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松镇的吉尔贝特家看到的贡布雷教堂的钟楼。］
整整一天，我待在这座乡村气息略显过浓的住宅里，它看上去就像是散步时歇个脚或避个雨的地方，这种住宅里的每个客厅，都像一个绿色大自然展厅，不同房间的墙布上，或是这一间的花园玫瑰，或是那一间的树上小鸟，都会聚拢在你身边，来和你作伴，至少是单独和你作伴——因为这些墙布已经有了些年头，上面的玫瑰分得很开，倘若它们是真花，你完全可以一朵一朵地摘下来，小鸟呢，也可以一只只放进笼里去驯养，它们跟如今装饰房间的那些豪华墙布全然不同，既没有银亮的底色，也没有画成日本风格、让赖在床上的你产生种种幻觉的诺曼底苹果树；整整一天，我待在卧室里，窗外是花园成片的绿阴和院子门口的丁香，稍远处，河畔高高的大树上的绿叶，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再过去就是梅泽格利兹树林。起先，我望着这一切感到充满愉悦，仅仅是因为我心里在想：“卧室的窗户有这么一片绿色，真够漂亮的。”但后来，我在这个青翠迷人的巨幅画卷上认出了贡布雷教堂的钟楼，从那一刻起，情况就不一样了。钟楼给自己抹上暗蓝色，只是由于它位于更远的地方。我看到的不是画上的钟楼，而是钟楼本身，它把时空的距离、岁月的沧桑都展现在我眼前，在这片光影斑斓的天地中，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镶嵌在我的窗框中，色泽那么深暗，仿佛只是勾勒了几笔、并不曾上色似的。要是稍稍离开卧室一会儿，我就会瞥见过道那一头（因为过道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小客厅里的墙布犹如一条猩红色的带子——它只是一块平纹细布，但颜色是红的——仿佛只要有一束阳光射在上面，它立刻就会燃烧。
［我和吉尔贝特谈起阿尔贝蒂娜。］
有一天我跟吉尔贝特说起阿尔贝蒂娜，问她阿尔贝蒂娜是否喜欢女人。
“哦！没这事。”
“可您以前跟我说过，她生活不大检点。”
“我这么说过？您记错了吧。就算我说过，您也肯定把意思弄拧了，我说的恰恰是她常常会爱上那些毛头小伙子。不过在她这年龄，那也弄不出什么大事吧。”
吉尔贝特对我这么说，是想隐瞒她自己喜欢女人（按照阿尔贝蒂娜的说法），并对阿尔贝蒂娜有过那种意思吗？或者（要知道，他人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往往比我们所想的要多）她是因为知道我爱过阿尔贝蒂娜、猜忌过她，而且（他们对我们的真实情况，可能了解得比我们所想的要多，但往往联想过于丰富——我们原以为他们会因缺乏想象而判断失误，结果他们却由于想象太多而判断失误）以为我现在依然如此，所以出于好意，要给我系上通常专为醋意过浓的人准备的蒙眼布？反正不管怎么说，吉尔贝特说的这些话，从以前说的“生活不检点”到今天说的作风正派，都跟阿尔贝蒂娜说的话大相径庭，阿尔贝蒂娜最终差点儿就要承认她和吉尔贝特之间关系很暧昧了。阿尔贝蒂娜这么做，当时使我感到很惊讶，正如安德蕾对我说的话让我吃惊一样，因为早在我认识这群少女之前，我就认定她们是一群堕落的少女；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是不对的，在一个人们误以为伤风败俗的环境里，我们往往还是会发现某个正派的、淳朴到不知谈情说爱为何物的姑娘，这不是常有的事吗？可是再往后，我的想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觉得一开始的想法是对的。也许，阿尔贝蒂娜对我那么说，是想让我觉得她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妞儿，想在巴黎用她堕落的诱惑力来迷住我，就如当初在巴尔贝克用纯真的魅力迷住我一样。也许她仅仅是在我跟她说起喜欢女人的女人时，不想显出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这就好比在一个社交场合有人谈起富里埃或托博尔斯克178，听的人尽管对这两个名字一无所知，却仍要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当初她生活在凡特伊小姐和安德蕾身边，但说不定她们觉着她不是一路人，所以有些事情根本不让她知道，而她——正如一个嫁给文人的女人想要显得有文化——为了讨好我，一心做出凡是我有疑惑，她都能答疑解惑的样子，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这些疑惑是出于猜忌，她才改弦易辙。
［我读了龚古尔兄弟未发表的日记。］
那本《金眼女郎》既然吉尔贝特正在看，我就不想向她借了。不过她还是借了一本书给我，好让我在她家的最后一个晚上临睡前有书可读。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相当强烈，而且颇为纠结，不过好在没有持续很久。它就是龚古尔兄弟生前未曾发表过的日记。
在吹灭蜡烛之前，我读了其中的一大段（我把它抄录在下面）。我缺乏文学才能，这一点早在往盖尔芒特家散步那会儿我就感觉到了，这次在贡布雷小住（今晚是最后一晚）期间，这种感觉又得到了证实——在即将离开一个地方的前夜，因惯性而变得迟钝的思维会重获活力，你往往会尝试对自己作出评价，——而此刻，这种感觉好像变得不那么值得懊丧，文学似乎也变得未见得能揭示多么深刻的生活真谛了；但同时，文学并非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这确实又使我很伤心。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身上的病痛（这种病痛很快就会将我幽禁在一所疗养院里）也显得不那么令人遗憾了——倘若书中所写的美好事物并不比我见到过的更美好。可是出于一种很奇怪的矛盾心理，我还是想要看看眼前的这本书是怎么写这些东西的——既然其中写到了它们。
［我与龚古尔兄弟不同的观察方式。］
我合上龚古尔兄弟日记的书页。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吗！我倒真想再见见戈达尔夫妇，询问他们有关埃尔斯蒂尔的种种细节，我也真想去看看那家小敦刻尔克店铺（如果它还在那儿），想获准参观一下我在里面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府邸。可是我隐约感到一种不安。诚然，我从不讳言我不善于倾听，在有旁人在场时也不善于观察。我不会注意到一位老妇人戴的是怎样的珍珠项链，人家评论这串项链的话语，我会充耳不闻。但日记里提到的这些人物，毕竟是日常生活中我熟悉的，我常和他们一起用餐，其中有维尔迪兰夫妇，有盖尔芒特公爵，有戈达尔夫妇，他们每个人在我眼里都很普通，正如那个巴赞179在我外婆看来再普通不过一样——她不会想到他是德·博塞尚夫人钟爱的侄子、社交场上最受欢迎的青年才俊，他们每个人在我眼中都很平庸；我不由得回想起他们身上种种庸俗的表现……
但愿他们都是夜空中的星星！180
离开当松镇的前夕因阅读龚古尔日记而萌生的对文学的质疑，我决定暂时将它放在一边。但即使撇开这位回忆录作者身上很明显的天真的个人印记不说，我也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找到让自己安心的理由。首先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缺乏观察和倾听的才能（这一点，已由上面引述的日记令人沮丧地再一次证实），但并非整个人都如此。在我身上有那么一个角色，他好歹是有些观察的本领的，但是这个角色是间歇性地存在的，只有当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诸多事物中所共有的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之时，他才会从中获取养分、得到乐趣，才会焕发生命的活力。所以，尽管这个角色观察了，也倾听了，但那都是在某个较深的层面上，他并不能帮助我描述我所观察的东西。正如几何学家从事物中抽离可感知的性质以后，看到的仅仅是它们的线性结构，我周围的人所说的话，我并没有听进去，因为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要说些什么，而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样子，从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个性，或者发现他们的可笑之处；更确切地说，我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的目标（因为它能给我一种特有的乐趣）是这样一个对象，那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共同点。只有在我觉察到这个对象的踪迹时，我的精神——在这以前它一直处于麻痹状态，即便看上去我在侃侃而谈，别人无从发现隐藏在这活跃的表象下面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萎靡不振——陡然间进入了寻猎的亢奋状态，不过它追踪的目标——举例来说，维尔迪兰沙龙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同一性——在一个有些深度的地方，在表面之下，一个稍稍缩进一些的区域。这时，对于周围的人那种表面的、可模仿的魅力，我都视而不见了，因为我已经分不出神来留意这些东西，这就好比一个外科医生，他在一个女人光滑的肚皮下面，看见了腹腔内的病变部位。我在别人府上用餐，却并没看见周围的宾客，因为，当我以为自己在看他们的时候，我其实是在用X光机透视他们。
［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对我的影响。我放弃了写作的计划。］
那些想法，有些削弱了，有些却增强了我因没有文学天赋感到的遗憾。但当我在远离巴黎的一所疗养院里治疗时，整个漫长的岁月中，那些想法从没在脑海里出现过，确实，那些年我完全放弃了写作的计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6年初疗养院已经找不到一个医务人员时为止。
［战争爆发后，主人公在1914年和1916年两次离开疗养院回到巴黎。第一次作者描写了不同人物在战争之初的表现：圣卢暗中力争奔赴前线，布洛克不愿上战场，吉尔贝特前往当松镇老家，那里已被德军占领。第二次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在巴黎，韦尔迪兰夫人继续主持她的星期三晚会，晚会的话题涉及时下的政治：战争的进展；二是夏尔吕继续寻欢作乐，絮比安帮助夏尔吕经营一家旅馆，以满足他变态的欲求。与后方的社交和堕落生活形成对照的，则是以不同方式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普鲁斯特重点写了下面两件事。］
［弗朗索瓦兹的表兄嫂帮助他们的侄媳妇。］
不过在这些日子里，我很少见到弗朗索瓦兹，因为她三天两头要去表兄弟家，关于她的这些表兄弟，妈妈有一次对我说过：“你知道吗，他们可比你有钱喔。”而我下面要说的这件可歌可泣的事情，那个年头在整个法国是随处可见的，倘若有哪位历史学家把这些事情记入史册，它们足以见证，不仅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的士兵身上，而且在后方千千万万从战火中幸存的老百姓身上，都可以看到法兰西的伟大和民族精神的崇高，看到圣安德烈乡村教堂所体现的传统力量的坚不可摧。弗朗索瓦兹有个侄子在贝里战役中被打死了，他也是弗朗索瓦兹那些富翁表兄弟的侄子，那些富翁靠经营咖啡店起家，发迹后回到老家享清福，已经有很多年头了。那个侄子被打死了，他原是一家小咖啡馆的店主，没有什么财产，应征入伍时才二十五岁，留下年轻的妻子独自照管小咖啡馆，他本以为过几个月就能回来重操旧业的。他战死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这感人的一幕。弗朗索瓦兹那些家赀上万的表兄弟们，虽说跟他们侄子的遗孀，那个年轻女人，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都从赋闲已有十年之久的老家赶来帮忙经营这家小咖啡馆，而且申明分文不取；每天早晨六点钟，百万富翁的老婆——名副其实的阔太太——跟女儿一起装束齐整，相帮侄媳妇和表嫂张罗店里的生意。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她们就这样洗杯子、端饮料，从早晨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半，没有一天空过人。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没有一个人物是真有其人的，所有这些人和事，都是我为了铺陈小说的内容而构想出来的，但我要怀着为祖国感到自豪的心情说，弗朗索瓦兹这些从退隐的老家赶来相帮孤零零的侄媳妇的富翁表兄弟，他们——也只有他们——是确有其人的，他们是真人真事。我相信我这样写，并不会有损他们谦虚的品德，理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读这本书，所以，尽管我无法把其他许多同样做过了不起的事情，使法兰西因他们而得以幸存的人一一列举出来，但我愿怀着孩子般纯真的愉悦，内心充满感动地在这里写下他们的真实名字：他们姓拉里维埃——法国味十足的姓氏。
［圣卢殉难。］
有个消息，推迟了我离开巴黎的行期。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有好一阵子无法考虑旅程。事情是这样的，我听说了罗贝尔·德·圣卢的噩耗，他在返回前线的第三天，为掩护手下的士兵撤退而殉难了。谁也不可能比他更不懂仇恨一个民族（至于皇帝，基于一些很特别的，甚至可能是荒诞的理由，他认为威廉二世并非挑起事端，而是想阻止战争的爆发）。他对德国文化也毫无厌恶之心；我听见从他嘴里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六天前他在我家楼梯上对我哼唱的舒曼歌曲的开头几句，他唱得那么投入，我生怕邻居听到，只好止住他不让往下唱。他受过良好教育，平时说话既不会称颂讨好，也不会疾言厉色，更不会说漂亮的空话。面对敌人，他跟当初面对征兵人员时没什么两样；在敌人面前，他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不肯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出哪怕一句那样的话来。这种面对他人时置个人的一切于度外的风度，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风度最好的注脚，这种风度同样也表现在其他地方，每回我从他的住处出来时，他连帽子也不戴就那么一路送我上车，亲自为我关上车门。
我一连好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着他的种种事情。我回想起他第一次到巴尔贝克来的时候，穿一件近乎白色、料子很软的衣服，眼睛有如大海那般颜色发绿、波光闪烁，他穿过通往大餐厅的前厅走来，餐厅玻璃窗外就是大海。我回想起他在我眼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非常想能和他做朋友。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快到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步，然而当时这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愉悦之感，后来我才意识到，在他优雅的容止后面，有着许多高尚的品德，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东西。而他日复一日，把所有这一切，无论好与坏，毫不吝惜地奉献了出来——最后一次是在向一条战壕发起冲击时，——他这样做是出于慷慨，出于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用来为别人效劳的热忱，正如有天晚上他在餐厅里跳过电线坐上软垫长椅，免得我挪动位置那样。总的说来，我很少见到他，每次遇见的地点都不一样，环境也各不相同，而且中间都相隔那么长的时间——无论是在巴尔贝克的大厅，在里夫贝尔的咖啡馆，在骑兵营地和冬西埃尔军营晚餐上，还是在他打了记者一个耳光的剧场，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但正因为很少见他，他的一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如同画面那样清晰，那样激动人心，他的死，则使我感到一种意识格外清醒的悲痛，跟那些我们爱之更深而且过从更密的人相比，这种印象更鲜明，这种悲痛更深切；因为来往一多，那些人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就只是无数差别难以觉察的形象的一种大致的平均值，而我们的情感一旦得到了满足，也就不会再像对我们见面时间很有限（由于他们或我们的缘故，见面还总是匆忙得很）的朋友那样，幻想有一天能加深这种情感，指望只要环境不变，这种情感就永远不变。
［战后我回到了巴黎，对文学和自己的才情依旧心灰意冷。］
第二所疗养院的治疗效果，并不比第一所的好；但我还是在那里住了好些年。最后总算离开了；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我一路尽想着我缺乏文学天赋，这一点我想我早在往盖尔芒特家散步那会儿就意识到了，后来在当松镇，我和吉尔贝特经常散步到很晚，才回去吃晚饭，散步途中我更惆怅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在离开当松镇的前夜，读了几页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以后，我更是几乎将这一点与文学的虚妄、空幻等同了起来，这个想法，也许不那么让我感到痛苦，却使我心绪更为黯淡，我觉着它告诉我的不仅仅是我的无能，而是我曾经有过的理想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这个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脑海中浮现的想法，重新以一种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可悲的方式冲击着我。我记得，当时火车停靠田野上的一个小站，阳光照在铁路沿线的一排树木上，树干的上半部分沐浴在阳光中。
“大树啊，”我心想，“你们已经对我无话可说了，我这颗变冷的心再也不会听见你们的声音了。此刻，我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却以冷漠而充满倦意的目光，看着明亮的树顶和阴暗的树干的分界线。如果说我曾经自以为是诗人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我不是。无论人生有多枯燥，我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新的阶段，也许在这个阶段中，有人能给我以大自然不会再给我的启示。可是那些让我也许能为它讴歌的岁月，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是，当我用有人可能对我作出的开导，来替代大自然不可能作出的启示，藉此安慰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仅仅在寻找一种安慰罢了，我心里明白，这种安慰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真的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面对这排被落日余晖照亮的大树，面对路基斜坡上长得几乎跟车厢踏板一般高的小花，我应该感到多么愉悦啊——这些小花，我能数出它们有多少花瓣，却无意像许多妙笔生花的作家那样去描绘它们的色彩，因为，一个自己没有感受到愉悦的人，怎么可能让读者感受到愉悦呢？
［在盖尔芒特府的院子里，我在铺得不平的石板上绊了一下。这一刻，我重又体验到了在各个不同人生时期，尤其是在品尝玛德莱娜小蛋糕味道时所体验的那种幸福感。］
然而有时，就在我们感到一筹莫展的当口，会出现某个启示，带来新的希望；我们敲遍了所有的门，都无法入内，最后却无意间撞到那扇可能花一百年也找不到的、唯一可以进去的门，门开了。
我心不在焉地走进盖尔芒特府邸的院子时，满脑子转的都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忧郁的念头，没有注意到有辆汽车迎面朝我开来。冷不丁听到司机的尖叫，我赶紧退让，结果退得太猛，不小心踩到了车库前那些码得不大平整的铺路石板。就在我竭力站稳的当口，我的脚在一块稍稍低下去的石板上绊了一下，一种幸福感倏然而至，驱散了沮丧的情绪；我在不同的人生时期都体验过这种幸福感，在巴尔贝克附近乘车兜风时见到那几棵似曾相识的大树时，在马丁镇瞧见那些钟楼时，在姑妈家尝到在茶里浸过的玛德莱娜蛋糕时，还有在前面提到过的许多美妙的感觉中，我都品尝过这种幸福，而我觉得，凡特伊临终前的作品仿佛把所有这些感觉都融合在了他的音乐之中。正如我尝到玛德莱娜蛋糕滋味的那一瞬间，对未来的忧虑，心头的种种疑惑，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适才我还在为自己是否具有文学才能，乃至为文学本身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感到烦恼不堪，此刻这些烦恼和纠结，仿佛被施了魔法似的不见了踪影。
［对威尼斯的回忆倏然而至。］
没等我来得及进行任何推理、作出任何判断，方才还无法解决的难题，顷刻间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但这一次，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不能再像那天品尝在茶中浸过的玛德莱娜蛋糕那样听之任之，不去弄个明白了。我刚才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当初吃玛德莱娜蛋糕时品尝到的那种幸福感，而那时我没有及时去探究深层的原因。两次体验的不同之处纯粹是物质上的，仅仅是具象的差别；碧蓝的光影吸引着我的眼球，清新的感觉，耀眼的光线，在我身旁盘旋，我想留住这些印象，但正如我在尝小蛋糕的味道时一点不敢动弹，唯恐这味道唤起的联想会骤然离我而去，这一次我也不敢多动，尽管旁边那群司机都在看我笑话，我仍然保持刚才的姿势，一脚踩在高起来的石板上，一脚踩在低下去的石板上，一高一低地慢慢往前走。当我机械地注意着自己的步态时，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而一旦我能把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忘在脑后，方才这样踩在石板上时感觉到的东西，顿时又浮现在脑海里，那耀眼而又朦胧的光影，又一次在我身旁轻轻拂过，仿佛在对我说：“你要是内心是强大的，现在就抓住我，解开我给你带来的幸福之谜吧。”我几乎即刻认出了，它就是威尼斯，我为描写它所做的努力也好，我的记忆为它摄下的所谓快照也好，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而当时在圣马可洗礼小教堂踩在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上曾经体验过的感受，和那天的许多别的感受掺和在一起，这会儿让整座城市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那些感受挨着个儿，排在被遗忘的岁月的队列之中，静静地等待着，等待一个骤然降临的机会不由分说地把它们请出队列。玛德莱娜小蛋糕，正是这样让我回忆起贡布雷的。可是，为什么贡布雷和威尼斯的形象，会在两个不同的时刻给予我一种相同的愉悦感，一种有如信念那般强有力，足以让我不用任何其他证明就确信生死无须萦怀的愉悦感呢？
［在书房里等客厅里一曲弹完之时，我发现那些愉悦感来自汤匙敲在碟子上的声音，以及上过浆的餐巾给我的感觉，它们在瞬间把我带回到了往日的岁月。］
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打转，我心想今天一定要把它想明白，脚步却不曾停下，径自走进了盖尔芒特府邸，因为，我们总会把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看得比内心要我们去做的事更重、更要紧，而今天，我的角色就是客人。但到得二楼，一位管家请我在一个兼作书房的小客厅里稍待片刻，等隔壁客厅里正在演奏的那首乐曲结束以后再进去——演出进行期间，亲王夫人不允许任何人开门入内。而就在这时，第二个启示倏然而至，前来加强那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给予我的启示，鼓励我继续探索其中的奥秘。原来那是一个仆人不小心把汤匙敲在碟子上的声音。刚才那两块铺路石板带给我的极度幸福的感觉，又充溢在我心间；依然是那种酷热的感觉，却又全然不同：其中掺有一种烟味儿，背景上森林的清新气味则冲淡了烟味儿；我意识到，让我感到如此愉悦的正是那行树木，那行我曾懒得去观察、去描写的树木，当时火车停在小树林跟前，我在车厢里打开一瓶啤酒的那一瞬间，感到过一阵晕眩，恍惚觉得周围传来的汤匙碰击碟子的声音，依稀就是工人在整修火车车轮时的榔头敲击声。仿佛种种迹象都在这一天里热切地向我显示，预示我应该摆脱沮丧情绪，重振文学信念，可不是吗，那位在盖尔芒特亲王府邸待了好些年头的管家刚才认出了我，让我在客厅隔壁的书房里稍等，还给我端来了各式各样的糕点和一杯橘子水，我拿起他递给我的餐巾擦了擦嘴；蓦然间，《一千零一夜》中的情景宛如就在眼前，书中的人物无意间做了一个符合仪式的动作，顿时，一个绝对听命于他的、只有他一人能看见的精灵，出现在他面前，随时准备把他带往远方，而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蔚蓝空濛的新奇的幻象。它纯洁而又饱含盐分，高高鼓起犹如蓝莹莹的乳峰。这印象如此强烈，以致我觉得眼下的时刻就是真实的时刻。那天我在心里嘀咕，不知道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会不会愿意接待我，生怕希望会化为泡影，而此刻的我，变得比那天更迟钝，我恍惚间觉得，仆人刚才打开了朝向海滩的窗户，周围的一切都在邀请我下去，在涨潮的海堤上漫步。我刚才擦嘴的上过浆的餐巾，硬硬的就像我初到巴尔贝克那天，站在窗前用的那块没法把脸擦干的餐巾，此时在盖尔芒特府邸的书房中，餐巾的褶裥和那扇面似的形状，让一片蓝绿色的海面，犹如孔雀开屏那般展现在我眼前。使我感到快乐的，不仅仅是这些色彩，而且还是支撑起这些色彩的生命瞬间，那应该是对这些色彩无限向往的瞬间，在巴尔贝克也许是某种疲惫、忧郁的情绪阻碍了我，让我没有享受到这个瞬间，而现在，克服了认识的不足之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变得纯粹而空灵，这个瞬间让我心中洋溢着喜悦。
［我们评价生活，往往依据的是跟生活本身并不相干的印象。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的天堂。］
正在弹奏的曲子随时可能结束，那时我就只能进客厅去了。所以我竭力想尽快地弄清楚，刚才那几分钟里我三次感受到同样的愉悦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样我就可以从中获取应有的教益了。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真实印象，和我们在描述这个事物时有意修饰过的印象，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异，我不想让思绪仅仅停留在这一差异上。我清晰地回想起，斯万当初说到他恋爱的那些时日时，神情相当淡漠，因为他在自己说的话里看到的，是那些时日之外的别的事物，而凡特伊的那个小乐句，却一下子就让他回到了那些时日之中，他在这一刻骤然感到的痛苦，正是以前感到过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意识到，高低不平的石板，浆过的餐巾，以及玛德莱娜蛋糕的味道在我身上唤起的那种感觉，跟我经常靠常规的回忆去重温威尼斯、巴尔贝克和贡布雷时的感觉，它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我也意识到，有人会说生活是平庸乏味的，尽管在某些时候它会显得非常美丽，那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评价生活、贬低生活，依据的恰恰是跟它并不相干的东西，是那些并非生活本身的印象。我还注意到，各种真实印象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说明，对生活的常规描绘何以无法跟生活很相像——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在人生的某个时段说某句话，做某个并无深意的动作之时，四周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事物（那句话，那个动作，都是它们的反映），这些事物与这句话、这个动作并无逻辑上的联系，而且是被智力跟它们分开的，智力为作推理并不需要这些事物，然而在这些事物中间——这儿，是一个乡村饭店饰满花卉的墙壁上晚霞的反光，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是对女人的渴念，是纵情享乐的欢愉；那儿，是清晨大海蓝色的卷浪裹挟着犹如水妖肩膀那般半隐半现的乐句——那个手势，那个最简单的动作仍然像被封闭在上千个瓶子里，其中每个瓶子都有可能装满色彩、气味、温度各异的东西。还有，倘若把这些瓶子按我们的人生岁月（在这些岁月中我们不断在变化，即使变的只是梦想和观念）排列起来，它们会位于各个不同的高度，会让我们感觉到它们所处的氛围是迥然不同的。诚然，这些变化是在让人几乎觉察不到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在倏然而至的回忆和眼前的处境之间，甚至在有关两个不同年份、地点或时间的回忆之间，距离之大（姑且撇开各自的特点不谈）都是足以让两者无从比较的。然而，尽管这种回忆，由于忘却的缘故，没能在它和当下之间建立任何联系、布下任何关联，尽管它在地方、日期上一成不变，尽管它一直保持着那段距离，在山谷也罢，在峰巅也罢，始终保持它的孤绝之态，但是它毕竟让我们感觉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股空气之所以清新，正因为它是我们往日呼吸过的空气，是比诗人们徒然想让其遍布天堂的空气更为纯净的空气，如若不是曾经被我们所呼吸过，它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意味深长的清新之感的，因为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的天堂。
［乔治·桑的小说《弃儿弗朗沙》唤醒了我儿时的回忆。］
我思绪没有中断，随手在盖尔芒特先生的书橱里抽出那一本本珍本书籍来翻看。当我心不在焉地翻开其中一本的封面时，我心头一震，突然觉得很不开心，那本书是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我的感觉是，这本书跟我眼下的思绪太不和谐了。但往下读了几页，我却激动得几乎要流泪了，我意识到，它留给我的印象才是真正和我眼下的思绪最合拍的。这就好比在一位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死者的灵堂里，殡仪馆的人在准备把灵柩抬下去，死者的儿子在和鱼贯而行的最后几位朋友一一握手，突然间窗外传来一阵军乐声，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悲伤。他控制住了情绪，但当他弄明白那是一个团队的士兵前来吊唁逝者，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刚才意识到，盖尔芒特亲王书橱里那本书的书名在我心中唤起的痛苦的印象，跟我当时的思绪是完全合拍的，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书名使我想到，文学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神秘的世界，那是个我不曾发现的世界。然而那并不是一本特别了不起的书，那只是《弃儿弗朗沙》。而这个名字，有如盖尔芒特的名字，对我来说跟我以前知道的那些名字都有所不同：它让我回忆起了妈妈给我念这本书时，“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在我心中唤起的那种我当时觉得似乎无法解释的情感（就像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当我有一段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们家的人时——让我觉得散发着封建领主的气息一样，弃儿弗朗沙让我想起的是这本小说最本质的内容），这种情感后来一度取代过评论界对乔治·桑的贝里乡村小说181的普遍观点。在一个聚会的餐桌上，当思绪仅仅停留在表层的时候，我也许不妨谈谈弃儿弗朗沙和盖尔芒特家族，这时这两个名字都不会有它们在贡布雷所带有的意味。可是当我独自一个人，正如此刻这样的时候，我的思绪沉浸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之中。此时，诸如我在社交场上认识的某人，居然就是盖尔芒特夫人，也就是说一位神灯阿拉丁式的人物的表妹，或者我读过的那些最美的书都足以跟——且不说是胜过，其实当然是这样——这本了不起的《弃儿弗朗沙》媲美之类的想法，都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那种印象其实由来已久，其中满含温情地掺杂着儿时的回忆和家族的回忆，但我一下子没能认出它们。起先我挺恼火，心想这个跑来搅得我不开心的陌生人，究竟是谁呀。其实，这个陌生人就是我，就是这本书刚在我心中唤醒的儿时的我——它所认识的我就是那个孩子，它方才呼唤的，只是它曾用眼见过、用心爱过的这个孩子，它只是想和这个孩子说话而已。因而，妈妈在贡布雷给我朗读几乎直至清晨的这本书，对我来说始终保持着那个夜晚温馨的魅力。当然，借用布里肖的话来说（他老喜欢说一个作家有一支“灵动的笔”），乔治·桑的笔，在我看来，根本不像我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来她的文学趣味渐渐变得和我一致了）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生花妙笔。但它却是我当初为表演给同学看，而无意中使之带有磁性的笔，我久违已久的那许许多多贡布雷的琐事，此刻轻盈灵巧地跳出来，一个接一个悬在带有磁性的笔尖上，形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微微颤动着的回忆之链。
某些有才能而又喜欢神秘事物的人每每相信，物体自会保存注视过它的目光中的某些东西，我们见到的古迹和名画，和我们之间都隔着一层由几世纪来无数崇拜者用爱和仰慕的目光编织而成的几乎可以触知的纱幕。这种奇思异想，倘若放到每个人所拥有的那片小小的现实生活领域，放到我们每个人的情感世界中去，它就会一点不奇怪，变得很真确了。是的，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而这是一种远为重要得多的意义），我们以前注视过的一样东西，在我们再次见到之时，会把当时充实它的全部图景，连同我们注视的目光，重新带回到我们眼前。这是因为一个事物——无论是一本红封面的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从被我们感知的那一刻起，就在我们身上成为某种非物质的，跟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当时的情感同样性质的东西，与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交融在了一起。从前在一本书里念到的某个名字中，包含着我们念这本书时拂过我们脸的风和照在我们身上的阳光。因此，那种满足于“描写事物”，可怜巴巴地像画平面图那样，把一根根线条、一个个块面按原样描下来的文学作品，尽管自称为现实主义，其实是离现实最远的，最贫乏、最可悲的作品，因为它们生硬地割断了我们的当下跟过去（其中本质的东西保存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和将来（那些事物在激励我们重新品鉴这种本质的内容）的一切联系。而这种本质的内容，正是配得上称为艺术的艺术所应该表现的内容，即使表现得不成功，我们也还可以从失败中得出一个教益（而现实主义即便成功，我们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教益），那就是：这种本质的内容，有时候是完全主观的、不可言传的。
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在某个时候看到的一件东西，我们读过的一本书，不仅跟当时周围的环境交融在一起，而且跟我们当时的状态密切相关，我们之所以能重新想起、重新感觉到它们，靠的正是我们当时的感觉、思绪和状态。
［表述生活本质的那本大书，作家应该不是创造出来，而是翻译出来的，因为它原本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作家的使命，就是译者的使命。］
倘若现实就是这种个人体验的碎屑，对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大致相仿的——因为我们一说起坏天气、战争、车站，一说起灯火辉煌的餐厅、鲜花盛开的花园，就谁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倘若现实仅仅就是这样，那么大概有一台电影摄像机，能把这些东西都拍下来，也就够了，离开这些具体而微的东西，去谈什么“风格”、“文学”，只会让人觉得矫情。但是，难道现实真的就是这样的吗？当我想要弄明白，一样东西、一件事情使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那天从维沃纳河桥上走过，河面上云朵的倒影看得我兴奋地跳起来高喊“嗨！嗨！”的时候，当听到贝戈特的一个句子，我心心念念想着的竟是跟贝戈特颇不相称的“妙极了”这三个字的时候，当有人态度不好，布洛克生气之余小题大做地说什么“怎么可以这么做，简直叫我难以置——置信”的时候，当我在盖尔芒特府上受到热情款待，又被红酒弄得微微有些醉意，走出府邸情不自禁地低声自语“这儿的人都那么可爱，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多美好”的时候，我想要弄明白，在这些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我意识到，那部写出本质的东西的书，那部唯一真实的书，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创造（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出来，而是翻译出来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译者的职责和使命。
［真正的生活，以及最终被发现并被阐明，因而是唯一完全真实的生活——就是文学。］
日积月累保存在记忆中的，是所有这一系列并不准确的表述，其中唯独没有我们的真实感受，对我们而言，这些表述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就是现实；正是从这些有违真实的表述中，产生了一种所谓“真实”的艺术，它像生活一样平庸，全无美感可言，其中用到的永远都是我们眼睛所见到、智力所了解的东西，看到它们如此乏味、如此无聊，我们暗自会问，对一个写出这种作品的人，难道还能指望他找到使自己感到愉悦和激动的闪光点，来激发他的热情，推动他的创作吗。真正的艺术绝非如此，德·诺布瓦先生称之为业余爱好者即兴之作的真正的艺术，其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发现并把握这个现实，让我们认识这个现实（尽管它跟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相距甚远）——随着我们用以取代这个现实的既定认知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不透光，这个现实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真正的生活，以及最终被发现并被阐明，因而是唯一完全真实的生活——就是文学。这种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时每刻都不仅寓于作家身上，而且同样寓于每个人身上。但是他们看不见它，因为他们缺乏阐明它的意识。因而他们的过去充斥着无数杂七杂八的底片，派不上用场，原因是智力根本无法将它们冲洗显影。我们的生活如此；别人的生活也如此；说到底，风格之于作家，犹如色彩之于画家，这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眼光的问题。要分析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方式，揭示其中存在的质的差别，这是任何直接的、有意识的方法都无能为力的，倘若没有艺术，这种差别将成为每个人永恒的秘密。唯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从自身中解脱出来，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他们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并不一样，那上面的景色，说不定就像月亮上的景色那样使我们感到全然是陌生的。幸好有艺术，我们才能不止看到一个世界，亦即我们的世界，而且能看到它不断增生；创新的艺术家越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就越多，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更甚于运行在无限之中的那些天体的差异，即使在光芒所由放出的源头——无论它是叫伦勃朗还是叫弗美尔——已经熄灭几个世纪以后，那些各具特色的光芒仍然会照射到我们身上。［……］
［真正的作品不会诞生于明媚的阳光和闲谈，它们应该是夜色和安静的产物。］
习惯，使我看不见周围种种细小的征兆（盖尔芒特家族，吉尔贝特，圣卢，巴尔贝克，等等）的意义所在，现在我必须还它们以应有的含义。当我们面对某种现实状况时，为了表述它、保存它，我们必须把所有跟它无关的、由习惯所固有的速度不断带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全都撇开。首先我得撇开那些有口无心的话语，那些人们在交谈中用来调侃打趣的话语（跟别人交谈时间久了，他们对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继续用这种口气说话，它们使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谎言），那些所谓的场面话（在已然堕落为这些话语的记录者的作家身上，它们伴之以浅笑盈盈、挤眉弄眼，无时无刻不在玷污，比如说，某个圣伯夫爱用的口头语），因为，真正的作品不会诞生于明媚的阳光和闲谈，它们应该是夜色和安静的产物。
［这时，那位管家过来告诉我，第一首曲子演奏完了。于是我走出书房进了隔壁的客厅。客厅里的主人和宾客，都像化了装、个个都扑了粉似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们是真的老了，我也一样。］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敢相认在场的主人和宾客，为什么他们都像化了装似的，个个都扑了粉，模样完全变了。亲王依然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像个童话故事中和善的国王，但这一次，大概是自己也要遵守来宾必须化装参加聚会的规定的缘故，他嘴上挂着一部白胡子，走起路来拖着脚步，仿佛鞋底灌了铅似的，步履神态都像是在扮演人到老年的角色。
吉尔贝特·德·圣卢对我说：“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晚饭，就我俩，怎么样？”
我刚说“如果您不觉得这么单独跟一位年轻的男士”，就听到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于是马上接口说，“或者确切地说，跟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去吃饭有什么不妥的话。”
我感觉出来了，刚才引得大家发笑的那句话，很像是我母亲对我说话时说的那种话，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而且我意识到，我是用母亲的观点在评判自己。即使我最终能像她那样记录下自孩提时代以来的某些变化，那也无非是一些现在看来显得很陈旧的变化。我始终还是当初被人（当时那么说其实为时太早了些）说成“现在几乎是个大小伙子了”的那个人。我依然这么想，可是这一回却已为时太晚，晚了很多很多。我没法看清自己究竟起了多少变化。可是说实话，刚才放声大笑的那些人，他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我没有一根头发是灰白的，我的唇髭是黑的。我真想去问问他们，那件可怕的事情，到底是在哪儿露出了端倪。
现在我明白衰老是怎么回事了——衰老，也许是我们这辈子最不愿意正视的一个现实，我们宁可让它始终只是个纯粹抽象的概念，我们一页页翻过日历，在信笺上署上日期，眼看先是朋友自己结婚，而后是朋友的孩子结婚，然而由于怕，由于懒，一直没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突然看到一个熟人变得陌生的面相，比如说德·阿让库尔先生的面相，才终于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直到有一天，一位女友的外孙——我们本能地把这个小伙子当做自己的同龄人——冲着我们在笑，仿佛我们是在跟他开玩笑似的，因为在他眼里，我们早该是他的外公辈了，我们才恍然大悟。我懂得了死亡、爱情、心灵的欢愉、痛苦的疗效，以及使命感等等，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姓名对我来说失去了个性，话语却为我展示了它们的全部含义。形象之美寓于事物后部，观念之美却在前部。所以，当我们到达事物跟前时，前者之美就无法再唤起我们的赞叹，而后者，我们只有在穿越这个事物之后，才能领悟到它的美。
［我认出了发胖的吉尔贝特——已故的罗贝尔·圣卢的夫人。］
一位胖胖的女士过来向我问好；而这短短的一瞬间里，我脑海里掠过了种种不同的思绪。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作答，生怕她像我一样不会认人，大概是错把我当作别的什么人了。然而她自信的表情，却又使我疑心她说不定是个我很熟悉的朋友，这么转念一想，我脸上多出了几分笑意，但目光仍在她脸上寻找一时想不起来的姓名。这就好比一个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对怎么回答考题心中没底，目光盯在考官的脸上，徒然地想从这张脸上找到他本应从自己的记忆中去寻找的答案。于是，我朝这个胖妇人微笑着，凝视着她的脸。我依稀觉得这张脸有些像斯万夫人，这么想着，我的笑容中不由得添加了一些尊敬的意味。我心想可以不用再犹豫不决了，可是还不到一秒钟，却听得这个胖妇人对我说：“您把我当作我妈妈了，是啊，我长得越来越像她了。”就这样，我认出了吉尔贝特。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罗贝尔的情况。吉尔贝特说到罗贝尔时，始终保持一种敬重的语气，仿佛她在说的只是我的一位故友，而不是她的亡夫。有关当年的斯万小姐的所有的回忆，都已从眼前的这个吉尔贝特身上褪去，被另一个宇宙的引力吸到了很远的地方，沐浴在山楂树的芳香之中。
［我在圣卢小姐身上，体会逝去的时光这一概念：通往圣卢小姐那儿，又从她那儿辐射出去的道路，在我心中数不胜数；它们之间又有许多横向的连接通道。生活的回忆之网。］
当圣卢夫人朝另一间客厅走去之时，她的这些话带给我的惊讶，以及我的欣喜，很快就被逝去的时光这一概念所取代，就连我还没见过的圣卢小姐，也在以她的方式向我诉说这几个字：逝去的时光。而她，难道不正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犹如置身林间空地那般，处于来自不同起点（好比我们人生中的不同节点）的道路汇聚的星形路口吗？这些通往圣卢小姐，又从她那儿辐射出去的道路，在我心目中是数不胜数的。首先，贡布雷的那两边，那两条留下过我多少次散步的足迹，承载着我多少遐想的小路，会聚到了她身上——盖尔芒特家那边经由她父亲罗贝尔·德·圣卢，而梅泽格利兹那边，亦即斯万家那边，则经由她母亲吉尔贝特。其中一条，经由这位少女的母亲，经由香榭丽舍林阴道，把我引向斯万，引向贡布雷的那些夜晚，引向梅泽格利兹那边；另一条，经由她的父亲，把我引向在巴尔贝克阳光灿烂的海边尽情遐想的那些下午。这两条路之间，已经建立了横向的连接通道。这不，我在那儿结识圣卢的那个真实的巴尔贝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万对我说起那些教堂，尤其是那座波斯教堂，才惹得我心心念念想去那儿的；另一方面，由于罗贝尔·德·圣卢——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这位外甥，我又在贡布雷回到了盖尔芒特家那边。圣卢小姐还把我引向生活中许多别的节点，引向我在叔公家见到的那位粉衣女郎，她就是圣卢小姐的外婆。这儿又有了新的连接通道，因为在我叔公家领我进房间、后来又送我一张照片（我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粉衣女郎）的那个贴身男仆，他的儿子就是夏尔吕先生爱恋过的那个年轻人，不仅夏尔吕，圣卢小姐的父亲也爱恋过他，为此圣卢小姐的母亲遭过不少罪。还有，不正是圣卢小姐的外公斯万，最先跟我说起凡特伊的音乐，就如吉尔贝特最先跟我说起阿尔贝蒂娜一样吗？而且，正是在跟阿尔贝蒂娜谈到凡特伊的音乐时，我突然明白了凡特伊小姐是阿尔贝蒂娜的密友，我跟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从此出了毛病，并最终导致她的出走和死亡，给我留下无尽的哀伤。而动身前去寻找阿尔贝蒂娜的，也正是圣卢小姐的父亲。甚至我的全部社交生活，无论是在巴黎，在斯万或盖尔芒特家的客厅，还是在另一头的韦尔迪兰家，无一不是或沿着贡布雷的两边，或沿着香榭丽舍林阴道，或沿着拉斯普利埃尔城堡漂亮的平台，一一排开的。再说，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人，我们要讲述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时，我们不是都得把他们一个个地放在人生中一系列不同的位置上吗？我所描述的圣卢其人其事，会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上展开，会影响我的全部生活，即使对一些与他全然无关的，比如有关我外婆或阿尔贝蒂娜的那部分生活内容而言，这样的影响依然存在。另外，尽管韦尔迪兰夫妇属于另一个生活圈子，但奥黛特的过去，把他们和她连在了一起，夏利，则把他们和罗贝尔·德·圣卢连在了一起；而在韦尔迪兰夫妇的沙龙里，凡特伊的音乐又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最后，斯万爱过勒格朗丹的姐姐，勒格朗丹又认识夏尔吕先生，小康布尔梅则娶了夏尔吕先生监护的姑娘。诚然，倘若仅就我们的内心而言，诗人说生活扯断“神秘之线”182是言之成理的。但是更真确的说法是，生活不停地在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编织这些神秘之线，让它们穿梭交叠，愈织愈厚，直到过去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点和所有其他的点之间，都存在一张密密匝匝的回忆之网——循着网络寻找，就能找到那个点。
如果我们想要做的，并不是下意识地去应用这张网，而是回忆它织成前的模样，那么在眼下能为我们所用的这些事物中，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曾是充满活力的东西，它们为我们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而后相继转换成我们备用的素材。我被引荐给圣卢小姐，此事很自然地发生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我不胜欣慰地回想起跟阿尔贝蒂娜（我这正要让圣卢小姐来接替她呢）作伴出游的一幕幕场景——小火车上，去多维尔的途中，拜访韦尔迪兰夫人府邸，而这位韦尔迪兰夫人先是撮合然后搅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还有，圣卢小姐的外公和外婆的爱情！我们周围无处不是埃尔斯蒂尔的画作，正是这位埃尔斯蒂尔介绍我结识了阿尔贝蒂娜。而韦尔迪兰夫人步吉尔贝特后尘嫁入盖尔芒特家族，则终于使所有往昔的岁月融合了起来。
要说明我们和别人（哪怕是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人）之间的关系，就得把生活中那些各不相同的背景一一交代清楚。因此每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与我之间的关系有了某种改变，那么，他不仅在自己周围、而且在别人周围所实现的变化，尤其是他相对于我而言先后占据不同位置所引起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测量时间长度的标尺。也许正是时光（我刚在这个聚会上重新抓住了它）在我的生活中所设置的那些不同的场景，使我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一本书里讲述他的生活，那么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采用的平面心理分析，而是一种空间的心理分析；那些不同的场景，为我独自在书房里遐想时渐次恢复的那些记忆，平添了一种新颖的美——因为，记忆在把以往如同它还是当下的时候那样，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下来的同时，恰恰去除了时光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也就是使生命得以实现的那个维度。
只见吉尔贝特向我走来。她和圣卢结婚在我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当时我的那些想法依稀还在脑子里盘桓，所以瞧见有个十六岁模样的少女在她身旁时，我不禁有些吃惊，少女高高的身材挑明了我想回避不看的那段距离。无色无嗅、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为了——不妨这么说吧——让我能具体而微地在她身上看到它、触摸到它，特意把她塑造成一件精美的杰作，而我，唉！它就那么随便把我打发了完事。此刻圣卢小姐已经站在我面前。她眼窝深陷，目光锐利，鼻子如鸟喙那般精巧地微微突起，格局跟斯万的并不相似，却跟圣卢很像。盖尔芒特家族这位成员的灵魂已然消散；然而那颗有着飞鸟般锐利目光的可爱的头颅，却安然长在了圣卢小姐的肩头，当年认识她父亲的人见到此景此情，免不了会遐想良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鼻子，那简直就像是从她母亲和外婆的模子里刻出来的，微微突起的曲线，到鼻子下边那完全水平的位置才打住，整个格局非常别致，但若能稍短些则更好。这是个很别致的特征，光凭这一特征，就能从成千尊雕像中一眼认出一尊雕像来，我不由得赞美起大自然来，这位鬼斧神工的雕塑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给了外孙女——如同当初给她母亲，给她外婆一样——这果敢有力的一凿。我觉得她很美：身上还充满着希望，笑盈盈的，而使她出落得这样的，正是我失去的那一年又一年，她仿佛就是我的青春。
［我怎样来写自己的书。］
说到底，时光的概念于我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起着激励的作用，它在对我说，倘若我想实现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曾祈愿要达到的目标，那往往是些灵光一闪的时刻，或是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或是在乘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兜风的时候，那些目标使我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在我眼里变得美好了，平时人们仅仅在混沌中见到的生活，现在我好像能阐明它了，平时不断被人们误解的生活，现在我好像能还它以真面目了，总之，我也许可以用一本书把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我心想，能写这样一本书的人多么幸福，又有多少艰巨的工作要做啊！要想对这一点有个概念，不妨借鉴一些高雅而又全然不同的艺术或手段来作比较；这个作家，由于要让每种个性呈现各个不同的侧面，表现这种个性的容量，他必须细致入微地为他的书做准备，有如组织一场进攻那般不断重新配置兵力，有如忍受疲劳那般忍受它，有如履行规约那般接受它，有如建造教堂那般构筑它，有如遵守制度那般尊重它，有如克服障碍那般战胜它，有如建立友谊那般赢得它，有如抚育孩子那般给它以充足的营养，有如缔造一个世界那般创造它——连那些或许只有在另外的世界中才能解开的奥秘也不落下（我们对这类奥秘的预感，是生活或艺术中最撩拨我们心弦的猜想）。在这些巨著中，有些部分也许仅仅来得及开个头，也许由于设计规模的庞大而永远无法竣工。不是有那么些宏伟的大教堂，至今还没有完工吗！这本书，先是我们抚育它，充实它的薄弱之处，精心照料它，然后它会自己壮大起来，最后这本书会安顿我们的墓茔，保护它远离喧嚣，有时还保护它不被遗忘。
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有多重要，甚至并不怎么考虑那些将会阅读我的书的人，亦即所谓我的读者。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并不真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就是一种类似于放大镜的东西——在贡布雷的眼镜店里，店主会把这种放大镜递给顾客，让他看得清楚些；我的书为他们提供了阅读他们自己的手段。因此我并不要求他们称赞我或批评我，我只要求他们告诉我是否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在自己身上读到的，是否就是我写的这些东西（而在这一点上可能出现分歧，未必是我把事情弄拧的缘故，有时那是由于读者还没有适应借助我的书去阅读他们自己的过程）。我不时在变换比较的角度，想使我的描述更生动、更具体，弗朗索瓦兹一直望着我，就像那些默默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有着某种感应（我差不多已经把阿尔贝蒂娜给忘了，所以对弗朗索瓦兹可能伤害阿尔贝蒂娜的那些事，早就不放在心上了），我心想，我以后就得有她在身旁，几乎像她一样地工作了（至少是像她以前那样：现在她已经老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每当我把增补的纸条别到稿纸上去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就像在，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像在建造一座大教堂，我就说像在缝制一袭长裙吧183。有时候，我手头没有这些纸卷——弗朗索瓦兹管这些增补的纸条叫纸卷184——又一时急着要用，这时弗朗索瓦兹很理解我干吗会那么烦躁不安，她会说，她要是没有号码对头的丝线和合适的纽扣，也是没法缝衣裙的。况且，她在我身边生活久了，对文学写作自会有一种直觉的理解，这种理解往往比好多文人的理解更高明，至于那些蠢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比如，我当初给《费加罗报》写文章的那会儿，我们这位老总管看着我，总是一脸不胜怜悯的表情，她真心诚意地同情作家的境遇，说：“您一准脑袋瓜子疼得厉害吧。”这就好比有些人对自己不曾做过，甚至不曾想过的工作，或者对一种自己所没有的习惯，难免会对其艰巨性有所夸大，他们会对你说：“像这样打喷嚏，您多受累啊。”但是，弗朗索瓦兹能猜到我自有乐在其中之处，她尊重我的工作。但有一件事让她不高兴，那就是我常会把我的文章事先讲给布洛克听，她怕布洛克会抢先写成他的文章，她说：“对这些人哪，您可得多防着点儿，他们抄起来可麻利呢。”果然，每次我把自己的思路告诉布洛克，他听着觉得不错的时候，他总像事后想起突然似的，对我说：“您瞧，事情有多巧，我有些想法跟您像极了，我得把我写的东西念给您听听。”（当然他没能念给我听，不过当晚他就去写了。）
弗朗索瓦兹所说的那些纸卷，是一张张贴上去的，所以免不了会这儿撕裂一点，那儿扯破一点。我不明白，碰到这种时候，弗朗索瓦兹为什么不能帮我修补一下，就像她缝补自己磨勚的长裙，或者像她等玻璃匠来修厨房的窗玻璃（做个类比，我就像印刷匠）的当口，先用报纸把碎玻璃糊上呢？弗朗索瓦兹指着像虫蛀过的木头似的草稿本说：“瞧，都成什么样子了，纸边上像虫啃过似的，毛糙得像条花边。”随后又像裁缝那般打量着被虫啃过的纸说：“我想我是补不了，没救喽。真可惜啊，没准这是您写得最棒的东西呢。在贡布雷那会儿有人就说过，再精明的皮货商也比不过蛀虫。它们专拣最好的料子啃咬。”
另外，一本书中的每个个体（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由众多的印象凑集而成的，这些来自许多少女、许多教堂、许多奏鸣曲的印象，往往被用来描写一首奏鸣曲、一座教堂、一个少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书不是跟弗朗索瓦兹烧冻汁牛肉有相似之处吗？这道备受德·诺布瓦先生赞赏的冻汁牛肉，正是因为精挑细选了许多牛肉来焖煮，才使冻汁那么入味。我终于可以把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充溢在胸臆，却又以为不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写出来了——其实，那时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以为我不可能在妈妈来吻我以前安然入睡，而后来，我又曾以为我不可能对阿尔贝蒂娜爱着女人的念头泰然处之，这个念头最后终于使我在共同生活中，对她的存在漠视到视若无睹的地步；我们最大的恐惧，正如我们最大的希望一样，并不会胜过我们的潜能，我们终将能克服恐惧、实现希望。
［躯体把精神监禁在一座堡垒里；很快堡垒就被团团围住，精神最终只能投降。］
是的，刚在我脑子里成形的时光的概念，告诉我该是着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了。得赶快了。但是我在走进客厅，看到那些仿佛化过装的脸，明白了什么叫逝去的时光的那会儿，我感到过揪心般的焦虑不安；我现在动手，还来得及吗，或者说我还有体力和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吗？精神世界自有它的景色，而容我们观看的时间却是很有限的。我先前就像一个画家，顺着小路攀上了突出在湖面上的一座悬崖。平时我们被山岩和树丛遮蔽了视线，是看不见这个湖泊的。他从岩树的缺口处瞥见了它，湖的景色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眼前，他拿起了画笔。可这时夜幕降临了，他已经没法作画，而且夜色只会愈来愈浓。但我不同于这个画家，我要写刚才在书房里构思的那样一部作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在回忆所提供的许多印象中挖掘下去。否则回忆了也没用。
首先，在着手工作之前，我也许会感到不安，因为虽然我觉着（按我的年龄来说）自己前面还有一些年头，但那个时刻，毕竟是说来就来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有一个身体，也就是说，我永远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外部的和内部的。我这么说，也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已。因为，内部的危险，比如说脑溢血，其实同时也是外部的危险——它威胁到躯体。有一个躯体，对精神而言是最大的威胁。进行思维活动的人类的生活，相对于自然界的动物的生活而言，与其说是一种奇迹般的完善，不如说是精神生活构造中的一种不完善，有如原生动物以珊瑚形式共存，有如鲸的身体那样，是一种退化。185躯体把精神监禁在一座堡垒里；很快堡垒就被团团围住，精神最终只能投降。
不过，暂且还是先区分一下对精神构成威胁的这两种不同的危险，从外部的危险说起吧，我记得在以往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时刻，我在某种情况下会中止肉体的活动，唯有脑子处于亢奋的状态，比如说，我喝得醉醺醺地离开里弗贝尔的餐厅，乘车去附近的游乐场的那会儿，我就非常清楚地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思维的现时目标，意识到这完全是种偶然，不仅这个目标以前不曾进入过我的思维，而且，它将和我的躯体一起化为乌有。当时我没有在意这些。我的欣喜是无所忌惮，无忧无虑的。即使这种快乐极为短暂，顷刻过后就会烟消云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感到的幸福，并非来自一种跟过去隔绝的纯主观的神经紧张状态，而是来自情绪的释放，而过去，就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成形，以现实的姿态出现在眼前，暂时地（可惜啊！）赋予我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真想把它留赠给那些我能用自己的宝贝使他们富足的人们。诚然，我在书房里感受到，并想加以保护的东西，仍然是愉悦的情绪，但那已不是自私的愉悦，或者至少已经具有了一种能为他人所用的利己性（因为自然界中一切生命力旺盛的利他主义，必然是按照一种利己主义的模式在发展的，对人类来说，凡是不符合利己主义原则的利他主义，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作家而言，这种利他主义往往表现为中断自己的工作，去接待一个倒霉的朋友，去担任一份公职，去写一些宣传文章）。当初从里弗贝尔一路回去，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心情，我已经没有了，我感到自己身上承载着的那部作品，分量越来越重（如同捧着一件别人托付给我的珍贵而易碎的物品，一心想把它完好无损地交到指定的收件人手中，而不是留在自己手上）。现在，一旦感觉到了自己身负承运一部作品的使命，一场可能导致我死亡的事故，在我就变得更加可怕，甚至（在我觉得写作这部作品既很必要又会旷日持久的情况下）非常荒谬了，它跟我的意愿，跟我意识深处的生命冲动都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它发生的可能性，却并不会因此而有所降低。因为（每天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故，往往就是如此。比如说你凝神屏息唯恐弄出声音吵醒一位睡着的朋友，不料桌上放得太靠边的水罐，突然摔了下来，还是吵醒了他）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即由物质原因引起的事故发生时，是全然跟我们的意愿相违背的，我们既不愿意看见它的发生，可是事故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照样还是发生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脑袋是个富矿，其中储藏着分布范围很广、品种非常丰富的珍贵矿脉。可是，我还有时间去开掘矿脉吗？我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原因有二：随着我的死亡同时消失的，不仅是唯一的能够开采这些矿石的矿工，而且是矿脉本身；而一会儿我回家的路上，只要乘坐的车子跟另一辆车碰撞一下，我的肉体就将毁灭，而我的精神（生命会从中撤离）将不得不永远舍弃那些新颖的思想，在这一刹那，我的精神尽管还来不及把这些思想安全地存进一部著作中去，但仍在仓促间，用它颤抖的、能起保护作用却又相当脆弱的矿浆，把它们包裹了起来。然而，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这种推理出来的对危险的惧怕，恰恰是在不久前我对死亡变得不大在意的当口，在我心中滋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想到我会变得不再是我，我就感到不胜恐怖，对于曾经体验过的每次新的爱情（对吉尔贝特的，对阿尔贝蒂娜的）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无法承受那个爱她们的人有一天会不再存在的想法，那每一次爱情都像一种死亡。但这种恐惧，由于不断在更新，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宁静。
甚至不一定非得出一次事故，才会损伤脑子。我在大脑出现一种空白状态，或者丢三落四忘掉东西时，都能感觉到脑子损伤的症状，东西放在哪儿我压根儿就忘了，后来还是偶然看见，才又找到的，就好比整理物件时，眼前突然冒出一件东西，你都忘记自己曾经找过它了。面对这些症状，我就像一个守财奴眼见保险箱有了个洞，金银财宝不断地在流出来。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我，为财宝的丢失而悲伤，想靠回忆来阻挡这种丢失，但很快我就感觉到回忆在衰退之时，把那个我也带走了。
［死亡的意识对于写作意味着什么。］
虽然如上所述，有一段时间里，死亡的意识曾使爱情在我眼里变得很黯淡，但自那以后，对爱情的回忆帮助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我明白，死亡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从孩提时代算起，我早已死过好多次了。就说最近的那段时间吧，我不是曾经把阿尔贝蒂娜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吗？当时我难道能设想有一天我会中断对她的爱情吗？然而现在我不再爱她了，我不再是爱她的那个人，而是不爱她的另一个不同的人了，自从我成为另一个人以后，我就终止了对她的爱。不过我并不为自己成为另一个人、不再爱阿尔贝蒂娜，而感到难过；想到有一天我的肉体会不再存在，无论如何也不如当年想到有一天我会不再爱阿尔贝蒂娜时，那样地感到伤心。然而，如今我对不再爱她居然已经毫不在意了！这一次次的死亡，我曾经担心它们会使一切都毁于一旦，而在每一次死亡过后，当为它担心的人已不再感觉到它的时候，它却变得那么云淡风轻，那么柔和甘美，这一次次死亡终于使我明白了，害怕死亡是不明智的。然而现在，不久前刚变得对死亡满不在乎的我，重新又开始惧怕死亡了，自然，是换了一种形式，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书而怕，要写成这部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缺不了这个处于诸多危险威胁之中的生命。维克多·雨果写道：
青草总要生长，孩子终会死去。186
而我想说，残酷的艺术法则就是这样，人类死去，我们自己受尽磨难死去，都是为了让青草得以生长，不是从忘川中，而是从永恒的生命中生长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就是茂盛的青草，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来到草地，他们不会想到长眠于青草之下的那些人，他们是来开心地享用“草地上的午餐”的。187
上面说的是来自外部的危险；另外还有来自内部的危险。就算我躲过了一次外界的劫难，谁又知道我会不会无缘消受上天的这份恩宠，由于一次源于自身的变故，一次内心的劫难，而坐失写作这部书所必需的那些年月呢。
待会儿我沿香榭丽舍林阴道回家的路上，谁能担保说我一定不会像外婆一样突然发病呢，那天下午她和我在这条林阴道上散步——那是她最后一次散步，但她根本想不到（我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种想不到之中）时针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既定的位置，时钟脱钩的发条就要敲响既定的钟点。我会不会也像她一样呢？
［……］
这个死亡的念头，就如爱情一样，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并不是我喜欢它，我讨厌它。但由于我时不时要想到它，就像想到一个还没爱上的女人那样，这个念头现在已经完全附着在我大脑最深的那一层上，我凡是要做一件事，必得先让死亡的念头渗透进去，否则就没法去做这件事，甚至哪怕我什么也不做，完全处于休息的状态，死亡的念头也会如同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念头一样，不离不弃地伴随着我。我想，有一天我变得生活无法自理，下不了楼梯、想不起自己叫什么、起不了床的时候，那未必是事故造成的，也未必是由死亡的念头，由觉得自己离死亡已经不远的念头，近乎下意识地引起的，我想那也许只是因为，两个念头碰在了一起，心灵这面巨大的镜子必然会把一种新的现实反映出来。然而我没有看到，我身上的这些疾病，换在别人身上是完全可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直接致死的。但此时我想到别人，想到所有那些每天死去的人，却并不觉得他们的疾病和死亡之间的不相衔接，会使我们有什么异常之感。我甚至想，仅仅因为我是从内部（乃至通过希望的幻灭）在观察他们，所以虽然我相信我已来日无多，但我仍然觉得有些疾病孤立地看并不是致命的，正如那些相信自己大限已到的人，尽管对此深信不疑，但当自己没法说话时，往往还会以为这不是发病，不是失语症，而只是舌头不利索，只是一种由神经紧张引起的类似口吃的现象，或者只是消化不良导致的极度乏力的缘故。
［我要写出另一个时代的《一千零一夜》和圣西门《回忆录》。］
对我来说，我要写的是另外的东西，篇幅更长，写的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写作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白天，我最多只能试着睡一下。如果我要写作，那必定是在夜晚。我需要多少个夜晚哟，说不定是一百个，说不定是一千个。我每天都将生活在焦虑之中，不知道自己命运的主宰，那位也许还不如沙赫里亚尔苏丹188宽宏大量的命运之神，每当清晨我还没把故事讲完时，他会不会把我的死刑判决宽延到下一天，让我还能有一个夜晚来继续讲下去。我这么说，绝无再写一部《一千零一夜》的意思，我要写的，并不是同样也是夜晚写作的圣西门那样的《回忆录》，也跟任何一本我在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心爱的书都不一样，尽管当年我对那些书近乎迷信的依恋，堪比日后对爱情的依恋，尽管那时只要想到会有一本书跟它们不同，就会让我不胜惊骇。但是，正如埃尔斯蒂尔之于夏尔丹，一个人只有把他所爱的东西先抛弃，才能重新把它做出来。我的书，想必也像我的肉体一样，总有一天会死去。生死有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得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自己在十年以后将不再存在，我的书在一百年以后也将不再存在。所谓永生，不仅人没有这种可能，作品也没有这种可能。
那也许会是一本像《一千零一夜》一样长的书，但跟它完全不一样。是的，当一个人喜欢某个作品时，他很可能会想创作一部相仿的作品，但我们应该割舍这种一时之爱，别去考虑自己的兴趣，而要关注那个真实的存在——它非但不问你喜欢什么，而且不让你往那上面想。只有当你跟着它往前走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跟你曾抛弃的东西相遇，在已然忘却它们的情况下，写出另一个时代的《一千零一夜》或《圣西门回忆录》。可是我还来得及吗？会不会为时已晚？
我想到的不只是“还来得及吗？”而是“我还行吗？”疾病犹如一个严厉的听忏悔的神甫，在让我死于世间的同时，也帮了我，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89，疏懒使我免于任性，疾病说不定又会使我免于疏懒，疾病耗尽了我的精力，正如我很久以来，尤其是在中止了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时所注意到的那样，它耗尽了我用以回忆的精力。而通过对种种印象的回忆来进行创作，往深处挖掘这些印象，阐明它们的意义，把它们转换成与之相当的知性层面的内容，对于我方才在书房里设想的那样一部艺术作品来说，不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甚至近乎唯一的写作手段吗？哦！要是我还像在书房里看见《弃儿弗朗沙》时回想起的那晚一样，还有那样充沛的精力，那有多好啊！正是从妈妈没来吻我的那个夜晚开始，后来伴随着外婆缓慢的死亡过程，我的意志、我的健康慢慢地在走下坡路。就在我想到，要等第二天晚上才能用唇去吻妈妈的脸，我实在受不了的那一瞬间，我下了决心；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着睡衣跑到窗口，在月亮的清辉下直等到听见斯万先生离去。爸爸妈妈送他出门，我听见花园的门打开，响起铃声，门重又关上……
［在我的作品中安置时光的体式。］
然后，我突然想到，要是我还有精力完成我的著作，这次下午聚会——如同当初在贡布雷某些对我影响至深的日子一样，这次聚会在今天让我同时产生了写作我这部书的念头，和生怕不能实现这个想法的忧惧——也许首先就是为这部书指明了它的体式，那是一种我曾经在贡布雷的教堂中隐约感到过的、我们通常看不见的体式，亦即时间的体式。
还有，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位置，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是一个事实，但又是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不解的事实，惟其如此，所以我才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应该试图来阐明个中的道理。我们不仅能感觉到自己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位置，而且干脆就像测量在空间中所占的位置那样，来大致测量这个位置的大小。这不，即便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如果有两个他不认识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两人都留着黑色胡子，或者都把胡子剃光，他多半还是能说出其中一人是二十来岁，另一人是四十来岁。当然，这样判断陌生人的年龄，出错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出这种判断，这本身就说明我们是把年龄看作一件可测量之物的。第二个留黑胡子男人比第一个男人大的那二十岁，确是我们加上去的。
如果说我现在要着力强调的，是这种植入式的时间观念，那是因为就在此刻，在盖尔芒特亲王的府邸里，我又听见了爸爸妈妈送斯万先生出门的声音，听见那金属般清脆而又刺耳的门铃声响个不停，宣告斯万先生终于走了，妈妈终于可以上楼来了。我又听见了它们，它们此刻位于过往的岁月中某个遥远的位置，但我听见了它们。我当初听到它们的那一刻，和盖尔芒特府上的这个聚会之间，自然发生过很多事情，我一一回想这些事情之际，不禁惊骇地想到，莫非那只小小的门铃还在我身上响着？那铃声，由不得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兀自在刺耳地响着——我记不清它是怎样停歇的了。为了让它重新响起，为了让我能重新听见这铃声，我得让自己对周围那些戴着面具的宾客的谈话声充耳不闻才行。为了尽量听得更真切些，我必须重新深入自身中去。这么看来，这铃声始终在那儿响着，我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承载着的那个无限伸展的往昔，也始终在那铃声和当下这一刻之间存在着。那铃声当初响起的时候，我已经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了，而从那以后，若我还想听见那铃声，就得让它不要中断，就得让我自己不能有片刻停歇，须臾不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思考和那份自我意识，往昔的那一时刻，依然在我身上流连，我只要深入到自身中去，就依然能找到它，依然能回到它那儿去，这是因为，人的躯体就像这样地包含着往昔的岁月，它们会对爱它们的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既然它们包含着那么多有关欢愉和欲念的回忆，尽管这些回忆已经从爱它们的人身上淡去，但对那个在沉思中沿着时光的维度往上追溯的人来说，它们依然是残酷的，他对这个心爱的躯体的嫉妒之深，会使他宁愿看着它毁灭。人死后，时间会从躯体中消遁，回忆——如此冷漠、如此苍白的回忆——会从不再存在的个体上消退，而且很快也会从现在仍在受回忆折磨的另一个人身上消退，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身上的欲念不再能滋养这些回忆之时，也就是它们的终结之日。我凝视着她熟睡的那个阿尔贝蒂娜，她已经死了。
我又困又怕地意识到，这段漫长的时光，是我从未间断地生活过、思考过，是从我身上一点一点流淌出来的，它是我的生命，它就是我，而且不仅如此，我还得每时每刻都和它维系在一起，它支承着我，而我，处于它那令人眩晕的极顶，倘若不带上它，根本就动弹不得。听见贡布雷花园门铃声响的日子，已经那么遥远，却始终在我心中，那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的那个宏大维度中的一个坐标点。当我犹如从耸入云端的高处往下——也是在我自己身上——看见那么多的岁月的时候，我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终于明白盖尔芒特公爵——瞧见他坐在椅子上，我曾经很羡慕他，觉得他尽管脚下的岁月比我多得多，却并不怎么见老——何以会在站起身来的时候，身子摇晃，腿像某个老迈的大主教那样直打哆嗦，被年轻力壮的神学院学生簇拥着的那位大主教，周身上下只剩那个金属十字架还是牢固的，他在历经八十三个年头好不容易抵达的极顶上往前跨步时，犹如一片树叶那般抖颤着，仿佛踩在一副有生命的、不断增高——甚至会超过钟楼——的高跷上，他颤颤巍巍地跨出了那艰难而危险的一步，却一下子从极顶摔了下来。（人上了年纪，脸容就会跟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哪怕再眼拙，也不可能看错，绝不会把他们的脸混淆起来，老人的脸总要透过一层浓密的云雾才能看清，莫非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担心我脚下的高跷已经很高，觉得自己恐怕没有精力把已经往下退得很远的以往再维系多久了。所以，倘若我还能凭这点精力，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我首先要写的就是一个个人（即使说不定会把他们写得怪怪的），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那是一个比他们在物质空间中逼仄的占地大得多，而且无限延伸的位置，因为他们就像沉潜于岁月之中的巨人，同时触摸到了他们生活中那些不同的时期，而在那些不同的时期中间，无数的日子各就各位——安置它们的，正是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