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第十一章

我们不再一周周数着日子了。我来时还是冬天。炮弹爆炸时,冰冻的土块和弹片几乎同样危险,现在草木已新绿。我们的生活在前线和营房间交替着,我们几乎习惯了。战争不过是种死因,就像癌症和肺结核、流感和痢疾,只是死得更频繁,更多样,更残忍。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被日月的更迭揉捏。休息时,它还算好,上了战场,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遍布着满是弹坑的荒野。

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只我们——早年的东西已没有价值,我们也真的不再熟悉。修养和教育塑造的差异几乎消失,无从辨识。它有时对充分利用某种情境是优势——但它的劣势是,它总是唤醒我们必须克服的拘谨节制。就好比我们从前是各国的硬币,有人把它们熔化,压上同样的印模,要想区分,必须仔细检验其中的材质。我们是士兵,只有日后,才可能以特殊而羞耻的方式成为一个个人。

这是种伟大的兄弟情谊。它以奇特的方式,糅杂着民歌中的友谊、囚犯们的团结情感、死囚们绝望的相依相伴。它发着微光,照亮身处险境的生活,祛除死亡的剧烈与苍凉,以毫无感伤的方式仓促消耗着赢得的时间。评判它的价值?它是英勇的、平凡的——可谁要这种评判?

它包含在:假如收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加登会狼吞虎咽地舀着吃光那碗肥肉豌豆汤,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后他是否还活着。我们会讨论很久,他这样做是否正确。卡特认为他的行为不宜采纳,因为他说,必须考虑到腹部中弹,塞满的肚子比空着的更危险。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问题,要紧问题。它们不会改变。在死亡的边缘,生活画了条残忍而粗暴的线,圈定了最必要的事件,其他一切都在迟钝的酣眠中——这是我们的蒙昧,我们的救赎。做个懂得区分的人?那我们早就疯了,逃跑了,阵亡了。就像去征服一座高耸的冰山——每种生命的表达都只为继续生存服务,都要不可避免地做出调整。其他一切都因它只会不必要地耗尽精力而必须被驱逐。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寂静时,过去岁月的神秘反光,像面黯淡的镜子,在我之外,映出我存在的轮廓。我常坐在自己对面,像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感到震惊,那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竟以这般样貌做出了适应。其余的全部表现都处于冬眠之中。生命仅仅是持续的窥伺,以应对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好把一种叫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把麻木不仁安插在我们身上,好叫那在我们清醒时、能有意识地思想时袭击我们的恐怖,不致粉碎我们——在我们中唤醒战友情谊,好叫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授予我们野蛮人的冷漠,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嗅出积极因素,并作为储备保存起来,应对虚无的来袭。就这样,我们极度肤浅地过着封闭的艰苦生活。有时,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但随后,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

这是些最危险的时刻。它向我们指明,适应不过是种造作。那根本不是安宁,而是剧烈地绷紧着,为求得安宁。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中美洲丛林里的野人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们始终如此,本来如此。他们通过精神力量的强度,获得巨大的发展。而我们恰好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发展,而是致力于倒退。他们是松弛的,自然的;而我们的,是极度紧张和造作。

夜晚,我们从梦中醒来,屈从着被幻觉中潮涌般的一张张面孔打败。我们恐惧地意识到,我们的支柱和将我们与黑暗分隔的界限如此脆弱——我们是小小的火苗。几堵单薄的墙,勉强保护我们免受死亡和疯狂的风暴。我们不安地颤抖着,有时几乎熄灭。随后,战争的咆哮衰减为一个环,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蜷缩在里面,大睁着眼睛凝视黑夜。战友们熟睡的呼吸声是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天明。

***

每一天,每小时,每颗榴弹,每个死人,都磨损着我们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则迅速损耗它。我看见它已逐渐在我周围坍塌。

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

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他的不幸是,他在一座花园里看见了一棵樱桃树。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意外地看见晨曦中一棵樱桃树挺立在新宿营地附近,一条公路的转弯处。它没有叶子,而是一簇无与伦比的白色花团。

晚上,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拿着几枝樱桃花回来。我们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相亲。他没回答,而是把花枝放在了他的床上。半夜,我听见他发出一阵窸窣声,似乎在收拾东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他身边。他装作若无其事。我说:“别干蠢事,德特林。”

“啊,哪里,我只是睡不着觉——”

“那你为什么折樱桃树枝?”

“我怎么就不能折樱桃树枝?”他执拗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家里有个大果园。果园里有很多樱桃树。开花时,从干草棚望去,就像一张大床单,特别白。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或许马上就有假期了。你是经营农业的,说不定还能被遣返回家。”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农民激动起来往往表情独特。一半像牛,一半像仰望神;一半愚痴,一半像在憧憬。为了岔开他的思绪,我问他要了块面包。他爽快地递给我。这有些可疑,因为他通常很小气,所以我始终没睡。不会有事,明天一早,他就会一如往常了。

他可能察觉到我在观察他。尽管如此,第三天早上,他还是走了。我看见他,什么也没说,想给他时间。说不定他能过去。已经有形形色色的人成功地到了荷兰。

可集合时还是被发现了。一周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些令人唾弃的军警逮捕了。他去了逃往德国的方向——当然毫无希望——同样,他开始的种种行为都很愚蠢。人人知道,他的逃跑不过是因为想家,只是一时糊涂。可战线后方一百多公里的军事法庭上,那些法官又会怎么想?——我们再没见过德特林。

***

有时,危险的压抑之情也以其他方式爆发——就像来自高温的蒸汽锅炉。这里再说说贝格尔的结局。

我们的战壕早已被炸毁,剩下的一条灵活的战线,根本无法再组织阵地战。进攻和反进攻来来回回时,唯有一条破碎的阵线和弹坑与弹坑之间的殊死搏斗。前方的防线被突破,一队队人四处建立阵地,从弹坑中射击。

我们待在一个弹坑里。一侧是英国人。他们占领了侧翼,抄到了我们身后。我们被包围了,要投降很难。因为头顶弥漫着浓雾和硝烟,没人看得见我们投降,也或许我们根本不愿投降。这种时刻,没人说得清楚。我们听见手榴弹的爆炸正在靠近。我们的机枪向前方扫射出一个半弧。冷却水蒸发了。我们迅速传递着箱子,挨个往箱里撒尿,以便有了水,能继续射击。但我们身后,枪声和爆炸声已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肯定完蛋了。

这时,又一挺机枪突然开始扫射。它就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是贝格尔弄来的。我们身后已经开始反攻。我们得救了,也和后面取得了联系。

随后,我们待在一个相当不错的隐蔽点。取饭的人说,离我们几百步的地方,躺着一条受伤的侦察犬。

“在哪儿?”贝格尔问。

那个人向他描述了一番。贝格尔拔腿就走,要去杀死那条狗,或把它弄回来。半年前他还非常理智,根本不过问这类事情。我们试图阻止,可当他执意要去时,我们只能说一句“疯了”,随他走。如果不能立即把他摔倒在地,牢牢按住,这种“前线躁狂”发作起来很可怕。而贝格尔身高一米八,是我们连队最有劲儿的人。

他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墙——那道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头顶窥视的闪电击中了他。另外一些人往往先是狂怒,接着奔跑。还有个人用双手、双脚和嘴不停地挖土,试着钻进土里。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是伪装。但伪装也是一种征兆。要去解决那条狗的贝格尔,骨盆中弹,被抬了回来。抬他的人里,还有个人在路上腿肚子中了一枪。

***

米勒死了。一颗照明弹近距离射进了他的胃部。他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他死前交给我他的皮夹,遗赠了那双皮靴——当年他继承的克默里西的皮靴。我穿上它正合适。我死后会交给加登。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虽然掩埋了米勒,但在那里,他不会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在撤退。那边有太多英国和美国的生力团,太多腌牛肉罐头和白面粉,太多新大炮,太多飞机。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我们的炮兵连停止了炮轰——炮弹太少——炮管磨损严重。由于打不准,炮弹时不时冲我们过来。我们马匹太少。生力部队竟是贫血的,需要康复的男孩儿。他们不会背包,只会送死。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知道往前冲,挨枪子儿。有一回他们刚下火车,不懂掩蔽,被敌方一个开玩笑的飞行员全部干掉了。两个连。

“德国人马上就死光了。”卡特说。

我们对“一切终将结束”不抱希望。我们根本不想那么远。一枪过来,会结束生命。要是受伤,下一站就是野战医院。就算不截肢,也早晚落到一个扣眼儿里别着战功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说:“怎么?一条腿短了?您要是勇敢,在前线就不用跑。这个人是k.v. [14]。解散!”

卡特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从孚日到弗兰德的整个前线——关于军医。有个军医拿着体格检查表点名。有人出列时,他看也不看就说:“k.v.,前线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他还说k.v.。——“就在这时,”卡特提高了嗓门,“那个男的对他说:我已经装了条木腿。要是上前线,脑袋再挨上一枪,让他们给我装个木头脑袋,我就能当军医了。”我们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当然有好医生,而且很多。但一个士兵在上百次体格检查中,总会有那么一次落在这种专门抓英雄的医生手中。他们忙着尽可能多地把a.v. [15]和g.v. [16]改成k.v.。

这类故事不少。大多数都更为辛辣。但尽管如此,它们和造反、发牢骚毫不相干。它们是真实的,只不过一五一十被说出来而已。部队里有许多欺诈、不公和令人生气的事。难道这还不算多:尽管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还是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投入战斗;在不断后退不断崩溃的前线,一次接着一次地进攻?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我们无法看见朝我们密集猛烈发射的火炮。进攻线上的敌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而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运转。它们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进弹坑,又爬出去,所向披靡。一支咆哮的舰队。一辆喷着烟的装甲车。坚不可摧,碾碎死人和伤者的钢铁猛兽——在它面前,我们蜷缩在薄薄的皮肤里。面对它的巨力,我们的胳膊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成了一根根火柴。

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我们向他们射击,可他们还是越逼越近。情况不好。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待在洞里。他见我们因为炮火太猛,只能多考虑掩蔽,没有击中敌人,就拿出一支步枪,爬出洞,卧倒,胳膊撑住瞄准。他放了一枪: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暗处朝他射击,他中弹了。但他仍旧卧倒,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目标,“砰”地发出一枪。之后,贝尔廷克扔下步枪,说了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走在后面的受了伤,倒下去,管子从另一个人手里脱落,火焰妄自向四面八方喷射着,两人都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枪。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削掉了他的下巴,而这颗力量十足的子弹,随后又炸烂了莱尔的屁股。莱尔呻吟着,撑着双臂,血疾速地奔涌出来。谁也帮不了他。几分钟后,他像根漏瘪的管子,无力地瘫倒了。他在学校里数学最好,可又有什么用呢?

***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最血腥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像披金戴蓝的天使,站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战败了,但谁也不谈论它。我们后退。一次巨大的进攻战役后,我们再也无法进攻。我们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征战依旧继续——死亡依旧继续——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再没有什么比出发去前线,需要更多的默默忍受。停战与和平的传闻浮出水面,混乱而令人兴奋。它搅乱我们的心,让出发变得异常艰难!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没像炮火袭击的时候那般苦涩而恐怖。惨白的脸趴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住唯一的念头:不!不!别在现在!别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1918年夏天——希望的风吹过烧焦的田野。焦躁和失望的狂热冲动,对死亡最痛苦的毛骨悚然,难解的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流传着结束的传言?

***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我们度过了几星期的雨天——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淤泥,灰色的死亡。我们一出去,雨水就打湿我们的外套和上衣——在前线的日子皆是如此。我们始终是湿的。为了让泥水慢些涌进鞋里,穿靴子的在靴子上裹住沙袋。步枪生锈了。军装粘在身上。一切都在流动和溶解。泥泞、潮湿而油腻的大地上,是一个漂着血色漩涡的黄色池塘。死者、伤员和尚且活着的人,都慢慢深陷进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集的子弹从一片混沌的灰黄中撕开受伤者凄厉的孩子般的叫喊。到了夜晚,破碎的生命吃力地呻吟着归于沉寂。

我们满手沾土,浑身泥浆。我们的眼睛是蓄水池。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

酷热如同潮湿的海蜇,闷吞吞地跌进了我们的坑穴。然而就在这夏末的一天,取饭的路上,卡特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人。我包扎了他的伤口,胫骨看样子被打碎了,是骨头中弹。卡特绝望地呻吟着:“现在这个时候——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安慰他:“谁知道厄运还会持续多久!你这下得救了——”

伤口开始急剧流血。我想试着去找副担架,又不能扔下卡特一个人。而我根本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特并不沉。我背起他,往回走,去急救所。

我们歇了两次。路上的颠簸中,他疼得厉害。我们没怎么说话。我解开衣领,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因负重而肿胀着脸。这一带很危险,我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能走了吗,卡特?”

“必须走,保罗。”

“那走吧。”

我扶起他。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腿站着,紧紧倚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地抓住他那条伤腿。他猛地一抽。我又把那条好腿的膝盖夹在腋下。

路越来越难走。时而呼啸着飞来一颗榴弹。我尽量快走,因为卡特的伤口滴着血,滴了满地。炮弹袭来时,我们只能做些简单防御,因为不等我们找到掩蔽,炮弹就过去了。为了等待这波轰炸结束,我们进了一个小弹坑。我倒出军用水壶里的茶,递给卡特。我们抽了一根烟。“卡特,”我沮丧地说,“这下我们真要分开了。”

他没吱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特,我们是怎么征用那只鹅的?还有,你是怎么把我从困境中拉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新兵,第一次受伤。当时我还哭了。卡特,到现在都快三年了。”

他点头。

对孤独的恐惧涌上心头。卡特被转移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特,要是你回来之前,真的和平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见面。”

“你觉得,我这把骨头还会被列入k.v.吗?”他苦涩地问。

“你好好治疗,关节还正常,说不定可以复原。”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卡特。”——我很难过。这不行,卡特——卡特,我的朋友,耷拉着肩膀,胡子稀疏而柔软的卡特,卡特,我认识的和其他任何人认识的都不一样的卡特,卡特,同甘共苦的卡特——这不行,要是以后万一再也见不到卡特。

“把你家地址给我,卡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我写给你。”

我把字条塞在上衣口袋里。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但我已经感觉孤零零了。要不然我干脆给自己脚上一枪,好和他待在一起?

突然,卡特发出呼噜声,脸色青绿。“咱们接着走吧。”他结巴着说。

我跳起来,激动地,我要帮他。我背起他跑了起来,长足稳跑,别让他的腿晃得太厉害。

我喉咙发干,红色和黑色在我眼前飞舞着。我咬紧牙,毫不松懈地跌跌撞撞往前跑。终于到了医疗站。

我腿一软,摔倒了,但我仍有足够的力气,倒在卡特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直起身。我的双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费力找到了我的水壶,喝了口水。我的嘴唇也颤抖着,但是我笑了——卡特得救了。

一会儿工夫,我已经能分辨出传入耳中的各种嘈杂声。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一个卫生兵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死了。”他指着卡特。

我不明白。“他胫骨受了枪伤。”我说。

卫生兵停住脚步:“都一样。”

我转过身。我的眼睛仍很模糊,头上又冒出新汗,流到眼皮上。我抹了一把,望向卡特。

他静静地躺着。“他晕过去了。”我着急地说。

卫生兵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我比你清楚。他死了。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摇着头:“绝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话呢。他肯定晕过去了。”

卡特的双手是暖的。我抓着他的肩膀,想用茶水帮他擦擦。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我从他脑后抽出一只手,满是鲜血。卫生兵又从牙缝中吹了声口哨:“你瞧——”

卡特,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在路上头部中了弹,一个小洞。肯定是一小片横飞的榴弹碎片,但足够了。卡特死了。

我慢慢站起身。

“你要不要拿走他的军人证和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他递给我。

卫生兵感到奇怪:“你们是亲戚?”

不,我们不是亲戚。不,我们不是亲戚。

我要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双眼,让它旋转,我也跟着旋转,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一如往常。只是战时后备军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死了。

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4]krieg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符合服兵役的、入伍合格的。

[15]Arbeit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可用于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

[16]Garnision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能在卫戍部队服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