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狄奥蒂玛和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的友谊这才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
就友谊借以取名的身体部分而言，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部分位于头和心之间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只好称狄奥蒂玛为他的知心朋友[6]，如果这个词儿还通用的话。伯爵阁下敬仰狄奥蒂玛的才智和美貌，却并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由于他的好意相助，狄奥蒂玛的沙龙不仅获得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如他惯常所说的，还履行着一个职务。
就他个人来说，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阁下“只不过是个爱国者而已”。但是国家不仅由王冠和人民以及其间的行政部门组成，而且在国家内部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思想、道德、观念！不管伯爵阁下多么虔诚信教，作为一个在自己的庄园上办工厂的充满责任感的人物，他并不孤陋寡闻，也不会没认识到，今天的才智在许多方面已经摆脱了教会的监护。因为他不能想象，譬如，一家工厂、一笔粮食期货交易如何可以按宗教原则加以经营管理，而另一方面，没有交易所和工业，一座现代化大农庄便无法合理运转；而如果伯爵阁下接到他的财务主管的报告，主管向他指出，如果与一批外国投机商建立联系那么一笔生意就比在国内的拥有土地的贵族一边好做，那么，伯爵阁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决定赞成前一种做法，因为客观情况有其自身的理性，人们不能简简单单按感情去反对这种理性，如果作为一家大型农庄的经营管理者人不仅为自己个人，而且也要为无数别人的生存承担责任的话。有某种类似专业良知的东西，它也许和宗教良知有矛盾，而莱恩斯多夫伯爵则深信，连红衣大主教碰到这样的事也不会采取和他不一样的行动。莱恩斯多夫伯爵当然也时刻准备着在上院的公开辩论会上对这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一俟他张开嘴巴要作这样的阐述，情形就好像人们把一个插头拔了出来，而他则在另一个电路里流淌。顺带说及，大多数人在公开表态时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人指责伯爵阁下，说他做了他在公开场合所反对的事，那么，莱恩斯多夫伯爵一定会怀着神圣的信念严厉谴责这种说法是煽动分子的蛊惑人心的谬论，这些人对生活的广泛的责任一窍不通。尽管如此，他自己却认识到，种种永恒的真理与种种比传统的、美好的简朴纷乱得多的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事情，而且他也已经认识到，这种联系哪里也不会有，只有在加深了的平民教育中才有；它将自己那些在法律、义务、道德和审美领域里的伟大思想和观念一直伸展到日常的纷争和矛盾之中，他觉得这就像一座活的杂乱植物搭成的桥。人们立足于它虽然不像立足于教会的教条那样稳固和安全，但是这完全有必要而且责任重大，由于这个原因，莱恩斯多夫伯爵不仅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而且也是一个热情的平民理想主义者。
狄奥蒂玛的沙龙在其成分方面符合伯爵阁下的信念。狄奥蒂玛的社交聚会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人们在重大的日子会在那儿碰上平时无法与之谈上一句话的人，这些人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太有名气，以致人们简直无法与他们谈论最新的消息，人们还从未听说过蕴含着他们的世界声誉的那个知识领域的名字。这里有各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会发生一位理论语法学家碰上一位半抗原研究员、一位核化学家碰上一位量子理论学家的事，艺术和文学新流派的代表人物不计在内，他们每年更换称号并且可以在他们出了名的专业同行身旁、在有限程度上经常出入那里的沙龙。一般来说，这种交往都是这样安排的：大家杂乱着来，和谐地混合在一起；通常只有年轻的有特殊才能的人狄奥蒂玛才用单独邀请的办法使其避离这种混杂的聚会，而对于罕见和特殊的客人，她就善于不引人注目地优先照顾、兼收并蓄。使狄奥蒂玛的府第比所有相似的府第显得更为出色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恰恰就是那门外汉原理；那种实用观念的原理——拿狄奥蒂玛的话来说——从前曾分布在神学核心的四周，作为一群虔诚创作的人，其实是作为一个纯粹由未出家修士和修士组成的团体，简短说，就是那个行为基本原理；而在神学已经受到国民经济学和物理学的排挤、狄奥蒂玛的有待邀请的地球上英才代表名单逐渐增长至《英国皇家协会科学论文目录》的今天，未出家修士和修女因此也就由银行经理、技术员、政治家、政府各部高级官员以及上层社会和附属于它的社会的女士和男士们组成。对妇女们，狄奥蒂玛尤其表示关切，但是比起“有智力的妇女”，她更喜欢“贵妇人”。“今天生活受到知识过重的负荷，”她惯常说，“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放弃‘不屈的妇女’。”她坚信，只有不屈的妇女尚还拥有那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有能力用存在力去拥抱智力，按她的观点，这智力为使自己得救显然很有必要这样做。而且，她的这种关于拥抱妇女和存在力的看法也受到年轻男性贵族的高度评价，他们经常到她的沙龙做客，因为这被认为是习俗，而且图齐司长也并非不欢迎；因为没有分裂的存在如今颇合贵族的胃口，而尤其是对于谈情说爱、做长时间倾心交谈的人来说，图齐府比一座教堂还更受欢迎，在那里人们可以成双成对地深入交谈，而不会惹人注意，这倒是狄奥蒂玛不曾料想到的。
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倒是没有把这两个本身十分丰富多彩的、在狄奥蒂玛这儿混合在一起的原理称作“真正的高贵”，他用“产业和教育”这个名称概括它们；但他更喜欢使用那个“职务”概念，它在他的思想上占有优先地位。他的观点是，每一项工作——不仅是官员的，还有工厂工人或音乐会歌唱家的——都是一种职务。“每一个人，”他惯于说，“在国家都有一个职务；工人、王公、手工业者都是官员！”这是他那始终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实事求是、独立不羁的思想的结果，在他看来，最上层社会的先生们、女士们和这些文人、学者或许多尖端学科的研究者们闲谈并仔细观看在场的财政巨头们的夫人，也就是在履行一个重要的、即便是无法清楚表述的职务。这个职务概念替他取代了被狄奥蒂玛称作自中世纪以来便已失落了的人的行为的宗教统一性。
从根本上看来，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应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狄奥蒂玛称这种假象为文化，并且通常加上一个特殊的修饰语称之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自从她的虚荣心经扩展变成才智以来，她日益频繁地学着使用这个词儿。她把这理解成为：挂在皇家博物馆里的委拉斯凯兹[7]和鲁本斯的图画；贝多芬几乎可以说是个奥地利人的这个事实；莫扎特、海顿、斯特凡大教堂、城堡剧院；传统上隆重的宫廷礼节；云集着一个五千万人口国家最雅致的服装店的第一市区；高级官员的谨慎行事方式；维也纳的烹调；认为自己是除英国贵族以外最高贵者的贵族，以及这贵族的一座座古老的宫殿；有时散发着真正的、通常则是散发着虚假的文艺灵感的社交聚会气氛。她也把这理解成为这样的事实：在这个国家里，承蒙一位像莱恩斯多夫伯爵这样的大人物看得起，把他自己的文化宏图移置到她的府上。她不知道，伯爵阁下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他觉得不宜对一种往往容易失控的革新打开自己的宫殿大门。莱恩斯多夫伯爵常常暗暗惊骇自己美丽的女友谈论由人们惹起的激情和纷乱或革命思想时的那种自由和宽容态度。但是狄奥蒂玛没察觉这一点。她遵循着一种分离，在几乎可以说是职务方面的不贞洁和私人的贞洁之间，犹如一个女医生或一个社会救济机构女工作人员；如果一句话触犯她个人，那么她总像被触及了一个受伤部位似的很敏感，但是她不带个人色彩地谈论一切并且在谈话时只能感觉到，莱恩斯多夫伯爵显得很受这种混合情感的吸引。
只是，生活若不在别处拆下砖瓦来便什么也建不成。令狄奥蒂玛感到既痛心又惊讶的是，一颗很小的、梦一般甜蜜的幻想杏仁核，当她的生活尚还不含有任何别的内容时曾包含过它；当她下定决心嫁给这个看上去像带着两只黑眼睛的皮旅行箱的副领事图齐时，它也还曾存在过；可在这成功的年代里它却消失不见了。诚然，她所理解的如海顿或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其中许多一度曾经只是一项麻烦的学习任务，而现在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魅力，这和盛夏蜜蜂嗡嗡叫一样具有英雄气概；但是，这不仅逐渐变得单调乏味，而且也费力乃至毫无指望。狄奥蒂玛及其著名的客人们的情况与莱恩斯多夫伯爵及其银行界中间人们的情况没有什么不一样；不管人们还是多么希望使他们与心灵统一起来，这就是做不到。对于汽车和X光线人们可以说，这让人产生感情，但是试问如今每天都产生出来的这无数其他发明和发现，除了完全一般性地赞叹人类的发明才干之外，人们还能拿它们怎么样呢，久而久之这给人相当呆滞的印象！伯爵阁下有时来和一位政治家交谈或让人把一位新客人介绍给自己，他热情洋溢地谈论加深教育，讲得好不轻巧；但是如果人们像狄奥蒂玛那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情况便表明，不可克服的障碍不是深度，而是教育的宽度。如果人们和行家交谈，那么甚至像希腊的高贵的朴素或预言家的意义这样与人休戚相关的问题也化解成为形形色色无法消除的怀疑和可能性。狄奥蒂玛体会到，著名的客人们在她的晚聚会上也总是成双成对地叙谈，因为一个人早已经充其量只能和第二个人中肯和理智地交谈，而她则实际上和谁也不能进行这样的交谈。可是狄奥蒂玛却因此而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人们称之为文明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同时代人的痼疾。这是一种不利的状况，充满了肥皂、无线电波、数学和化学公式的傲慢的信号语言、国民经济、通过实验进行的研究以及人们没有能力举办一次简朴而高雅的聚会的这个事实。蕴含在她自身中的智力的贵族与社会的贵族的这种关系，这种责成她十分谨慎行事并且不顾种种成果而带来某些失意的关系，她也逐渐觉得越来越具有不是什么文化时代，而只是一个文明时代所表明的那种性质。
据此，文明就是一切她的智力所不能主宰的东西。因此，这很久以来并且首先也就是她的丈夫。
