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在前面两章里我讲述了由最出色的煽动家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销售员所践行的或许可以被称为大规模的思想操纵技术。但人的问题不能单靠大规模的方式去解决。霰弹枪有其作用，而皮下注射器也有其作用。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讲述几个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不是操纵群众或公众整体，而是独立的个体。
伊万·巴甫洛夫[1]在他的划时代的条件反射实验过程中观察到，当承受长期的生理压力或精神压力时，实验室的动物会表现出种种神经崩溃的症状。当情况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它们的大脑就会拒绝合作，开始罢工，或者彻底停止运作（有一只狗失去了意识），或消极怠工（有一只狗做出不切实际的举动，如果发生在人身上，我们会称之为歇斯底里的生理症状）。有的动物比别的动物更能承受压力。拥有巴甫洛夫称之为“强兴奋度”的狗要比其他只是比较“活泼”的狗（相对于容易愤怒或激动的狗）更快地崩溃。同样地，“控制力差”的狗会比“平和镇静”的狗更快地达到极限。但即使是最坚强的狗也无法一直忍受下去。如果承受的压力太大或太久的话，它也会像最脆弱的狗一样可怜而彻底地崩溃。
巴甫洛夫的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最令人担忧不安的方式大规模得以证明。无论是一场大灾难的经历还是长期忍受不是那么可怕但频繁重复的恐怖，士兵们都会出现一系列令他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心理与生理症状： 暂时无意识、极度激动、嗜睡、功能性失明或瘫痪等，或者对挑战作出不切实际的回应，终生行为颠三倒四——所有这些巴甫洛夫在他的狗身上观察到的症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身上重演，当时被称为“弹震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被称为“战争神经官能症”。人就像狗一样有自己的忍受极限。大部分人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连续承受压力的极限大约是三十天左右。比较脆弱的人只能承受十五天，而比较坚强的人能够承受四十五天或五十天。无论是坚强的人还是脆弱的人，长期承受压力都会崩溃。所有这一切指的都是一开始神志清醒的人。讽刺的是，能够长期承受现代战争压力的人只有疯子。个体的癫狂避免了集体癫狂的后果。
每个人都有其崩溃临界点这个事实已经被了解，而且一直都被以不符合科学的粗暴的方式加以利用。有时候，人对人做出可怕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是出于对残忍手段本身可怖而又迷人的魅力的热爱。但是，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施虐是以功利主义、神学思想或国家利益为名义进行的。执法人员以肉体折磨和其他的方式施压，为的是让顽固的证人开口作供；神职人员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惩罚异端分子和诱使他们改变思想；秘密警察这么做，是为了让被怀疑会对政府不利的犯人坦白招供。在希特勒统治下，严刑拷打和大规模灭绝被用于对付那些人种意义上的异类——犹太人。对于一个年轻的纳粹分子来说，到集中营执行任务是（用希姆莱[2]的话讲）“了解劣等种族的最好的教育手段”。考虑到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贫民窟形成的强烈的反犹思想，再次动用神圣裁判所用于惩治异端分子和女巫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巴甫洛夫的发现和精神病学家在治疗战争神经官能症方面所得到的知识的指导下，这似乎是可怕而荒诞的不合时宜的错误。大到足以使大脑彻底崩溃的压力可以通过尽管惨无人道却不需要使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施加。
无论早些年发生过什么，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说，今天的独裁国家的警察并没有广泛地使用暴力折磨。他们的灵感不是来自于异端审判法官或盖世太保，而是来自于生理学家和他们那些被系统处理的实验室的动物。对于独裁者和他的警察部队来说，巴甫洛夫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如果狗的神经中枢系统能够被摧毁，那么政治犯的神经中枢系统也可以被摧毁，只需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了。到了折磨的尾声，囚犯会陷入崩溃或歇斯底里的状态，并愿意招供他的逮捕者想要他招供的任何内容。
但光是招供并不足够。一个绝望的精神病人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那些精明强悍的独裁者需要的不是一个将被关入精神病院的病人或一个将被枪毙的死刑犯，而是一个愿意悔过自新并为他的事业奋斗的人。让我们再回到巴甫洛夫，他发现，在到达崩溃临界点的整个过程中，狗变得比平时更加听话。当那只狗达到或接近其大脑承受力的极限时，新的行为模式就能够轻易地建立，而且这些植入动物体内的新的行为模式似乎从此不会消失，在压力下所学习到的东西将会成为它的构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心理压力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制造。在刺激格外强烈时，当刺激与习以为常的回应被过度延长时，当那只狗的大脑因为有悖于已经学会预测的刺激而陷于困惑时，当刺激不符合已经建立的认知模式时，狗就会变得焦躁不安。而且，研究已经发现刻意施加恐惧、愤怒、焦虑会显著提高狗的暗示感受性。如果这些刺激保持足够的强度和足够长的时间的话，大脑就会“罢工”。这时，新的行为模式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以建立。
疲劳是让狗变得听话的生理压力的一种，此外还有伤痛和任何形式的疾病。
对于即将上台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发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譬如说，它们证明了希特勒认为夜间举行民众集会要比在白天举行集会更有效果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他写道：“白天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以最强大的能量抵抗任何迫使其屈服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尝试。但是，到了晚上，他们更容易屈服于一个更强大意志的凌驾一切的力量。”
巴甫洛夫或许会认同他的看法： 疲劳能够让人变得更听话。（这就是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为什么电视节目的商业赞助商喜欢晚间时段，愿意出高价去强化观众的喜好的原因所在。）
疾病甚至要比疲劳更加有效地增强暗示感受性。在以前，病床见证了无数宗教皈依。经过科学训练的未来的独裁者会让治下的所有医院的病房和枕头下都安装喇叭，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而更重要的病人会让政治灵魂拯救者和思想改造者去探访，就像以前牧师、修女和虔诚的善男信女去探访他们的对象一样。
强烈的负面情感会让人变得听话，因此促成心灵的转变这件事早在巴甫洛夫的时代之前就已经被观察到并加以利用了。正如威廉·萨甘特[3]博士在他那本富于启发意义的书《争夺思想的斗争》里所指出的，约翰·卫斯理[4]作为一位布道者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因为他对中央神经系统的本能的理解。他在布道时会先冗长而详细地对各种苦难进行描述，他的听众觉得自己如果不皈依基督的话就会永远受尽折磨。然后，当恐惧与极度痛苦的罪恶感让听众几乎崩溃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听众会真的彻底精神崩溃），他会改变口吻，对那些信奉基督并愿意忏悔的人承诺救赎。通过这种布道方式，卫斯理使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皈依。强烈而持续的恐惧令他们崩溃，使得他们变得非常容易顺从听话。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布道者的神学宣示。接着抚慰的话语令他们重新振作，顺利度过折磨，形成大体上更好的不可磨灭地植根于思想和神经系统中的新的行为模式。
政治与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它们所采用的方式，而不是所传授的信条。这些信条或许是对的，或许是错的，或许是合理的，或许是有害的——但这些并不重要。如果灌输信条是在精神疲劳的适当时机以正确的方式实施，它就能取得成效。在条件理想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劝服信奉任何思想。
我们掌握了关于独裁国家警察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手段的详尽的描述。从他被关押的那一刻起，犯人就得遭受系统性的各种各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他吃不上饱饭，备受骚扰，根本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只能睡上几个小时，一直处于焦虑不安担惊受怕的状态。日复一日——或者应该说夜复一夜，因为这些巴甫洛夫式的警察知道疲劳能够让人变得顺从听话——他会被一连盘问好几个小时，那些问话的人会想尽办法恐吓扰乱他的心神。经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样的折磨，他的大脑开始罢工，无论他的逮捕者想要他招供什么他都会坦白招供。然后，如果他需要被改造而不是被枪毙，他会得到希望的慰藉。如果他愿意接受真实的信仰，他还能得到救赎——当然，不是来生（因为按照官方的思想，并没有来生这回事），而是今世。
巴甫洛夫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是一个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但命运就是这么讽刺，他的研究和理论促成了一支遍布世界各地的狂热的全情投入的心灵和反射神经系统，誓要摧毁旧式自由主义的大军。
如今正在进行的洗脑采用综合手段，其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暴力的系统利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巧妙的心理操纵。它表明《一九八四》的路线正朝《美丽新世界》的路线转变。在一个已经成立了很久而且管制得当的独裁体制下，当前我们正使用的半暴力的操纵手段无疑似乎显得很粗糙。从婴儿时期就接受培育（或许还接受了生物意义上的命运设计），中下阶层的群众将永远不需要改变信仰，甚至不需要对真正的信仰进行再培训。最高阶层的成员必须能够有新的思想去应付新的情况，因此，比起那些职责并不是去思考为什么而只需要默默地乖乖地干活和死掉的人来说，他们的培训不会那么僵化刻板。这些上层阶级的个体仍保持着野性——与完全驯服的动物不同，作为培训者和守卫者，他们自己只经过些许改造，他们的野性或许会让他们变得离经叛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要么会被消灭，要么会被洗脑以接受正统观念，或被放逐到某个孤岛上（就像在《美丽新世界》中一样），在那里他们不会再造成麻烦，只会互相骚扰。但普遍的婴儿培育和其他操纵手段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在通过《美丽新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的统治者只能依赖过渡性和临时性的手段进行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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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古典条件反射实验的先行者。
[2]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党人，希特勒亲信，曾担任党卫军首领、警察总长、内政部长等职务。
[3]威廉·萨甘特（William Sargant，1907—1988），英国精神学家。
[4]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基督教传教人、神学家，卫理公会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