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第一章

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

我只是试着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

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

***

我们待在后方,距离前线九公里。昨天我们刚被换了防,眼下胃里塞满了菜豆和牛肉。饱足,满意。甚至每人还分了一大盒富余,留着晚上吃。此外还发了双份香肠、双份面包——吃得过饱。这种事已很久没有发生:长着番茄脑袋的炊事班长亲自为我们派饭,每个经过他的人都分摊了扎实的一大勺。他拼命分派,不知怎样才能清空他的野战炖锅。加登和米勒搞到几个脸盆,个个装得满到盆边。加登这么干是出于贪食,米勒则积谷防饥。至于加登的饭都吃去了哪里,则完全是个谜,他始终是个瘦麻秆。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人十根雪茄,二十根烟卷,两块嚼烟。这相当可观。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烟卷。这样一来,四十根烟足够我抽一天。

我们本来不该得到这份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并不大方。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去前线换防。那一带相当太平,为此军需官为全连共计一百五十人的返营预备了全额定量的粮食。可谁知最后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朝我们意外猛轰,我们伤亡惨重,回来的,只剩下八十人。

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后,立即四仰八叉,睡了个像样的觉。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会儿觉,战争也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根本没法安生,整整熬了十四天。时间可不算短。

中午时分,我们中才有人从营房爬出来。半小时后,每人都端着饭盆,聚集在肥腻而营养丰盛的炖牛肉汤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饿得最惨的: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为此还当上了下士;——米勒·V,始终随身带着课本,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蓄着络腮胡子,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他深信,妓女们有义务按军队的指令,穿上丝绸衬衣,甚至在接待上尉军衔以上的客人前,还要泡个热水澡;——第四个是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从一个班级出来,走上了战场。

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年龄和我们相仿,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着吃饭时,他看着细长,可吃完饭站起来,却肥得像个怀孕的臭虫。——同龄人海尔·维斯胡斯是挖煤的。他的大手随便就能攥住配给的面包,随后让我们猜他手里拿着什么。——德特林是个农民,心里只惦记着他老婆和他的农庄。——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儿人的头领:顽强,机警,足智多谋。他四十岁,长得灰头土脸,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绝佳的鼻子能嗅出空气中的硝烟、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活计。

战地厨房前,我们站在队伍最前列,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厨房里的那个家伙一直傻站着。

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赶紧抄起你的汤勺吧,海因里希!菜豆都煮熟了,大伙儿看得见。”

海因里希摇着昏昏欲睡的脑袋:“那得等你们都到齐。”

加登龇牙咧嘴:“我们都到齐了。”

下士炊事员还蒙在鼓里:“你们是到齐了!可其他人呢?”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炊事员犹豫起来。

“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捅他的腰:“那你就干脆让我们吃个够。来吧,开饭!”

加登这时灵光一闪,老鼠般的尖脸现出兴奋的神色,眼睛诡异地眯起,下巴抖豁着,凑上前:“伙计,这么说,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份儿,对吗?”下士炊事员六神无主地点点头。加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脑袋又点起了头。

加登的下颌抖着:“烟也是?”

“没错,都是。都准备了一百五十份儿。”

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番茄脑袋这时回过神:“那可没门儿。”

大家活跃起来,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行,你这个红菜头?”卡钦斯基问。

“一百五十人的份儿,八十人怎么消化。”

“我们这就让你开开眼!”米勒叫着。

“饭菜我无所谓。但我只派八十份儿。”番茄脑袋执拗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不是给八十人,而是给整个二连备的伙食。很简单,你只管发放!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他。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久等来的饭菜都是凉的。因为哪怕炮火不猛,他也不敢把锅端到近前,害得我们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的人跑更远的路。一连的布尔克就比他强多了。此人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但紧要关头,他会一直把锅端到最前沿。

我们火气正大,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闹出事端。他问明了争吵的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说着,他瞥了眼锅:“菜豆看着不错。”

番茄脑袋点头:“是用油和肉炖的。”

中尉看着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他一贯十分了解,因为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升了官儿,但刚到连队时,他还不过是个下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给我送来一满盘。饭菜全部分掉。我们可能用得着。”

番茄脑袋傻了眼。加登开始围着他张牙舞爪。

“这对你毫无损失!他这么做,倒像军需处归他。开始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千万别分错了——”

“见鬼去吧你!”番茄脑袋吼道。他气炸了。这件事,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对于整个事态,他也失去了掌控。为了表示他的满不在乎,他主动分给每人半磅人造蜂蜜。

***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甚至邮差也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大家漫步到营房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还夹了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

草地右方,溜边儿盖了座带顶又牢固的巨大公厕。但进去的无非是些不懂随方就圆的新兵。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用四处散落的小箱子就足以解决问题。这些用木板钉制、四面封闭的小箱子是方的:一个干净、舒服而完美的坐便。箱子的一侧还装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

我仍记得当初那种难堪。那时我们还是新兵,不得不造访那座没门的大公厕。二十人并排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一览无余——新兵就得被人时刻监视。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比这种微不足道的难堪更多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已对更多糗事习以为常。

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要不是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又让我们感到新奇——而那些老手儿,早已对其视而不见。

对士兵来说,他和他的胃、他的肠比旁人与之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四分之三的语言来自这一区域。无论表达巨大的喜悦,还是表达深切的愤怒,他们总能在此找到他粗俗浓重的底色。以其他方式,断不能如此贴切,如此精准。假如回到家里,老师和家人听到这种话肯定感到震惊,但在此处,这不过是士兵们的普遍用语。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自从被强制公开后,就重新获得了纯洁的特质。再说,它们本来就明摆着。在我看来,能顺畅地解决,不亚于拿到一手必赢的同花顺。将五花八门的废话冠以“粪坑谣言”,的确不无道理。在部队里,这个地方确实是流言制造地和公共休息室。

此刻,我们舒坦得胜过蹲在铺着白砖的豪华厕所。那种地方只能说干净,而这里,堪称美好。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我们听见前线低沉的轰隆声被近处黄蜂嗡嗡飞过的声音盖过,宛如一阵远方的闷雷。

而我们四周是一片繁茂的草地。青草的嫩枝摇曳着。白蝶翩跹飞舞,在晚夏和煦的风中东游西荡。我们一边读信和报纸,一边抽烟。脱下的军帽,放在身边。风戏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戏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箱子放在明艳火红的虞美人中。

我们将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打完一轮“零反转”,再来一局“拿破仑”。这样坐着,真可以坐到地老天荒。

营房的方向传来手风琴声。我们不时放下手中的牌,注视彼此。一个会说:“孩子们哪,孩子们——”或说:“那回我们差点死了——”随后我们陷入沉默。无须多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胸中同样强烈的压抑之情。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你们谁见着克默里西了?”克罗普问。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认为他大腿上中的弹,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康托列克要我替他向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扔了烟头,说道:“我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

康托列克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小个子。他长得尖嘴猴腮,身材很像人称“克罗斯特堡之魔”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说来奇怪,这世上的不幸,总由小个子制造。比起那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更果决,更好斗。我一向提防落到那些由小个子做连长的连队。那些人往往是该死的暴君。

康托列克曾一次次在体操课上发表冗长的演说,直至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记忆犹新,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如何瞪视我们,他如何用令人动容的声音问我们:“你们都会去参军吗,同学们?”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装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随时取用,按时兜售。但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

尽管我们中一个和蔼的胖子,约瑟夫·贝姆,对参军犹豫不决。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或许有更多人跟他想法一致,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脱口说出“懦夫”这样的词。大家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最明智的,反倒是些贫穷朴素的人,正当那些日子过得更好、本该更早清楚战争后果的人为战争欢呼时,他们视战争为不幸。

卡钦斯基声称,这都是因为教育让人变蠢。他说这话,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说来令人吃惊,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员。一次冲锋中,他双眼中弹。我们认定他死了,把他留在了战场。说实在的,就算我们想带他回来,也根本无法办到,当时我们也是落荒而逃。下午时分,我们突然听见了他的呼喊,看见他在外围四处摸爬。原来他之前只是昏迷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又疼得要命,无法找到掩体,还没等我们去救他,他就被打死了。

人们自然不会因此怪罪康托列克——假如这也叫罪过,那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坚信,他们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着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

我们出发去看克默里西前,收拾了他在回家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熙熙攘攘的野战医院里弥漫着石炭酸、脓味儿和汗味儿。尽管有些气味我们已在兵营中熟悉,但在这里,还是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打听到了克默里西的位置。他躺在大病房里。看见我们后,他神情虚弱地跟我们打招呼:有高兴,也有无助的激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表。

米勒摇着头:“我跟你说过,这么好的表,就不该带来。”

米勒有些笨拙,有些固执,要不然他就不该吭声。谁都看得出,克默里西走不出这间大病房了。他是否能找回他的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能找到,也顶多寄回他家里。

“你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西耷拉着头:“还行——只是,我的脚实在太疼了。”

我们望向他的被子。他的腿上放了个铁丝篓,被子被撑成拱形。我踢了下米勒的脚踝,否则他差点把卫生员在外面讲给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西:他已经没有脚了。他的腿被截去了。

他看上去真糟。蜡黄,苍白。脸上已经有了几条我们熟悉的陌异线条。这种线条我们已见过百次。确切地说,那不是线条,而是征兆。皮肤下的生命已不再律动。它已出走,到了身体的边缘,而死神正在体内持续地工作,甚至控制了他的双眼。这里躺着不久前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的伙伴克默里西——仍是他,却不再是他了。他的样子变得混淆、模糊,就像一张冲洗了两遍的底片,甚至他的声音也喑哑如灰了。

我想起当年出发时的情形。他母亲是个善良的胖女人,陪他到了火车站。她不停地哭,脸哭得又肿又胀。克默里西有些难为情,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不冷静,简直哭成了一团泥、一摊水。之后她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到了外面多照看弗兰茨。他确实有一张孩子气的脸,骨骼柔软,只背了四周军囊就成了扁平足。但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照看另一个人!

“你这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要是等到休假,你起码还得熬上三四个月。”

克默里西点点头。我不忍看他蜡一般的手,指甲里还残留着战壕中的泥巴,蓝里透黑,就像中了毒。我忽然想象着,这些指甲将继续生长,长得很长,当克默里西早已停止呼吸,它们仍像幽灵般在地下生长。我看到一幅画面:它们卷曲得像开软木塞的螺丝锥,不停地长啊长——还有他的头发,从崩裂的脑壳中长出来,像青草破土而出——正如青草。但这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西指了指:“放在床底下吧。”

米勒照办。克默里西又提起了那块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才能不叫他起疑心!

米勒直起腰,拎出一双军靴。一双漂亮的英国军靴。柔软的黄色皮革,靴帮高到膝盖,鞋带自下而上系着。一件叫人稀罕的东西。米勒一眼就看上了。他拿起靴底比了比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靴,问道:“你要带着这双靴子吗,弗兰茨?”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即使他恢复健康,也只能穿一只靴子。这双鞋对他没什么用了。可照眼下的情形,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肯定马上把它拿走。

米勒又问:“你不想把它留在这儿吧?”

克默里西表示不想。这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建议道,“前线用得着它。”

可克默里西仍不动摇。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这才迟疑着又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之后告辞:“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早再来看他。米勒也这样说。他还惦记着那双系带皮靴,要过来亲自守着。

克默里西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住一名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西打一针。

他拒绝了:“要是人人都能打上吗啡,那我们还不得有几大桶——”

“你们就知道伺候那些军官。”克罗普愤恨地说。

我赶紧解围,递给卫生员一根烟。他接过去。随后我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他打一针?”

他像受了侮辱似的:“你们怎么还问,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又把几根烟塞到他手里:“帮我们个忙吧——”

“那么,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他不相信这个人,要亲眼看着他给克默里西打上吗啡。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它可是太适合我了。我这双蠢鞋磨脚,磨得我脚上一个水疱连着一个水疱。你觉得,他能挺到明早值班的来吗?要是他半夜挂了,我们不是眼看着那双靴子——”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肯定地说。

我们朝营房走去。一想到明天要给克默里西的母亲写信,我就感到浑身冰冷。我想喝酒。米勒拔起几根草,塞进嘴里嚼着。小个子克罗普突然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结巴着说:“臭狗屎,他妈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走了很久。克罗普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刚才崩溃了。谁都有过这种时候。米勒问他:“康托列克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什么了?”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人都愤怒地笑了。克罗普一路骂骂咧咧。他很高兴,他还能开口说话——

是啊,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这么认为!钢铁青年。青年!我们还不满二十岁。但年轻?青年?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