——顺便说一下，这个方法已经在那些工业程度落后的最迫切需要降低出生率的社会里被证明几乎根本没有效果。这些关于未来和假想的灵丹妙药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但光靠现有的化学和机械生育控制手段，不要指望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当我们从生育控制的问题转移到增加食物供应和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或许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相当艰巨。首先是教育的问题。那些现在耕种着世界上绝大部分农田的不计其数的农民和庄稼汉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教育并改善耕作呢？当他们接受了教育，他们将如何筹集资金以获得机器、燃料、润滑剂、电力、化肥和改良品种的牲畜和作物呢？没有了这些，最好的农业教育也没有用武之地。同样地，将由谁去教育这些人保护资源的原则和做法呢？如何阻止对食物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的饥肠辘辘的农民去掠夺式开发土地呢？如果他们能被劝阻的话，将由谁为他们的支持付钱，让满目疮痍的地球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和肥沃，如果这种事情仍然可以实现的话？或者思考一下那些正在努力进行工业化的落后社会，如果它们成功了，谁将来阻止他们在拼命追赶发达国家时像过去和现在仍在进行的那样愚昧而肆意地挥霍地球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呢？到了最不得已的时候，那些贫穷的国家能否拥有从贫矿中获取不可代替的矿物所需要的懂科学的劳动力和巨额资金，使得采矿在技术上可行或在经济意义上划算呢？或许所有这些问题总会得出实际的答案，但还要等多久呢？在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的竞争中，时间对我们并不利。到本世纪末，如果我们非常努力地尝试，或许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会是现在的两倍。但届时的人口也会是现在的两倍，数十亿人将会生活在半工业化的国家，并消耗相当于目前的消费量十倍的能量、水、木材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简而言之，粮食状况将和今天一样糟糕，而原材料的状况将会严重恶化。
为过度组织化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并不比为自然资源和人口增加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来得容易。口头上得出空泛的答案非常简单。政治上的定义是，权力伴随着财富而来。但现在生产资料正迅速成为大型商业和大型政府的垄断财产，因此，如果你相信民主，就作出安排，尽可能平均地分配财富吧。
或者谈一谈投票的权利吧。大体上说，它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但实际上，正如最近的历史一再表明的，投票的权利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自由。因此，如果你希望避免通过全民公投走向独裁体制，就要将现代社会的只是在执行职能的集体拆分为能够独立于大型商业与大型政府的官僚体制之外的自愿合作的自治群体。
人口过多和过度组织化造就了现代大都市，在这里，完全意义上的全方位的个人关系的人文生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如果你希望避免个人和整个社会走向精神贫瘠的话，离开大都市，复兴小型的乡村社区，或创造类似于小型乡村社区的组织网络，让大都市变得更有人情味。在这里，个体能够以完整的人格交往合作，而不只是专业职能的化身。
所有这些在今天都是浅显的道理，事实上，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是浅显的道理。从希莱尔·贝洛克[1]到莫提莫尔·阿德勒[2]，从信用合作社的早期倡导者到现代意大利与日本的土地改革者，怀着良好愿望的数代人一直在提倡经济力量的分散化和财富的平均分配。为了分散生产，为了回归小规模的“乡村工业”，许多奇思妙想的计划被提出来。还有杜布鲁尔[3]的精密的衡量一个大型工业组织内的各个部门的自治程度和主动性的计划。还有工团主义者，他们勾勒出由各个工会主持下的生产团体组成联合会的无政府社会的蓝图。在美国，亚瑟·摩根[4]和贝克尔·布朗内尔[5]提出了新型的乡村与小城镇生活的理论与实践。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著作《桃源二村》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作为一位心理学家的观点。《桃源二村》是一本关于自给自足的自治社区的乌托邦小说，那个社区的组织是如此科学合理，没有人会被引向反社会的诱惑，不需要借助强制或不良宣传，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每个人都生活得幸福而富有创造力。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法国，马塞尔·巴布[6]和他的追随者们创建了几个没有等级之分的自治生产社区，它们也是倡导互助和完整的人性生活的社区。与此同时，在伦敦，帕金翰实验[7]表明通过协调广泛利益群体的医疗服务，即使在大都市里也能创造一个真正的社区。
于是，我们看到，过度组织化的弊病已经被清楚地认识到，并提出了各种综合性的解决方法，实验性的治疗已经在各个地方展开，而且总是很成功。但是，虽然有这些教导与可仿效的实践，弊病仍在持续恶化。我们知道任由权力集中在寡头统治阶层的手中是不安全的，但是，事实上，权力正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我们知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是匿名性的，原子化的，并非完整意义的人文生活。但是，大都市变得越来越大，工业都市的生活模式一直没有改变。我们知道，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民主相对于规模可控制的自治群体而言，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事务由大型政府和大型商业的官僚进行管理。在实践中，非常明显，过度组织化的问题几乎就像人口过多的问题一样难以解决。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们都无法依照我们的知识去采取有效的行动。
这时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问题： 我们真的希望依照我们的知识去采取行动吗？大部分人真的认为值得花费精力去制止，如果有可能的话，去扭转当前这股由极权主义控制一切的浪潮吗？美国是其他都市工业国家几年后的先驱榜样，而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的大部分青少年，也就是明天的投票者，对民主制度并没有信念，并不反对审查不受欢迎的思想，并不相信民治民有的政府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如果能够继续生活在已经习以为常的繁荣富足的生活方式下，非常愿意接受由上至下的由各类专家组成的寡头政体的统治。如此多的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衣食无忧的年轻的电视观众对自治政府的理念如此冷漠，对思想自由和提出异议的权力如此不感兴趣，实在是令人感到担忧，但并不是很令人吃惊。我们说“自由就像一只小鸟”，并羡慕这些长翅膀的小动物在三维空间无拘无束地飞翔的能力。但是，唉，我们忘记了渡渡鸟。学会了过上有吃有喝的生活而不需要使用翅膀的鸟很快就会放弃飞翔的权力，永远停留在地面上。人也一样，如果面包每天三餐定期供应，许多人非常愿意就这么光吃面包生活下去——或者光吃面包和看马戏团表演活下去。“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中那位宗教大法官说道，“最后他们将把他们的自由放在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但请让我们吃上饱饭。’”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问故事的讲述者——他的哥哥——那个宗教大法官是不是在说反话时，伊万的回答是：“根本不是！他把这当成了自己和教会的功绩，他们消灭了自由，这么做是为了让人类获得幸福。”是的，让人类获得幸福。大法官坚持道：“因为对于人类或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不靠谱的。”失去了自由是最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当情况变得糟糕而饲料被削减时，困在地上的渡渡鸟会再次鼓噪着要使用翅膀——而当情况好转，饲养渡渡鸟的农民又变得慷慨大方时，它们就会再次放弃使用翅膀。现在对民主不屑一顾的年轻人或许将来长大后会成为民主斗士。“给我电视和汉堡包，但不要拿自由的责任烦我”的呐喊或许在情况改变之后会变成“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这么一场革命真的爆发，一部分原因是即使是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无法左右力量的作用，一部分原因是那些统治者的无能，他们无法有效地运用科学与技术所提供的操纵思想的手段。考虑到他们的知识是那么贫乏而且装备是那么落后，早年的宗教大法官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们的继任者，未来那些知识渊博而且完全符合科学的独裁者们无疑将能做得更好。宗教大法官责备基督号召人类去争取自由，并告诉他：“我们已经纠正了你的工作，并将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基础上。”但奇迹、神秘和权威并不足以保证独裁体制的长治久安。在我的寓言《美丽新世界》里，独裁者们加入了科学，因此能够通过控制胚胎的身心发育、婴儿的反射神经和儿童与成年人的思想去实施他们的权力。他们并没有光是在谈论奇迹和象征性地暗示神秘，他们能够通过使用药物让被统治者直接体验到神秘与奇迹——将信仰转变为令人心醉神迷的知识。以前的独裁者们垮台了，因为他们没办法为被统治者提供足够的面包、足够的消遣和足够的奇迹与神秘。而且他们也没有掌握真正行之有效的思想操纵系统。在以前，自由思考者与革命者经常是最虔诚的正统教育的产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正统教育者所采用的方法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很低效。在奉行科学的独裁者的统治下，教育将会真正起到作用——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男男女女长大之后会热爱他们的奴役，永远不会想到革命。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完全符合科学的独裁体制会被推翻。
与此同时，世界上仍有自由存在。确实，许多年轻人似乎并不珍惜自由。但我们当中有人仍然相信，失去了自由，人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或许现在威胁自由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没办法长久地抵抗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就是尽自己的能力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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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瑟夫·希莱尔·贝洛克（Joseph 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
[2]莫提莫尔·杰罗姆·阿德勒（Mortimer Jerome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3]杜布鲁尔（Dubreuil），情况不详。
[4]亚瑟·厄尼斯特·摩根（Arthur Ernest Morgan，1878—1975），美国工程师、教育家。
[5]贝克尔·布朗内尔（Baker Brownell，1887—1965），美国哲学家。
[6]马塞尔·巴布（Marcel Barbu，1907—1984），法国政治家、改革家。
[7]帕金翰实验（the Peckham Experiment），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〇年间在英国帕金翰进行的针对工人阶级的医疗健康状况实施改善的社会实验，由社会活动家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与妻子伊尼斯·霍普·皮尔斯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