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开春,议院颁发了对胡果·威恩申克的赦令,于是这位过去的经理在徒刑期满前半年恢复了自由。
如果佩尔曼内德太太肯讲实话,她就会承认这并不是一件怎么使她欢欣鼓舞的事,她倒宁愿一切都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她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安安静静地住在菩提树广场,平常来往的除了渔夫巷外就只有她幼年求学时代的朋友,母姓封·席令的阿姆嘉德·封·梅布姆了。她的这位女友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便也移居到城里来。她早已认识到,出了故乡的城门,没有什么适合她居住又不辱没她身份的地方,加之她在慕尼黑一段生活的回忆,她的日益恶化的消化不良症,她日益需求安宁的生活。这样,虽说祖国已经统一了,她却一点也不想在晚年的日子仍然迁到别的大城市去,更不必说移居国外了。
“亲爱的孩子,”佩尔曼内德太太对她的女儿说,“我得问你点事,问你点要紧的事!……你是不是从心坎里爱你的丈夫?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他是不是爱到这个地步,以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都愿意带着孩子跟着他?”
伊瑞卡·威恩申克太太淌着眼泪——她流眼泪的原因怎样解释都可以——回答了母亲的问话。正像多少年前冬妮在汉堡的别墅里也曾在同样的情形下回答过她父亲的问话那样,伊瑞卡的回答也是从自己的天职出发的。从这件事以后,人们都知道不久这对夫妻就将劳燕分飞了……
佩尔曼内德太太坐着一辆门窗关得严严的马车从监狱里把她的女婿接回来的一天,正像威恩申克经理被捕的那一天一样可怕。她把他接到菩提树广场自己的住宅里,他手足无措地和自己的妻子行过见面礼以后,就躲进给他预备的一间屋子里,从早到晚只是吸雪茄,不敢到街上去,甚至吃饭大部分也不和家人在一起——他已经成了一个垂头丧气、头发斑白的人了。
监狱生活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损害,胡果·威恩申克的体质一向非常健壮。虽然如此,他的遭遇实在非常悲惨。这个人干的事,十之八九他的大部分同行没有一天不在明目张胆地干;如果他没有被捕,无疑他也会良心清白、高视阔步地继续走自己的道儿。如今看到这个人从市民的地位上坠落下来,受到法律判决,受了三年囹圄之苦,在精神上竟这样一蹶不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法庭上,他怀着极大的信心为自己辩护,而且别的懂行的人也同意他的意见,说他只不过为了公司和个人的利益而采用一种比较鲁莽的手段,这在商业界是一种有先例可援的惯例。但是那些在他看来对这件事毫不懂行的法官,那些活在另外完全不同的见解和观念中的老爷却判了他盗骗罪,而且他们的判决,一经过法律形式竟使他的自尊扫地,弄得他再也无颜见人。他那有弹性的步履,他那些大胆自如的姿势,在大礼服里扭动腰身、摇摆拳头、瞪眼睛,他那惊人的天真憨直,肆无忌惮地讲故事、问问题,丝毫也不理会自己的无知、没有教育——这一切都不见了。一点踪迹也寻不出来了。当家里的人看到他这副怯懦、沮丧、尊严丧尽的样子,简直都不寒而栗起来!
整整有八九天的工夫,胡果·威恩申克先生除了吸烟以外什么事也不干。在这以后,他开始读报纸,写信。这样又过了八九天,他才含混其词地宣布,他在伦敦似乎得到了一个位置,但是他想一个人先去,先把事情安排一下,等一切就绪以后,再把家小接去。
在伊瑞卡的陪伴下,他坐着一辆门窗关得严严的马车到了车站,离开了这个城市。动身以前他没有去看望别的亲友。
几天以后,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从汉堡寄来。信里面说,他已经打定主意,在没有给妻子谋求出适当的活路以前,他不想和她们团圆,甚至不想和她们通信。这是胡果·威恩申克留下的最后信息,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再听到他的一点信儿。佩尔曼内德太太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几次设法探听她女婿的消息——她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对人说,她这样做是为了搜集更有力的证据控告他有意弃养而提出离婚——而且她对于这些事也非常内行,办得既周到又有魄力,可是威恩申克先生却始终像石沉大海一样无影无踪。这以后伊瑞卡·威恩申克就一直带着她的小伊丽莎白留在母亲身边,在菩提树广场的一间明亮的楼房里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