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街上的喧闹声，在音乐声中醒来。］
每天清早，我脸对着墙，还没转过身去看一眼窗帘顶上那条阳光的颜色深浅，就已经知道当天的天气如何了。街上初起的喧闹，有时越过潮湿凝重的空气传来，变得喑哑而岔了声，有时又如响箭在寥廓、料峭、澄净的清晨掠过空旷的林场，显得激越而嘹亮；正是这些声音，给我带来了天气的讯息。第一辆电车驶过，我就听得出车轮的隆隆声是滞涩在淅沥的细雨中了，还是行将驰向湛蓝的晴空。但也许还在我听到这些声音之前，已经有一种更敏捷、更强烈的，不断弥漫开来的东西，悄悄地从我的睡梦中掠过，或是给蒙眬的睡意罩上一层忧郁的色彩，预兆冬雪的即将来临，或是让某个时隐时现的小精灵一首接一首唱起礼赞太阳光辉的颂歌，直到我开始在睡梦中绽出笑脸，闭紧眼睑准备承受耀眼的光亮，终于在一片热闹的音乐声中醒来。说起来，我在这段时期里简直是足不出户，只在这间卧室里感受着外界的生活。我知道布洛克曾经说过，他在傍晚来看我时，总听见有说话的声音；既然我母亲远在贡布雷，而他在我房间里又从没发现有旁人，所以他认定我是在自言自语。过了好久，等他知道阿尔贝蒂娜当时跟我住在一起，而且我把她藏起来，不让她见任何人以后，他就声称他总算明白了，我在那段时间里为什么从来不肯出门。
［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感到厌倦。我就像贡布雷眼镜商橱窗里的气压计小矮人儿。］
她跟那些女友们的分手，使我的心得以免受新的痛苦，让它能在一种假寐中得到休憩，来愈合它的创伤。然而，她带给我的这种宁静，却并不是欢乐，而只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抚慰。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从这宁静中重尝我曾因过于强烈的悲痛而与之绝缘的许多欢乐，但那决非阿尔贝蒂娜给我带来的，而且，我不再觉得她有什么漂亮可言，我对她已经感到厌烦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并不爱她；那些欢乐，恰恰是阿尔贝蒂娜不在我身边时我才尝到的。所以，一早醒来，尤其是在天好的日子，我并不马上让人去把她叫来。我觉得前面说起过的那个在身体里面唱歌的小精灵，比她更让我高兴，我就先那么待着，再躺上一会儿，听它独个儿对我唱那礼赞太阳的颂歌。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一些小精灵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并不就是那些最外露的。在我，等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病魔击倒以后，大概还会剩下两三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精灵，其中少不了有那么个哲学家，他只有在两件艺术品，在两种感觉之间找出共同之处以后，才会感到快乐。不过，这最后的一位，我有时暗自在想，不知是否很像贡布雷的眼镜商放在橱窗里预报天气的那个小矮人儿，每逢晴天他就掀开风帽，碰上雨天就又戴上。这个小矮人儿，我是领教过他的自私的：天快下雨时我总会闷得透不过气来，这阵发作要等雨下来了才会缓解，而这个小矮人儿根本不管这些，当我渴盼已久的雨点终于落下来的时候，他就收起了那副快活的模样，怒气冲冲地把帽兜砰地盖上。反过来说，我相信在我弥留之际，当我身上所有其他的那些“我”都已经结束生命，我也只存最后一息的那会儿，倘若有一缕阳光从天际洒下，这个气压计小人儿也准会怡然自得地掀开风帽欢唱：“哦！终于放晴喽。”
［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想象阿尔贝蒂娜卖弄风情的话语和样子。］
爱情，也许无非就是一阵激动过后，那些搅得你的心翻腾颠动的旋流的余波而已。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对我说起凡特伊小姐的那会儿，的确有过这样的旋流搅得我的心上下翻腾过，可是它们现在平息了。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为此刻在我心中，当我在巴尔贝克的火车上了解到阿尔贝蒂娜的少女时代，知道她或许还是蒙舒凡的常客时我所感到的那种痛楚，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我已经翻来覆去地想够了，痛楚已经平复了。但是，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的某些样子，不时还会让我揣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那尚且如此短暂的人生历程上，她一定接受过许许多多恭维和求爱的表示，而且是满心欢喜地，也就是说是以一种狎昵风骚的姿态去接受的。因而她对什么事都爱说：“是吗？真的吗？”当然，要是她就像奥黛特那样地说什么：“瞧他吹的，是真的吗？”我是不会多生这份心的，因为这种话本身就够可笑的，让人听了只会觉得这个女人头脑简单，有点傻气。可是阿尔贝蒂娜说“是吗？”的那种探询的神气，一方面给人一种很奇怪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位自己没法作出判断的女同胞在求助于你的证实，而她则像是不具备与你同等的能力似的，（人家对她说：“咱们出来一个钟头了”或者“下雨了”，她也问：“是吗？”）另一方面，遗憾的是这种无法对外界现象作出判断的能力上的缺陷，又不可能是她说“是吗？真的吗？”的真正原因。看来倒不如说，从她长成妙龄少女之日起，这些话就是用来应付诸如“您知道，我从没见过像您这样漂亮的人儿”，“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爱您都爱得要发疯了”之类的话的。这些“是吗？真的吗？”就是在卖弄风情地应承的同时，故作端庄地给那些话一个回答，而自从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以后，它们对她只剩一个用处，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回答一句无须回答的话，比如说：“您睡了一个多钟头了。”“是吗？”
［我去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替阿尔贝蒂娜征询衣着打扮的意见。］
阿尔贝蒂娜常常向我打听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情况，而且怂恿我上公爵夫人那儿去征询有关她的衣着打扮的意见。这些事其实我可以去向斯万夫人讨教，出于这一目的我也确实给她去过一封信，不过我觉得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穿着艺术上似乎更胜一筹。如果我在拿准她没出门，而且关照好等阿尔贝蒂娜一回家就通知我以后，我下楼去瞧见公爵夫人穿着一袭薄雾也似的灰色中国绉纱长裙，一派飘飘欲仙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她之所以像这样子出现在我眼前，是出于一些很复杂的原因，而且是应该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我听凭自己浸润在这种恬适的氛围里，有如置身于某些雾气濛濛、笼罩在珠灰色调中的宁谧的下午；如果反过来，她穿的是一件缀满朵朵黄的、红的火苗的中国睡袍，那我就会出神地望着它，犹如望着一轮耀眼的落日；这些衣着，并非一种无所谓的、可以随便更换的装饰，而是一种确定的、带有诗意的现实，如同一天的天气，如同这一天中某个时刻特定的光线。
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所有这些长裙和睡袍中间，最能反映一种明确倾向、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的，要算是福迪尼仿照威尼斯古图案制作的那些长裙。也不知是由于它们的这种历史渊源，还是由于它们中间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缘故；这些长裙被赋予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使穿着这些长裙等你前去或是跟你接谈的这个女人，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起来，仿佛这装束是长时期深思熟虑的成果，仿佛这谈话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说中的场景似的。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见过其中的女主角在接待某位来客的日子特意穿上这件或那件装束。如今的服饰已经不像这般的具有个性了，但福迪尼的长裙算得上是个例外。写小说的人在描写这些长裙时，不会有任何含糊之处，因为这些长裙是确实存在的，它上面的最细微的图案，也像一件艺术品的真迹那样可以让你细细端详。面对两件决非大致上差不多，而是每件都有鲜明个性，甚至可以分别给它们取个名儿的长裙，究竟是穿这件，还是穿那件，这位夫人的确是得作一番选择的。
［公爵夫人的乡音。］
但凡古老的贵族世家，单有那点本乡本土的生命力是不够的，家族中还必须降生一位聪明恰到好处的成员，才能不至于鄙薄这种生命力，不至于让它湮没在世俗的粉饰下面。德·盖尔芒特夫人，可惜才情太高，巴黎味儿也太足，当我认识她时，她除了口音以外已经没有半点儿外省气了，但她至少在描述自己当年轻姑娘那会儿的生活时，找到了一种（在似乎过于俚俗的外省人的声腔和矫揉造作的文绉绉的谈吐之间）折衷的谈话方式，这种风格的语言，正是使乔治·桑的《小法岱特》以及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讲述的某些传说显得那么可爱的语言。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听德·盖尔芒特夫人讲那些有农民和她一起出场的故事。古老的名字，悠远的习俗，使这些城堡映衬下的村落别有一种诱人的情趣。
［夏尔吕想促成絮比安的侄女和莫雷尔的婚事，把自己想成这对未来的年轻夫妇的导师和保护神。］
德·夏尔吕先生喜欢两个年轻人的这桩婚事，其中还有个原因是这样一来絮比安的侄女就成了莫雷尔本人，因而同时也是男爵对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所具有的了解，在某种意义上的延伸。要说“欺骗”（就夫妻关系的意义而言）提琴师未来的妻子，德·夏尔吕先生从没往这上面想过，所以也不曾感到过良心的不安。可是，有了一对“年轻夫妇”要指导，感觉到自己成了莫雷尔的老婆（她将对男爵视若神明，从而证明亲爱的莫雷尔对她灌输过这种想法，她身上也因而会含有某些莫雷尔的东西）尊崇敬畏的、无所不能的保护神，却使德·夏尔吕先生的统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从他的“小东西”莫雷尔身上派生出了另一个存在，一个配偶，这就是说又有另外一个新鲜好玩的小东西可以让他来宠爱了。这种统治，现在甚至可能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了。因为在莫雷尔只是一个人，或者说赤条条无所牵挂的那会儿，他还会在拿得准事情不至于没法收场的情况下顶撞顶撞男爵，但一旦结了婚，有了个家，有了房子，有了小两口的打算，他就不会再敢那么行事，德·夏尔吕先生就可以更方便、更牢靠地把他捏在手里。所有这些，再加上必要时，也就是说当他在哪个晚上觉得无聊时，还可以去撩拨那两口子吵上一架（男爵对干仗吵架是百看不厌的），都让德·夏尔吕先生感到美滋滋的。但比起想到小两口对他的依赖所感觉的得意来，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德·夏尔吕对莫雷尔的宠爱，每当他转到下面这个念头时，就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新意：“不光他属于我，他老婆也是属于我的；他俩的一举一动都得考虑到别让我生气，而我再怎么使性子耍脾气，他俩还是会百依百顺，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我几乎已经忘怀但对我又是如此珍贵的事实的（至今我还不曾注意到的）标志，表明对全世界，对每个将要看见我给他俩保护、给他俩房子的人，还有对我自己来说，莫雷尔都是属于我的。”能有这么个在别人眼里也好，在他自己眼里也好都是明明白白的证据，德·夏尔吕先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因为，一个人对他所钟爱的对象的占有，是比对它的钟爱更强烈的一种快乐。通常，那些生怕这种占有为人所知的人，他们之所以那么讳莫如深，无非是害怕会失去那个弥足珍贵的对象罢了。而他们的乐趣，也由于这种三缄其口的审慎而变得逊色不少。
［幽居的阿尔贝蒂娜和海滩上的阿尔贝蒂娜。］
有些晚上，阿尔贝蒂娜不想给我念书，便给我弹点琴或者和我玩几盘跳棋，要不就陪我聊天，无论哪种情形，都会因为我吻她而被打断。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因而也就使我感到非常恬适。正因为她的生活很无聊，她对我要求她做的事便分外热心而且百依百顺。在这个姑娘后面，正如在巴尔贝克从我屋里窗帘下面透进来的红彤彤的光影（其时乐师们吹奏正酣）后面，摇曳着大海蓝莹莹的波光。难道她（她在心里习惯了把我看作非常亲近的人，以致除了她姨妈以外，我也许就是她认为最不必分彼此的人了）不就是我在巴尔贝克初次遇见时那个戴着马球帽，眼睛含着执拗的笑意，倩影映衬在大海的背景上显得那么轻盈的陌生姑娘吗？往日的影像清晰地留存在记忆里，每当我们想起它们时，总会为它们跟我们所认识的人如此不同而感到诧异；我们开始懂得了，日复一日的生活竟能如此奇妙地重塑一个人的形象。阿尔贝蒂娜在巴黎，在我屋里的壁炉边上，会让我看得那么心旌飘摇，是因为海滩上的那群心高气傲、光彩照人的姑娘在我心间激起的欲念还在那儿荡漾，正像拉谢尔在圣卢眼里，即使在他让她离开舞台以后，永远保留着舞台生涯的魅力一样，在远离我带着她匆匆而别的巴尔贝克、幽居在我家中的阿尔贝蒂娜身上，我依然可以看到她在海滨生活的那种既兴奋又激动，与人交往显得慌乱不安的模样，依然可以觉到她那种永无餍足的虚荣心和变动不居的欲念。如今她深居简出，有些个晚上我甚至都不让人去唤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来我屋里，而当初的她，是人人追逐的对象，那回她骑着自行车疾驶而过，我跟在后面赶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也没跟上她，就连开电梯的小伙子也没法帮我追上她，我心想这下子甭指望她能来了，可还是整夜都在等她。她在旅馆门前的那片灼热的海滩上走过，犹如一位大明星在这大自然的舞台上亮个相，甚至不用开口说一句话，就把这大自然的剧场中的常客们弄得神魂颠倒，就让其他的姑娘们显得相形见绌，凡她所到之处，总有妒羡的目光跟在后面；如今这位令人垂涎的明星，叫我给从舞台上弄了下来，关在家里，让那些徒然寻踪芳迹的家伙离得远远的，每天她不是在我的房间里，就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描画镂纸，我有时不免要寻思，这个阿尔贝蒂娜，真就是那个阿尔贝蒂娜吗？
［阿尔贝蒂娜的睡意像风光旖旎的沃土。］
跟我心目中的阿尔贝蒂娜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薄暮时分的大海，有时，那是在皎洁月光下梦幻般地流连在沙滩上的大海。可不是吗，有时候我起身到父亲的书房里去找本书，阿尔贝蒂娜便要我让她趁这会儿躺一下；她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外面游玩，实在是累了，虽说我离开才一会儿工夫，但回屋一看，她已经睡着了，这时我也就不去叫醒她。她从头到脚舒展开来，躺在我的床上，那姿势真是浑然天成，任哪个画家都想象不出来的，我觉得她就像是一株绽着蓓蕾的修长的树苗，让谁给摆在了那儿；事情也确实如此：那种只有她不在时我才会有的幻想的能力，在她身边的这一瞬间，重新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仿佛她在这样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一株植物。这样，她的睡眠在某种程度上使恋爱的可能性得到了实现；独自一人时，我可以想着她，但她不在眼前，我没有占有她；有她在场时，我跟她说着话儿，但真正的自我已所剩无几，失去了思想的能力。而她睡着的时候，我用不着说话，我知道她不再看着我，我也不需要再生活在自我的表层上了。
合上眼睛，意识蒙眬之际，阿尔贝蒂娜一层又一层地蜕去了人类性格的外衣，这些性格，从我跟她认识之时起，便已使我感到失望。她身上只剩下了植物的、树木的无意识生命，这是一种跟我的生命大为不同的陌生的生命，但它却是更实在地属于我的。她的自我，不再像跟我聊天时那样，随时通过隐蔽的思想和眼神散逸出去。她把散逸出去的一切，都召回到了自身里面；她把自己隐藏、封闭、凝聚在肉体之中。当我端详、抚摸这肉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占有了在她醒着时从没得到过的整个儿的她。她的生命已经交付给我，正在向我呼出它轻盈的气息呢。
我倾听着这神秘而轻柔的声音，温馨如海上的和风，缥缈如月光的清辉——那就是她朦胧的睡意。只要这睡意还在持续，我就可以在心里尽情地想她，同时凝视着她，而当这睡意变得愈来愈深沉时，我就抚摸她，吻她。我此时感受到的，是一种纯洁的、超物质的、神秘的爱，一如我面对的是体现大自然的美的那些没有生命的造物。其实，当她睡得更熟一些以后，她就不再只是先前的那棵植物了，我在她睡意的边缘，怀着一种清新的快感陷入了沉想，这种快感我永远也不会厌倦，但愿能无穷无尽地享受下去；她的睡意，对我来说是一片风光旖旎的沃土。她的睡意在我身边留下了一些那么宁静悠远，那么肉感怡人的东西，就像巴尔贝克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那时树枝几乎停止了摇曳，仰卧在沙滩上时时可以听见落潮碎成点点浪花的声音。
我回屋时，先是站在门口，生怕弄出半点响声，屏息静听均匀连绵从嘴唇间呼出的气息，它像海边的落潮，但更安谧，更柔和。聆听着这美妙的声息，我觉得眼前躺着的可爱的女囚，她整个儿人，整个儿生命，都凝聚在这声息中了。街上来往的车辆传来嘈杂的声响，但她的前额依然是这般舒展，这般纯净，她的呼吸依然是这般轻柔，轻柔到了仿佛只存一丝脉息。我看到自己并不会打扰她的睡眠，就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再坐在床上。
我跟阿尔贝蒂娜一起聊天、玩牌，共度过不少美好的夜晚，但从没哪个夜晚，有像我瞧着她睡觉这般温馨可爱的。她在聊天、玩牌时纵有演员模仿不像的洒脱自然的神气，但她在睡梦中这种更为深沉的、更高层次上的洒脱自然的意味，却更令我神往。长长的秀发沿娇艳的脸庞垂下，洒在床上，不时有一绺头发直直地竖在那儿，使人想起埃尔斯蒂尔那些拉斐尔风格的油画，画面深处那些亭亭玉立在朦胧月光下的纤细苍白的小树。虽然阿尔贝蒂娜闭着嘴，但她的眼睑，从我的位置望去，仿佛并没有合拢，我几乎要疑心她是不是真睡着了。不过，下垂的眼睑已经给这张脸定下了一个和谐的基调，即使眼睛没合拢，也不致破坏这种和谐的完美。有些人的脸，只要稍稍把目光一收敛，就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丰美和威仪。
我细细端详躺在我脚跟前的阿尔贝蒂娜。不时，她会突如其来地轻轻动弹一下，就像一阵不期而至的微风拂过林梢，一时间把树叶吹得簌簌颤动起来。她伸手掠了掠头发，然后，由于没能称自己的心意理好头发，又一次伸起手来，动作那么连贯而从容，我心想她这是要醒了。然而没有；她睡意正浓，又安静下来不动了。而且此后她一直没再动弹。她那只手搁在胸前，胳臂孩子气地垂在肋间，瞧着这模样，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这种一本正经的、天真无邪的可爱神气，是我们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常能见到的。
我在一个阿尔贝蒂娜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好几个阿尔贝蒂娜，所以此时仿佛觉得看到其他那些阿尔贝蒂娜也睡在我身旁。这眉毛弯弯的样子，我却似乎从没见过，只见这两条眉毛把半球形的眼睑围在中间，看上去像两只柔软的翠鸟窝。她的脸庞上，留下了种族和返祖性的印记，也留下了行为不检的痕迹。她每回把头移动一下位置，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往往颇使我意想不到的姑娘。我觉着自己占有的不是这么一个，而是许许多多个年轻姑娘。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更深沉了，胸脯很有节奏地起伏着，交叉搁在胸前的双手和那串珍珠项链，也随着这同一节奏以不同的方式律动着，宛如在波涛涌动拍击下晃动着的小船和缆绳。这会儿，我知道她睡意正酣，我不会碰到此刻淹没在酣睡的海水下面的意识的暗礁上，于是放开胆子悄没声儿地爬上床去，挨着她躺下，一手搂住她的腰，吻她的脸和心口，然后又吻遍全身的每个地方，空着的那只手跟那串珍珠一样，随着熟睡的姑娘的呼吸一起一伏；我和着她那均匀的节奏轻轻地晃动：我的小舟颠簸在阿尔贝蒂娜的睡意上。
有时候，我也从中品味到一种不如这么清纯的乐趣。这在我真是举腿之劳，我把一条腿轻轻搁在她的腿上，就像听任一支船桨浮荡在水面上，不时感觉到从它传来轻微的晃动，宛如天际飞过一行恍如入睡的鸟儿，停停歇歇地拍打着翅膀。我选了这个角度来观察她，看到的这张脸是从未有人见过的，美极了。我想有件事还是不难理解的，就是同一个人写给你的信总是大致相仿的，它们勾勒出一个跟你认识的此人大不相同的形象，以致让你看到了此人的第二天性。但是，一个女人居然会——如同罗西达和多迪加107那样——和另一个女人（她的另一种美暗示着另一种个性）如此弥合无间地连结在一起，为了看清其中的这一位，你得从侧面去看，对另一位就得从正面去看，这可有多奇怪啊。阿尔贝蒂娜的呼吸声变得更重了，听上去使人觉得像是快乐达到高潮时气喘吁吁的声响，当我的呼吸也变得愈来愈短促时，我抱她吻她都没有弄醒她。我觉得，在这一时刻我终于更完全地占有了她，一如占有了沉默的大自然中一件无知无觉、任人摆布的东西。我并不在意她有时在睡梦中喊出声来的那些话，因为我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何况，就算那是在喊某个我不认识的人，那又怎么样呢，当她的手时而掠过一阵微颤，下意识地搐动时，不还是按在我的手上和脸颊上吗。我怀着一种超然、恬静的爱，兴味盎然地欣赏着她的睡眠，犹如久久流连在海边倾听汹涌澎湃的波涛声。
［我在不同的时刻醒来，天气也变了。我的懒散依然故我。］
我答应阿尔贝蒂娜，要是不出门一定好好工作。可是第二天，仿佛这屋子趁我睡熟时，奇迹般地飘浮了开去，我一觉醒来，天气变了，时令也不对头了。一个人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登上一片陌生的国土，这时他是不会有心思着手工作的。然而每个新的一天，对我都是一个新的国度。就说我的懒散吧，它一旦换了新的花样，你说叫我怎么还认得出它呢？有些日子，人人都说天气糟透了，逢到这种时候，静静地待在家里，听到屋外淅淅沥沥下个没完的雨声，才能体会航行在海上的那种平静滑行的况味，感受到那种宁谧的乐趣；有时天空响晴，这时候一动不动地待在床上，瞧着光影绕着自己慢慢地转过去，就像瞧着一株大树的影子在转动。也有时候，邻近的修道院刚敲响稀落如同清晨去祈祷的信徒的头遍钟声，半天里纷纷扬扬洒下的雪花，在熏风吹拂下溶化、飘散，而天空依然灰蒙蒙的不见透出亮色，但我已经能够辨认出这一天是会风雨交加，还是变幻不定，抑或是个晴朗的好天气，屋顶被骤雨打湿过后，阵阵和风拂过，缕缕阳光照临，它就又在收干，只听得屋檐滴滴答答地在滴水，仿佛这屋顶是趁风儿重新刮起之前，让自己尽情地承受不时从云层探出脸来的太阳的抚爱，青灰色的石板瓦闪耀着美丽的虹彩；这样的日子，风风雨雨的，一天里充满着天气、氛围的变化，懒人因此倒也自得其乐，不觉得这一天是白过了，因为他正兴味盎然地关注着在他不介入的情形下，周围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代他作出的种种表现；这样的日子好比那些发生动乱或者革命的日子，那些日子对于不再去上学的小学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他在司法大厦四周转悠或是念着报纸的时候，虽说他没做自己的功课，他却会觉着从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发现了一种对他确有教益，同时也使他对自己的闲散感到心安理得的东西；这样的日子，还好比我们一生中碰上某些特殊的危急关头的日子，这时候，一个向来无所事事的人会这么想，只要这个难关能顺利地渡过，他就会从此养成勤勉的习惯：比如说，那是在一天早晨他出门去赴一场条件特别苛刻的决斗的时候；于是，在这个生命也许行将逝去的当口，他仿佛骤然意识到了生命的价值，这生命他本来是可以用来做一番事业，或者至少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乐趣的，而他却什么也没干。“要是我能活着回来，”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马上坐下来工作，还要玩个痛快！”原来，生活突然在他眼里变得那么珍贵了，因为他看到的已经是他以为生活所能给予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日复一日从生活中真正得到的那点可怜的东西。他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根据生活经验所能告诉他的模样，也就是说那种平庸无聊的模样，来看待生活的。此刻，生活中充满着工作、旅行、登山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所有这一切，他对自己说，都将随着这场决斗的悲惨结局化为乌有，他没有想到其实早在有这场决斗以前，由于那种即便没有决斗也会长此以往的坏习惯，它们就已经是这样了。他安然无恙地从决斗场回了家。但是他重又觉得阻碍重重，没法去玩儿，去兜风，去旅行，去做那些他一度认为可能将被死亡剥夺的事情；单单生活本身，就已经足以剥夺这些可能了。至于工作，——特殊的环境会在一个人身上激发出先前已存在于他身上的秉性，在勤勉的人身上激发出勤勉，在懒散的人身上激发出懒散，——他给自己放了假。
我就像这人一样，自从下决心从事写作以来始终依然故我，下这决心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又好像才是昨日的事，因为我把一天天都放了过去，仿佛它们并不曾存在过似的。上面提到的这一天，我也是这么给打发掉的，我无所事事地瞧着它风疏雨骤，瞧着它雨过天晴，心想明天再开始工作吧。可是当湛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的时候，我已不复是昨天的我了；教堂大钟金光灿灿的音色里，不仅像蜂蜜一样有着光亮，而且有这光亮的感觉（还有果酱的味道，因为在贡布雷时，这钟声经常在我们刚吃好饭要吃甜食的当口，像只胡蜂似的姗姗来迟）。在这么个阳光耀眼的日子里，整天都那么闭上眼睛躺着，真可以说是桩可以允许的、已成习惯的、有益于健康的、合乎时令特点的赏心乐事，这就跟放下百叶窗挡住强烈的阳光是一个道理。我第二回去巴尔贝克时，头几天就是在这种天气里，听见乐队的提琴声伴着涨潮时蓝盈盈的海水飘卷而来的。然而今天，我是多么完全地占有了阿尔贝蒂娜啊！那些日子里，有时教堂报时的钟声，会让那不断扩散的声波捎来具体入微的潮湿或明亮的感觉，仿佛它是在把美妙的雨水或阳光转译成盲人的语言，或者不如说，转译成音乐的语言。这时，闭着双眼躺在床上的我，不由得在心里对自己说，瞧，一切都是可以转换的，一个仅靠听觉的世界也是可以跟另一个世界同样地丰富多彩的。日复一日，仿佛乘着一叶小舟缓缓地溯流而上，但见眼前闪过一幅幅不停变换着的欢乐往事的图景，这些图景不是由我挑选的，片刻之前它们都还是无法看见的，现在它们接二连三地、不容我选择地呈现在我的记忆里，我在这片匀和的空间上方，悠悠然地徜徉在阳光之中。
［市声是宗教仪式世俗的翻版。］
阿尔贝蒂娜头天晚上说她可能要去韦尔迪兰夫妇家，但后来没去，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还在睡眼惺忪的当口，喜悦的心情就告诉我，冬季里插进了一个春日。108屋外，回响着为各种乐器精心谱写的世俗主题的旋律，瓷器铺掌柜的圆号，修椅子伙计的小号，还有牧羊人（在这晴朗的日子里，他就像西西里岛上的一个羊倌）的长笛，把清晨的曲调轻快地交织成一首《节日序曲》。听觉，这一令人愉快的感觉，把我们带到了街上，唤起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记忆，向我们描述熙熙攘攘的街景，勾勒它的线条，渲染它的色彩。肉店和乳品店的卷帘铁门，昨晚拉得低低的，遮蔽了所有那些女性的憧憬，如今它们高高卷起，犹如即将启航的船上轻盈的滑轮，随时准备放开缆绳，扬帆穿越透明的大海，驶入年轻女店员的梦境。倘若我住在另一个街区，倾听这卷帘铁门的声音或许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但在这个街区，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乐趣，让我不想睡过头而错失其中任何一种乐趣。在我所在的街区边上，年代悠久的贵族街区如今充满了平民色彩，这就是这些街区的魅力所在。不仅大教堂门口不远处就有商贩摆摊（教堂门口因此——就像鲁昂大教堂的门口一样——有了个书市的雅号），形形色色做小生意的流动商贩，还在高贵的盖尔芒特府邸跟前走来走去，让人禁不住想起往昔教会统治下的法兰西。他们朝邻近那些低矮小屋大声嚷嚷的有趣的吆喝声，除了少数例外，都称不上是歌声。这正如《鲍里斯·戈东诺夫》和《佩利亚斯》109里的吟诵——仅仅点缀着几乎难以觉察的旋律变化——很难说得上是歌唱一样；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声音却使人想起神甫做弥撒时唱圣诗的声调，喧闹的市声恰恰是圣事仪式的一种世俗的，富有集市色彩，而又多少带点宗教气息的翻版。阿尔贝蒂娜和我住在一起以后，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种种快乐；这些街景和市声，在我眼里犹如她即将醒来的一个欢快的信号，它们在提醒我关注屋外生活场景的同时，让我越发感觉到，身边有个我愿意她待多久她就能待多久的亲爱的人儿，才是最能让我的心获得宁静的幸福。街上传来那些卖吃食的叫卖声，虽然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它们却正中阿尔贝蒂娜的下怀，于是弗朗索瓦兹就差手下的小厮上街去买，而那小厮说不定还觉得去跟那群平头百姓混在一起有点辱没自己呢。各种不同调门的喊声，在安静的街区里显得格外清晰（它们不再让弗朗索瓦兹心烦，给我则带来了愉悦），组成群唱的宣叙调传到我耳边，有如《鲍里斯》中那段著名的唱段，起始的音调几乎始终保持不变，一段旋律却转成了另一段像说话而不像歌唱的群唱。听到这“哎！买滨螺啰，两个苏就买滨螺啰”的叫卖声，集市上的人都朝圆号的方向涌去，这些模样难看的小贝壳动物，就在那儿有卖，要不是因为阿尔贝蒂娜，我对滨螺也好，对同时在卖的蜗牛也好，都会感到很厌恶。这叫卖声又让人想起穆索尔斯基那些没有多少歌唱性的吟诵，而且还不止于此。这不，在几乎像说话那样吆喝了几声“蜗牛蜗牛，又新鲜又漂亮”以后，卖蜗牛的摊贩怀抱梅特林克的忧愁和惘然（当然，被德彪西赋予了音乐语言），用一种如歌的忧郁声调唱道：“六个苏就买一打嘞……”让人想起《佩利亚斯》作者在悲伤的结尾处模仿拉莫110的那个唱段（“假如我注定要战败，难道打败我的竟然是你吗？”）。
我始终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意思如此明白的两句话，要用如此不恰当、如此神秘的语调如怨如诉地吟咏，仿佛它就是使古老城堡里（梅丽桑德没能给城堡带来欢乐）人人都愁容满面的那个秘密，深邃得有如那位想用简单语言道尽智慧和命运的老阿凯尔的思想111。在一首首旋律中，响起阿尔蒙德老国王或戈洛越来越柔和的嗓音，或是说“没人知道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看来有些奇怪，但也许每件事都是有因由的”，或是说“你不用怕……她是个可怜的、神秘的小东西，就像我们大家一样”，而卖蜗牛的摊贩用的正是这些曲调，只不过在他的叫卖声中，这些旋律成了自由发挥的cantilena 112：“六个苏就买一打嘞……”不过这些形而上的轻柔的声气，还没来得及发挥到极致，就被一阵嘹亮的小号声打断了。这回事关狗啊猫啊，可说的不是吃的了，那唱词是：“剪狗毛嘞，剪猫毛，割尾巴嘞，修耳朵。”
男男女女的商贩兴之所至，常会给我在床上听到的这些旋律引进各种各样的变调。然而，当一个词（尤其当它重复两遍时）念到一半稍作停顿时，照例会有一个休止符，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古老的教堂。收旧衣服的小贩赶着驴子拉的小车，挨家挨户停在人家屋前，执鞭走进院子，口中念念有词：“旧衣服，收旧衣服，旧衣——服”最后的“衣服”两个字中间，总会有个停顿，听上去就像在唱素歌113：“Per omnia saecula saeculo……rum114。”或者：“Requieseat in pa……ce115。”尽管他未必相信这些旧衣服会流芳千古，也不会奉献它们做天国长眠的殓衣。在清晨开始就此起彼伏的这些旋律中，还能听到一个卖时令蔬果的女商贩推着小车，用格列高里圣咏116体吟诵她的连祷文：
鲜嫩鲜嫩，碧绿生青
朝鲜蓟又嫩又好哎
朝鲜——蓟。
尽管她对圣歌唱本很可能一无所知，并不知道七种音调都有其象征意义，四种代表quadrivium117中的四艺，三种代表trivium118中的三艺。
一个穿罩衣的男子，头戴巴斯克软帽，一手拎牛筋鞭子，一手拿芦笛或风笛，吹奏着南方家乡的曲调——家乡的阳光和晴朗的天气和谐极了；他时时停在人家的屋子跟前。这是个牧羊人，带着两条牧羊犬，羊群走在他的前面。他来自远方，所以要到很晚的时候才路过我们街区；婆娘们端着碗跑来接羊奶，据说小孩吃了羊奶会长力气。不过此刻，在给孩子带来健康的牧人的比利牛斯曲调中，已经融入了磨刀人的铃声，还有吆喝声：“戗刀磨剪子，磨剃刀来。”磨锯条的人没有乐器，只能甘拜下风，可怜巴巴地喊道：“有没有锯条要磨啰，要磨就来喔。”补锅匠可比他乐天得多，他先把自己能补的锅子，小锅啊，平底锅啊，通通报了一遍，然后唱起叠句：
叮当，叮当，叮当，
大锅小锅烧汤，
有缝我用焊锡烫。
走街串巷我补洞，
补尽大洞小洞，
叮咚，叮咚，叮咚。
还有一些意大利孩子，手捧漆成红色的大铁罐，里面装着摇奖的签子——有的数字有奖，有的数字没奖——一边转着嘎嘎作响的木铃，央求着：“玩一玩吧，夫人，可好玩呢。”
［阿尔贝蒂娜对商贩叫卖的美食情有独钟。］
“外面的声音没烦着您吧？”她问我，“我喜欢这些声音。不过您一向睡得很浅，恐怕不想有声音吧？”其实，我有时候睡得很沉（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不过因为跟下面的事情有关，我非得再提一下不可），尤其是夜里没睡时，早上往往会睡得很沉。这样的睡眠——平均来说——可以有四倍的休息效果，所以尽管它其实比刚入睡时的浅睡时间短了四倍，感觉上却好像长了四倍。这样一进一出，居然就相差了十六倍，这种错觉赋予了醒来诸多美感，为生活平添了一种真正的新意，这就好比音乐节奏的大幅改变，会使andante119中一个八分音符的时值，听上去像prestissimo120中的一个二分音符，而这种情形在清醒时是感觉不到的。在清醒的状态下，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因而旅行总让人感到失望。梦，有时确实就像是由生活中最粗鄙的材料构成的，但是这种材料在梦中被反复加工、揉拌，又由于没有了清醒状态下的时间限制，它就可以充分拉伸变细，达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程度，让人简直就认不出它。
［……］
在形形色色的睡眠中，生成美感的是间距的或增或减，有如音乐中的音程变化。在清晨的睡眠中，我玩味着这种美感，但尽管睡眠时间很短促，还是漏过了那些市声，那些让我们感受到巴黎商铺、菜贩流动不居的生活的叫卖声。所以，平时（唉，可惜我没能预料到，不久以后，由于我醒得太迟，拉辛笔下的亚哈随鲁121严酷的波斯法律会把那悲剧性的一幕带进我的生活）我总是尽量早早就醒来，以免错过这些叫卖声。我欣悦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喜欢听这些声音，自己也很享受这种躺在床上就能心驰屋外的乐趣，而且我把这些声音当作外部环境的象征，当作那种喧闹的生活的象征，对阿尔贝蒂娜，只有在我监护的情况下，我才会让她进入那种生活环境，对她来说，那是她幽居生活向外的一种延伸，我只要想让她回到我的身旁，随时可以把她唤回来。
所以我回答阿尔贝蒂娜下面的话时，是再真诚不过的122：“哪儿的话，我听着挺喜欢的，因为我知道您爱听这些声音。”
“卖牡蛎啦，船上刚到的新鲜牡蛎啦。”
“噢，牡蛎！我真想吃牡蛎！”
幸好阿尔贝蒂娜既有点多变，又有点顺服，所以很快就把她想要的东西给忘了，而还没等我来得及告诉她普吕尼埃餐馆有最好的牡蛎，下面传来鱼贩子的叫卖声，她听到叫什么就要什么：“卖虾嘞，只只活的虾嘞，还有新鲜的鳐鱼，新鲜的鳐鱼哎。”——“鳕鱼鳕鱼，油煎一级嘞。”——“鲭鱼到了，新鲜的鲭鱼，刚到的鲭鱼。太太们来瞧瞧嘞，多好的鲭鱼。”——“新鲜的上等贻贝，卖贻贝嘞！”
听到“鲭鱼到了”的提醒，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123。但我心想这个提醒对我的司机未必会有影响，于是就集中心思只想这种我讨厌的鱼，不再感到不安了。
“哦！贻贝，”阿尔贝蒂娜说，“我可喜欢吃贻贝啦。”
“亲爱的！那是在巴尔贝克吃的，这儿的根本不能吃；再说，请允许我提醒您，当初说到贻贝那会儿，戈达尔是怎么说来着？”
可是我的提醒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卖蔬果的女商贩喊的东西，恰恰是戈达尔严令不许吃的：
卖莴笋，卖莴笋！
不买没关系，过来瞧瞧啦。
不过阿尔贝蒂娜同意牺牲莴笋，条件是我得答应她，过两天女商贩来喊“上好的阿让特伊芦笋，特棒的芦笋嘞”的时候，要去买芦笋。一个神秘的声音影影绰绰地传来，让人侧耳等待其中的奥妙之处：“桶喔，桶喔！”但最终大家还是失望了，等来等去只是木桶而已，而且这轻吟几乎淹没在了另一个格列高里体的单旋律咏诵之中：“玻璃，修玻璃嘞，玻璃，玻璃，修门窗玻璃嘞！”而更使我想起礼拜仪式的，还是收旧货的吆喝声，它无意间重现了祈祷中音量陡起变化乃至中断的情景，这种情形在教堂仪式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比如在咏诵“Praeceptis salutaribus moniti et divina institutione formati audemus dicere”124时，神甫常会在dicere125上急促地打住。这声dicere，有如中世纪虔诚的民众在教堂前广场上表演的闹剧和滑稽剧，让人想起收旧货的小贩——我这么说并无不敬之意，他先是拖着长音吆喝，然后突然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刹住，活像七世纪那位尊贵的教皇126的语气：“阿有破布卖，阿有废铁卖（这些都是缓慢地吟诵的，就连接下去的‘兔’字也拉着长腔，但刹尾的‘子皮’两字却比dicere还急促），兔——子皮。”“巴伦西亚橙子嘞，只只新鲜的无核橙嘞。”还有不登大雅之堂的韭葱：“卖鲜嫩的韭葱了。”以及洋葱：“洋葱只卖八个苏啦。”涌来的声浪在我听来，犹如波涛的回声，倘若阿尔贝蒂娜是独自一个人在那儿，她想必会被这波涛席卷而去，享受一种Suave mari magno127的恬适。
卖胡萝卜呵
两个铜板买一捆。
“噢！”阿尔贝蒂娜嚷了起来，“卷心菜，胡萝卜，橙子。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叫弗朗索瓦兹去买。她可以做奶油胡萝卜。要是全都一起吃，那有多棒。咱们听到的这些声音，这不就变成一餐美食了吗。哦！求求您，还是让弗朗索瓦兹做个黑黄油128鳐鱼吧。那太好吃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亲爱的。但您不能待在这儿；要不然您会把推车上的东西全都买下来的。”
“行，我这就走，可是从今以后，我希望每顿晚饭都吃我们听到叫卖的东西。真是太有趣了。想想看，我们还得等上两个月才会听见‘碧绿的扁豆，鲜嫩的扁豆嘞’。说得一点没错：鲜嫩的扁豆！您知道，我就爱吃极嫩极嫩的小扁豆，拿酸醋沙司一拌，你看着都舍不得吃哟，就像娇滴滴的露水。哎！就跟新鲜奶酪一样，还得等好久呢：‘鲜奶酪哎，鲜奶酪哎，刮刮叫的奶酪嘞！’还有枫丹白露的夏斯拉白葡萄：‘又大又甜的夏斯拉葡萄。’”（我忐忑不安地想着，我还得和她一起待多久，才能等到夏斯拉白葡萄上市呢。）“您听我说，我说了每顿都要吃我们听到叫卖的东西，可是当然总有例外喽。所以完全有可能我会上勒巴代的店里去给咱俩订一份冰淇淋。您准要说现在不是吃冰淇淋的时令，可我就是想吃！”
［我派安德蕾陪阿尔贝蒂娜外出，因为我对司机的信任度降低了。］
无论如何，安德蕾能陪阿尔贝蒂娜去特罗卡代罗，还是让我很高兴的，因为最近发生的几桩小事让我感到我这位司机——当然，对他的忠诚我一如既往深信不疑——在警觉程度，或者至少在警觉的敏锐程度上，好像稍微有些不如以前了。前不久，我有一次让阿尔贝蒂娜单独和他去凡尔赛，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午饭是在雷泽弗瓦餐厅吃的。后来有一天司机告诉我午饭是在瓦泰尔餐馆吃的，我觉得事情不对，就趁阿尔贝蒂娜换衣服的时候，找个借口下楼去跟司机理论（这个司机就是我们在巴尔贝克见到过的那位）。“您告诉我说您是在瓦泰尔餐馆吃的午饭，可阿尔贝蒂娜小姐告诉我是在雷泽弗瓦餐厅。这是怎么回事？”司机回答我说：“噢！我说我是在瓦泰尔餐馆吃的午饭，可我没法知道小姐是在哪儿吃的午饭。她一到凡尔赛就跟我分手去乘出租马车了，只要不是赶路，她就喜欢乘马车。”想到她是独自一个人，我已经很不高兴；现在知道还不光是吃饭那会儿这样，我心里更是生气。
“那您总可以，”我做出很客气的样子对他说（我不想让他看出我当真在监视阿尔贝蒂娜，那样未免太没面子了，何况，那样一来等于告诉他，有些事阿尔贝蒂娜是瞒着我做的），“和她一起，我不是说和她坐在一起，而是说和她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吧？”——“可是她关照我下午六点到兵器广场接她。我总不能在她刚吃好午饭的时候就去接她吧。”——“哦！”我想掩饰自己的沮丧，转身上楼而去。这么说，阿尔贝蒂娜独自在外七小时之久，居然谁也没在照看她。我知道，乘出租马车确实不是为了摆脱司机的监视才想出来的应急办法。在城里，阿尔贝蒂娜喜欢乘出租马车四处闲逛，她说这样看得舒服，空气也好。话虽这么说，她毕竟独自一个人待了七个小时，而我对她在这七个小时里做了些什么一无所知。我不敢想象她是用何种方式度过这些时光的。我觉得这个司机真够笨的，不过从此我对他也就完全信得过了。因为他要是跟阿尔贝蒂娜有哪怕一丁点儿串通，他就不会承认他让她独自一人从上午十一点待到下午六点。这位司机之所以说了出来，还有另外一种听上去有些荒唐的解释。那就是他和阿尔贝蒂娜之间闹了矛盾，他想就这么点她一下，让她明白他是说得上话的人，要是这杯敬酒她不吃，仍然不肯就范，那他就要把事情兜底说出来，给她吃杯罚酒了。不过这种解释确实很荒唐；首先，得假设阿尔贝蒂娜和他之间发生过莫须有的龃龉，其次还得让这位向来笑容可掬的帅哥司机落下个讹人成性的骂名。何况，两天过后，我就发现他对阿尔贝蒂娜进行的监视确实又审慎又到位，我即便在妒火中烧之际也不曾想到他竟有这般能耐可以给我解恨。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瞅个空子把他拉到一边，跟他提起他上次说的凡尔赛的那档子事，我故意轻描淡写地对他说：“您前天跟我说了去凡尔赛兜风的事儿，这样做很好，您跟平时一样，做得非常好。不过有件事情我得跟您说一下，其实也是小事一桩，就是打从蓬当夫人托我关照这位外甥女以后，我总是生怕她出事，总是怪自己没能陪伴她，现在看到您这么可靠，这么精明能干，我觉得让您开车陪阿尔贝蒂娜小姐出去，是什么事也出不了的。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可爱的、天使般的司机非常得体地微笑着，一只手搭在状如祝圣十字架129的方向盘上。他随后对我讲了下面这番话（驱散了我心中的不安，让它顿时充满欢欣），教我真想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别担心，”他对我说，“她不会有事的，即使我没有开车陪着她，我的眼睛仍会跟着她。在凡尔赛，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着她，不妨这么说吧，和她一起参观了这座城市。她从雷泽弗瓦餐厅到城堡，从城堡到特里亚农，我自始至终跟着她，做得没瞧见她似的，妙就妙在她没看见我。噢！就算看见，也没关系。我整整一天空着没事干，去参观一下城堡不是很自然吗。况且小姐肯定不会不知道，我喜欢看书，对古玩之类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此话不假，我知道他是莫雷尔的朋友，看到他风度、品位都比提琴师高出一筹，心里曾暗暗吃惊）。不过她到底还是没看见我。”——“她大概遇到朋友了吧，她有好几位女友就在凡尔赛。”——“没有，她一直都是一个人。”——“那总有人在看她吧，像她这么个靓丽的姑娘，又是独自一人！”——“当然会有人看咯，可她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她的眼睛不是在看导游图，就是盯在那些油画上。”可也是，去凡尔赛的那天，阿尔贝蒂娜给我寄过两张明信片，一张印有凡尔赛的景致，一张是特里亚农风光，所以司机的这番话听上去就更加严丝密缝了。
［吉尔贝特以前的女仆告诉我的一些隐情。］
后来我又碰巧遇见吉尔贝特以前的贴身女仆，她告诉了我一些很出乎我意外的隐情，于是我内心的情感终于跟阿尔贝蒂娜脱离干系，要不是见到她的人，我就根本不会再去想到她了。这个女仆告诉我，我天天都到吉尔贝特家里去的那会儿，她爱着另外一个小伙子，跟他见面要比跟我见面勤快得多。其实当时我也有过怀疑，甚至还问过这个女仆。可是她知道我正在热恋吉尔贝特，就否认了我的怀疑，赌咒发誓说斯万小姐从没见过那个小伙子。而现在，她知道我早就不爱吉尔贝特，有好几年干脆不回她的信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已经不当吉尔贝特的贴身女仆了——就主动把我全然不知情的有关我的那段爱情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我听。这对她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可我想起当时她赌咒发誓的情景，还真以为她那时候什么也不知道呢。殊不知那时正是她，奉了斯万夫人之命，每当我的心上人单独自处之时，就跑去通知那个小伙子。我当时爱得多深呵……但我不由得又问自己，我当年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像我所想的那样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我这会儿听到这段故事，心里还会难过呢？我不相信嫉妒能唤回一段已经消逝的爱情，所以我就想，我之所以感到痛苦，是由于，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在当时，甚至在稍后一段时间里——尔后情况就完全变了——有好几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对我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而他们，在我热恋吉尔贝特期间，一定是知道我上当的。我甚至认真回想，当时我对吉尔贝特的爱情中，是否包含着自尊的成分，要不然现在发现那些曾使我感到无比幸福的充满柔情的时光，原来在我所不喜欢的那些人眼里，只是我的女友为我设的一场骗局，我为什么会心里这么难受呢。不管怎样，爱情也好，自尊心也好，反正吉尔贝特在我心中虽说已经几乎死了，却还没有完全死掉，这层关系阻碍着我去充分关心阿尔贝蒂娜，她在我心中只占一个很小的位置。
［趁着等阿尔贝蒂娜回来的工夫，我在钢琴上弹奏凡特伊的奏鸣曲。］
我趁这会儿还是一个人的工夫，半掩上窗帘免得阳光妨碍我看谱，坐在钢琴跟前，随手翻开放在那儿的凡特伊的奏鸣曲，弹了起来；阿尔贝蒂娜还要有一会儿才会回来，然而她要回来又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我既有宽裕的时间，又有宽松的心境。等她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回来，是可以放宽心的等待，对她的温顺驯服，则可以充分信任，沐浴在这种等待和信任的温馨氛围中，就像沐浴在如屋外的阳光一般温暖的发自内心的光线中，周身浸透了幸福；这时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思绪，让它暂时离开阿尔贝蒂娜，专注在奏鸣曲上。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法集中心思去注意其中两个主题的交织，享受的动机和焦虑的动机的组合，此时此刻跟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是多么吻合，这种爱情中曾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嫉妒，以致我在私下里对斯万说过，我不知道什么叫嫉妒。不，我没有注意这些，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奏鸣曲，是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来看待的，流淌的音符把我带回到贡布雷的时日——我不是指蒙舒凡和梅泽格利兹那边，而是指当年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时日——那时我自己也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放弃了这个远大志向，我是否就真的有所失了呢？生活能用艺术来安慰我吗？在艺术中是否有一种更深刻的现实，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表现的真实个性，得以表现出来呢？可也是，每个大艺术家都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们会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个性，只能是徒劳的。就在我这么想的当口，奏鸣曲中的一个小节让我心头一震，其实这个小节是我很熟悉的，但有时候当我们全神贯注的那一刹那，会突然灵光一现，有些我们熟悉已久的事物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从中看到了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东西。在弹奏这一小节时，尽管凡特伊在其中表达的是一个与瓦格纳全然不相干的梦境，我却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特里斯当》！”脸上漾起的笑意，正是某个家族的老朋友在做孙子的某个音调、某个手势里看到他祖父母的影子（尽管小孙子从没见过爷爷奶奶）那会儿绽出的笑意。我把《特里斯当》的总谱放到乐谱架上，搁在凡特伊的奏鸣曲上面，这意思就好比拿一张照片出来，看看到底跟某人像不像，我知道当天下午在拉穆勒音乐会上正好要演出《特里斯当》的选段。我由衷仰慕拜罗伊特的大师130，不像有些人（尼采的追随者）那样顾虑重重，这些人觉得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艺术中，责任都在策使他们逃避美的诱惑，他们置《特里斯当》于不顾，正如他们抛弃《帕西法尔》，他们奉行精神上的禁欲主义，沿着那条血迹斑斑的十字架之路，苦修复苦修，终于达到了对《隆瑞莫的驿车夫》精粹理解、顶礼膜拜的高度131。我意识到瓦格纳的作品是充满现实精神的，我回想起那些执著而短暂的主题依次出现在一幕歌剧中，渐渐远去却又注定再要回来，它们有时是那么遥远，微弱，不绝如缕，但在另外的时刻，尽管依然影影绰绰，却是那么急切，那么迫近，那么满含内在的激情，这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发自肺腑的乐声，与其说是一个动机的重复出现，不如说是一种神经痛毛病的反复发作132。
就这一点而言，音乐是和阿尔贝蒂娜的那些女友迥然不同的，音乐帮助我进入自己的内心，在那儿有新的发现：那正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在旅途中徒然寻觅的多样性，而这音响之流溅起阳光闪烁的浪花拍击到我的脚下，勾起了我的怀念之情。那是双重的多样性。一如光谱向我们展示光是如何组成的，瓦格纳的和弦，埃尔斯蒂尔的色彩，都使我们得以了解一个人全部情感的本质属性，而单凭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外就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作品之所以多姿多彩，用的就是一种手段：把丰富多姿的个性集中起来。一个平庸的作曲家声称自己是在描绘一个骑士和他的扈从的形象，却让他俩唱同样的曲调，瓦格纳则不然，他把每个人物都放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上，一个骑士扈从每次出现时，都是一个既头脑简单，又喜欢把事物搞得复杂化的特定的形象，兴高采烈和因循守旧这两条声线的交织碰撞，让这个角色在宏大壮阔的音响世界中有了一席之地。为数众多的音乐形象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存在，而正是它们，使一部音乐作品变得充实而饱满。这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大自然的某个瞬间形象留给我们的印象。即便是跟大自然让我们体验到的情感最不相干的事物，也都有其外在的现实意义，都是完全确定的；鸟儿的鸣啭，猎人的号角声，牧人在芦笛上吹出的曲调，都在天幕上勾勒出了它们的音乐形象。是的，瓦格纳走近它们，握牢它们，把它们放进一个管弦乐队，让它们服从于最高的音乐理念，但他又时时处处尊重它们原生态的独创性，一如一个中世纪的细木工匠之于纹理——正在加工的木制品独有的标记。
［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品往往有一种最后才完成的整体性。］
然而，尽管在很多十九世纪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叙事状物，在描绘不仅仅是一些人物名字的鲜活个体的同时，还陷于对大自然的沉思，但我在想，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它们都是不完整的，这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作品的特征，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没有把作品写全，但是他们在注视着自己的工作，仿佛他们既是干活的工人，又是检验产品质量的检验员，他们通过这种自我观照，提取出一种外在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新颖的美，回过头去赋予作品一种它原先所没有的和谐统一和宏伟气势。我们且不多说在写完小说后从中看见了人间喜剧的那位133，也不多说把诗或散文硬生生叫成历代传奇或人类圣经的那二位134，但难道我们就不能说，最后这部作品精彩地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难道我们就不能说，米什莱最令人心醉的美，无须从他的作品本身，而不妨在他面对作品的态度中去找寻，无须从他的《法国史》或《法国大革命史》，而不妨在他为这些书撰写的序言中去找寻吗？所谓序言，就是作者在作品完成后写下的文字，他在其中审视自己的作品，觉得该加上通常都以“也许不妨这么说”135之类的语气开头的一些内容，它们并非学者的婉转陈词，而是音乐家的华彩乐段。而另一位音乐家，此刻令我感到心头狂喜的瓦格纳，他在记忆的抽屉里抽出一个美妙的片段，把它作为回想起来果然必要的主题，加入一部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中去，然后写出了第一部神话题材的歌剧，然后是第二部，然后又有了另外两部，而在最后突然发现自己完成了一部四联剧的当口，他想必有如巴尔扎克那样感到了些许微醺般的陶醉，那是巴尔扎克在写完那些小说之后，以一种既是陌生人又是父亲的眼光去看它们时的感觉，他觉得这本中有拉斐尔的纯洁，那本中有福音书的淳朴，当他回过头去审视这些小说时，他骤然意识到，倘若把它们处理成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系列小说，整体结构会更完整，于是，为了完成这一衔接，他给整部作品添上了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笔。这种整体效果是后来形成的，但绝非不自然的，否则整部作品就会沦为毫无价值的垃圾货色；有许多平庸作家热衷于写大部头作品，在书名和卷名上用足功夫，让人觉得作者自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卓越超群的构思，其实那种作品都是这类货色。这种整体和谐的效果并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甚至或许正因为它是后来形成的，是在作者意识到各个局部独缺整合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时刻诞生的，所以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这种和谐的整体性是事先不为人所知的，因而它是本原的、非逻辑的，它既不摒弃内容的多样性，也不压抑表现这些内容的热情。整体性是作为一个单独创作的作品（但这一次是在总体的规模上）出现的，它是由灵感激发，而不是由某个主题人为地发展而成的，因而是和其他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在伊瑟到来前的那段很长的乐队前奏中，作品给自己引来了牧人几被遗忘的芦笛旋律。随着海船的驶近，音乐在向前推进，当乐队把握住牧笛的曲调，把它加以转换，融入自身激昂的旋律，打散它的节奏，丰富它的音色，加快它的速度，添加它的配器之时，瓦格纳大概在为自己从记忆中找到牧笛的曲调，把它加入自己的作品，赋予它全新的意义而感到欣喜。这种欣喜，可以说始终伴随着他。尽管他有诗人的忧郁气质，但在身为创造者的欢快情绪的抚慰之下，忧郁很快就被欢快所盖过——也就是说，令人遗憾地就此消散了。而这时，正如方才在凡特伊的乐句和瓦格纳的乐句之间注意到的相同之处让我心头激起涟漪一样，这种饱含火山喷涌般力度的技巧，使我感到心绪有些纷乱。我们之所以会有错觉，以为我们在那些艺术大师身上看到了一种固有的、执著的独创性，一种看似反映超自然的现实，实则是精心制作的产物的独创性，难道就是由于这种火山式技巧的缘故吗？倘若艺术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它就并不比生活更真实，我也就无须有那么多的遗憾了。我继续弹奏《特里斯当》。透过跟瓦格纳之间的声幕之隔，我听见了他欣喜若狂、邀请我分享他的欢乐的声音，我听见这永葆青春的笑声和齐格弗里德的锤击声重叠在一起；乐句的演奏越来越辉煌，创作者的技巧也就越来越灵动自如，托着这些乐句像鸟儿般地离开地面，它们并不像《罗恩格林》中的天鹅，却有点我在巴尔贝克见过的那架飞机，我见过它把动能转换成升力，飞过波涛上方，消失在蓝天中。
［贝戈特之死。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黄色的墙面。］
他去世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次尿毒症轻微发作后，医生嘱咐他要卧床休息，可是看到一位评论家的文章，他禁不住还是出了一次门。原来这位评论家提到的那幅画作，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这次为举办荷兰画展，特地从海牙博物馆借来的），贝戈特一向非常喜欢，而且觉得自己对这幅画作已经相当熟悉，但文章中写道，画上的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记不起来这块墙面了）画得极其出色，如果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它就像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备的美，看到这儿，贝戈特决定去看一下。他吃了几个煮土豆，就去了。到了那儿，刚走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看了几幅画，只觉得这些矫揉造作的画幅枯燥乏味，实在是辜负了威尼斯宫殿或海边简朴小屋的清新空气和阳光。终于来到了弗美尔的油画跟前，这幅画似乎不如他记忆中的那么明亮，跟他见过的其他画作的区别似乎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但这回由于读过那篇评论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了那几个蓝色的小人儿和玫瑰色的沙子，还有，那一小块异常珍贵的黄色墙面。眩晕加剧了；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这一小块珍贵的墙面上，就像一个孩子盯住一只黄色的蝴蝶，想要抓住它一样。“我应该像这样来写，”他心想，“前几本书写得太枯燥了，其实应该多涂上几层颜色，让笔下的句子变得本身就很珍贵，有如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然而他的头晕得愈来愈厉害。他仿佛看见一具天国的天平一端的秤盘上，放着自己的一生，而另一端则是那块用黄色画得如此美妙的墙面。他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仓促地把前者献给了后者。“我可不想让那些晚报记者，”他心想，“把我写成这次画展的花边新闻。”
他不停地念叨着：“带披檐的那块墙面，那小块黄色的墙面。”他突然倒在了一张环形沙发上；也是骤然间，他不再去想这是生死攸关的当口，重又变得乐观地对自己说：“是刚才的土豆没煮熟，影响消化了，没事儿。”他又一下子从沙发上滚下来，摔在地上，在场的参观者和保安都跑了过来。他死了。就此永远死了？谁能说得清呢？诚然，通灵实验并不比宗教教义更强，它也并不能证明灵魂是存在的。我们所能说的是，今世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在兑现前世承诺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自己非得行善积德，非得温文尔雅，非得彬彬有礼不可，对一个无神论者的画家来说，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非得把一幅画作的局部反复画上二十遍，就如一个名不见经传，几乎没人知道他弗美尔这个名字的画家，凭借精湛绝伦的技巧，反复推敲打磨画成这块黄色的墙面一样，作品所赢得的赞美，跟日后被蛆虫啮噬的躯体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所有这些在当下生活中无法得到认同的责任，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建立在德性、觉悟、牺牲的基础上，跟这个世界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那儿，为的就是降生在这个世界，然后有一天，我们也许还会回到那儿，重新生活在这些陌生的法则的权威之下，我们至今遵循着这些法则，是因为我们尽管不知道它们由谁制订，但受其熏陶已年深日久——深入思考的智力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使我们接近它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的唯有——说不定还不止呢！——傻子。因而，认为贝戈特并没有就此永远死去，也是不无道理的。
落葬仪式结束了，但出殡后的整个夜晚，灯火明亮的窗户里，他的书三本一叠地摆放着，犹如展翼的天使守护在那儿，对逝者来说，那仿佛就是他复活的象征。
［斯万之死。］
当时，斯万之死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斯万之死！斯万在这个短语中不仅仅是一个表示所有格的名字。我从中看到的是一种特定的死亡，即命运指派给斯万的那种死亡。我们说死亡，是个笼统的说法，其实，有多少人，几乎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死亡。我们不具有那种本领，可以沿着四面八方全速疾驰，去看清那些死神，那些受命运驱使赶往这个或那个人身边的死神。这些死神往往要等上两三年，才最终完成它们的使命。它们速速赶来，在某个叫斯万的人的胁部安上一个癌变病灶，然后又去执行别的任务，直到医生动过手术，得重新安上一个癌变病灶的当口，才又匆匆赶回来。接下去，就到了人们在《高卢人报》上读到斯万偶有微恙，但不久即可康复云云的时候。而这时，就在你临终前的几分钟，死神就像一个并非让你致命，而是帮你痊愈的修女，前来见证你最后的时刻，给心脏停止跳动、周身已经冰凉的人儿戴上荣耀的光环。正是死亡的这种多样性，这种去而复来的神秘性，这种给人带来厄运的绶带的色彩，赋予报上以下文字以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味：
本报惊悉夏尔·斯万先生昨日于巴黎寓所病逝。这位聪明才智为人交口赞誉、择友审慎而忠于友情的巴黎人，贵族社会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对其谢世无不扼腕痛惜，其沉稳而敏锐的艺术趣味，素来备受各界推重，同样，有其作为最受尊重的资深会员的骑师俱乐部亦为之不胜悲悼。他还是合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的成员，并于不久前刚向王室街联谊会递交退会申请。其睿智之神采，一如其隆重之声望，向来在音乐界与美术界的great event136中为公众所仰慕，直至最后深居简出的那几年，他仍是画展开幕式逢请必到的常客。葬礼不日即将举行，等等等等。
按照这个观点，倘若一个人不是重要人物，那他就会因为没有显赫的头衔，而注定要在死后速朽。当然，一个人死了也仍然可以是德·于泽斯公爵，但这时多少已带有声名不显的味道，失却了个性色彩。不过公爵的冠冕依然可以让他的名头维系一段时间，就像阿尔贝蒂娜喜欢的冰淇淋在融化前还能保持一种很优美的状态。然而那些热衷上流社会生活的布尔乔亚，他们一死，名字马上会散架、融化、脱模。我们前面见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提起加蒂埃137时，把他说成拉特雷穆依尔公爵的至交好友，贵族社交圈里非常受人欢迎的人物。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加蒂埃成了个难以名状的东西，仿佛非得把他跟那个珠宝商加蒂埃挂上钩，才算让他有了面子，殊不知，要是他听到有人将他和那个珠宝商混为一谈，准会嗤笑那些人的愚昧无知！而斯万则不同，他是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杰出人物；虽然他没有作品，他的名字却能留存得稍稍久远一些。可是，亲爱的夏尔·斯万，当时我年纪还小，对您不大了解，您却已经渐入老境，而如今却正是这个当年您眼中的小傻瓜，把您作为主要人物写进了他的一部小说，人们才又开始谈论您，也许，您会因此活在人们心间。蒂索画王室街俱乐部阳台的那幅油画里，您站在加利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如果说观众看这幅画时议论您最多，那也是因为他们在画中斯万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
其实回想起来，斯万这种预料之中，但又来得很突然的死亡，早在德·盖尔芒特夫人表姐家的那次晚宴上，我就听斯万本人对公爵夫人说起过。138但那天晚上在报上看到斯万的讣告时，我还是不由得愣在那儿，这段似乎颇不合时宜地插将进来的神秘兮兮的文字，让我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令人吃惊的怪异的意味。这几行文字，居然就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只能用名字——一个写在纸上的，一下子从现实世界沦入死寂王国的名字——来对别人说的话作出回应的人。现在，也正是这几行文字使我产生一种愿望，想要好好了解一下先前韦尔迪兰府上的这个客厅，如今成了报上几个字母的斯万，当年常在这儿和奥黛特一起进餐。我在这儿得补充说的是（这些事情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斯万之死比别人的死更让人悲痛，虽然它们跟他的死的怪异性并没有关系），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上答应过他去看吉尔贝特，但我后来并没去看她；斯万那天晚上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他和亲王谈话时，之所以邀我在旁边听，是另有原因的，但他并没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许许多多的问题，此刻在我脑海中涌现（犹如水泡从水底往上冒），我想问他的事情五花八门：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希先生，关于他自己，关于布歇的一幅挂毯，关于贡布雷，当然，我并不急于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既然我已经把它们存在心里这么久了，但现在他的嘴唇就此再也无法开启，他再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却格外感到它们是那么重要。
［我去韦尔迪兰夫妇家，在路上遇见布里肖。他为我回忆韦尔迪兰夫妇当年的情形。］
布里肖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孔蒂河畔（这是韦尔迪兰夫妇迁入此处新居以后，他们的信徒们对这个沙龙的称呼）有一个排场很大的音乐派对，是德·夏尔吕先生一手操办的。他还说，我说的那个时节，小核心里是另一批成员，路数也不一样——不光是由于信徒们更年轻的缘故。他跟我说了埃尔斯蒂尔玩的恶作剧（他管它们叫“纯粹的闹剧”），比如说有一天，埃尔斯蒂尔先是假装临时有事离去，然后扮成临时雇佣的大厨跑进来，一边递盘子，一边凑在满脸一本正经的皮比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好些不堪入耳的话，男爵夫人听得又惊又恼，脸涨得通红；而后，他在晚宴快结束时又溜了出去，叫人把一只盛满水的洗澡盆抬进客厅，等大家纷纷离席过来看个究竟的当口，他一丝不挂地从盆里爬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还有几次，大家都穿着埃尔斯蒂尔设计、剪裁、着色的纸制服装——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来吃晚饭，有一次布里肖身着查理七世宫廷显贵的服饰，脚上穿一双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穿的是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服饰，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他做了荣誉勋位勋章饰带。总之布里肖脑子里想的是当年的客厅，宽敞的窗户，沐浴在中午阳光中的低矮的、得换掉了的长沙发，所以他声称他喜欢的就是那样的客厅，就是觉得它比现在的客厅好。然而，我心里明白，布里肖说的客厅——正如教堂这个词指的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而且是聚集在一起的那些教徒——指的不仅是那个中二楼，而且是经常聚集在这儿的人，是他们来这儿寻找的特有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乐趣就赋形在人们下午来这儿时，期待看到韦尔迪兰夫人端坐其上的长沙发上，在花园盛开的栗树花上，在壁炉架花瓶里静静等候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的康乃馨上——它们绽开粉红色的花朵，仿佛在笑盈盈地欢迎来宾，向他们亲切致意。但是，如果说那个客厅在他心目中比现在的棒，那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脑子就像神话中的普洛透斯139，不肯就范于任何形状，即使到了社交领域，喜欢一个不如它出色的客厅，这就好比，尽管奥黛特在奥托140那儿拍的润饰过的照片上显得很高雅，穿着下摆很宽的紧腰连衫裙，头发由朗代里克卷烫过，但是斯万更喜欢的还是另一张在尼斯拍的小照，那上面她披着亚麻布的肩巾，蓬乱的头发从绣着三色堇、缀着黑绒蝴蝶结的草帽里钻了出来，虽说时尚的打扮使她年轻了二十岁（女人在老照片上一般都会显老），但那模样还是像个小侍女，就是年龄大了二十岁。他说不定还高兴向我夸夸其谈地说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让我知道他品尝过好些我无从体验的乐趣。他要想这么做，是挺容易的，他只要随口说出两三个已经故世的人的名头，用他那种故作神秘的口吻，说几件他们的趣闻轶事，我就会揣摩他当年究竟是何许样的人物，就会觉得人家告诉我的关于韦尔迪兰夫妇的那些情况，都过于粗疏，过于简略；比如就说斯万吧，我早就认识他，可我一直对他没有多加注意，事不关己时根本想不到去注意他，他在等妻子回来吃饭的当口留我陪他，给我看他收藏的好东西，可我从没认认真真听他说些什么，现在我才知道，他的谈锋之健，其实是不比古代最雄辩的演说家逊色的。
［在韦尔迪兰府邸跟前，我们遇见了夏尔吕。他的精细观察的天赋，他对阿尔贝蒂娜的衣着的评说。］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看错了他，其实他写不出多大名堂，但他若真的写了，那还是功德无量的。因为，虽说他什么东西都认得，不光认得还说得上名儿，我跟他聊天，就算并没真学会观察（我的心志和情感都另有所寄），至少也看到了一些没经他指点根本不会去注意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儿，那些应该可以帮助我了解它们模样、颜色的名儿，我总是很快就忘了。要是他写了书，哪怕写得挺差劲（我不相信会这样），那也一定是弥足珍贵的词典、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不过谁能说得准呢？也许他到时候没把自己的博学和才情写成书，却听凭每每跟我们的命运对着干的魔鬼驱使，去写些乏味的连载小说、无聊的游记和探险故事，那也说不定啊。
“是的，她很会穿衣服，准确地说是很会打扮，”德·夏尔吕先生接着谈论阿尔贝蒂娜，“我唯一担心的是，她能不能让自己的打扮跟她那种特殊的美显得很协调，这事或许我也有点责任，有时出主意没经过深思熟虑。我去拉斯普利埃尔城堡时，常给她一些指点，但那些话或许过多地考虑到当地的环境，照顾到了邻近海滨的这个特点，而没有考虑到您表妹的个性特点，所以她的举止打扮有点流于轻佻。我承认，我见过她穿一身漂亮的塔拉丹薄裙，围着迷人的纱罗丝巾，戴一顶粉红色的软帽，上面插一根小小的粉红羽饰，看上去居然挺般配。不过依我看，她的美是很实在、很厚重的，这些过于轻巧的衣饰对她未必合适。无边软帽怎么配得上这一头浓密的秀发，换成俄罗斯冠冕状的发饰岂不更相称？那种看上去像舞台服饰的古典长裙，确实很少有女人能穿出它们的妙处来。可是这位已经散发出少妇风韵的姑娘是个例外，她挺适合穿一袭热那亚丝绒的古典长裙（我立刻想起了埃尔斯蒂尔和福迪尼的长裙），而且不妨再配上刺绣的花饰或老款的宝石坠子（宝石越老越好），比如说橄榄石，黄晶石，或者成色特好的拉长石141。像她这种体态丰腴的美貌，就得要有点分量的饰物才能相配。您还记得吗，她到拉斯普利埃尔城堡去用晚餐的那回，随身带着好些漂亮的盒子、沉甸甸的大包小包，等她以后结婚的时候，不光可以在里面放粉底霜和胭脂，还可以——在一个颜色不太蓝的青金石盒子里——备一些珍珠和红宝石碾成的脂粉，当然不是人工养殖的珍珠，她嫁的人想必是有钱人。”
［韦尔迪兰夫人的沙龙从政治危机和艺术创新运动中获益。］
还没人指控德雷福斯事件是一种预谋，旨在给社交界抹黑。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打碎了社交界的构架。社交界人士不想让政治进入社交界，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正如军界人士不想让政治渗入军队一样。社交立场有如性取向，倘若全凭审美的理由来主宰选择，结果之反常、情况之倒错，会全然出乎你的意料。圣日耳曼区的夫人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就为这个理由，她们养成了接待其他社交圈女士的习惯，理由会随着民族主义一起消失，习惯却会保留。韦尔迪兰夫人趁德雷福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机，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作家延请到自家的客厅里来，尽管他们因为是德雷福斯派，暂时对她的社交活动不会有什么用处。政治热情和其他热情一样，持续不了多久。新的一代会成长起来，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热情；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热情的那一代人也会改变，他们会体验到新的政治热情，那并非先前的热情的翻版，其中会恢复一部分曾被排除的内容，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排除的动因已有所变化。在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期间，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不再关心某人是否共和党人，或者激进党人，甚至反教权人士，只要他是反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就行。假如爆发一场战争，爱国主义会具有另一种形式，对于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根本不去过问他是否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
于是，在每次政治危机、每次艺术创新运动中，韦尔迪兰夫人就像鸟儿衔泥筑巢那样，一点一点地捡起相继落下的碎片，这些碎片眼前没有什么用处，日后却会筑成她的沙龙。德雷福斯案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韦尔迪兰夫人的力量，在于她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在于她给予信徒们的关怀，在于她府上精美的晚宴，这些晚宴只有信徒可以享用，其他社交界人士一概不在邀请之列。每个宾客在她府上，都像贝戈特在斯万夫人府上那样备受礼遇。这儿的一个熟客有朝一日成了名人，人人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之时，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表现，绝不会像博代尔和夏博142提供熟食的官方宴请或圣查理曼日143节庆筵席那样华而不实、材质掺假，而是会像一道家常美肴，府上不办晚会的日子照样也有如此美味。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演出班子阵容整齐、训练有素，节目都是第一流的，缺的只是观众。而自从观众的兴趣从某位贝戈特所提倡的法兰西式理性艺术，转移到了异国情调浓郁的音乐上面，韦尔迪兰夫人一如外国艺术家派驻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很快就在迷人的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144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卡拉波斯仙女145，虽年老却无所不能。芭蕾艺术的这次入侵，我们知道，除了遇到一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的阻击之外，以其魅力征服了整个巴黎，激起充满激情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种激情显得不那么粗粝，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但也许狂热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一次韦尔迪兰夫人又占了先机，但其社交效果与以往大为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时，瞧见她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前排正对法官席，当为俄罗斯芭蕾感到欢欣鼓舞的新人类，头戴新潮的羽饰涌进歌剧院时，他们总能瞧见最靠前的包厢里并肩坐着韦尔迪兰夫人和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经历过司法大厦的激动过后，夜晚大家聚集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在这里不仅可以就近一睹比卡尔146和拉博里147的风采，而且可以打听最新的消息，了解楚林登、卢贝、儒奥斯特上校148，以及法规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同样，在《天方夜谭》或《伊戈尔王》的舞蹈场面所激起的兴奋难以平息，谁也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大家来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为保持舞姿轻盈没吃晚餐的演员们，以及他们的经理和舞美师，还有杰出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斯特劳斯，在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和女主人的操持下，欢聚一堂共进美味的夜宵。这里的夜宵堪比埃尔维修斯夫妇府上的夜宵，宴席上不乏巴黎最尊贵的夫人和外国的亲王殿下们的身影。一些自诩欣赏品位高雅，要在俄罗斯芭蕾中作所谓高下之分的社交圈人士，认为《仙女》的导演手法比《天方夜谭》来得更细腻，觉得在《天方夜谭》中不难看到黑人艺术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士也为亲眼看见这些让芭蕾的艺术品位和舞台表演焕然一新的重要人物而兴奋不已，这门艺术跟绘画相比，也许有点过于程式化，但这些创新者却带来了一场与印象派运动同样深刻的革命。
［凡特伊的《七重奏》。］
瞧见小小的舞台上不仅有莫雷尔和一位钢琴家，还有其他乐师，我心想，他们先演奏的准是别的作曲家的作品，而不是凡特伊的作品。我还以为他就只写了那首奏鸣曲呢。
韦尔迪兰夫人坐在一旁，白皙而略施脂粉的前额，饱满地向前鼓起，头发朝两边分开，这既是对十八世纪一幅肖像画的模仿，也出于一个不愿让人知道她正在发烧的病人对凉爽空气的需要，这位独坐一隅的主持音乐盛会的神祇、专司瓦格纳音乐和偏头痛的仙女，这位置身于乏味的听众之中的音乐守护神，让人想起有点忧郁的诺纳女神149，在这些听众面前谛听一种她远比他们熟悉得多的音乐，她自然更不屑于表露自己对音乐的感受。音乐会开始了，我不知道在演奏什么曲目，只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片陌生的疆土。这是在哪儿？这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我真想有人能告诉我，但身旁没人可问，我但愿自己能化身为《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这本书我读了好多遍，每当书里的人物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精灵或者一位美貌无比的少女突然现身，这个少女别人看不见，但身陷困境的主人公却看得见她，她悄悄告诉他的，正是他想要知道的情况。而此刻，我突然遇到的正是这种魔幻的时刻。我好比到了一个我以为不认识的地方，没想到其实我只是换了一条新的小路进来，绕过了一条陌生小路，眼前突然见到一条熟悉的小路，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稔于胸，只是平时不从那条路进来，我蓦地想到：“这不就是通到我某某朋友家花园门的小道吗？我离他们家才两分钟路。”果不其然，他们的女儿正从那儿过来，顺道向我打招呼呢；就这样，我骤然间认出了这对我来说全新的音乐，原来还是凡特伊的奏鸣曲；比小说中的少女更奇妙的是，那个小乐句，裹着银装，通体焕发着辉煌的音色，有如披巾那般轻盈柔美，款款向我走来，尽管换了华丽的新装，我还是认出了她。她对我诉说时温婉而熟悉的语调，更让我增添了重逢的喜悦，这种语调那么具有说服力，那么淳朴率真，却又不时闪耀着光彩，有一种令人心动的美。然而，这次它的目的，仅仅是给我指路，而且不是先前那首奏鸣曲里的那条路，这是凡特伊尚未公开演奏过的作品，在这部新作中，他只是一时兴之所至（事先发给每个听众的节目单上，有个词暗示了这一点），让那个小乐句出现了一下。转眼间，它又消失了，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但我现在知道，一切的一切也都在向我证实，这是一个我甚至意想不到凡特伊能够创造的世界——当我厌倦了先前那首奏鸣曲，觉得对我来说，它就像一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空间之后，我尝试过想象一些同样美妙，却有所不同的空间，但我无非像那些诗人一样，把他们所谓的天堂里塞满草地、花朵、河流，使之成为地球的翻版而已。假如当初我不曾听到过那首奏鸣曲，那么眼前这首作品让我感受到的，将会是同样的欣喜；这就是说，它具有同样的美，但又是不同的。那首奏鸣曲开场时，我们依稀看到的是百合般洁白、散发着田野芬芳的黎明，单纯的气息悬浮在稍显紊乱的背景上，组成一片乡间忍冬和白色天竺葵的绿廊；而这首新奏鸣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仿佛是一片浩瀚的大海，那是暴风雨还未降临的清晨，天空已是紫红色的，乐曲就在一片冷峻的寂静和无垠的虚茫之中开场，而后，伴随着玫瑰色的曙光，未知的世界从静谧和黑夜中脱颖而出。这种红色非常特别，在那首充满柔情和田园气息的、天真单纯的奏鸣曲中是根本无法见到的，它有如朝霞，给整个天空抹上了带有某种神秘希望的色彩。一个优美的旋律腾空而起，它也由七个音符组成，却是我从未听到过，跟我所能想象的曲调迥然不同的旋律，它简直妙不可言，却又那么尖锐刺耳，不再像那首奏鸣曲中鸽子的咕咕叫声，而是划破长空的嘶鸣，有如方才染红天空的红色那般鲜亮，仿佛公鸡神秘的报晓，俨如永恒的早晨令人不明其意，却又尖利无比的召唤。刚被雨水洗过，还带着电荷的冷冽的空气——跟那首奏鸣曲相比，这种空气具有全然不同的质感，气压也迥然相异，它所在的世界跟那首奏鸣曲中纯洁天真、草木茂盛的世界相去甚远——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渐渐收起了晨曦红嫣嫣的希望之光。然而到了中午，在短暂而灼热的阳光照射下，空气好似沉甸甸地蕴含着一种乡村风味的，几乎是土气可掬的幸福，教堂的大钟晃晃悠悠，钟声嘹亮而亢奋（就像贡布雷教堂热辣辣地倾泻到广场上去的排钟声，凡特伊想必经常听到，此刻也许在记忆中找到了这钟声，正如画家很趁手地在画板上找到了一种颜色），仿佛把最厚实的欢乐全都表现了出来。说实话，从审美的角度看，我并不喜欢这个欢乐动机：我甚至觉得它有点难听，整个节奏像是在步履艰难地行走，你只要用两根小棒，按某种方式敲击桌子，就可以把这种节奏模仿得挺像。我觉得凡特伊到这会儿已经没有了灵感，于是，我的注意力这会儿也开始分散了。
我向女主人瞧去，只见她令人望而生畏地独自端坐在那儿，仿佛是对圣日耳曼区那些贵妇人跟着节拍摇头晃脑的傻样表示抗议。诚然，维尔迪兰夫人并没有说：“你们要明白，这音乐我可熟悉，熟悉得很呢！我要是把自己的感受全都说出来，你们就是听一个晚上也听不完！”但是她正襟危坐的姿势，毫无表情的眼神，还有那几绺披下的头发，都代她把这话说了。这种姿势和眼神，也表明了她的勇气，仿佛在说，乐师们只管往下演奏就是，她的神经不劳他们来照顾，甭说行板她能挺得住，就是快板也休想叫她讨饶。我转脸去瞧那些乐师。大提琴手双膝夹紧他的琴，头往下冲，刻意做作的时候，那张粗俗的脸会不自觉地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他俯身去按低音时，那份耐心就像仆人在拣菜。在他旁边弹竖琴的姑娘，几乎还是个孩子，穿着短裙，被四边形的琴框金光灿灿地围在中央，犹如一个女预言者置身于有魔力的小屋里，那些光线习惯上象征着太空，姑娘的手上下挪动，在一些确定的点上拨出曼妙的乐音，就好比寓意画中的小女神站在天穹的金栅前，一颗一颗地采摘着星星。至于莫雷尔，一绺原先夹在头发中间的鬈发，刚才掉了下来，卷曲地挂在额头上。
我稍稍向听众的方向转过脸去，想了解德·夏尔吕先生对这绺头发作何感想。可是我的目光落在了韦尔迪兰夫人的脸上——确切地说是手上，因为她的脸完全埋在了手里。女主人保持这种冥想的姿势，究竟是要表明，她犹如置身于教堂，觉得这音乐跟神圣的祈祷并无两样，还是如同有些人在教堂里那样，想要避开旁人不知趣的目光——或是出于羞耻心，不想让人家看到她假装的虔诚，或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不想让人家看到她无可宽恕的走神或无法克制的睡意？起先，我由于听到一种有别于乐音的很有规律的声响，以为后一种假设是对的，但后来我发现，这打呼噜的声音并非来自韦尔迪兰夫人，而是她那条狗的鼾声。
［艺术也许并不像生命一样虚幻。］
钟声齐鸣的辉煌动机，很快就被其他动机所驱散，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乐曲上来；我意识到在这首七重奏中，不同的乐思相继出现，而最终全都汇聚在一起，这样一来，先前的那首奏鸣曲，以及我事后知道的凡特伊的其他作品，跟这首七重奏相比，都只能算是青涩的习作，在此刻我听到的这首恢弘大气的作品面前，显得柔美有余，刚强不足。作为对照，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我总认为凡特伊所能创造的别样的世界，都是些封闭的天地，就像我的前几次恋爱一样；而其实，我应该承认，最后这次恋爱——跟阿尔贝蒂娜的恋爱——才让我尝到了爱的冲动（最先是在巴尔贝克，接着是传戒指游戏，然后是她睡在酒店里的那个夜晚，然后是巴黎有雾的星期天，然后是盖尔芒特府的晚会，然后又回到巴尔贝克，最后又是在巴黎，这时我和她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同样，如果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而是我的整个一生，那么跟这次恋爱相比，其他的恋爱都只是单薄的、怯生生的尝试，只是对一种更为壮阔的爱情的准备和召唤……召唤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我的思绪又从音乐中游离开来，暗自在想，不知道这些天来阿尔贝蒂娜有没有见过凡特伊小姐，就像一个人重新在探究一种内心的创痛，刚才由于分心，他暂时忘记了这种痛苦。说到底，阿尔贝蒂娜可能做哪些事，都只是由我的心象所生。凡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副本。不过，这个副本平时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记忆的边缘，相对而言，它还是处于我们外部，它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痛痒，正如一个放在一定距离以外的物体，我们看见了并不会引起疼痛的感觉。使这些人感到痛苦不安的事情，我们用一种旁观的态度在感知它们，我们也许会颇为得体地说一些表示遗憾的话，让别人觉得我们很有同情心，但其实我们并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们。然而自从我的心在巴尔贝克被刺痛以后，阿尔贝蒂娜的副本就留在了我的心里，埋得很深很深，根本没法去除。她做的事情，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感官功能发生了改变，明明看到的只是一种颜色，却会感觉到皮开肉绽般的疼痛。幸好，与阿尔贝蒂娜再次分手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待会儿回到家里，就又会见到她，就像她真是我深爱的女人似的，这当然有些令人烦恼，不过，相比于另一种忧虑，就是一旦真的就在这么一个时刻，在这么一个我虽说对她心存疑虑，她却还没来得及让我对她完全忘情的时刻跟她分手的忧虑，那点烦恼就算不得什么了。正当我这么在想象中仿佛看到她在家里等我，觉得时间长得难以打发，说不定还在卧室里睡了一会儿，突然间这首七重奏的一个熟悉而亲昵的乐句仿佛过来温柔地抚摸了我一下。也许——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不正是所有的东西都交织、叠合在一起的吗——凡特伊写出这个乐句的灵感，就来自他女儿——如今我所有这些烦恼的源头——的睡眠，当作曲家在宁静的夜晚创作时，女儿的睡眠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这个乐句，以弥漫于舒曼某些梦幻曲中的静谧柔美的意蕴，使我的心平静了下来，在这样的梦幻曲里，即使“诗人如是说”，你也能猜到“孩子入睡了”150。只要我愿意回家，今晚我就能见到我的阿尔贝蒂娜，无论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然而，我心想，七重奏开头那黎明的呼唤中，有一种神秘的意味，一种比我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所能得到的许诺更飘渺的东西。我尽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位女友，以便只想着作曲家。他俨然就和我们在一起。看来，说作曲家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永生，此言不虚；我感觉到了他在挑选某种音色，让它跟其他音色相配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凡特伊除了得天独厚的天赋以外，还有一种音乐家中几乎没人，画家中也极少有人能有的天赋，能让所用音符的色彩不仅稳定，而且富有个性，这种鲜明的个性，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变得黯淡，而且，模仿这位色彩大师的学生也好，音乐成就比他更高的名家也好，都无法让这种色彩上的独创性收敛它的光芒。富有个性的音色的出现，引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其成果并没有湮没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之中；只要人们重新演奏这位永恒的创新者的作品，革命就会再次爆发，重现它的光彩。凡特伊笔下的每个音色，都被赋予一种鲜明的色彩，这世上最博学的作曲家，即便精通了所有的作曲规律，也无从模仿这样的音色，因此，他尽管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在音乐史上只具有某个相应的位置，但每当人们演奏他的一首曲子时，他总会离开这个位置，出现在潮流的前头，因为他的曲子听上去总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它的写作年代晚于那些更时新的作曲家们，其中自有一种看似矛盾、实则迷人的常听常新的魅力。凡特伊的交响曲中的一些段落，当初我们听过它们的钢琴曲雏形，如今听到的配器后由整个乐队演奏的乐声，犹如夏日的阳光，经过窗玻璃的折射后，照进幽暗的餐室，让我们出乎意料地仿佛看到了一座《一千零一夜》中光彩夺目的宝库。但是，这种一成不变的、令人目眩的流光溢彩，如何能与生命本身，与永远在变动而又充满欢乐的生命进程相比呢？我认识的那个羞涩、忧郁的凡特伊，当他必须挑选一种音色，让它跟另一种音色匹配的时候，他变得勇气十足，浑身充满一种幸福——就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之感，只要听过他的作品，就不会对他的这种幸福感有丝毫怀疑。由某些乐音引起的愉悦，以及这种愉悦感所唤起的、不断激励他去发现其他乐音的精神力量，也带给听众一个又一个发现的惊喜，更确切地说，是这位创造者在亲自引领着听众，从他找到的音色中感受强烈的欢愉，而这种欢愉又给了他新的力量，去奋力寻找它们仿佛正在召唤的新音色，灵感犹如火光迸溅那般闪现，他欣喜若狂，浑身颤抖，当铜管乐器一齐奏出崇高庄严的音响之时，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作曲家，兴奋眩晕几近疯狂，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宏的音乐壁画，正如米开朗琪罗把身子绑在梯子上，头冲下地用满含激情的画笔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上挥洒涂抹。
［凡特伊特有的音调。］
凡特伊已经去世多年；但在他当年心爱的那些乐器中间，他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仍在继续，不因时光流逝而终止。那仅仅是他作为一个个人的生命吗？如果说艺术其实只是生命的一种延续而已，那么为艺术奉献出一切还值得吗，艺术岂不就跟生命本身一样虚幻吗？越是往下听这首七重奏，我越是感到这样想是不对的。诚然，粉红色的七重奏全然不同于那首纯白色的奏鸣曲；小乐句所回应的那声羞怯的询问，全然不同于那种企求兑现许诺的热切恳求，我们在七重奏里听到的这声奇特的许诺，尖利、短促而不可思议，使大海上方粉红、沉寂的晨空震颤了起来。然而，如此不同的这两个乐句，却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为，正如有的世界——那正是埃尔斯蒂尔看到并生活其中的世界——我们是通过随处散布的细部、碎片，诸如博物馆和私人宅邸的藏品，来感知它的，同样，凡特伊以一个又一个音符、一次又一次的触键，把种种我们所陌生的、无比珍贵的色彩，赋予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世界，由于我们在不同的时段聆听他的作品，他的这个世界也就间隔成了许多片段，而他先前的那个奏鸣曲和此刻的这个七重奏，既然所发出的询问全然不同，从而乐曲的行进速度差别就很大，一个把一条绵延、纯净的声线截成短促的呼唤，另一个则把许多散乱的碎片拼合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构架，一个是安静的，怯生生的，有点像断弓的演奏，带有哲理的意味，另一个则是急迫、不安的恳求，但它们所要表达的，是同一个请求，同一个祈愿，只不过它们是心中的太阳上升到不同高度时，经由不同的介质折射出来的光线，这些不同介质反映了他在追求创新的心路历程中的思想演变，以及艺术探索的不同阶段。那是实质上相同的请求和祈愿，尽管在凡特伊不同的作品中，它们被赋予不同的面貌，但还是认得出，而且是唯有在凡特伊的作品中才能找得到的。诚然，音乐评论家可以在别的音乐大家的作品中，找到与这些乐句相似乃至渊源有自的乐句，但那只是皮相之谈，他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相似，那是由精巧的推演得出的结论，而并非直接感受到的印象。凡特伊的乐句给人的印象，不同于其他任何作曲家，这就好比，尽管科学对某些规律已有定论，但是与众不同的个体现象仍然会存在。而恰恰在他一心想要标新立异之际，我们自会在一部作品当中，在不同的表象下面，认出哪些是深层次的相似，哪些是故意做出来的相似之处，当凡特伊翻来覆去地把一个乐句用来用去，自得其乐地把节奏变来变去，最后又回到最初的形态，其中的相似性是刻意为之的，是耍聪明的结果，所以注定是肤浅的，不可能像那些深藏不露、出于无心的相似性——我们在两部杰作不同的色彩中，会同样感受到这种相似性令人眼前一亮的光芒——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这时，一心想要出新的凡特伊，始终在向自己发问，他凭借全部的创造力，触及了灵魂的深处，所以任凭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的灵魂总会以同样的音调——他特有的音调——作出应答。是的，那是一种音调，凡特伊的音调，它有别于其他作曲家的音调，其间的差别，比我们听两个人说话或两头不同种的动物嘶叫，所能感觉到的差别更为明显；这种实质性的差别，正是那些作曲家的创作思想与凡特伊永恒的探问之间的差别，他以种种形式向自己提问，他习惯于抽象的思辨，然而这种思辨犹如在天使的国度中进行，摆脱了推演的分析形式，让我们可以测量它的深度，却无法把它转译成人类的语言，这就好比灵魂脱离躯壳以后，即使通灵者再把它召来，询问死亡的秘密，它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个秘密；是的，那是一种音调，因为即便这个下午如此打动我的独创性是后天获得的，即便音乐评论家可以在作曲家之间找出渊源关系，但是我知道，富有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就像伟大的歌唱家，他常会不自觉地追求音色独特的音调，那是富有个性的心灵存在的一种证明。凡特伊本可以尝试写得更庄严，更宏伟，或者写得更轻快，更活泼，让他感受到的东西在听众心里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凡特伊不由自主地让所有这一切都沉在了涌浪巨涛之下，而正是这涌浪巨涛，成就了他的歌声，使它成了一听就能辨认出来的永恒的歌声。这种歌声，这种有别于其他作曲家、却跟他自己在别处的歌声都那么相像的歌声，凡特伊究竟是从哪儿学来，从哪儿听到的呢？这么看来，每个艺术家都像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住民，那是一个他自己也已忘却的，与另一个将要登岸的大艺术家的出处并不相同的国度。这个国度，凡特伊至多只是在最后几部作品中，似乎才靠得近了一些。这些作品里的气氛，已非那首奏鸣曲所能比拟，叩问的乐句变得更为急迫，更为不安，应答也变得更深奥莫测；清晨和傍晚潮湿的空气，仿佛浸透了乐器的琴弦。纵然莫雷尔演奏得很出色，他的乐声还是让我感到格外尖锐，甚至刺耳。这种粗砺的乐声，反而使人听了很舒服，就像你听某些演唱时，感觉到其中有一种人文的情怀，一种充满理性的亲切感。当然，也有人会感觉到不舒服。当艺术家对周围世界的印象起了变化，变得更纯净，更适宜于回忆内心的那片故土时，它往往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对作曲家而言，它体现在音乐总体风格的改变上，而对画家来说，则反映在色彩的变化上。诚然，最聪明的那些听众到头来识破了其中的奥秘，他们后来坚称，凡特伊最后那几部作品才是最深刻的作品。然而没有一份节目单，没有一个标题，可供人们作出明晰的判断。所以我们只能猜想，这想必是思想深度在音响领域的转调吧。
这片被遗忘的故土，作曲家可能会想不起它，但在无意识中始终跟它保持着某种共鸣；唱起故乡的歌，他会心中充满喜悦，但有时他也会为追求虚荣而背弃它。追逐荣誉，他便会远离它；只有厌弃荣誉，他才能找到它。这时作曲家（无论他写的是什么题材）总会唱起这支独特的歌，其中的重复和相似——因为无论他写什么题材，他总是他自己——证明了在作曲家心中，有些情结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情愫，这些我们非得为自己保留不可的内心的积淀，即使在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情人之间都是无法言传的，它们能使每个人的感受产生质的差异，却被挡在了言语的门外，言语的交流只能局限于人所共有、并无实质意义的外在层次，而凡特伊和埃尔斯蒂尔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凭借乐音和画面的色彩，将我们内心世界的构造外化了，对这些被我们称为个体感受的内心世界，要是没有这样的艺术，我们难道还能有所了解吗？翅膀，这另一个能让我们自由呼吸的器官，即便能带着我们穿越茫茫太空，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要感觉方式依旧，我们即使到了火星和金星，所能看到的东西，也仍然和地球上的东西是一个模样的。唯一真正的旅行，唯一的青春泉151之浴，并不是去往新奇的地方，而是拥有另一双眼睛，以别人、成百上千个别人的眼光，来观察这许许多多人看见的成百上千个世界，所谓一人一世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世界；埃尔斯蒂尔这样的画家，凡特伊这样的音乐家，使我们这样做到了，借助于他们的器官，我们真正做到了从一个星球飞往另一个星球。
行板结束时的那个乐句充满柔情，我听得出了神；接下来，在下一乐章开始前，有一段休息时间。乐师搁下乐器，听众交流着各自的印象。有位公爵想表明自己是内行，煞有介事地说：“这曲子挺难拉的。”有些人比较随和，来跟我聊了一会儿。可是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听进去，刚在心里跟来自天堂的乐句作过交谈，这些人间徒具外壳的话语，算得了什么呢？我俨然就是个被逐出天国的天使，从充满欢乐的天堂，坠落到了最无趣的尘世。我心想，倘若没有发明语言、形成文字，也没有对思想的分析，音乐说不定就是所谓心灵交流的唯一实例，就像某些生物是大自然所淘汰的某种生命形式的最后见证一样。音乐有如一种没能实现的可能性，人类实际上走的是其他的路，是口头和书面语言之路。音乐向非分析状态的回归实在令人如痴如醉，所以一旦从这样的天堂出来，跟一班应该说还算聪明的人接触，让我觉得兴味索然。在音乐进行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一些人，把他们和音乐糅合在一起；确切地说，我是把对某一个人的思念，亦即对阿尔贝蒂娜的思念，融合在了音乐之中。行板临结束时的那个乐句，在我听来美妙无比，我心想，可惜阿尔贝蒂娜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真正懂得——自己被融合在了如此崇高的东西之中，那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不仅我俩在一起拜它所赐，而且那感人至深的乐声仿佛就出自她之口。
［凡特伊小姐的那位女友，使作曲家的作品重见天日。］
据说，他身后留下的作品中，起先只有那首奏鸣曲是完整的，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无法辨认的记号而已。说无法辨认，当然有一个人得除外，此人在凡特伊身边生活过不少时日，对他的工作方式有充分了解，并凭着自己的耐心、聪明和对逝者的敬意，终于解读出了他的配器记号：此人就是凡特伊小姐的那位女友。在这位大作曲家生前，她就深受他女儿对父亲不胜崇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崇拜，这两个姑娘有一段时间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拼命抑制内心的真实情感，自欺欺人地以亵渎这种情感为快事，其间种种情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52。对父亲的崇拜，成了女儿作践父亲的动因。的确，这种由亵渎逝者来获得某种快感的事情，她们本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她俩又决不是亵渎逝者这四个字所能论定的。何况，两人之间这种肉体上的、病态的关系，这种暧昧不清的骚乱的情感，渐渐让位于高尚、纯洁的友情，亵渎逝者的行为也随之收敛而终至绝迹。凡特伊小姐的女友有时会心中纠结不安，觉得自己对凡特伊之死恐怕难辞其咎。其实，她花费了这么些年来辨认凡特伊留下的没人能懂的记号，逐一解读这些天书般的谱纸，如今完全有资格说，对她曾在他的晚年使他伤心的这位作曲家，她用自己的行动为他赢得了不朽的荣耀，从中她也得到了救赎。
［韦尔迪兰夫人不能容忍夏尔吕抢她的风头，还有他请来的宾客对她的失礼，挑唆莫雷尔与夏尔吕男爵断交，男爵一蹶不振。］
有人可能会想，以德·夏尔吕先生六亲不认的火爆脾气，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怒火中烧，对韦尔迪兰夫妇肆意报复。他并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当然是他没过几天就着了凉，感染了一种当时很常见的肺炎，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和他自己都以为他快不行了，后来就那么生死未卜地拖了好几个月。在这以前他一直患有神经官能症，火气一大就会忘乎所以，没法控制自己，这次他一声不响，是否仅仅是一种疾病转移，由另一种疾病取代了神经官能症呢？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虽说德·夏尔吕先生从没把韦尔迪兰夫妇真正放在眼里，但要说他是不跟他俩一般见识，所以不去责怪他们，那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同样，诚然有些动辄对无伤大雅的假想敌大动肝火的神经质的人，一旦人家真的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就会变得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当这种人发脾气时，光靠给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抱怨无济于事，是不管用的，非得劈头盖脸地浇一盆冷水才能使他们安静下来，然而要说就是这么回事，只怕也还是太简单了。男爵之所以没有报仇雪恨，恐怕不能用所谓的疾病转移来解释，而要从疾病本身中找原因。疾病使男爵极度疲惫，他已经没有精力顾及韦尔迪兰夫妇。他已经是半死的人了。我们刚才说到攻击；即使是身后才起作用的攻击，倘若你想让它“上劲”的话，你也必须付出耗费精力的代价。德·夏尔吕先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说两个宿敌即使同归于尽，临终前也要睁眼看一下对方濒死的模样，才会安然闭上眼睛。这种事情大概极为罕见，除非死亡是趁我们身体健康时突然降临的。实际情况正相反，一个人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是不会有心思去面对任何危险的，哪怕那是他身体健康时觉得不值一哂的危险。复仇心是人生的一部分；常见的情形是——尽管有例外，我们下面会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性格中也往往充满矛盾——当我们站在死亡的门槛上时，复仇心会弃我们而去。且说德·夏尔吕先生想了一会儿韦尔迪兰夫妇，感到非常累，转身向着墙壁，什么也不再去想。打那以后，虽说他依然能口若悬河，但风格起了变化。没有了那种狂热和亢奋，话语间多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味；福音书式的细声细语，为这种口才蒙上了一层对死亡逆来顺受的色彩。在觉得自己身体有救的时日，他话特别多。身体情况不佳时，他一言不发。这种由慷慨激昂转换而来的基督徒式温情（两者之间大不相同，正如《安德罗玛克》中流露的才气有别于日后的《以斯帖》153）令他周围的人赞叹不已。这种赞叹中也有韦尔迪兰夫妇的份，对这样一个浑身缺点曾让他们极其厌恶的人，他们也禁不住刮目相看。当然，有许多仅仅看上去有点基督徒精神的想法，有时还是会在德·夏尔吕先生脑子里冒出头来。他祈求天使长加百列像对那位先知一样，飞来通知他要等多少时间救世主才会降临。他带着温柔而忧郁的笑容，打断自己的思绪说：“但愿天使长别像对但以理那样，要我耐心等待‘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154，到那时我早就死喽。”让他这般苦苦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所以他请求天使长拉斐尔给他把莫雷尔带来，就像把年轻的托比阿斯带到他父亲面前一样。他心里还多了份俗人的心机（就像患病的教皇在让人给他做弥撒的同时，不忘叫人去请医生），对前去看望他的人暗示说，要是布里肖赶快把他的托比阿斯给带过来155，说不定天使长拉斐尔会答应让他复明（就像对托比阿斯的父亲那样），或者让他在毕士大的池子里躺一下156。但尽管有这些人性弱点导致的反复，德·夏尔吕先生谈话中的道德纯洁性还是让人感到很有趣味的。吹牛，诽谤，狂妄，污言秽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道德而言，德·夏尔吕先生已经大大超越了先前所在的水平。然而这种道德的完善——他凭着自己的好口才，一度让那些易动感情的听众相信，这种完善业已实现——这种道德的完善，却随着成就了它的疾病的痊愈而消失了。我们下面会看到，德·夏尔吕先生的道德水平在不断滑坡，而且愈滑愈快。韦尔迪兰夫妇对待他的态度，则已成为有些遥远的回忆，一旦有了新起的怨怒，这段回忆就淡去了。
［我渐渐失去阿尔贝蒂娜。我和阿尔贝蒂娜说分手的话。她睡着了：寓意死亡的形体。］
虽然这场小小的闹剧没有被我弄到假戏真做的地步，但我倘若为此感到庆幸，那就错了。尽管我俩就不过说了几句要分手的话，势态已经够严重了。我们说这种话，原以为它们不仅是当不得真的（这是实情），而且是不妨随便说的。然而往往在我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它们已然是远处隐隐的雷声，已然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雨的先声。其实，我们当时所说的话，是跟我们的心意（那就是和我们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相反的，但也正是这种共同生活的不可能性，造成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痛苦，尽管与分离的痛苦相比，我们宁愿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最后事情会不可避免地以我们的分离而告终。而通常，结局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最常见的情形是（读者下面会看到，我和阿尔贝蒂娜的情形不在此例）我们说了那些自以为并不当真的话，过不多久就着手摸索一种既是有意分手又不怎么痛苦的、暂时的相处模式。我们要求女方——为了让她以后更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也为了我们能暂时摆脱无尽的忧伤和疲惫——在没有我们的情形下，或者我们在没有她们的情形下，独自出游几天，以此作为长期共同生活以来，另一种没有她在一起的生活的开端。很快她就会重新回归我们的家。但这次分离，虽说短暂却是真正兑现了的，它既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随意决定的，也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唯一确定、别无选择的。同样的忧愁会重新回来，当初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境况，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而分手却成了一件并不那么难以措手的事情；我们开始谈论它，随后以一种相当可爱的方式实施它。而这些都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预兆。很快，在暂时的、含笑的分离过后，我们亲手酝酿却并不知晓的、永久的、残酷的分离，就要登场了。
“过五分钟去我卧室，让我看您一眼好吗，我的小乖乖。您会去的是吗，您真好。可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我已经困得像个死人了。”我稍后走进她卧室时，看见她果然就像个死人。她刚躺下就睡着了；被单像裹尸布似的包住她的身子，精致的皱褶赋予它一种石雕的硬度。就像在某些中世纪艺术家表现最后审判的作品中那样，只有头露在坟墓外面，在睡梦中等待大天使吹响号角。她一下子被睡神袭倒时，头往后仰，头发蓬乱。望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身躯躺在那儿，我心想，它到底算是哪路对数表157，居然能让跟它有关的一举一动，从轻触胳膊肘到拂动长裙，都引起我如此痛苦的焦虑？这些焦虑从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所占据的每个点，一直延伸到无限，而且不时在我的记忆中被骤然激活；我知道，这些焦虑都是由她的情绪、意愿所引发的，要是换成另一个人，或者仍是她，但换成五年前或五年后，那就跟我没什么相干了。这是一个假象，但我没有勇气去探究其中的真相——除非我死去。就这样，我穿着从韦尔迪兰家回来以后，还没来得及脱下的毛皮大衣，凝视着这个变形的躯体——这个形体是有寓意的吧，寓意是什么呢？是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多一会儿，我听到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床沿上，接受这静修方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生怕吵醒她，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卧室。
［阿尔贝蒂娜醉心于福迪尼长裙。］
说到服饰，凡是福迪尼制作的款式，这会儿都让她心醉神迷。福迪尼的这些长裙，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一件，埃尔斯蒂尔曾对我们说起卡尔帕乔和提香时代的衣着如何华美，当时他声称，下一轮时尚将在那个时代的遗迹上再生，因为一切都会去而复返，正如圣马可教堂的拱门上的格言所示，也正如代表着死亡和复活的圣鸟，从拜占庭廊柱顶饰的大理石和碧玉水盂中饮水时作出的预言所示。刚见有人穿上这种长裙，阿尔贝蒂娜就想起了埃尔斯蒂尔的话，她也要穿这样的长裙，我们得去挑一条。然而这种长裙，虽说未必像真正的古代服饰那样，套在今日女性身上多少有点戏装的味道，还是当作一件收藏品保存为好（我也另外给阿尔贝蒂娜买过一些类似的服饰），但是它们绝不像仿制的假货那样索然无味。它们很像塞尔、巴克斯特和伯努瓦158所绘制的舞台布景，当时在俄罗斯芭蕾舞剧中，这些布景凭借它们充满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而又富有创作个性的艺术内涵，把艺术史上最令人心仪的那些时期的风貌，展现在了观众眼前；福迪尼的长裙亦然如此，它们古风犹存，却又标新立异，犹如一台布景（引人浮想的效能，甚至比布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布景毕竟还要靠想象，它们却是活生生地就在眼前），让人仿佛看见一座充斥着东方情调的威尼斯城，那儿的妇女身穿的长裙，比圣马可教堂圣龛中的圣物更容易引发联想，使人想到阳光下集聚的彩色头帕，细碎、神秘的互补色绚丽夺目。一切都随着时代而消逝，但一切又都在重生，它们在壮丽的景观和熙攘的人群中，在总督夫人古意盎然的服饰的一个又一个细节上复苏、重生。
［巴尔贝克海滩上的少女在我的房间里像个囚犯。］
有几次，她定制的裙子还没完工，我就给她先借几件，有时甚至就拿些衣料来披在她身上试试样子，她在我的房间里踱步，雍容华贵堪比总督夫人和时装模特。不过，我看见这些裙子就想起威尼斯，蜗居巴黎变得更难以让我忍受。当然，阿尔贝蒂娜比我更像囚犯。有件事很奇怪，变换着人生境况的命运之神，竟然能穿过牢房的墙壁，让她来个脱胎换骨，将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变成一个驯顺的、令人生厌的女囚。是的，牢房的墙壁阻挡不了这种穿透力；甚至，这种穿透力说不定就来自这墙壁。她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不再像在巴尔贝克那样，动不动就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到那些小片的海滩上去和女友们一起过夜，这种小海滩为数众多，要想找到她们谈何容易，何况她还对我说了谎，让我更难找到她的去处；因为，她一直被关在我家里，听话而孤独，跟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已经判若两人，当时即便我能找到她，在海滩上的这个难以捉摸的、谨慎而狡猾的少女身上，也仿佛延伸出去好些被她巧妙隐瞒着的约会，我为此感到痛苦，却又因此而爱她；她对其他人的冷淡以及答话的枯涩，都让人从中感觉到她昨晚已赴的约会和明天将赴的约会，对我来说那都意味着轻蔑和欺骗。因为，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裙，因为，这是最要紧的，我折断了她的翅膀，她不再是一位胜利女神，而只是一个我想要摆脱的惹人嫌的奴隶。
［我跟阿尔贝蒂娜谈论音乐和文学。艺术家所展示的那个陌生的、独特的世界的特性，比作品本身更有力地证明了天才之所以为天才，音乐如此，文学亦如此。］
我心里非常明白，嫉恨凡特伊小姐和她的女友是很没有道理的，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想要跟她们见面，我俩一起制定的度假计划，都因她的坚持而没把贡布雷列为目的地（它离蒙舒凡实在太近了），所以我请阿尔贝蒂娜给我弹奏，而且听着心中并无芥蒂的曲子，经常是凡特伊写的曲子。只有一次，凡特伊的乐曲成了我心生嫉恨的一个间接原因。事情是这样的，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莫雷尔演奏过这首曲子，有天晚上她和我说起莫雷尔，让我觉着她非常想去听他演奏，而且跟他认识一下。而就在两天以前，我刚从德·夏尔吕先生那儿得知，他无意间截获了莱娅写给莫雷尔的一封信159。“下流的妞儿”、“放荡的美人儿”等称呼，在我脑海中回响，令我毛骨悚然。正因为凡特伊的乐曲如此这般地和莱娅——而不是凡特伊小姐和她的女友——联系在一起，所以每当莱娅引起的痛苦缓解之时，我聆听这首乐曲心头就会感到痛苦；一处的疼痛，让我避免了别处可能发生的疼痛。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到的音乐，其中没有被我注意到的、当时还如看不分明的蛹那般待在暗处的乐句，后来成了气势恢宏的大厦；有些起先我几乎没去理会，至多只是觉着它们难听的乐句，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从没想到一旦熟悉以后，我居然会发现它们（就像那些起初让你讨厌的人一样）那么可爱。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有一个实质性的嬗变。换一个角度看，有些第一遍听就很清晰的乐句，其实我当时并没真的认出它们，现在，我认出了它们就是别的作品中的某些乐句，正如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七重奏时，没有认出宗教题材管风琴变奏中的那个乐句，而它却有如圣女那般步下神殿，与作曲家笔下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仙女们融为一体了。再比如说，表现中午排钟齐鸣欢腾景象的那个乐句，我当时觉得旋律不美，节奏也呆板，现在它却是我最钟爱的乐句——其中的原因，我想，不是我习惯了这种丑，就是我发现了它的美。杰作一开始引起的失望情绪，之所以会发生转变，究其原因，无非是或者最初的印象渐渐淡忘了，或者我们为探索人生真谛付出了努力。这两种假设，适用于一切重要的问题，诸如有关艺术的真实、真实性本身以及灵魂的永恒性的问题：在这两种假设中作选择，始终是必需的；就凡特伊的音乐而言，我每时每刻都面临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这一选择。举例来说，他的音乐让我感到比所有我所熟悉的书籍都更为真实。有时我想，原因就在于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并不是以观念的形态呈现的，它们要通过文学意义上，或者说智力意义上的转译，才能被意识到，才能被解释，被分析，而这种转译并不能像音乐那样将这些感受重组——在音乐中，乐音仿佛体现了这些感受的变化，再现了内心那种最强烈的感觉，使我们不时处于一种特定的陶醉的状态，当我们说“天气多好啊！阳光多明媚啊！”的时候，别人是无法和我们分享这种陶醉的快感的，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天气，在他们身上唤起的，是全然不同的感受。在凡特伊的音乐中，就有这样一些意象，它们是你无法言传，甚至不容你凝视的，我们入睡之际，它们会以这种非现实的魅力安抚我们，此时，理性已然遁去，眼睛已然闭上，我们还来不及认识这不可言喻，甚至无法看见的东西，就睡着了。我觉得，当我毅然决然地选择艺术是真实的这一假设时，音乐能为我提供的，并非好天气或鸦片之夜所唤起的、相当简单的精神愉悦，而是一种更真实、更充沛的陶醉——至少我有这样的预感。一尊雕塑，一首乐曲，凡是能激发起一种更崇高、更纯粹、更真实的感情的，不可能没有某种精神上的现实性与之相应，否则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在生活中一度感受过的某种特定的愉悦情绪，凡特伊的一个优美乐句，就能让它惟妙惟肖地重现出来，例如当我看到马丁镇的钟楼、巴尔贝克一条小路旁的几棵树，或者就只是像本书开头那样喝一杯茶的时候，我都有过那种体验。就拿那杯茶来说吧，凡特伊给我带来了充满阳光的感觉，明亮的市声，喧腾的色彩，都来自他作曲的世界，凡特伊把它们展现在我的想象中，执著而又迅捷得让我无法抓住这有如隐隐散发着天竺葵香气的丝绸一般的东西。虽然记忆中的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可以凭借测定环境（某种气味之所以会唤起我们充满阳光的感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的缘故）——不说是深化吧，至少是使之精确，但是凡特伊带给我的朦胧的感觉，并非来自回忆，而是来自一种印象（比如对马丁镇钟楼的印象），从他的音乐所散发的天竺葵芳香中，我们应该寻找的不是物质上的解释，而是更深层次的对等物——那是一个未知的、欢闹的庆典（他的作品，都仿佛是这个庆典的不连贯的片段，是一些裂口呈猩红色的碎片），是他聆听天地万物并将它们投射到自身之外去的方式。别的音乐家都不曾向我们展示过这个独特的世界，它的特性让我们感到很陌生，而这种特性，我对阿尔贝蒂娜说，也许比作品本身更有说服力，证明了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文学也是这样吗？”阿尔贝蒂娜问我。“文学也是这样。”我想起凡特伊作品中同一乐思反复出现的特点，对阿尔贝蒂娜解释说，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写的都是同一部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把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同一种美，通过各种不同的介质折射出去。“时间太晚了，小乖乖，”我对她说，“下回我来给您讲讲您趁我睡觉的工夫读过的那些作家吧，我会让您看到他们身上都跟凡特伊有相同之处。现在您也像我一样，开始注意那些重复句型了，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奏鸣曲也好，七重奏也好，别的作品也好，都出现过同样的句型，而文学作品，比如说巴尔贝·德·奥韦伊160吧，他的作品中那种隐藏在深处的现实性，从种种具体的细节中透露出来，着魔的女人、埃梅·德·斯邦和克洛特的脸红，《深红的窗帘》中的那只手，那些古老的传统、习俗，那些古朴的词语，那些作为过去的象征的古老而奇特的职业，拿着魔镜的牧人讲述的传说，那些散发着英格兰的芳香、美如苏格兰乡村的高贵的诺曼底城镇，韦利尼、牧羊人和人力无法挽回的魔咒，还有那种仿佛弥漫在一幅风景画中的不安情绪——无论是《老情妇》中寻找丈夫的女人，还是《着魔的女人》中在荒原奔跑的丈夫，或是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着魔的女人，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不安情绪，这些细节无一不在透露这种隐藏的现实性。托马斯·哈代161小说中那个石匠凿出的石块的几何形状，不也就是凡特伊的重复句型吗？”
［我给阿尔贝蒂娜列举巴尔贝·德·奥韦伊、托马斯·哈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例子。］
凡特伊的乐句，使我想起了那个小乐句，我对阿尔贝蒂娜说，那曾经是斯万和奥黛特爱情的国歌，“他们是吉尔贝特的父母，吉尔贝特我想您是认识的。您对我说过她没有品位。她没跟您套过近乎吗？她可是对我说起过您的。”
她顿了顿，回答说：“是啊，碰到天气很坏，她父母会派车来学校接她，我想她有一回捎过我，还吻了我。”她边说边笑，仿佛这是个挺有趣的秘密似的，“她冷不丁地问我是不是喜欢女人。”（既然她好像只记得吉尔贝特顺路捎她回家，那她又怎么能如此确切地说吉尔贝特问过她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呢？）“当时我也不知为什么，突然起了个怪念头想要骗骗她，就回答她说是的。”（看来阿尔贝蒂娜生怕吉尔贝特告诉过我这事，不想让我发现她在撒谎。）“不过我们什么也没干。”（这就奇怪了，她们明明连这样的体己话都说了，而且照阿尔贝蒂娜的说法，在这以前，她俩已经在车上拥吻过了，怎么还叫什么也没干呢。）“她就这么顺路捎过我四五次，说不定还多些，没有别的了。”
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再向她提问，装出对这些事情都很无所谓的样子。我重新拾起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石匠的话题。“您当然还记得《无名的裘德》，您有没有注意到，在《心爱的人儿》中，父亲从岛上采下的石头，先运到儿子的工作室堆放起来，后来也成了雕像；在《一双湛蓝的眼睛》中，墓和船的写法都是相似的，两个年轻人和他们所爱的姑娘的尸体，位于相邻的车厢里，162《心爱的人儿》中一个男人爱上三个女人，这跟《一双湛蓝的眼睛》中一个女人爱上三个男人也很相似，等等等等，总之，您注意到了吗，所有这些小说是可以相互叠合的，就像在小岛采石场上竖直堆叠的石屋。我现在不可能跟您详细评说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但您在斯当达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有一种高度感是和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于连·索雷尔被关在高处，法布里斯被囚禁在塔楼顶上，布拉内斯神甫在钟楼上研究星相，而法布里斯从那上面眺望美丽的景色163。您说您看过弗美尔的一些画，那您一定会注意到，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一些碎片，无论那是凭着何等的天才画出来的，那总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块挂毯，同一个女人，同样全新的、独特的美，如果人们不从题材上去寻找相似性，单单着眼于色彩所产生的印象，那么，由于在当时既没有跟这种全新的美相像的东西，也没有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美的东西，这种美就只能是个谜。嗳，这种全新的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具有同一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如同伦勃朗画中的女性一样独特），神秘的脸上令人愉悦的美，转瞬间会——仿佛那种美她是装出来似的——变成一种令人惊骇的傲慢无礼（尽管她骨子里还是个善良的人），无论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给阿格拉娅写表达爱意的信、向她承认自己恨她，还是在一次与此极为相似的造访的场景——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辱骂加尼亚父母的场景也很相似——中格鲁申卡（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原以为她性情乖戾，结果却发现她来造访时非常客气）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样，对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横加辱骂（尽管格鲁申卡骨子里还是善良的），不都是这样的吗？格鲁申卡，纳斯塔西娅，她们的形象不仅有如卡尔帕乔笔下的交际花，而且有如伦勃朗笔下的拔示巴164一样独特，一样神秘。请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张光彩照人却又说变就变的脸，这样一种刹那间让她们变得叫人认不出的傲慢无礼（“您不是这样的，”梅什金在加尼亚父母家对纳斯塔西娅这么说，而在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家，阿廖沙也可以对格鲁申卡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反的是，当他追求“画面感”的时候，那些场景往往是愚蠢的，至多就是蒙卡奇165想要表现某时某刻的一个死囚，或者某时某刻的圣母的那样一种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新颖的美，正如弗美尔在他的画中创造了犹如我们心灵一般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衣料和场所的某种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物，而且出现了前人不曾这样写过的住宅，《罪与罚》中的凶屋和它的看门人，难道不是写得跟罗果静杀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时的那座又长又高又空旷的阴暗的老宅，那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经典的凶屋，同样的精彩吗？一座住宅的这种令人心悸的新颖的美，这种跟女性脸庞混合在一起的新颖的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给这个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文学评论家倘若把它跟果戈理，跟保尔·德·科克166相提并论，那是毫无意义的，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领略这种神秘的美的堂奥。而且，虽然我对你167说的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小说中，写的往往是同样的场景，其实，当一部小说篇幅很长时，在同一部小说中也会反复出现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我可以很容易地在《战争与和平》里找一些例子，给你说明这一点，马车上的某个场景……”
“我并不是想打断您，不过我看您这就不往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了，生怕自己会忘记。亲爱的，有一天您对我说‘这是塞维涅夫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趣’，您究竟是想说什么意思呢？我承认我没听懂。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作家。”
“过来，宝贝，让我亲亲您，您把我说过的话记得这么牢，真该好好谢谢您，您先过来，待会儿再去弹琴吧。我承认，我那么说有点傻。不过，我那么说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特别。塞维涅夫人有时会像埃尔斯蒂尔，或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是按照逻辑顺序进行陈述，也就是说不是先说原因，而是一上来就先交待结果，而那结果往往又是一种让我们感到震撼的错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表现人物的。这些人物的行为，给我们一种很假的感觉，跟埃尔斯蒂尔绘画的效果很相像，在他的画里，大海仿佛悬挂在了天空上。当我们得知一个阴险的家伙原来是个非常好的男人，或者一个好人其实很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
“对啊，可是塞维涅夫人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承认，”我笑着回答她说，“要从她那儿举例，有些牵强附会，不过例子还是有的。请看这段描写。168”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有没有杀过人呀？我读过的他那些小说，都可以叫凶杀故事。凶杀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他脑子里，他老是提到它，这不正常。”
“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不大了解他的生平，但他肯定像所有的人一样，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罪孽，有的可能还是法律所不容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多多少少是个罪人，然而他又不完全是罪人，原因是有可以减轻罪责的案情。甚至也许不必判他有罪。我不是小说家，可能小说的作者在创作中会受到某些生活方式的诱惑，想要表现它们，但自己未必去身体力行。要是我们能按计划去凡尔赛的话，我可以让您看看肖代洛·德·拉克洛的肖像，这位典型的正人君子、模范丈夫，却是那本伤风败俗的小说的作者，而这幅肖像对面，就是德·让莉丝伯爵夫人的肖像，她写了好些道德故事，但不仅欺骗了奥尔良公爵夫人，还让她的孩子离开她，使她备受折磨。169不过我也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凶杀的专注包含着一种很不寻常的意味，我因此感到和他之间有一种隔膜。波德莱尔的下面这些诗句，已经把我惊呆了：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170
不过我至少还可以相信，波德莱尔不是真心这么想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那一切，都让我觉得离我遥远极了——除非我身上有些东西现在自己还不知道（我们的自我认识都是逐渐完成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发现有些深不可测的井，而那些井都打在人类灵魂的几个孤立的点上。但他是位伟大的创造者。首先，他所描绘的世界确实就像为他而创造的。所有那些小丑般的人物，他们不断地出现在小说中，列别杰夫，卡拉马佐夫，伊沃尔金，谢格列夫，这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比伦勃朗《夜巡》中的那群人更怪异。而他们的怪异，也许是用同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光线和服装表现出来的，其实他们原本只是很普通的人。这些人物形象真实、饱满，同时又深刻、独特，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这些丑角般的人物，几乎就像古代戏剧中某些类型的角色（今天的舞台上已经没有这些类型的角色了），他们把人类灵魂的某些侧面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有些人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评论他的作品时，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真让我受不了。您有没有注意到自尊和骄傲在这些人物身上所起的作用？您不觉得吗，对他来说，爱与狂乱的恨，善良与背叛，羞怯腼腆与傲慢无礼，无非是同一个性格的两种状态而已，阿格拉娅，纳斯塔西娅，被米佳揪住胡子的中校，跟阿廖沙亦敌亦友的克拉索特金，他们本性中的那个‘自我’都被自尊和骄傲所遮蔽了。可是毕竟还有许多闪光的地方。我对他的作品了解很少。但老卡拉马佐夫把可怜的疯女人搞大肚子，而做母亲的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当了命运之神的工具，令人难以理解地听从母亲的本能，怀着对施暴者的心理怨恨和肉体承认这双重情感，到老卡拉马佐夫家去分娩，老卡拉马佐夫的暴行和疯女人这种神秘的、属于动物本能的、无法解释清楚的举动，难道不是一个堪与古代艺术媲美的质朴的雕塑题材，不是一种中断后重加修饰、展现复仇与赎罪主题的檐壁雕塑吗？这是第一个片段，神秘，崇高，令人敬畏，犹如奥尔维耶托171大教堂雕塑群像中新添的一组女人雕像。与之呼应的是第二个片段，那是二十多年以后，老卡拉马佐夫被疯女人的儿子斯麦尔佳科夫杀死，卡拉马佐夫家族名誉扫地，接下来马上又是一个同样无法解释清楚而又堪作雕塑题材的场景，在斯麦尔佳科夫自缢身亡、了结复仇的举动中，有一种如同疯女人在老卡拉马佐夫的花园里分娩一样令人费解却又极为自然的美。我刚才说到托尔斯泰，并没如您所想的那样撇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在很多地方是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些压抑的、带有紧张感的描写，有许多到了托尔斯泰笔下都舒展了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种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家的阴郁气质，在他的追随者身上消散了。”
［睡前阿尔贝蒂娜不肯吻我，夜里她开窗的声音。］
我见她不来吻我，明白这些时间都是在虚耗，使我宁静的、真真确确的时间只可能从亲吻开始，我对她说：“晚安，已经很晚了。”我心想，她听了这话应该会来吻我，然后一切就可以继续下去。可是，她跟前两次一样，对我说了句“晚安，好好睡觉吧”，只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这一回我没再敢喊住她。我心头怦怦直跳，无法再睡了。就像一只小鸟不停地从笼子一头跳到另一头，我的思绪不停地跳来跳去，一会儿担心阿尔贝蒂娜要离开，一会儿又归于相对而言的平静。这份平静，来自每分钟都会重复好几遍的如下的推理：“不管怎么说，她是不会对我不告而别的，可她还没对我说过她要走呢。”这么一想，就差不多平静下来了。但我马上又对自己说：“可万一明天起来一看，她已经走了呢！我的担心是事出有因的；她为什么不好好吻我呢？”于是我心痛不止。而后重新开始上述推理，痛苦又稍稍减轻一些，可是弄到最后，由于脑子一刻不停、非常单调地如此运动，头疼了起来。有些心理状态，尤其是焦虑不安，只给我们提供两个可能的选择，这些状态中有一种如同单纯的肉体痛苦那样极其受限的东西。我一遍遍重复那番推理，时而找理由肯定自己的不安，时而又找理由否定它，好比一个病人以内心想象的动作，不停地抚摸使他疼痛的器官，暂时减轻一下疼痛（尽管片刻过后它又会加剧），我就在那么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力图使自己放下那颗悬着的心。蓦然间，夜的寂静中响起一下响声，这个响声也许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它让我心头充满惊恐之感——那是阿尔贝蒂娜猛然推开窗户的声响。恢复寂静之后，我心想，这个响声为什么会使我如此害怕呢？它本身并没有异常的地方；但我可能赋予了它两种使我感到惊恐的意义。首先那是我和阿尔贝蒂娜共同生活的一个约定，我怕穿堂风，所以要求夜里谁都不打开窗子。她刚住进来时，给她解释过这事，她虽然觉得这是我的怪癖，而且不利于健康，但还是答应一定不违犯禁令。凡是她知道合我心意的事情，即便她很不喜欢，她也会小心翼翼地唯恐出岔子，所以我知道，她宁可在壁炉烟熏火燎的气味中睡觉，也不会打开卧室的窗子，正如哪怕出了天大的事情，她也不会让人一早就来叫醒我一样。这只是我俩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约定，可是她在这个时候，不跟我讲一声就违背这一约定，岂不表明她已经豁出去，什么约定都不去管它了？再则，开窗声音这么响，简直可以说是粗暴，让人不难想见她推窗时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嘴里说道：“再这么过下去，我简直要闷死了，管他呢，我得透透气！”我说不准它到底预示什么，但我总觉得阿尔贝蒂娜的这下开窗声，比猫头鹰的叫声更神秘，更不祥。我心情烦躁不安（自从那次在贡布雷，斯万去我们家吃晚饭以后，我也许就再没有这么烦躁不安过），整个晚上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指望弄出的声响会引起阿尔贝蒂娜的注意，指望她也许会可怜我，会来叫我，可是我没听见她的卧室有任何动静。在贡布雷，我曾要求母亲去我的卧室。和母亲在一起，我就怕她生气，我知道只有让她看到我爱她，才能使她保持对我的爱。这就是我迟迟没去唤阿尔贝蒂娜的缘故。我渐渐地感觉到夜深了。她大概早就睡着了。我回到卧室躺在床上。
［我渴望置身威尼斯。］
蓦然间布景换了；那不复是昔日印象的回忆，而是早年一个愿望的重现，近日福迪尼的蓝金长裙唤醒了这个愿望，它在我眼前延展成另一个春天，那是一个不复有青葱翠绿的春天，树木、花草骤然间都消失了，从中显现的是我适才念叨的那个名字：“威尼斯。”这个渐次清晰起来的春天，浓缩成了精华，春日的绵延、趋暖和花儿般的绽放，转化成了漫长岁月的孕育，孕育的并非污浊的泥土，而是纯洁的蓝色活水，它虽没有花蕾，却同样春意盎然，用碧波荡漾的倒影回应五月的召唤，水光潋滟的暗宝蓝色湖面，犹如横陈的胴体，拥抱着美好的五月。季节嬗变不曾改变运河没有绿阴的面貌，时代变迁也没有给这座哥特式城市带来任何变化；这是我知道，却又无法想象，或者说是竭力要去想象的，这个儿时就有的愿望，在我热切地盼着动身的那会儿，却被病魔给摧毁了。我渴望能置身向往已久的威尼斯，凝神看那被分割的海面怎样蜿蜒曲折，宛如迤逦而行的海河172那样，紧拥这精致的城市文明，它精致而高雅，但蔚蓝色的河道让它与世隔绝，它在孤傲中发展，自立绘画和建筑学派——这美妙的彩石水果、禽鸟之苑，大海时时给它带来蓬勃的生机，拍击那些石柱的柱身，向雕刻精美的柱头投去蔚蓝色的忧郁目光，光影斑驳，流动变幻。
［我起身准备直接去威尼斯，弗朗索瓦兹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已经走了。］
于是，当分手已成定局之时，我就得挑选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有的是——这天我应当对阿尔贝蒂娜毫无牵挂，心中自有成百上千别的欲求；应当不和她见面，让她先出门，我再起身准备停当，留个字条给她，既然在这段时间里她去不了让我不放心的地方，我即使外出旅游，也不用担心她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何况那会儿我对她做些什么已经不在乎了），那我就该趁这机会，不再跟她相见，直接去威尼斯。
我按铃叫弗朗索瓦兹，想让她去给我买旅游手册和火车时刻表，就像我小时候准备要去威尼斯度假那会儿一样，当时心情之急切，并不输于此时此刻；我忘了其实有过另外一个愿望，去巴尔贝克的愿望，我实现了，却并不感到开心；而威尼斯，既然也是一个出名的旅游胜地，说不定也跟巴尔贝克一样，未必能让一个难以形容的美梦成真——这个在春意盎然的大海上打造的哥特式艺术瑰宝之梦，不时以它那欢快、温柔、不可捉摸、神秘朦胧的景象在轻叩我的心扉。弗朗索瓦兹听到铃声进来，她看上去在担心，不知道我听到她即将说的话、知道她刚才做的事以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她对我说：“今天先生这么晚才按铃，我真是急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早上八点钟那会儿，阿尔贝蒂娜小姐吩咐我把她的箱子都拿出来，我不敢说不拿，我怕来叫醒您，您会骂我。我心想您不一会儿准会按铃的，就叫她再等一个钟头，可我说了没用哪。她不肯等，只说叫我把这封信交给先生，九点钟就走了。”听她说完——一个人对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还真可能并不知道，我还满心以为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根本不在意了呢——我差点儿接不上气来，我双手捂住胸口，一阵燥热袭来，手心里全都是汗，自从阿尔贝蒂娜在小火车上把她和凡特伊小姐的事告诉我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大汗淋漓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说出下面这几句话：“噢！很好，弗朗索瓦兹，谢谢您，您没来叫醒我当然做得很对。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过后我会按铃叫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