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怎么都还不能说已经习惯，无论是就他对此地十分特别的生活的了解而言——如他自己所说，他不可能在短短几天里获得这种了解，甚至在三个星期里也不可能，他当着约阿希姆同样承认，还是就他的机体适应“山上这些人”那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气氛而言；因为这种适应在他感觉不是滋味儿，极不是滋味儿。是啊，他仿佛感到根本没法适应似的。
正常的日子安排得条理清晰而又考虑周到，只要你顺应它的驱动，就会很快跑上轨道，感觉轻松自如。然而每隔一周或者更长时间，又会出现某些有规律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只能逐步适应。适应这种可能只需一次，适应另一种则要反复多次。至于每天会碰见的个别的人和事，汉斯还得随时留心学习，学习更加仔细地观察事物，以便用他年轻人的敏锐吸收新的东西。
例如，走廊上有的门前放着的那些短颈球形瓶，汉斯·卡斯托普刚来那晚上就注意到了。它们装着氧气——当他问起，约阿希姆便对他解释说。瓶里装的是纯氧，每瓶价值六法郎。这种提神的气体是拿来输给快死的人的，使他们最后兴奋一下，坚持多活一阵子。——他们通过一根橡皮管将氧气吸进肺里。也就是说，在放着球形瓶的房间里，躺着的都是垂死者或如宫廷顾问贝伦斯所说的“痛得快死的人”。有一天，他穿着白大褂，脸色铁青地穿过走廊，碰见汉斯·卡斯托普，两人一同下楼去，他就对年轻人用了这个外来词。
“喏，您是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怎么样，在您审视的目光中可对我们有些好感？可佩服我们？不错，我们夏天的疗养季节还可以，情况挺不坏。可为了搞得像个样子，我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只可惜您不肯在我们这儿过冬天——您只打算住八个星期，我听说？嗯，三个星期？那真叫来去匆匆，连脱下外套都不值得，您说是不是？真可惜，您不能和我们一块儿过冬天；要知道，您真该瞧一瞧，什么是霍特福勒节，它会让您长见识。”他说这些话时，语气俏皮透顶，“这是下边坪上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可要等到冬天才过。小伙子们蹦蹦跳跳地玩地滚球。女士们呢，我的乖乖！一个个花枝招展，像天空里的鸟儿，我告诉您，都风流多情极啦……可这会儿我得去照顾咱那位濒死的病人啦，”他说，“在二十七号房间。已经奄奄一息，您知道。从中间给切掉了。昨天他已喝进去五大瓶，今天还得开，这个馋鬼。不过到中午大概就会回家去了。怎么样，亲爱的罗伊特呀，”他边说边跨进房间，“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再开一瓶……”他的声音消失在了随手带上的门后。可在一瞬间，汉斯·卡斯托普来得及瞥见房间靠里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年轻人，下巴上稀稀疏疏长着几根胡须，头平放在枕上，只是慢慢地朝门口转过来他那对其大无比的眼睛。
这是汉斯·卡斯托普一生中看见的头一个垂死者，因为无论是他父母亲还是他的祖父，在临终时都是瞒着他的。那年轻人长着胡子的下巴冲着天，脑袋仰在枕上，显得多么庄严！他慢慢转向门口的特大眼球投射出的目光，又是何等意味深长！汉斯·卡斯托普完全沉迷在那匆匆一瞥的印象中，下意识地也努力把眼睛慢慢地睁大、睁大，使目光显得意味深长，就像那位濒死的病人一个样，同时继续往楼下走去。他就这么瞪着眼睛，看见一个从他身后的门里出来在楼梯口便赶上了他的妇女。他没有立刻认出是舒舍夫人。她呢，对他那奇怪的眼神也只淡淡一笑，就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发辫，抢在他前面无声无息地、脚步灵活地、微微探着头走下楼去了。
在头几天他几乎没有结交什么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整个说来，院里的日程安排对此不利；加之汉斯·卡斯托普生性矜持，觉得自己在山上只是个客人，或者只是个如贝伦斯所说的“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有约阿希姆交谈和做伴，他大体上已感到满足。楼层的护士自然久已伸长脖子望着他们俩，一直到曾经也陪她说说话儿的约阿希姆，终于介绍她认识了他的表弟。她耳朵背后挂着夹鼻眼镜的带子，说起话来不仅做作，简直是让人难受。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得到一个印象，仿佛她已经被无聊折磨得有些丧失理智。要想摆脱她还挺困难，因为每当谈话快要结束，她就会表现出病态的恐惧；每当年轻人看样子要走了，她就用急促的话语和目光，用绝望的微笑将他们拽住，使哥儿俩出于怜悯，只好留了下来。她东拉西扯地谈她的老爸，说他是位法学家，谈她的表哥，说他是位大夫——显然为了标榜自己出自有教养的阶层，借以提高自己。至于那边房间里她照料的那个病人，他是科堡一位玩具制造商的儿子，名叫罗特拜恩；新近这年轻德国佬的病灶已经扩散到肠子上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这都很够呛，年轻的先生们该想象得出；特别是当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上等阶层的敏感，就太够呛啦。你甚至背都不能转……最近，先生猜猜怎么着，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只是去买了点牙粉，回来就发现病人坐在床头上，面前摆着一大杯黑啤酒，一截意大利腊肠，一大块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所有这些家常美味，全是家里人送来给他补身子的。结果第二天自然是要死不活。他这叫做自己找死。但死了只对他个人意味着解脱，她可还是不成——顺便说说，她名叫白尔塔，实际上就是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因为她反正又得去护理另一个病人，病情可能重些也可能轻些，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另一家疗养院，这就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未来，别的前景根本没有。
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她的职业无疑挺艰辛，不过嘛也令人满足，他是否可以认为？
当然，她回答，令人满足——令人满足，但却非常艰辛。
喏，愿罗特拜恩先生诸事顺遂。表兄弟俩说着想溜。
可她赶紧用话语和目光制止他们。她那么拼命想拴住年轻人，让他们跟她多呆一会儿的情景，看上去实在可怜；不再给她一点儿时间，似乎有些残忍。
“他睡了！”她说，“他不需要我。所以我才有几分钟到走廊上来……”她抱怨宫廷顾问贝伦斯，说他跟她讲话口气太随便，有损于她的出身。她更喜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因为她称他很有良心。随后她又谈起自己的老爸和表哥，可脑子已想不出新的东西。为了再拴住哥儿俩一会儿，她徒劳地挣扎着，以致突然提高嗓门儿，开始大声喊叫，因为他们真准备走了。——终于，他们摆脱了她。可白尔塔护士呢，仍朝着他们的后背探出上半身，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好像要用目光将他们吸回去一般。末了儿，她从胸中吐出一声叹息，转过身去，走进了她照管的病人的房间。
除她之外，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天里只认识了那个穿黑衣裙的脸色苍白的夫人，那个他在花园里看见的被称作“两个全都”的墨西哥女子。确实，他也听见她嘴里念叨那成了她绰号的可悲咒语，不过因为已有思想准备，就保持了落落大方的风度，事后他对自己挺满意。哥儿俩是在第一次早餐后按规定出去遛弯儿时，在疗养院大门前碰见她的。只见她身上裹着黑色的喀什米尔披巾，膝头弯曲着，跨着长而急促的步子，不停地在那里踱来踱去。一条黑色的纱巾包裹着她已掺进银丝的头发，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子，将她那生着一张愁苦的大嘴的老脸衬托得更加惨白。约阿希姆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只好向她鞠躬致意；她慢慢回着礼，在看人的时候窄窄的额头上皱纹变得更深。她停下来，因为看见了陌生的面孔。她微微点着头，期待年轻人靠近。显而易见，她认为有必要听一听新来者是否已了解她的命运，并且让他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介绍了自己的表弟。她便从披巾中向客人伸出手来——一只干瘦、泛黄、血管凸露的、戴着许多戒指的手。她一边继续向他点头，一边两眼死死盯着他。随后就是：
“先生，”她说，“我把情况全告诉您……”
“我知道这件事，太太，”汉斯·卡斯托普压低嗓门回答，“对此我深感遗憾。”
在她那漆黑的眼睛底下，松垂的泪囊如此大，如此沉，汉斯·卡斯托普从未见过。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枯叶的气息。年轻人的心软了下来，变得有些严肃了。
“谢谢。”她的发音尖锐，与她衰朽的形象形成奇怪的对照，同时，她那大嘴的嘴角凄惨地往下撇着。随后，她把手缩回到披巾底下，歪过头，继续踱她的步去了。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你瞧，我一点没事儿，把她对付得非常好。对付这类人我都会很在行，我相信，我生来就懂得怎样跟他们打交道——你说不是吗？我甚至以为，整个说来，我与悲伤的人能比与快活的人更好地相处，上帝知道原因在哪里，也许就在我也是个孤儿，早早地失去了父母吧。可是当人们严肃而悲哀地面对着死亡，死亡却不能使我心情抑郁，感到难堪，倒令我觉得适得其所，至少比处在热热闹闹的场合更好、更称心。最近，我曾想：这儿的女士们也太愚蠢了，竟如此地惧怕死，惧怕与死有关的一切，以致院里什么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她们，要等她们吃饭去了，才给快死的人送终。呸，太蠢了。你不挺乐意看见一具棺材吗？我可是挺乐意。我觉得，棺材是件非常美的家具，即使空着；而一旦有谁躺在了里面，那它在我眼里就简直变得神圣了。至于葬礼，则有着感化心灵的作用——有时候我想，人不该进教堂，而应去参加葬礼，如果他想获得一点点启迪的话。人们都穿着规规矩矩的黑衣服，手里拿着帽子，眼睛凝视棺木，形容庄重肃穆，谁也不许像平时生活中那样开无聊的玩笑。我很高兴，人们终于表现出了一些个虔诚。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该去当神父来着？——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挺适合我……但愿我刚才用法语讲的话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约阿希姆回答，“至少‘对此我深感遗憾’这句非常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